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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进入山区，气温骤降。昨晚下雪了，公路旁的岩石崖壁以及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到积雪，雪虽不厚，但在贵州，这却是比较少见的景象。天色渐暗，窗外的山形轮廓越来越模糊，赵翔的身体随着行进的汽车上下颠簸。这情境，让他突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刚刚担任平坝县公安局长，堆积如山的案件像大山里的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他的肩上。贵州山多，不少涉嫌杀人、抢劫、贩毒的要犯为逃避打击，干脆钻进大山，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年大年三十，赵翔带着六七个刑警，带上简单的行囊，挤上两辆老式吉普，悄悄开进了山里。老式吉普没有空调，人在车里冻得思维都僵硬了。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在险象环生的悬崖峭壁间穿行，时不时一个突然减速或转弯，让人心惊肉跳。在一条山间的断头路上，疲惫的吉普终于“罢工”了，追逃小组只得步行……
为了不暴露身份，追逃小组化装成当地人，在山里踏冰卧雪与逃犯周旋，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困了睡岩洞，整整鏖战了六天五夜，最终把七名逃犯抓捕归案。城里的群众和战友们用鲜花和鞭炮迎接归来的英雄。从此，赵翔把平坝县公安局这个光荣集体带上了“全国优秀公安局”五连冠的辉煌之路。
1997年隆冬的一个上午，已经升任贵州省公安厅禁毒处处长的赵翔突然接到黔西南州公安局的报告，毒贩将在云南省德宏州露西县的滇缅边境与缅甸毒枭交易大宗毒品。赵翔本可以坐镇黔西南州兴义市公安局指挥，但他担心头一次参加跨境作战的弟兄们的安全，果断决定与他们一同奔赴一线。
从兴义到滇缅边境，只有昆明到楚雄的公路是等级公路，其余都是二战名将史迪威将军留下的“弹石”公路。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艰苦跋涉，次日凌晨两点，参战民警全部结集在露西县遮放镇。此时，离交易时间还差四个多小时。绕道走好一点儿的公路相对安全，但肯定赶不上交易时间，还会失去最佳时机。赵翔果断决定，冒险走乡间小道。
为了不引人注目，德宏的警察兄弟把赵翔的“三菱吉普”换成了“北京吉普”，怕车灯暴露行动，行车全程关闭车灯，只能借着月光向滇缅边境行驶。
这一辈子走过多少险峻的道路，赵翔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这次绝对是他这一生中最难忘的行程。山路险峻，有的地方车子只能勉强通过，驾驶员不敢冒进，就叫随行的侦查员在车子前方用手机屏幕的微光照明，轮胎不能有半点儿偏离，否则就会掉下深不见底的山谷。有几次，被吓得一身冷汗的驾驶员担心赵翔的安全，要求他下车。赵翔急了：“往前开，没有事，要死我陪你！”他只想着怎么能够尽快赶到目的地，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天拂晓，他们终于提前半小时赶到设伏地点。接下来的事情没有一丝悬念，仿佛就是精心设定的一盘棋局，毒贩在规定的时间出场，潜伏的侦查员迅猛出击，犯罪嫌疑人全部束手就擒。
原路返回的时候天已大亮，随行的所有队员站在高高的山梁上，看着几小时前走过的艰险小道，再看着狭窄小道两旁的万丈深渊，都不敢相信昨晚怎么那么大的胆子，黑灯瞎火的，竟然敢走这样的路。于是，赵翔命令所有人员改道回程。赵翔也是一阵后怕，要是那天夜里有人掉下山崖，该怎么交代？
回忆起这些经历，想到民警们为了破案，连命都不要了，赵翔的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多年前的细节突然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人世间，有些变化是慢慢进行的，但当你察觉到变化时，早已物是人非。赵翔仿佛突然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是快要退居二线的年龄了……
“赵副厅长，我们快到了。”潘战的声音把赵翔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人一旦经常陷入回忆的状态，是不是就说明老了？不过，让赵翔略感欣慰的是，面对重大案情，他觉得自己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兴奋，就仿佛紧绷的弹簧，随时都能爆发出力量。
赵翔打开车窗，让冷冽的山风清醒一下头脑。他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迎接——想到这儿，他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也许，是迎接自己从警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挑战。
不过，直到这一刻，赵翔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挑战是多么的非同寻常。未来的五十二天，不仅将成为他本人，也将成为专案组六百多民警难以磨灭的记忆……
案发年关
2014年1月13日，农历癸巳年十二月十三。这一天本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日子。如果一定要说特别，那就是离农历甲午年春节还有十八天，空气里弥漫的年味越来越浓，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仿佛是新年渐渐临近的脚步。
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位于贵阳市龙洞堡的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里依旧忙碌。民警们对于过年的概念和常人不同，岁末年关，案件高发，往往是他们神经最紧张的时候。好在他们早就习惯了，忙归忙，紧张归紧张，毕竟是常态。如果这时候突然冒出个什么大案，他们也不至于多么吃惊。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天发生的案子，已经不能用吃惊这个字眼儿来形容了，是震惊！
1月13日十四时三十八分，刑侦总队长陈小刚接到黔东南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朱江平的电话：“凯里市龙场镇老山村一个叫别干太的地方刚刚发生爆炸，初步确定死亡三至五人。我们正在赶赴现场的路上……”
陈小刚的神经猛地绷紧，爆炸案可是敏感案子，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更何况眼看就要到春节了。从朱江平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那个叫别干太的地方地处荒郊野外，爆炸现场是个流动赌场，据说有不少赌徒在此聚集。朱江平刚才说的“初步确定”让陈小刚心里不踏实，但愿伤亡人数不要再扩大……
情况紧急，陈小刚马上向分管厅领导赵翔报告案情。接着，又把电话打到厅党委办公室，请潘战立即通知各位厅领导。不巧的是，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正在参加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手机处于屏蔽状态。 到达别干太时，李老三特意看了一眼挂在赌棚上的石英钟，他记得当时是下午两点十五分。蓝色防雨布搭建而成的赌场里，几十个赌客正围在“滚地龙”赌台周围，大呼小叫，比拼着下注。扑面而来的那股浊气，让李老三觉得仿佛进了牲口棚，但这是他喜欢的味道，是钱的味道。李老三满心欢喜地走过去，不过，他没有急于参赌，而是坐在外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中年男女身边。他不着急，先看看再说。
