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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伊是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他出生于1929年，广西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曾在中国青年和人民文学两家出版社当过文学编辑，已从事编辑工作40余年。他为人淡泊名利，不计职位高低，正直豪爽，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这些都在出版界受人称道。
下面根据笔者了解，写了一些关于他的轶事，限于篇幅，只不过写了一鳞半爪。但从中已可看出这位普通编辑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
计名利地位，甘于“跑龙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优秀文学作品方面，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三红一创”、《李自成》、《烈火金刚》、《朝阳花》、《红旗飘飘》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为教育几代青年成长作出了重大贡献。黄伊当时正在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工作，这一系列的作品，几乎都是黄伊约的稿，或参加编审的。他虽是当时编辑室唯一的本科大学生，但却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安心地做着室内的一切杂务，除了参加编辑加工外，还承担了约稿、出差、公关乃至到行政部门领个笔记本和红墨水之类的杂事。他善于结交新闻界朋友，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介绍中青版新书的文章。因为文章简短，被社内一些人讥为“豆腐干”文章。这是其他编辑都不屑干的事，但黄伊却乐此不疲。其实编辑写这类新书出版消息，乃是我国出版界的优良传统。当年鲁迅、邹韬奋、叶圣陶、茅盾、巴金等大作家、大编辑，都曾写过大量此类文章，并把它视为编辑应尽的职责。前些年老出版家范用还在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一部《爱看书的广告》，具体刊载了我国编辑家出版家所写的几百篇图书广告词。从这件小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黄伊的读者意识高人一筹。
千里迢迢下农村，为了找柳青约写《创业史》
很早以前，有人曾把编辑称作“老爷”，因为他们常常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支烟，打扫卫生有专人，也很少出门去找人写稿。但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改变了这一作风。他们提出“开门办社”，让编辑出外组稿。一次，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听到作家柳青已去陕西农村落户，他预计此行必有一部巨著出手，便赶快命黄伊跟去陕西。黄伊二话没说，当即买了火车票赶去陕西，当他下到目的地以后，才发现自己已到了最基层的农村了。那里交通不便，人地生疏，和当地农民语言又很难交流，最后总算找到了这位大作家的家里。那时柳青也初来乍到，根本谈不上写稿。黄伊向他约稿，他说：“我刚下来，好比种子方才播下，还未发芽，哪里谈得上收获，您来得太早了……”但黄伊不依不饶，使出了浑身的公关本领，终于把柳青说服。双方约定，柳青的稿子不论何时写好，一定交给中青社出版，时间不限。就这样，黄伊带回去一份约稿合同，欢天喜地地回北京交了差。过了几年，柳青如约交稿。1960年5月，这部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优秀创作《创业史》，终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和作家梁斌商谈修订《红旗谱》
