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去世，引发学术界和艺术界的痛惜。纵观老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国化”与“世界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主题。恰巧，《南风窗》在此时推出了“以梦为马”的文化专题报道。据我的浅见，现在我们谈文化，离不开一个重要议题，即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或者说，文化中的“民族化”与“世界化”问题。
　　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当古老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带给国人的震撼不仅是海外诸国的器具和制度，更有文化。反观自己的文化，国人中出现了两大阵营，一方认为传统文化早已不适应世界潮流，唯有全盘摒弃、接受西化，才能救国救民；另一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深植于民族血液骨髓，应视为无上瑰宝，对外来文化应当坚决抵制，排除在国门之外。可以说，这两派都是国人基于当时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做出的判断与探索。到了五四，大批留过洋的“精英”群体秉着高度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利用更为畅达的发声渠道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逐渐掌握了话语权，一时间，学习外来文化成为主流思潮。
　　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人自信得以重塑。在长达几十年的漫长探索与艰苦尝试中，国人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理性的文化观：文化是不分国籍的，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舶来文化，优秀的就应当继承和吸收，糟粕就应当摒弃。只是在判断精华和糟粕的标准上，还存在争议，但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适应当今时代等大的原则性前提已基本达成统一。
　　另一边，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唐朝，尤其是开创了一个文化高峰的盛唐。那時的都城长安，大量云集的留学生与商人不仅有来自东亚近邻诸国的，还有来自大食、波斯甚至非洲的远客。辉煌的汉文化，不仅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各国人民，更成为世界文明交流融合的集大成者。注意，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一方面，“老外”们适应并喜欢上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唐朝的中国人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仅以唐朝文化的璀璨明珠—诗歌为例，既催生了崔志远等外国人从留学生向大诗人身份的演变，写下了一大批杰作，也极大地激发了本土诗人的创作灵感与激情，例如李白诗歌中“笑入胡姬酒肆中”类似的意象，在唐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力比比皆是。
　　时至今日，在外，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势不可挡。在内，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输出文化软实力。文化“世界化”是时代的召唤，文化“中国化”是国家与全社会的共识。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同时科学化地吸收外来文化，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关系到文化自信的重建与民族复兴，值得官方层面的统筹布局、科学部署，及民间的积极参与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