李老三挤在两个熟人中间，边聊天边看热闹。下注完毕，大骰子顺着坡面滚落，不少人站起身来，向前探着脑袋，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三个即将滚落到木箱底部的骰子上。
就在这时，赌台中央突然掀起一股夹杂着泥土的黑浪。李老三不及反应，只觉眼前的人都像纸人一样被这股黑浪掀了起来，接着，他自己也被掀了起来……
关于有没有爆炸的巨响，事后的取证中，争议很大。离事发地两三公里外的村民都听到了一声闷响，房屋也打摆子一样一阵猛烈摇晃，他们还以为是邻近的煤矿在放炮。而李老三却没听到爆炸声，场子里的其他幸存者也没听到——他们距离爆炸中心不远不近，近的全死了，他们离得稍远，直接就被震晕了。
五分钟后，李老三恢复了意识。他听到了周围的哭喊声，不过，唤醒他的不是哭喊声，而是剧痛。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爆炸，但他已看不到爆炸后惨烈的景象了。他在爆炸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一条腿，另一只眼睛视力严重受损。他努力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一片鲜红……
“老山前线”
十九时许，刑侦总队长陈小刚率队赶到现场。黔东南州、凯里市党委政府、武警、消防及医护等多方人员已经到达别干太。
此时，死者还留在原地，等待验尸取证。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伤员都已送往医院，一些伤势较轻者最后才得到救治。至于那些没有受伤的，早就跑掉了。为什么呢？一是被吓坏了，属于本能反应;二是担心警方追究责任，于是逃之夭夭。附近村庄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以及闻讯赶来的遇难者亲友，都围在警戒线外面，有些人还企图闯到中心现场一探究竟。因为下过雪，走动的人多，地面泥泞不堪，现场显得十分混乱。
黔东南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朱江平正在组织警力清理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并对现场拍照、录像。陈小刚率大部队到来后，立即下令采取三条措施：一是规划领导进出现场的路线，二是着手准备专业的现场勘查设备，三是对重点现场明确专人守护，禁止闲杂人等靠近！
与陈小刚同时到达现场的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周松，对凯里乃至整个黔东南州，可以说相当熟悉。早在1998年，他作为一起重大案件专案组的成员，在凯里连续办了两起大案。后来，他到黔东南州公安局挂职副局长，一干就是八年。因此，当他听说凯里这边的“野赌场”发生了爆炸，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有人输钱输急了眼，抑或“堂主”或庄家之间分赃不均，想不通了，这才一不做二不休。
周松记得，几年前，也是年终岁末，在黄平县，一个输惨了的赌徒，为了出一口恶气，往赌场里丢了个炸药包。好在这老兄胆子小，慌张之下装错了引线，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至于为了抢劫财物而炸赌场，也不是没有可能，类似的案件以前也发生过。那些铤而走险之徒之所以经常采用爆炸手段，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这里地处山区，开矿、修路、取砂采石，处处需要使用炸药，而相关部门管控不力，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不过，现场的惨状还是让周松十分震惊。陆续来了不少熟人，有省厅的，有州局的，也有市局的，更多的是虽不在同一单位共事却一起办过案的同行，大家因为这起爆炸案聚到一起，都有些久别重逢的激动，但脸上的表情一律是沉重的。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的确很难放松，大家只是握握手，拍拍对方的肩膀，克制地表达彼此的问候。周松还遇到了凯里市局的一位副政委，想起这位副政委曾经在黄平县某镇派出所工作，周松心里一动，马上把对方拉到一边问：“你熟悉黄平的情况，看看这手段，这狠劲，像不像那里的人做的？”
可惜的是，对方刚和他打过招呼，还没来得及说上两句，就被旁边的人叫走了，这个话题没有进行下去。案子破了以后，周松多少有些懊恼，事实证明，当初自己的直觉是对的，可是为什么没有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
等大部人马到齐时，现场已是另一番景象。照明设备到位，临时帐篷也支起来了，各种物资堆放整齐，看上去，更像一个连夜赶工的工地。这时天已经黑尽，爆炸中心所在却被几盏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强光之下的现场，似乎把白天的血腥放大了无数倍。天气很冷，雾气弥漫，地上的枯草凝结着白霜。四下静得出奇，哪怕寒鸦突然的啼叫，也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那是死亡的气息。还有硝烟味，随着风势忽浓忽淡，即使在爆炸后几个小时，也没能完全散尽。
这一点，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王键记忆深刻。当时他正用一只塑料小方凳当桌子，统计和记录现场的有关数据，一股硝烟味随风而来。电话响了，对方问：“你在哪里？信号太差，听不清……”
他站起身，想找个合适的位置，可是脚冻僵了，不听使唤了。是啊，我在哪里？他环顾四周，仿佛时空错位，眼前非同寻常的场景又让他觉得似曾相识。是的，他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影片中出现过类似的画面。他有些恍惚，感觉自己是一个士兵，从枪林弹雨中生还，环顾左右，试图探明自己身在何处。
“我在老山前线！”他凶巴巴地吼了一声算作回答。
没错，老山村的爆炸现场，自然可以算作“老山前线”了。
现 场
1月13日十九时五十分，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秦如培与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赶到现场。
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孙立成厅长回忆说：“对这个案件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党委对这个案件的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我还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省委赵克志书记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解案情，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要求，而且省委书记、省长在第一时间联名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发出了公开信，要求动员起来，在全省开展一次打击赌博犯罪的专项斗争。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那天晚上一共给我打了三次电话，非常关心案件的情况。” 陈小刚总队长引领着秦书记和孙厅长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山坡上走去。尽管陈小刚事先打预防针一样介绍了现场的情况，但爆炸中心的惨烈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领导们的想象，气氛有些压抑。陈小刚指着探照灯下的那个烂摊子——依稀看得出是一个倒塌的棚子，棚子的框架上残留着蓝色防雨布，此刻正在风中簌簌抖动。陈小刚告诉秦书记：“这就是赌场……”