《红旗谱》和《红日》，一起出版于1957年，60年代初，《创业史》和《红岩》相继问世。这四部优秀读物，立刻震动文坛，被评为“三红一创”，誉满全国。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停业了10年，这些优秀读物，都曾作为大毒草，被批得体无完肤。《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还因此遇害。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批好书都陆续重印。读者如饥似渴，盼望出版社早些将它们重版出来，新华书店更是不断催促中青社早日供应，可是那时《红旗谱》责任编辑肖也牧已故，于是编辑室主任把责编任务交给了黄伊。按照一般惯例，这部已被社会肯定的经典读物，责编只要在重印责任单上签个字，就可付印。但黄伊认为时隔10年，还应重新看他一遍，才可放心。于是他以最快速度，把全书通读了一遍，果然发现了书中有些地方必须修改，特别是作品中所用的冀中高阳鑫县一带的一些土话，读起来很是别扭，于是趁此机会加以修改，使其更加流畅。但他有点怕见梁斌，心想如果谈崩了岂不伤了感情，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黄伊还是决定去找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黄伊曾受命去保定找过梁斌，那是为了一件出版社与作者之间不太愉快的利益问题，本是棘手之事，社里认为黄伊有公关方面的能力，也许可以谈妥。果然黄伊和梁斌谈得很愉快，疙瘩解开了。这时梁斌已迁到天津。黄伊说明来意，告诉他粉碎“四人帮”之后，书荒严重，《红旗谱》可能还要大量印行，但已过了十多年，他看到有些内容尚有修订必要，何不趁此机会，修订一下，使它更加完美。梁斌见黄伊态度诚恳，言之有理，欣然同意，表示要再从头看过，把有些地方加以修订。黄伊再三道谢，辞别回社。过了一段时间，黄伊不见梁斌把稿交来，而发行部门和书店又来催逼，使他如坐针毡。又过了一些日子，传达室同志突然说有一位同志来找黄伊。黄伊出去一见，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梁斌。老友相见，格外亲热。梁斌把修改好的稿子交到黄伊手里，略谈片刻，匆匆辞去。这回黄伊可来了精神，不顾白天黑夜，加紧审读。当他看到这部作品已无懈可击，便很快签字付印。就这样，《红旗谱》的修订本终以更完善的版本与读者见面了，随后又印行了几百万册。
帮助弱势作者出版作品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界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资深，也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样编辑力量雄厚，但在作者关系和对待新作者的态度上还是闻名遐迩，一些作家都愿把自己新作交给中青社出版，有的新作家也慕名而来，吴越便是其中一位。
吴越曾在监狱里度过了20年。他曾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语言基础相当扎实，历史知识也极渊博。他利用劳改空隙，以章回小说体裁，偷偷地写下了一部百万字的《括苍山恩仇记》，平反出狱后，他以妻子楼兴娟的名义，试探着来中青社投稿。此时文学编辑室编辑个人手头都有稿子要审，面对这一大摞稿子大家都怕一二手就得花上很长时间才能看完。主任指定了一位编辑初审，那位编辑迟迟不敢动手，而黄伊手上也有急件正在处理，但他爱管闲事，不时去翻看这部厚厚的原稿，并且提醒那位编辑不要随便退稿。为了慎重，此稿后来经过四位编辑审读，但四人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有修改基础，可出；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要退。主任命黄伊也审读一遍。黄伊这回可以名正言顺地审读了，他一上手便一口气把它读完，越读越觉得喜欢，章回体小说中青社还未出版过，小说内容是描写清末太平天国失败后，浙江缙云地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主题思想明确，文笔流畅，结构完美，只是内容冗长，对男女之间露骨的描写也过多，如能下大工夫把上述缺陷加以删改，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他把这些写成书面意见，主任完全同意，请黄伊接待作者做一次长谈。后来吴越抱着喜悦的心情，登门来找黄伊。黄伊原以为作者是女的，一 见吴越，感到奇怪。吴越解释怕出版社不肯接受犯过“错误”作者的作品，故以妻子名义先来试探。黄伊对这位头发秃顶、未老先衰的作者十分同情，对他以这样巨大的毅力在铁窗中写下这百万字巨著顿觉佩服。于是二人进行了很长时间交谈，吴越对黄伊这种坦诚态度感慨良深，觉得中青社果然名不虚传。遂抱回原稿，按编辑室意见进行了较大修改。1983年夏，这部作品终于问世，印数高达百万册。
为身处逆境的作者送温暖
