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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内外各方热议的一个概念。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已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明显放缓，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于是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 经济 创新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范围约在4000-10000美元），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从历史经验上看，全球范围内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和东亚地区。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像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这四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各国GDP并没有继续显著增长，而是始终挣扎在人均10000美元以下，直至2011年，各国才逐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见这些国家都经过了长期的停滞徘徊期。 然而在东亚，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却迅速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日本在1968年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二十位，但在之后的十年里，日本继续保持了高速經济增长，很快就追上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更是如此，1980年人均GDP还不到2000美元，但1995年就成功突破了人均10000美元的大关，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历史上有哪些经验教训？
一般来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具有以下普遍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脆弱。那么为何有的国家会在这样的困境中长期徘徊，而有的国家却能大步向前？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适应已经慢慢出现变化的产业结构，从而失去了发展的重要机遇。比如内需增长乏力，出口放缓，对外需依赖性上升，优势产业竞争力下降；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传统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以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求，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在发展后期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掣肘效应，野蛮式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昙花一现而没有持久生命力，而以往被发展中国家所津津乐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从优势地位滑落，人口红利渐失，相反出现的是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后备力量不足；三是不能突破技术创新瓶颈。这既包括制度创新也包括技术创新。没有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开发，有效投资机会就会不足，没有先进的制度保障，市场化进程就会越来越迟缓，而造成的结果就是，市场将失去对资源的有效性配置，越是稀有资源，就越不受市场控制。而取得跨越陷阱成功经验的日韩等国，则是归功于其三大调整：一是产业结构调整：由第二产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过渡；二是产业类型调整：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三是社会类型调整：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积极培育和建设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理论上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经济发展成功，与拉美等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劳动力人口庞大，人口红利水平较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二是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城市化进程受户籍制度等限制相对缓慢；三是在国际贸易的初级链条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又拥有潜在的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得益于这几个优势，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实现了向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快速迈进的阶段性胜利，赶超了日韩，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两年，我国GDP增速明显放缓，一些之前并不明显经济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鉴于曾经有之前拉美国家的先例，国际社会开始热议我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全球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已远远不能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提并论，主要应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分析：
国际方面，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对中国的崛起已从心理提防转变为行动遏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系列战略调整都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将朝向更多是消极乃至敌对的方向发展。此外，我们的周边邻国印度，向来以赶超中国经济为目标，不但同样具有我国传统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其创新力和科技力的快速提升也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其余东南亚国家则成为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宠，我国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
国内方面，笔者认为我们更要清醒认识到这几十年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正在愈发严重：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已经显现，青壮年劳动力数量明显下降，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198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仅为5%，2014年这一比例已超过10%，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因为劳动力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居民消费意愿不强；二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大城市扩张迅速，贫富悬殊开始加剧，最明显的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时我国基尼系数为0.2-0.3，到近两年这一系数已接近0.5，尽管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但接近70%的人口人均收入却不足1200美元，巨大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三是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际市场不断萎缩，我国出口产品缺乏技术创新，大部分企业只是简单停留在加工和再加工的初级水平，因此，随着出口订单数量大幅下降，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企业大部分倒闭，少数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此外，还有更加急迫的环境污染问题、各种金融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以及社会信任等公民道德层面的伦理问题等等。以上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将中国推向“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真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国要想按期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目标就将变得极其困难。因此，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寻找合理有效的解决途径，避免我国重蹈拉美国家覆辙就变得十分重要。 中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仍能通过进行以下一系列改革举措，来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具体是：
第一，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市场增长。我国拥有庞大可观的国内市场，国家内部的消费和市场需求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的最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经济能够在经济危机面前屹立不倒的基石。立足于国内，减少对外部经济依赖，即便世界经济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我国仍能通过刺激民众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一点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政府应更多给予优惠政策，通过适当降税、扩大开放，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吸引民众更多在国内消费。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是一个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稳定的压舱石。而凡是长期处于陷阱中的国家，必是贫富悬殊巨大。因此，我国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公平分配和再分配，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去实现，这就需要国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着力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第三，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创新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大力鼓励企业创新技术和管理体制，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科技含量，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快从原来出口低端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此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包括关停原有那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第四，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放开多数行业的市场管制，调动市场自身活力，完善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合理配置资源，发挥市场效率。在市场化竞争中，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相比于大型国企和传统企业，他们往往更具灵活性、更有活力和创新精神，但他们却很难获得相应的资源进而去和大企业竞争。国家应对中小企业成长给予更多扶持和优惠政策，让他们快速成长并成为主体公有经济的重要补充，进而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加速促进的作用。
[1]匡贤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和规避[J].南方日报，2010，（04）
[2]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刘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05（13）