炸点在棚子的中心，很显眼，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大坑，据后来测量，深度为0.8米，直径为3.3米。从地下翻出来的土是黄褐色的，与周围的积雪形成鲜明反差。
以炸点为中心，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布着十多具尸体，大多是不完整的，断肢残骸随处可见，有些甚至被抛到二十米之外的树丛中，地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凝固的血迹……令人诧异的是，棚子东侧一根横梁的北端，竟然还挂着一只红色的石英钟，除了表面玻璃破碎，其他零件都不少。这差不多是现场唯一保持完整的东西，当然，它已经停止走动，指针停留在两点三十七分五十四秒。不过，这并不是爆炸发生的准确时间，后经查证，爆炸发生在十四时三十三分。
“太惨啦，太惨啦！”秦如培书记摇着头，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以前也见过不少刑事案件或突发事故的现场，但与眼前的爆炸案相比，惨烈程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是啊，”赵翔副厅长感叹，“在我办过的案件里，这应该是死伤人数最多、性质最为恶劣的一起。死了这么多人，这么大的破坏力，得用多少炸药啊！”
孙立成厅长说：“死伤这么多人，可以想象社会关注度会有多高！”
“是啊，大家都会盯着我们，看我们贵州警察有没有真本事。有句老掉牙的话，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其实多半都是事后说给别人听的。可是现在，除了这句话，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秦书记停顿一下，“你们一定要抓紧破案，把罪犯绳之以法，给公众一个交代，也给受害者家属一个说法！”
“一定！”两位厅长异口同声地回答。
对公安机关来说，任何命案，无论大小，在真凶落网之前，压力总会如影随形，伴随始终。作为省公安厅的两位负责人，这么大的案子摆在面前，即使别人不施加压力，压力也会不请自来。秦书记可能也觉得压力一下给得太大了，于是又给两位厅长减压。他转移话题，问赵翔：“怎么样，有点儿什么头绪没有？”
赵翔摇摇头，这可能也是他感到气馁的地方。从他到凯里，再到案发现场，几乎还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可支撑案情研判的。案发地处在荒郊野外，无视频监控，无人员居住。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探头在爆炸点三公里以外，是一家工厂自己安装的，效果极差，路上汽车一过，灯一闪，只留下一团刺眼的白光，估计对排查帮助不大。而且，手机信号不稳定，时有时无，甚至会出现“漂移”现象，无法准确定位。至于那些爆炸中的幸存者，不是失聪就是脑子短路了，还没回过神来，全都是一问三不知，自然也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如此威力的爆炸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永久性的，能不能唤起爆炸前的记忆，暂时也说不好。凶手究竟是谁，动机何在，人在哪里，是死了还是活着？这些破案最要紧的构成因素，目前都还是悬疑。就初步排查的结果来看，侦破这起爆炸案的难度，可能要大大超过赵翔的预期。
“现在来看，难度很大——当然，难度再大，我们都会克服。如果现代化手段暂时派不上用场，那就只能用传统的方式，一摸二排三审查，下苦功、打硬仗，先从现场勘查入手……”赵翔不想把话说得太满。不过，这样一来，他就一反常态了，和他一贯的北方硬汉作风截然不同。
果然，秦书记听出来了，又赶紧给他打气：“管他传统还是现代，能解决问题就行！”
孙立成厅长建议：“等部里的专家来了，我们商量一下，统一一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案件，不仅是孙立成履职担任贵州省公安厅厅长以来面临的第一大案，也是贵州警界几十年来所面临的第一大案。要说此刻他的心情，用面对央视记者采访时说过的话来描述，再贴切不过。他说：“这个案件是对贵州公安的一次大考，如果案件破不了，贵州公安就是不及格。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无论向组织还是向人民群众都无法交代……”
眼下，显然是个难局，但茫然也好，困惑也罢，对赵翔来说都是正常的。他从警三十多年了，分管刑侦工作，先后参与过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事）件侦破工作，比如瓮安“6·28”事件、福泉“11·1”爆炸事故、关岭“1·12”枪击案、威宁中水“8·12”杀人案、威宁“12·31”九人死亡事故，以及印江金店百万珠宝抢劫案、遵义法警被杀案等大案要案，哪一件是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一开始不都是迷雾重重，甚至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案情再复杂，侦破难度再大也算不了什么，无非就是要你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多动脑筋、多吃苦、多卖力而已。这么一想，难度似乎也变得可感可知了，就像夜幕之下那些影影绰绰的大山，看起来既远又近。
二十一时十五分，一行人来到凯里市龙场镇政府，秦如培书记主持召开现场工作部署会，明确由秦书记牵头，成立由孙立成负责的案件侦破组、黔东南州委书记李飞跃负责的善后处理及综合保障组、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彭德全负责的舆情信息组、省卫生厅负责的医疗救治组。会上，孙立成要求省公安厅、黔东南州公安局、凯里市局成立联合指挥部。
二十二时二十五分，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与孙立成通话，指示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抓紧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尽快查清案发原因，确定犯罪嫌疑人;二是全力救治伤员;三是做好相关的稳定工作和善后工作;四是注意舆情引导;五是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驰 援
1月14日凌晨一点，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忠义抵达凯里。刘忠义是国内著名的刑侦专家，也是此行的公安部专家组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曾指导和参与破获的一些重大案件都是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比如周克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涉案千万元的衡阳团伙抢劫案等。然而有关他的事迹，见诸媒体的资料少之又少。正因为行事低调，作风稳健，让他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南方周末》曾在周克华被警方击毙的当晚，对刘忠义做过专访，并以《周克华密码》为题刊文报道，一度将他带入公众视野。文章中，刘忠义详解八年破案全程，对周克华“这个职业犯罪人”进行分析和解读，称在警方击毙周克华之前，他的性格、相貌、身份乃至走路时右腿比左腿快0.02秒等习惯，已逐一被警方掌握。密码全部被警方破解后，周克华终于打光底牌，走向穷途末路。刘忠义反复提到“前期工作对犯罪嫌疑人信息研判发挥的作用”，强调长达八年的积累和铺垫，对最终毕其功于一役的重要性。周案的告破，融合了当今最先进的刑事侦查理念和技术，在中国刑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刘忠义作为公安部专家组的负责人，其名探风范，于文中可见一斑。