著名作家王蒙，50年代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被错划“右派”。此前，他曾交中青社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青社准备出版，但因此不得不退稿。60年代初，政治气候稍有宽松，一些“右派”的作品已有出版，黄伊立即去找王蒙，商量是否趁机出版《青春万岁》，王蒙很是感激，便着手修订原稿。但好景不长，终因形势再度变化，未能如愿。“文革”前夕，王蒙不想再在北京过平稳的生活，想去新疆落户，此事被肖也牧和黄伊得知，连忙告诉江晓天，但此时江晓天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正受处分，觉得自己不便出面，就叫肖、黄二人弄个车去送王蒙远行。到了王蒙出发那天，江晓天以个人名义，找到出版社一位热心司机，让肖、黄二人去到王蒙家里，帮着他连人带行李一起送到北京火车站。就这样，编辑和作家相对依依不舍，互道珍重，含泪而别。黄伊在王蒙走后，长时间惆怅不已，若有所失。王蒙到新疆以后，生活十分不易，朋友之间也很少通信。终于雨过天晴，黄伊辗转得到王蒙信息，连忙写信告诉他中青社已复业，自己也已回社，希望再度合作。王蒙也很高兴，立即复信告知已写成另一部长篇，正待定稿。黄伊便通过组织邀他来北京修改。就这样，分别多年的好友，又在首都相逢。
云南诗人公刘，50年代初曾为出版《阿诗玛》与黄伊打过交道，后来把《望夫云》和《黎明的城》也交给中青社出版，合作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1957年，公刘遭到厄运，黄伊与他长期失去联系，中间曾想打听他的下落，苦无门路。“四人帮”垮台以后，中青社接到公刘来信，说已得到平反，写了一部长诗，想交中青社出版，并问黄伊是否还在出版社。黄伊见信喜出望外，立即复信同意再度合作。事后得知公刘遭难后被下放到了山西，老区人民革命精神哺育，使他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更为深厚，他用熟练的笔写下了一部讴歌当地刘胡兰式女英雄尹灵芝的诗稿。这部名为《尹灵芝》的长诗，黄伊在审读过程中常常泪流满面，为她的英雄气概和不屈精神深深感动。他立即写下了决定采用的审读意见，建议出版。1979年的春天，这朵闪烁女英雄尹灵芝生命光辉的鲜花，终于在文坛盛开。
为出版彭荆风的《鹿衔草》四处奔波
彭荆风原是中青社老作者，1955年、1956年间，曾连续出版过《边寨亲人》和《佧佤部落的火把》两部作品，反映人民军队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鱼水情谊和对敌斗争的勇敢精神，曾获文坛一片赞扬。
中青社复业不久，彭荆风投来《鹿衔草》一稿。彭荆风是一位部队作家，他以军人的雄姿和胆识，曾深入云南哀牢山八百里原始森林，一路上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写出了这部小说。黄伊看过原稿，不禁拍案叫绝，认为是作者的又一部佳作。经主任二审通过，写信邀彭荆风请个创作假来京修改，以便早日出书。黄伊估计部队对此必能开通绿灯，作者不日即可到来。但事情并非想象中那样顺利，黄伊左等右等，不见回音，便去找正在中青社招待所修改《尹灵芝》诗稿的作者公刘，公刘也觉奇怪，便叫黄伊去找正在北京开会的徐怀中，向他了解情况。徐怀中也是中青社老作家，与黄伊很熟，经过了解，原来彭曾被错划，但已很快改正，不应受阻，徐怀中便先给黄伊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去找冯牧，冯牧很了解彭的情况，认为也许单位工作忙，耽误了，于是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叫他找昆明军区政委，希望单位给以支持。黄伊对此既高兴又悲哀，想不到为了出一部优秀作品，竞要拐弯抹角找这么多关系，更想不到中青社的人气这么高，居然惊动了这么多部队的领导和首长，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这事大大鼓励了黄伊，立即买了飞机票，先出差去广州办了另一件急事，又转身来到昆明，这时徐怀中已经回昆，陪他带了冯牧的信去见政委。政委这才知道中青社曾来过信，但他没有见到。后经查找，原来被一位“小人物”为报私怨故意搁置了。事情弄清以后，徐怀中向政委介绍了中青社在出版界和作家中的声誉，也强调昆明军区一批作家和中青社的密切关系。政委一听，对面前这位黄编辑肃然起敬，也讲了不少感激的话，并且批准彭荆风去北京改稿。这部经过许多曲折的书稿，终于在1979年出版，印了两次，共89000册。不久，彭荆风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每年来京开会，总要抽空看望黄伊。
为《烈火金刚》作者刘流鸣不平
