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这样说，所谓疑难案件，在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个事实或证据问题
　　
　　传说清朝时候，一个瞎子走进一家卖肉的铺子，叫喊了一声，无人应答，瞎子就从装肉的竹笼里偷了一些钱走了。卖肉的追了上来，瞎子捶胸顿足，大叫道：“天呀，他欺我瞎子抢我钱！”案子告到赵廷臣那里，双方仍然争执不下，于是赵廷臣叫人把钱放在水中煮，只见油花浮出水面，于是赵廷臣就把钱判给了卖肉的。
　　类似所谓“巧断”的案件作为佳话流传下来并不少见，这种断案的智慧依据其实不过是生活中的常识，即卖肉者的钱沾满了油渍。不过我们非常有理由怀疑其在法律上的可靠性，至少可以说，作为流通的货币，瞎子的钱也可能沾满油渍。
　　生活常识并不总是生活真实，已经发生的事情往往不乏偶然与意外。所以，对一个案件的下判，首先需要 图片： 探究的不是法律的适用，而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是常说的案件事实。几乎可以这样说，所谓疑难案件，在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个事实或证据问题。
　　古时候，有个楚国人去买宝珠，他被那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所吸引，他买走了盒子归还了宝珠。买椟还珠者不常有，而偷椟还珠者也并非不可能。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被告人来到某个电器商场，见四周无人，从陈列照相机的货架上偷偷拿了一只陈列的盒子，装进自己的随身背包中。他大模大样地向商场出口走去，但商场出口的警报器还是叫了起来，他不顾保安人员的拦截夺路而逃。
　　这一切，已被商场的监控录像记录下来。如果清朝那家肉铺中也装有监控录像，赵廷臣就不必那么煞费苦心地煮钱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控录像是通向真相之门的万能钥匙，而事实也正如此。被告人辩解说，他只是偷了一只空盒子，里面其实没有相机。
　　这个辩解似乎并不具有说服力，装着照相机的盒子与空盒子的重量明显不同，除非被告人有意偷一只空盒子，而被告人恰恰也是这样辩解的。他说，在这个商场中曾经因为偷东西被保安人员打过（这一情况经查证属实），所以故意偷只空盒子戏弄保安人员。
　　一个事实清楚的简单盗窃案件，几经搬弄口舌就变得飘忽悬疑，以至演变成一个缩小了的另一个事实证明问题，即空盒子中到底有无照相机。
　　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对人的主观性保持着充分的警惕，从不放弃探寻真相的努力，并且对人类还原真相的能力有着足够的自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指引下，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定条件。
　　而在本案中，在无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下，既便是在摄像镜头的全程监控下，盒子中到底有无照相机这一情节，仍然只有被害人陈述的单方证据。也就是说，被告人偷了一只盒子证据确实充分，而盒子中有无照相机证据仍有不足。
　　但如果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我们陷入了无限证明的泥沼。如果我们能够证明盒子中有照相机，被告人可以辩解其实不是那个标签标注的价格昂贵的照相机，只是一个尚未达到犯罪标准的照相机。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盒子中有无照相机其实不是个事实问题，而是个辩解问题。而对于辩解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汲取一点赵廷臣煮钱的智慧，也就是生活的常识。
　　虽然被告人曾在该商场被保安人员打过的辩解经查证属实，但我们仍然相信，被告人偷一个空盒子戏弄保安人员的辩解不合常理。如果可能，偷一只货真价实的照相机对于被告人来说更加值得一试。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长期以来不仅糊弄了社会公众，有时候也糊弄了法律人，让他们不得不觉得自己比别人懂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