陈小刚打去电话时，刘忠义正在河南指导办案。那是一起银行抢劫案，除了案情盘根错节，他同时也在忍受着腰椎疼痛的折磨。几个月前，刘忠义因左腿肌肉萎缩和腰间盘突出刚做过手术，医生说术后恢复需要八个月到一年时间，但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刘忠义只用了四个月就“重出江湖”，结果造成二次损伤，手术效果大大打了折扣。医生叮嘱他，他这病坐的时间长了不行，走的时间长了也不行，最好是躺卧静养。可老天成心要折磨他，让他这个赫赫有名的刑侦专家不得不腰部扎上绷带，马不停蹄地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案发地。这次他能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从郑州飞来，一方面说明这起爆炸案的影响有多大，另一方面，可见公安部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以及志在必得的决心。
公安部专家组的到来，尤其是刘忠义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专家的出现，无疑给寒天冻地中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们打了一剂强心针。有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神探莅临指导，破案的信心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孙立成、赵翔两位厅长与刘忠义都是老相识了，尤其是赵翔，他的握手与拥抱，来得更加有力。
赵翔和刘忠义都是老公安了，又多年从事刑侦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奉献多年。赵翔副厅长分管刑侦总队和禁毒总队，对公安工作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个部门是公安队伍的核心所在，工作最苦最累，麻烦也最多，但同时这里又最锻炼人。刘忠义也一样，调到公安部之前，他曾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与赵翔算是真正的同行。两人那时候就打过交道，一起开过会，一起做过案情研判，可以说是知根知底，都佩服对方的见识与胆略。
刘忠义在赵翔的陪同下来到爆炸现场时，已是1月14日凌晨两点钟。刘忠义朝爆炸中心走去时，尽量踩在别人留下的脚印上，慢慢地找着落脚点，为的是避免对现场的破坏。每遇到一具尸体，他就停下来，默默地凝视片刻，既像观察又像默哀。赵翔和他一样，也踩着前面的脚印行进，两人就像过一条小河滩，一前一后来到炸点。
依照各自的经验，两人针对炸坑形态、坑沿松紧度等情况交换了看法。看来炸药是埋在赌具的盒子底下的，爆炸释放的当量及破坏形式不像TNT，至于是哪种炸药，哪种启爆方式，用了多少炸药;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还是两个，要想移动那么重的一个大盒子，一个人的力气够不够;爆炸时他或者他们在哪里，是死了还是跑了，动机何在……尽快揭晓是当务之急。
“先不管这些。”赵翔打量着炸坑，“我们就认个死理，一点点挖，一点点抠，不信找不到有用的东西！”
刘忠义就在炸坑旁站着，一动不动，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看上去，与其说在思考，还不如说在凭吊，仿佛在追思亡者，偶尔会从嘴里蹦出几个词，当然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跟在一边的赵翔也不知道他在念叨什么。
远处有人招呼赵翔，赵翔却示意大家不要打扰刘忠义。对于一个优秀的刑侦人员来说，面对现场的第一眼是最重要的，甚至能决定破案的走势。
刘忠义终于回过神，两手摊开，朝上做了个张开的动作，然后转过身对赵翔呵呵一笑：“老赵啊，我同意你的看法，现代的科技手段，啥都用不上，只能用老办法，走传统模式。目前来看，难度会很大，搞不好就是人海战术，地毯式搜索，这一点，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赵翔很想和刘忠义深入地聊一聊，比如那个玄妙的手势，还有他对案情的初步评估，但他忍住了。他估计刘忠义还没有想好，换成他，也不会把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但有这种默契已经足够了，足够支撑他朝着某个方向一直走下去。
有了这个共识，接下来，赵翔和邹碧声两位副厅长在凯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主持召开了一个专案分析部署会，研究确定“1·13”案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此时，由公安部刑侦局大案处副处长柳佳带队的公安部专家组一行七人陆续到达凯里，有的还没放下行李就进了会场。赵翔就目前掌握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提出了办案思路;案发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对有关情况作了汇报，对领导和专家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和解释;刘忠义谈了对爆炸现场的初步印象，肯定了赵翔提出的侦破思路，并给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们则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提出建议。不知不觉中，这个会开到了凌晨四点多。
眼看天就要亮了，想到山上光线太差，去了现场也干不成事，赵翔便叫大家去休息。大家都说，宾馆也没必要去了，就地打个盹，再一起去现场。说着，大家就在会议室里搬桌子拼椅子，胡乱凑合着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的别干太，在爆炸中心的周围还有很多人。法医王运模和省公安厅痕迹物证中心的几位同事，头天晚上七点多钟就跟着技术处处长陈康到了山上，一直待在现场外围等着专家组。而专家们是午夜后从各地陆续赶到的，到了凯里又在临时指挥部开会，不知要开到几时。终于得到确切的消息，现场勘查推迟到天亮后进行，王运模他们这才钻进停在半山腰的车里，好歹睡了一小觉。账篷数量有限，而且即使在里面也睡不着，眼睛刚闭上就给冻醒了。由于地面潮湿，坐没坐处，更多的人只能站在田坝边，围着篝火，度过临战前的一夜。
“现场就是凶手的名片！”
1月14日八点三十分，来自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以及贵阳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公安机关的一百多名刑事技术人员，在老山村“1·13”爆炸案现场别干太会合。