5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曾和《红日》、《红旗谱》、《草原烽火》一起被誉为“两红两火”，这其中一火就是《烈火金刚》，被拍成电影，录成广播，史更新和肖飞的名字无人不晓，谁人不爱。可是在“四害”横行的年代，作者刘流却因此受尽折磨，饮恨而死。“四害”铲除后，许多作家的冤案得到昭雪。但刘流却被人“忽视”了。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人们听不到这部优秀作品和作者的名字；在一次军事题材作品的研讨会上，也没一人提到《烈火金刚》，更不能容忍的是会议报告人在那长达数千言的长篇报告中，竟然没有提到《烈火金刚》和刘流的名字。仿佛这部优秀作品根本就不曾在文学界出现过。黄伊有点坐不住了，他悲叹“现今世上因何还有如此不公道!”他决定要为刘流鸣不平，说几句公道话。便奋笔疾书，以责任编辑身份写了一篇稿子，在《河北文学》上发表。此事引起了河北省电视台的重视，很快把刘流列入《保定作家群》的影片中，并请黄伊在银幕上发表讲话。随即，黄伊又把《烈火金刚》重读一遍，建议出版社重印。经过几番努力，刘流和他的《烈火金刚》终于重见天日。1995年5月，中宣部行文，向全国青年推荐百部爱国主义优秀作品时，《烈火金刚》荣登金榜。中青社又接二连三重印，使这部优秀读物发行量高达两百万册。
与钱钟书结为忘年交
1981年，黄伊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仍担任编辑工作。一位已经有了30年以上工龄和丰富经验的老编辑，一般调动时总要提升一级职务。但黄伊却连个组长都不曾任过。对此，黄伊并不计较，仍然乐呵呵地敬他的业，干他分内分外的事，其服务精神不减当年。他曾自豪地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最令其自豪的是当了《围城》一书的责任编辑，与大学者钱钟书及其夫人杨绛有了更多请教的机会，不虚度此生了。
钱老一生只顾埋头写书做学问，不热衷也不善于交际，平时也不愿接待外界采访他的人。但黄伊当了他作品的责编以后，在交谈中被钱老和夫人杨绛倍加信任，而黄伊更是对二老十分尊重和敬仰。每次去访，只要轻轻敲门三下，钱老便会叫杨绛赶快开门，接待黄伊。黄伊当然不会无事去打扰，总要给他们带去一些信息之类，或者有关《围城》的一些反映。一次，出版社因纸型次数用得多了，会影响质量，需要重排，黄伊前去征求钱老意见，是否趁此机会做些修改，钱老答复最近已看过一遍，不必动了，只要把封面的书名改为杨绛题字即可。原来二老有过协议，夫人的书，由钱老题写，钱老作品，由杨绛题名，黄伊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他的爽朗笑声，也为那沉寂的客厅带去了欢乐的气氛。于是，杨绛挥笔立刻题写“围城”二字，黄伊又一次高兴地离开了钱家，去干他这件认为很有意思的事了。
下面根据笔者了解，写了一些关于他的轶事，限于篇幅，只不过写了一鳞半爪。但从中已可看出这位普通编辑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
计名利地位，甘于“跑龙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优秀文学作品方面，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三红一创”、《李自成》、《烈火金刚》、《朝阳花》、《红旗飘飘》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为教育几代青年成长作出了重大贡献。黄伊当时正在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工作，这一系列的作品，几乎都是黄伊约的稿，或参加编审的。他虽是当时编辑室唯一的本科大学生，但却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安心地做着室内的一切杂务，除了参加编辑加工外，还承担了约稿、出差、公关乃至到行政部门领个笔记本和红墨水之类的杂事。他善于结交新闻界朋友，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介绍中青版新书的文章。因为文章简短，被社内一些人讥为“豆腐干”文章。这是其他编辑都不屑干的事，但黄伊却乐此不疲。其实编辑写这类新书出版消息，乃是我国出版界的优良传统。当年鲁迅、邹韬奋、叶圣陶、茅盾、巴金等大作家、大编辑，都曾写过大量此类文章，并把它视为编辑应尽的职责。前些年老出版家范用还在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一部《爱看书的广告》，具体刊载了我国编辑家出版家所写的几百篇图书广告词。从这件小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黄伊的读者意识高人一筹。