[4]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内外各方热议的一个概念。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已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明显放缓，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于是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 经济 创新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范围约在4000-10000美元），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从历史经验上看，全球范围内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和东亚地区。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像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这四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各国GDP并没有继续显著增长，而是始终挣扎在人均10000美元以下，直至2011年，各国才逐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见这些国家都经过了长期的停滞徘徊期。 然而在东亚，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却迅速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日本在1968年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二十位，但在之后的十年里，日本继续保持了高速經济增长，很快就追上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更是如此，1980年人均GDP还不到2000美元，但1995年就成功突破了人均10000美元的大关，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历史上有哪些经验教训？
一般来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具有以下普遍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脆弱。那么为何有的国家会在这样的困境中长期徘徊，而有的国家却能大步向前？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适应已经慢慢出现变化的产业结构，从而失去了发展的重要机遇。比如内需增长乏力，出口放缓，对外需依赖性上升，优势产业竞争力下降；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传统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以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求，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在发展后期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掣肘效应，野蛮式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昙花一现而没有持久生命力，而以往被发展中国家所津津乐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从优势地位滑落，人口红利渐失，相反出现的是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后备力量不足；三是不能突破技术创新瓶颈。这既包括制度创新也包括技术创新。没有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开发，有效投资机会就会不足，没有先进的制度保障，市场化进程就会越来越迟缓，而造成的结果就是，市场将失去对资源的有效性配置，越是稀有资源，就越不受市场控制。而取得跨越陷阱成功经验的日韩等国，则是归功于其三大调整：一是产业结构调整：由第二产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过渡；二是产业类型调整：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三是社会类型调整：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积极培育和建设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理论上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经济发展成功，与拉美等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劳动力人口庞大，人口红利水平较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二是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城市化进程受户籍制度等限制相对缓慢；三是在国际贸易的初级链条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又拥有潜在的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得益于这几个优势，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实现了向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快速迈进的阶段性胜利，赶超了日韩，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两年，我国GDP增速明显放缓，一些之前并不明显经济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鉴于曾经有之前拉美国家的先例，国际社会开始热议我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全球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已远远不能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提并论，主要应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分析：
国际方面，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对中国的崛起已从心理提防转变为行动遏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系列战略调整都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将朝向更多是消极乃至敌对的方向发展。此外，我们的周边邻国印度，向来以赶超中国经济为目标，不但同样具有我国传统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其创新力和科技力的快速提升也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其余东南亚国家则成为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宠，我国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
国内方面，笔者认为我们更要清醒认识到这几十年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正在愈发严重：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已经显现，青壮年劳动力数量明显下降，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198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仅为5%，2014年这一比例已超过10%，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因为劳动力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居民消费意愿不强；二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大城市扩张迅速，贫富悬殊开始加剧，最明显的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时我国基尼系数为0.2-0.3，到近两年这一系数已接近0.5，尽管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但接近70%的人口人均收入却不足1200美元，巨大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三是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际市场不断萎缩，我国出口产品缺乏技术创新，大部分企业只是简单停留在加工和再加工的初级水平，因此，随着出口订单数量大幅下降，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企业大部分倒闭，少数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此外，还有更加急迫的环境污染问题、各种金融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以及社会信任等公民道德层面的伦理问题等等。以上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将中国推向“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真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国要想按期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目标就将变得极其困难。因此，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寻找合理有效的解决途径，避免我国重蹈拉美国家覆辙就变得十分重要。 中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仍能通过进行以下一系列改革举措，来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具体是：
第一，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市场增长。我国拥有庞大可观的国内市场，国家内部的消费和市场需求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的最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经济能够在经济危机面前屹立不倒的基石。立足于国内，减少对外部经济依赖，即便世界经济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我国仍能通过刺激民众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一点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政府应更多给予优惠政策，通过适当降税、扩大开放，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吸引民众更多在国内消费。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是一个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稳定的压舱石。而凡是长期处于陷阱中的国家，必是贫富悬殊巨大。因此，我国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公平分配和再分配，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去实现，这就需要国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着力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第三，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创新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大力鼓励企业创新技术和管理体制，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科技含量，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快从原来出口低端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此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包括关停原有那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第四，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放开多数行业的市场管制，调动市场自身活力，完善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合理配置资源，发挥市场效率。在市场化竞争中，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相比于大型国企和传统企业，他们往往更具灵活性、更有活力和创新精神，但他们却很难获得相应的资源进而去和大企业竞争。国家应对中小企业成长给予更多扶持和优惠政策，让他们快速成长并成为主体公有经济的重要补充，进而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加速促进的作用。
[1]匡贤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和规避[J].南方日报，2010，（04）
[2]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刘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05（13）
[4]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