进入现场之前，赵翔告诫大家：“现场就是凶手的名片。任何一丁点儿疏忽，都可能让凶手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我要你们打起精神，睁大眼睛，堵住所有的缺口，把犯罪铁证抓住！” 在贵州，就现场勘查的范围而言，除了福泉马场坪“11·1”爆炸事故，就要数凯里的“1·13”案了。而从警力投入上看，“1·13”案的规模要大得多。凯里“1·13”爆炸案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犯罪分子有预谋，有一定的爆炸枝术，这就要求现场勘查要更严谨，更规范，更细致，标准也更高，要为最终破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场的地面上，用红色警戒带分划成一个个方格，警戒带不够用，就用普通的绳子代替。密密麻麻的格子，多得数不过来。当然，也不用数，这种网格化分区，每一格都放置了标示牌，现场共划分为九十五个区域。炸点周围，东西向二十二米、南北向十米范围内，编号为0区，也是核心区。核心区域的小方格很小，不足一平方米。其他区域，即1区至94区，属于外围区，每一格五米见方。有人小声嘀咕说：“都说天罗地网，天罗咱没见过，但地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人员分工定位后，先由痕迹、影像、法医技术人员打开通道，进入现场标示并记录炸坑、尸体位置。对现场进行定位保全拍摄后，由北京来的法医专家田雪梅副处长、王坚处长、孙建军副处长、刘开会处长以及省厅法医专家王运模等十五人组成的法医组首先进入核心区。他们穿着白色和蓝色的现场勘查服，戴着口罩、手套，脚上套着鞋套，对受害者的遗体进行归类、生物样本提取。这项工作是有时效性的，因为生物样本每时每刻都在变异，受环境的影响很大。
十五位法医专家被分成了五个组，一个组对付三具尸体。不过，这也是泛泛而言。因为爆炸现场几乎看不到全尸，有些尸块甚至难以判断出自何处，只能作为无主的尸块，附上吊牌存疑。它们最后的归属，可能要由实验室的DNA鉴定才能确认。
法医们在进行尸检时，需要现场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个体特征的甄别，比如疤痕、痣等生物标志，确认是不是同一人;然后是这个人的大致身高、性别、年龄，以及有无爆炸外的损伤;最后则是对损伤的进一步确定，如受伤位置，是否致命，有无残渣随爆炸混入——这些残渣很可能与爆炸物有直接关联，是爆炸装置的一部分。
尸检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十几具尸体在现场的位置，还原出爆炸瞬间的状态。这种现场还原，既可以判断爆炸的威力，还有可能顺藤摸瓜，让嫌疑人现形！
生物样本的提取和鉴定在当天中午一点钟结束，之后，遇难者的遗体被送往殡仪馆暂时保存，而由法医们提取的各种样本则以最快的速度送往省厅或公安部进行物证鉴定。按王运模的说法，他当时还是满怀希望的，也许通过DNA的比对，能加速对犯罪嫌疑人的指认，在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例子。
晚上开会前，王运模遇到赵翔副厅长，两人错肩时，赵翔叫住他：“王老，今天你那里能给我整出个把人不？”
王运模知道赵厅长在跟他开玩笑，他人长得显老，做事又沉稳，所以厅长喜欢这么叫他。他赶紧答道：“可以，全部兜着的，一个不漏！”
“一个不漏还不行，要把他揪出来！”
遗憾的是，检验报告出来后，王运模发现，除了警方查证的参赌人员，并没有其他可疑的DNA存在。这当然有两种可能，一是凶手当时没有受伤，二是凶手根本就没有在中心现场。如果这还算一种收获的话，那么理化那边的残留物检验就更让人失望——那些送检的死者身上的衣物和现场杂物，比如泥土、门板等爆炸中心残留物，甚至死者的手指甲泥都检查过了，竟无法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专家分析，这可能和当时潮湿的天气有关，因为头天晚上下了雪，无机炸药具有水溶性，在这些物证上的留存量极少。
贵州省公安厅的物证鉴定中心在西南地区颇具影响，被公认是一个很权威的鉴定部门，但为了保险起见，这些检材又被送往北京作进一步鉴定。北京的鉴定结果与贵州一致：虽有铵留存，但并不足以确定炸药的类型。
勘 查
法医组已经预先登场，其他几组则随即分布到爆炸现场的九十五个区域。勘查过程中，要求撰写现场勘查笔录，提供现场绘图，确保物证的合法及溯源性，所有物证均有编号、有名称、有提取部位、有提取方法、有提取人的记录。
几位爆炸现场勘验专家在对炸坑做过仔细的勘测后，发现与他们以往的经验出入很大，几乎没有类似的案件可资借鉴，每个人的意见都迥然不同，争议很大。比如说炸药量，专家们接触过的预谋性爆炸案现场，炸药量一般也就是几百克，远远不足以造成此案这么惨重的后果;再比如炸药的安置，确定了埋入式还不够，埋得是深是浅，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还需要慢慢地推算出来;最重要的是炸药的种类，一时也难以确定。总之，要对爆炸案现场做出初步的评估，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和论证看来必不可少。
爆炸专家之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痕迹专家班茂森处长带领部分技术人员对炸坑进行勘查。他们把核心区再次细化，每人负责一个小方格，或蹲或跪，从泥土里、草根下一点一点抠，提取所有可能遇到的生物样本、爆炸残留物以及烟头、纸巾、食物残渣等，就连地表的泥土也被筛选了六七遍，并分袋贮存，以备再次勘查。
在外围区的勘查以省内的技术人员为主，他们的工作同样艰巨。由于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不同，理解力、执行力也不同，而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最后的勘查结果，因此，省厅刑侦总队技术处处长、痕迹物证中心主任陈康一直在外围区不停地走动，时刻提醒大家要万分小心，不能放过任何可能与犯罪行为有关联的物证。
先求“全”，再保证“精”，最后才是关联。这是陈康的思路。对现场勘查来说，求“全”就是不放过每一个痕迹物证，实施地毯式搜索，之后才是对重点关键物证反复检验，找出与犯罪的关联——这才是现场，亦即“犯罪分子名片”的解读法。当然，要做到关联并不容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要分析、判断，去芜存菁，一步步靠近真相——但这是后话了，前提是你要有完整的没有遗漏的物证收集。
2010年在威宁中水发生的“8·12”灭门惨案，作为专案组成员，他跟着赵翔去了现场。经过仔细勘查，确定此案系一人所为，凶手半夜入室行凶，动机不明。受害者一家三死一重伤，现场到处都是血迹。但是，凶手留下的线索却不多，除了一枚沾血的鞋印，就剩下一滴血迹。这一滴血看似毫不起眼，但其所处位置相对于受害者留下的大量血迹显得孤立。凭着这一滴血提供的DNA信息，赵翔指示专案组在男性死者的家族中展开Y系排查。排查进行了十多天，连最有可能作案的死者的堂哥都被排否了，案件侦查走进了死胡同。
“怪事！”赵翔发火了，“你们肯定是把什么人给漏掉了！”
果不其然，又过了一遍筛子，发现那位堂哥有个十四岁的儿子，案发后不知跑哪儿去了。这事起初就没人在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做出什么事来？这可是三死一伤啊！现在赵翔下令找人，其实大家也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当侦查员们来到河北某地的一处建筑工地，当要找的人出现在他们眼前时，全都吓了一跳。这哪儿像十四岁的孩子啊！身高一米八，长得五大三粗的，在工地上当搬运工。毕竟是个未成年人，一审就招了。入室盗窃，是冲着钱去的，行窃时被发现，于是行凶杀人。刀子都捅弯了，最后把自己的手割了一个小口子，流下了一滴血。DNA比对的结果，作案工具的起获，都与他的口供相符。
跟着赵翔一起破过案的人几乎都会说，和他在一起能学到不少东西。别的不说，光是那股子较真劲儿，就够你学的了。任何一个案件，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铆足了劲儿，全身心投入，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他常说，先不要管结果如何，问问自己，是不是功夫下足了，力气都使出来了？如果连这种基本功都不具备，那还破什么案？
在陈康看来，这还只是皮毛而非精髓，认真固然不错，但赵翔办案的精髓还是他对物证的态度，有了这个前提才会有后面的认真和全身心的付出。