千里迢迢下农村，为了找柳青约写《创业史》
很早以前，有人曾把编辑称作“老爷”，因为他们常常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支烟，打扫卫生有专人，也很少出门去找人写稿。但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改变了这一作风。他们提出“开门办社”，让编辑出外组稿。一次，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听到作家柳青已去陕西农村落户，他预计此行必有一部巨著出手，便赶快命黄伊跟去陕西。黄伊二话没说，当即买了火车票赶去陕西，当他下到目的地以后，才发现自己已到了最基层的农村了。那里交通不便，人地生疏，和当地农民语言又很难交流，最后总算找到了这位大作家的家里。那时柳青也初来乍到，根本谈不上写稿。黄伊向他约稿，他说：“我刚下来，好比种子方才播下，还未发芽，哪里谈得上收获，您来得太早了……”但黄伊不依不饶，使出了浑身的公关本领，终于把柳青说服。双方约定，柳青的稿子不论何时写好，一定交给中青社出版，时间不限。就这样，黄伊带回去一份约稿合同，欢天喜地地回北京交了差。过了几年，柳青如约交稿。1960年5月，这部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优秀创作《创业史》，终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和作家梁斌商谈修订《红旗谱》
《红旗谱》和《红日》，一起出版于1957年，60年代初，《创业史》和《红岩》相继问世。这四部优秀读物，立刻震动文坛，被评为“三红一创”，誉满全国。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停业了10年，这些优秀读物，都曾作为大毒草，被批得体无完肤。《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还因此遇害。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批好书都陆续重印。读者如饥似渴，盼望出版社早些将它们重版出来，新华书店更是不断催促中青社早日供应，可是那时《红旗谱》责任编辑肖也牧已故，于是编辑室主任把责编任务交给了黄伊。按照一般惯例，这部已被社会肯定的经典读物，责编只要在重印责任单上签个字，就可付印。但黄伊认为时隔10年，还应重新看他一遍，才可放心。于是他以最快速度，把全书通读了一遍，果然发现了书中有些地方必须修改，特别是作品中所用的冀中高阳鑫县一带的一些土话，读起来很是别扭，于是趁此机会加以修改，使其更加流畅。但他有点怕见梁斌，心想如果谈崩了岂不伤了感情，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黄伊还是决定去找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黄伊曾受命去保定找过梁斌，那是为了一件出版社与作者之间不太愉快的利益问题，本是棘手之事，社里认为黄伊有公关方面的能力，也许可以谈妥。果然黄伊和梁斌谈得很愉快，疙瘩解开了。这时梁斌已迁到天津。黄伊说明来意，告诉他粉碎“四人帮”之后，书荒严重，《红旗谱》可能还要大量印行，但已过了十多年，他看到有些内容尚有修订必要，何不趁此机会，修订一下，使它更加完美。梁斌见黄伊态度诚恳，言之有理，欣然同意，表示要再从头看过，把有些地方加以修订。黄伊再三道谢，辞别回社。过了一段时间，黄伊不见梁斌把稿交来，而发行部门和书店又来催逼，使他如坐针毡。又过了一些日子，传达室同志突然说有一位同志来找黄伊。黄伊出去一见，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梁斌。老友相见，格外亲热。梁斌把修改好的稿子交到黄伊手里，略谈片刻，匆匆辞去。这回黄伊可来了精神，不顾白天黑夜，加紧审读。当他看到这部作品已无懈可击，便很快签字付印。就这样，《红旗谱》的修订本终以更完善的版本与读者见面了，随后又印行了几百万册。
帮助弱势作者出版作品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界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资深，也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样编辑力量雄厚，但在作者关系和对待新作者的态度上还是闻名遐迩，一些作家都愿把自己新作交给中青社出版，有的新作家也慕名而来，吴越便是其中一位。