在本案中，陈康带领的团队——刑事技术工作组，主要承担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现场实验、现场复原、物证保全、重点人员住所搜查、重要物证关联分析、关键物证的剖析及制作现场勘查卷宗等工作，工作量十分惊人。就拿现场勘查来说，事后统计，他们复勘现场竟有四十一次之多，累计参与勘查现场人数达四百余人次！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大家心里都清楚，案件不破，勘查不止，检验不停，这是赵翔的要求，也是陈康的要求，更可以说是整个案件侦破的关键所在。
残缺的电路板
现场勘查总算有了一些发现。在炸坑内提取到疑似电雷管脚线皮一段、纽扣电池一粒、金属丝一段、电瓶铅网残留物一块、黑色碎布片一块、蓝色电线一段。在炸坑边缘以外的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也提取到了被炸损的电路板、电雷管脚线、电容器、蓄电池铅网、蓄电池外壳等。这些物证看上去全都是残渣碎片，有些甚至碎成了芝麻粒大小，但在行家眼里，它们都是宝贝。
这些关键物证的发现，着实令人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一小块残缺不全的电路板，专家初步判断，应该是遥控装置的起爆器电路板。连见多识广的刘忠义都觉得很幸运，因为据以往的经验，这块电路板完全有可能被炸成粉末！
山上的雾岚在渐渐散去，预示着今天将是个晴好的天气。陈小刚那里也传来好消息，通过连夜走访调查，已初步摸清施秉县人向玉华的赌场与本案吴波赌场之间的矛盾关系，放贷人员与赌客之间的矛盾关系，重点对象已纳入视线。为了尽快把头号嫌疑人吴波缉拿归案，赵翔赶往黔南州都匀市，坐镇指挥抓捕行动。
稍后，专家组确定，爆炸物系以浅埋覆盖的方式埋置于赌博器具“滚地龙”盒子的正下方，起爆方式应为电磁波遥控引爆，炸药种类为硝铵类炸药。
赵翔在都匀接到刘忠义的电话，得知现场勘查如此顺利，很是开心：“太棒啦！忠义，辛苦你们啦！”他告诉刘忠义，排查工作也很顺利，初步查证，当天到过现场的有四十六人，已找到三十一人。
“老赵，别高兴得太早。我估计，你要找的人这会儿还活着，不一定在你手里。”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既然拿着遥控器，不会离炸点很近。现在我倒希望他活着，至少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好好地给我活着！”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赵翔与爆炸案打过不少交道，在他看来，爆炸案中的引爆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用的是遥控器，那么作案人八成还活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不想死，否则，他可以自己拎个包，或者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进了赌场，只需一个动作，轰的一声，他没了，爱恨情仇也一起没了。但是，现场勘查发现了遥控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犯罪分子没有死，并且离现场不远。这样一来，至少警方下一步的侦查有了方向。
1月14日二十时，秦如培在黔东南州公安局主持召开专案会议，宣布成立“1·13”专案指挥部。孙立成任指挥长，赵翔任常务副指挥长。紧接着，专案指挥部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会上初步判定，爆炸发生时间为2014年1月13日十四时三十三分，当时中心现场共有八十余人。现场十五具尸体中，十一具为男性，四具为女性。炸药种类为硝铵类炸药，炸药量为四至十公斤，爆炸物包装方式是软包装，引爆方式为电发火遥控起爆，遥控距离应在一百米以内。
根据现场勘查与调查走访的情况，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进行了刻画：一是时空条件。预埋炸药应在1月5日至12日夜这段时间之中，重点是12日晚上。1月13日案发时，犯罪嫌疑人位于距爆炸点一百米范围内;二是动机条件。针对此案与赌博有关这一特点，对作案动机的分析考虑到了仇视赌场、赌场间竞争、赌场放贷、股东矛盾、特定对象、爆炸抢劫、极端个人行为等七种可能;三是知情条件。作案人应知道赌场位置、赌场值班规律、当时赌博现场情况;四是工具条件。凶手具备获取硝铵类炸药、电雷管、蓄电池、遥控装置、挖掘工具、照明工具等条件;五是技能条件。犯罪嫌疑人懂爆破，具有电路知识与组装爆炸装置的技能;此外，还有人员条件。经侦查实验，若采取平移“滚地龙”盒子的方式安放爆炸物，一个人可以完成，若将盒子竖起安放爆炸物，两人以上才能完成。 常务副指挥长赵翔发布了头一道指令：第一找遥控器，第二找人。
第一个嫌疑人
第一个嫌疑人，自然非赌场老板吴波莫属。据侦查人员的排查结论，爆炸时吴波不在现场。
事先讲好了，1月13日这天吴波要来坐庄的。一个赌场的老板，也即“堂子”的“堂主”，虽然不一定事必躬亲，天天都得来赌场，但亲口定下来的事，怎么就失约了呢？再说了，吴波应该比谁都清楚，赌场坐庄，庄家一般赢多输少，甚至可以说稳赚不赔，难道还有比钱财更触动他神经的东西？事实上，“滚地龙”赌局开始后，是由吴波的女朋友龙继蓉代替他坐庄的。爆炸发生后，龙继蓉也从现场消失，下落成谜。这些无疑都增加了他俩合谋制造爆炸案的嫌疑。
很快，关于吴波的资料就送到了赵翔手里——吴波，男，三十四岁，施秉人。曾是施秉县药材种植大户和养羊大户，有吸毒史，嗜赌，曾参与黄平、施秉等地的“滚地龙”赌局，最多一次输了三十多万……
从材料上看，吴波也为自己的赌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为了还高利贷，2008年，他将一辆启亚车低价抵押，又将一块两百平方米的宅基地以三十万元的低价出售。尽管损失惨重，吴波并没有悬崖勒马。在他眼里，赌博是条致富的路子，尤其是“滚地龙”，一夜暴富是可能的。而要靠赌场发财，就必须有掌控权，必须自己开赌场，当“堂主”，只有这样才能稳赚不赔。于是，他找到了几个与他有同样“雄心壮志”的合作伙伴，几个人一拍即合。老山村是他们这些“堂主”合伙投资的第一个“堂子”，据说是2013年7月3日正式开张的。其间，为了争夺客户，吴波和他的合伙人杨庆伟等还给施秉县公安局110打电话，举报竞争对手向玉华的赌场。不久，别干太就发生了爆炸……
吴波极可能就是破解“1·13”爆炸案的一把钥匙。很快，有消息反馈，吴波和龙继蓉已逃往都匀。据现场参赌人员反映，龙继蓉在都匀有个干妈，前几天还邀她去玩。
1月14日下午，赵翔赶到都匀，部署抓捕计划。黔南州公安局立即启动了犯罪实时控制135警务模式，四百多名民警、协警在都匀市区展开了地毯式搜捕。搜捕工作持续了一夜，15日凌晨五时三十分，终于在都匀市沙包堡办事处黄莺村的一间出租民房内将吴波和龙继蓉双双抓获。
吴、龙二人的落网，让不少人，包括媒体，都以为“1·13”爆炸案的侦破已经接近尾声了。当时大家都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头。
1月15日十五时三十分，孙立成厅长在黔南州公安局主持召开“1·13”案件专题会议，听取了对犯罪嫌疑人吴波、龙继蓉等人初步讯问情况的汇报。孙立成要求，立即成立黔南州专案组，和打造“黔南模式”一样，选调精兵强将，和省厅共同把任务完成好;要紧紧围绕吴波这个重点，全面调查取证，将吴波本人涉及的问题和犯罪行为彻底查清，并以吴波为核心向外扩展，将参赌人员网络构架起来，将内部关系、前因后果搞清楚，深挖犯罪，力争早日破案。
自此，黔南成为侦破“1·13”案的“第二战区”，从省厅、各州局乃至县局抽调骨干民警六十多人，与案发地黔东南“第一战区”并肩作战。指挥部把讯问吴波的任务交给了黔南州专案组。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周松任黔南专案组副组长，负责指导讯问工作。
几百号警察用了一整夜在整个都匀寻找他，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翔、黔南州公安局局长王健伍等各级领导来看过他、问过话，这样的“高规格”、大场合，吴波哪儿见过？早已吓得腿软了，赶紧交代了自己搞“滚地龙”赌场的前因后果，交代了哪些人是“堂主”（股东），哪些人是赌客，放高利贷者姓甚名谁，但他拒不承认自己与爆炸案有任何关联。
“不是我干的……为什么跑？还不是害怕？死这么多人！留在这里，等着挨你们的枪子啊……当时我感冒了，头痛啊，一直在床上睡着的，有人可以证明……我怎么会炸自己的场子啊……”吴波一直喊冤叫屈。
随着讯问的深入，负责突审的黔南州公安局民警也感觉吴波的犯罪嫌疑正在降低，充其量他只是聚众赌博的组织者，某种程度上，还是爆炸案的受害人。
完成了对吴波的审查，接着是对该团伙成员杨庆伟、吴飞、王久斌、梅湘茶等八人的审查。与此同时，对施秉县向玉华、叶军赌博团伙十七名股东的审查也在进行中。专案组通过各个方面的工作，对两个赌博团伙的赌场开设情况、运行模式、股东构成、股额分配、人员分工等组织架构以及两个团伙在赌场开设期间的各种纠纷，包括情感纠葛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排除了这些人直接参与作案以及指使他人作案的可能。
情况上报指挥部时，负责讯问的黔南专案组成员都有些无奈甚至内疚，就好像这个结果是自己造成的。怎么解释呢？本来嫌疑最大的人，忽然间解除嫌疑了。而几个小时前大家还都信心满满，欢欣鼓舞……
赵翔知道，孙立成厅长正等着他的每日一报，而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又在等着孙厅长的汇报。他们对这个惊天大案的进展都十分关注，他们希望有个结果，至少是有所进展。有一天，孙立成接到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的电话，询问这个案子进展如何，办到哪一步了，甚至一些细枝末节都问到了……可领导的关切却换不来一个肯定的答复。赵翔多想说，马上，快了，就要有结果啦！可是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否定了，就说明还有别的人——这也算进了一步嘛！”孙厅长安慰说。
只是这样一来，重要嫌疑人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这也让所有“1·13”专案组的民警体会了一次从希望到失望的情绪落差，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事后来看，这或许也是“1·13”案的特点，仿佛命中注定，就是要把所有人的性子都打磨一遍，全都拉长了，再压扁了，将各种心路历程都走过了，然后才会真相大白，才会水落石出，才会苦尽甘来。
“金刚卫士”
黔南专案组副组长周松的手机里存了一些勘查现场时拍的照片，没事就翻出来看一看。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一小块残缺不全的电路板。据专家判断，这块电路板可能来自摩托车的遥控装置。周松对电子技术略知皮毛，但要想搞明白这块小电路板的来龙去脉，还得请教高手。他想到了老搭档黎建彬。 黎建彬是贵州省公安厅分管刑侦技术工作的副总队长，可以说是电子技术方面的专家。因为妻子刚做完第二次心脏手术，黎建彬未能在第一时间赶到“1·13”爆炸案现场。这一点，两人情况相似，周松的妻子不久前做过换肾手术，互相都很体谅。明知这时候找黎建彬可能不合适，但周松还是忍不住把照片发了过去。
看到照片，黎建彬的第一个判断，这应当是遥控装置的电路板，但一时间无法确定是卷闸门还是摩托车上的遥控装置。
周松和黎建彬在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同事多年，经常合作办案，对案情的走向都有着超强的敏感与默契。虽然周松只是一时兴起才把照片发过去，但还是把黎建彬的胃口吊了起来。“这肯定是爆炸案目前最有价值的突破点。”黎建彬再也坐不住了，加上妻子术后已经开始好转，他便把病榻上的妻子托付给亲属，自己匆忙动身，于案发后第三天来到都匀。
事后两人开玩笑，周松说，黎建彬到底是爱老婆还是爱工作多一些，通过这件事就知道了。“当然，我是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你老婆的。”
“警察的老婆本来就难当，她结婚前就知道了。”黎建彬一想起这件事，总会心生歉意，但他也只能这么安慰一下自己。
1月18日，黔南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重点针对现场提取的疑似爆炸装置电路板的型号、来源、使用范围等进行专题研究。局长王健伍对黔南专案组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立即对全州的摩托车销售店、修理店、配件批发店等进行地毯式搜索，查找同类型的摩托车遥控装置;二是网安部门立即进行搜索比对，查找销售、购买同类电路板的相关信息;三是对交警、派出所等部门收缴的摩托车进行仔细排查，查找同型号的摩托车遥控装置;四是对可能使用到遥控装置的行业、商家进行排查，全力查找同类型电路板或遥控装置。
黔南专案组立即对全州三百二十余家摩托车销售商、修理店及遥控器销售店等进行排查，共收集到各类遥控装置二十多种。一天后，黔南专案组侦查员梁政和屠会然就在都匀市区“朝诚摩托车配件店”找到了“金刚卫士”牌摩托车双向防盗器。经过比对，重庆正方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刚卫士”牌摩托车双向防盗器中的接收器电路板，与现场提取的电路板型号完全一致。
1月19日这天，无疑是“1·13”案专案侦查工作的重要节点，随着“金刚卫士”浮出水面，为科学地划定侦查范围，明确“以物找人”的侦查思路指明了方向。案侦工作走到这一步，被层层迷雾遮蔽的真相似乎也到了吹糠见米的时候。
经公安部协调，重庆警方积极配合，最终落实“金刚卫士”由重庆正方公司于2011年3月起开始批量生产，市场销售则由重庆璧山公司独家经营，销售数据涉及黔东南州凯里、麻江、天柱、丹寨等地。璧山公司为避免该型号遥控器在同区域内销售时，被不同销售商竞争压价，为其设计了不同的外包装进行分销，因此产生了“金刚卫士”、“铁骑”、“浩爱”和“佳宬”四个品牌。
“金刚卫士”的闪亮凳场，为案件侦破明确了方向，但也带有许多不确定性。如果不是呢？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也没有朝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都快过了一个月了，“金刚卫士”四胞胎还迟迟不见身影。
“问题出在哪儿？”赵翔终于发了脾气，见到黔南组的人就会劈头盖脸地一通责问。
黔南组的同志也很委屈，已经掘地三尺了，还能怎么查？销售地的每一个县都走遍了，每一家摩托车及配件店也都访过了，摩托车查了成千上万辆，有些车不止一次被拦停检查，搞得车主怨声载道，见到警察就跑。
“有没有可能出了山寨版的？”赵翔问道。
可能性不大，又不是畅销产品，没有仿造的价值。
赵翔自然很郁闷，已经开始变得活泛的案情，重又胶着板结。他皱紧眉头，给黔南组发布了一道命令：“派人去趟重庆！”
2月15日，经公安部协调，黎建彬等人在重庆警方的配合下造访了璧山公司，事情至此方才出现转机。
原来，璧山公司销往贵州的“金刚卫士”，生意不全是老板一人在做，他的老婆和舅子也在做，走的是两本台账。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凭空又多出了一个销售地——施秉！施秉县，这个处在黔东南、铜仁、遵义三地州（市）接合部的小县城，第一次走进专案组的视野。
显然，这是好消息，应该赶紧上报指挥部。这些日子，因为案侦工作进展迟滞，赵翔真的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但黎建彬心里又有点儿没底，几经大喜大悲的折腾，胆子变小了，生怕谎报军情，让老总空欢喜一场。犹豫再三，他还是给赵翔打了电话。意外地，赵翔显得很平静：“好嘛，亡羊补牢，不晚！”
张氏三兄弟
吴波的嫌疑被排除，也意味着排名第二的张氏三兄弟成了“1·13”案最大的嫌疑人。案发后，老山村的张氏三兄弟一度成为网上的热点人物。其实，张氏三兄弟中出尽风头的是老大张勇，一切的由头也是他引起的。
当初，吴波等人向老山村租地作为他们的流动赌场，是答应帮着解决一些人就业的，这其中就有张氏三兄弟中的老大张勇、老二张忠。张勇是个残疾人，左腿有些跛，吴波他们安排他看场子多少有点儿照顾的意思。
看场子要白天黑夜两班倒。白班，除了维持赌场秩序，还负有望风的责任，以防警察突袭抓赌;夜班，要防止有人搞破坏，或者偷窃赌具什么的。预埋炸药这么大的一个举动，发生在赌客熙来攘往的白天几无可能，也就是说，只有5日到12日这几天的晚上或13日凌晨才有预埋的机会。要埋藏炸药，首先得把看场子的人支开，因为夜间看场子的人就睡在“滚地龙”铺着红地毯的盒子里。
12日晚上的事情十分诡异。本来轮到张勇值班，张勇想出去玩，便哄他弟弟张忠替他值夜班，结果张忠喝多了酒，把值班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因此，那天晚上他俩谁都没到场，赌场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
爆炸发生后，警察到处找不到张勇。经询问目击者，爆炸发生时张勇在现场，之后仓皇逃离。民警还了解到，张勇曾对自己的待遇表示不满，还跟老山村的人说，赌场给钱太少，就应该把它砸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给龙场镇派出所打过举报电话：老山村有人搞赌博，你们管不管？ 爆炸案发生前夕，张勇最小的弟弟张宏也刚好从外地赶回。考虑到这时临近过年，打工者返乡未必就不正常，但张宏曾在江西挖过隧道，接触过爆炸物，就有了协同作案的可能。
当然，表现最异常的还是张勇。爆炸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三天后竟联系到一个报社记者，约对方在凯里的一家粉面馆里见面，自称案子是他作的，“等我吃完一碗羊肉粉再去自首。”
讯问时，他向民警坦陈案子是他作的。民警还没见过交代得这么痛快的嫌疑人，可毕竟他承认了，民警虽然将信将疑，还是给他录了口供。
消息报到赵翔那里，他看了一遍笔录，又听了讯问民警的顾虑，赵翔不气反乐：“承认了好嘛，先关他一夜再说！”
结果，第二天早上，张勇就反悔了——显然蹲班房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有意思。
可以想象民警们有多气愤。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张勇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有意戏弄警方，而是因为他的人格障碍。张勇有残疾，长期遭人歧视，自然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收入只能勉强度日，四十多岁尚未结婚，导致他一直对社会有敌视心态。此次吴波的赌场虽然请他务工，但过低的待遇还是让他愤愤不平，尤其是看到赌客们一掷千金的气派，更让他无法平衡——在他心目中，这些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家伙无一不该受到惩处。这样才能够理解他作为赌场从业者却愤而向公关机关举报自己所在赌场的行为。爆炸案发生后，张勇又幻想自己是个英雄，他是在帮社会清理这些杂碎！
很长一段时间，张氏三兄弟都是重点嫌疑人。尤其是老大张勇和老三仇视赌场的心态，也确实属于专案组圈定的作案动机之一。其实，在破案的整个过程中，类似张氏三兄弟的重要线索有十六条之多，相关的矛盾关系人更是不计其数，侦查员们都需要逐条逐人一一查实……
“以物找人”
“以物找人”是传统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主要思路，“1·13”案发生于偏僻之地，没有多少科技手段可资利用，就更凸显了“以物找人”的重要意义。
赵翔经常说，犯罪现场就是凶手的名片。细细想来，这与“以物找人”的意思相辅相成，都是要让证据说话。正是这个原因，专案组一开始就对现场勘查极其重视。从统计结果看，共提取五百四十二份现场痕迹物证，其中，爆炸现场勘查提取痕迹、法医物证三百二十三份，关联现场勘查提取物证二百一十九份。由此，最终确定爆炸物为硝铵类炸药，专家们还根据炸坑的深度、宽度、压力壁及爆炸范围测算出本次爆炸的炸药用量为九公斤左右。
在每一个专案民警眼里，现场就好比农民眼中肥沃的土地，矿工眼中的黄金矿床——刑事技术组曾发起七次“砍山”，对现场周边的一些灌木林杂草丛进行铲除清理，以便寻找更多的物证和痕迹。“砍山”的回报颇丰，除了砍刀、钢管及破损手机等，专案组最期望发现的爆炸遥控发射器也在第七次“砍山”时被找到。
发现遥控器的是凯里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的协警戚继峰。当时，他正在炸点北面约八十七米处的一棵小树下小解，忽然发现草丛中有个钥匙牌一样的东西。可惜戚继峰是个新手，一开始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拿在手里摆弄半天才意识到——这是不是大伙儿“砍山”要找的东西呀？他太激动、太兴奋了，拿起遥控器就往大队领导那里跑，边跑边喊，喊声惊动了所有人。副大队长从戚继峰手上接过遥控器，如获至宝，赶紧交到大队长手里。大队长一看，这不是我们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月的“金刚卫士”遥控器嘛，立即找到在现场组织“砍山”的陈康。陈康先是眼睛一亮，随即心里咯噔一下：“哎呀！你们发现这个宝贝疙瘩，怎么随便摸随便碰呢！”
赵翔得知从戚继峰发现遥控器，辗转到陈康的手上，至少已经有四五个人接触过，顿时火冒三丈：“你们都是老民警了，怎么一点儿证据保护的常识都没有？回去好好给我反省！”
发完火，赵翔冷静一想，难道这个遥控器就真是嫌疑人丢弃的吗？就算是嫌疑人遗弃的，遥控器已经丢在草丛里这么久，日晒雨淋的，上面还能留下什么痕迹呢？部下们辛辛苦苦“砍山”，自己也应该多一些理解，就是自己，不也是在一次次挫折中成长的吗？心态平和了，赵翔随即命令：“抓紧查一下这是什么车型的遥控器，是不是附近村民丢失的。”
专案民警经过三天的查证，终于确认这个遥控器不但不是附近群众丢失的，而且与现场发现的遥控装置的电路相匹配。那么，遥控器上是否还留有嫌疑人的DNA呢？
陈康带着这个宝贵物证赶往北京，柳佳在机场接上他，直奔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柳佳这时因工作需要，已经离开“1·13”专案组，回到公安部刑侦局，但他一直都在关注贵州方面的侦破进展。“真的没想到，”他叹息说，“这个案子这么难破！”
“是啊！”陈康也跟着叹息。案发四十多天了，这四十多天，用转瞬即逝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但更让陈康纠结的是一种徒劳无获的歉疚感。想到临行前赵翔那焦虑的眼神，陈康的心里就有些打鼓，但愿这回别又是空欢喜一场……
真是应了那句话，怕什么来什么。陈康是下午到的物证鉴定中心，光是为这个“1·13”案，他都来过三趟了，中心也知道他送的检材重要，马上就按加急处理。陈康哪儿也没去，甚至没去酒店，就在别人的办公室死心塌地地守着，除了吃喝拉撒，他全在一张小沙发上猫着。这么守了一夜加半天，第二天中午鉴定结果出来，他的心凉了半截。问题是，他怎么向赵翔报告呢？他相信，此时此刻，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充当这个角色，还得他来。他硬着头皮拨通了电话：“老总啊，送检的遥控器已经被严重污染，指纹和DNA一样都没提取到……”
电话那边，赵翔出奇地平静，只是几声剧烈的咳嗽流露出他的不甘心，然后他放低声音说：“你去趟南通吧，再做一次，就算死马当活马医！”
陈康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触犯业内大忌，明摆着是得罪人嘛。但这些理由对赵翔都是不成立的，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为这些不成文的规矩放弃什么。但凡有点儿希望，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烟火，也别轻易让它熄灭！
陈康遵嘱去了趟南通，自然，他的南通之行也一无所获。赵翔还是老样子，根本不提这事，见了面也只是拍拍他的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