吴越曾在监狱里度过了20年。他曾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语言基础相当扎实，历史知识也极渊博。他利用劳改空隙，以章回小说体裁，偷偷地写下了一部百万字的《括苍山恩仇记》，平反出狱后，他以妻子楼兴娟的名义，试探着来中青社投稿。此时文学编辑室编辑个人手头都有稿子要审，面对这一大摞稿子大家都怕一二手就得花上很长时间才能看完。主任指定了一位编辑初审，那位编辑迟迟不敢动手，而黄伊手上也有急件正在处理，但他爱管闲事，不时去翻看这部厚厚的原稿，并且提醒那位编辑不要随便退稿。为了慎重，此稿后来经过四位编辑审读，但四人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有修改基础，可出；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要退。主任命黄伊也审读一遍。黄伊这回可以名正言顺地审读了，他一上手便一口气把它读完，越读越觉得喜欢，章回体小说中青社还未出版过，小说内容是描写清末太平天国失败后，浙江缙云地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主题思想明确，文笔流畅，结构完美，只是内容冗长，对男女之间露骨的描写也过多，如能下大工夫把上述缺陷加以删改，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他把这些写成书面意见，主任完全同意，请黄伊接待作者做一次长谈。后来吴越抱着喜悦的心情，登门来找黄伊。黄伊原以为作者是女的，一 见吴越，感到奇怪。吴越解释怕出版社不肯接受犯过“错误”作者的作品，故以妻子名义先来试探。黄伊对这位头发秃顶、未老先衰的作者十分同情，对他以这样巨大的毅力在铁窗中写下这百万字巨著顿觉佩服。于是二人进行了很长时间交谈，吴越对黄伊这种坦诚态度感慨良深，觉得中青社果然名不虚传。遂抱回原稿，按编辑室意见进行了较大修改。1983年夏，这部作品终于问世，印数高达百万册。
为身处逆境的作者送温暖
著名作家王蒙，50年代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被错划“右派”。此前，他曾交中青社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青社准备出版，但因此不得不退稿。60年代初，政治气候稍有宽松，一些“右派”的作品已有出版，黄伊立即去找王蒙，商量是否趁机出版《青春万岁》，王蒙很是感激，便着手修订原稿。但好景不长，终因形势再度变化，未能如愿。“文革”前夕，王蒙不想再在北京过平稳的生活，想去新疆落户，此事被肖也牧和黄伊得知，连忙告诉江晓天，但此时江晓天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正受处分，觉得自己不便出面，就叫肖、黄二人弄个车去送王蒙远行。到了王蒙出发那天，江晓天以个人名义，找到出版社一位热心司机，让肖、黄二人去到王蒙家里，帮着他连人带行李一起送到北京火车站。就这样，编辑和作家相对依依不舍，互道珍重，含泪而别。黄伊在王蒙走后，长时间惆怅不已，若有所失。王蒙到新疆以后，生活十分不易，朋友之间也很少通信。终于雨过天晴，黄伊辗转得到王蒙信息，连忙写信告诉他中青社已复业，自己也已回社，希望再度合作。王蒙也很高兴，立即复信告知已写成另一部长篇，正待定稿。黄伊便通过组织邀他来北京修改。就这样，分别多年的好友，又在首都相逢。
云南诗人公刘，50年代初曾为出版《阿诗玛》与黄伊打过交道，后来把《望夫云》和《黎明的城》也交给中青社出版，合作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1957年，公刘遭到厄运，黄伊与他长期失去联系，中间曾想打听他的下落，苦无门路。“四人帮”垮台以后，中青社接到公刘来信，说已得到平反，写了一部长诗，想交中青社出版，并问黄伊是否还在出版社。黄伊见信喜出望外，立即复信同意再度合作。事后得知公刘遭难后被下放到了山西，老区人民革命精神哺育，使他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更为深厚，他用熟练的笔写下了一部讴歌当地刘胡兰式女英雄尹灵芝的诗稿。这部名为《尹灵芝》的长诗，黄伊在审读过程中常常泪流满面，为她的英雄气概和不屈精神深深感动。他立即写下了决定采用的审读意见，建议出版。1979年的春天，这朵闪烁女英雄尹灵芝生命光辉的鲜花，终于在文坛盛开。
为出版彭荆风的《鹿衔草》四处奔波
彭荆风原是中青社老作者，1955年、1956年间，曾连续出版过《边寨亲人》和《佧佤部落的火把》两部作品，反映人民军队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鱼水情谊和对敌斗争的勇敢精神，曾获文坛一片赞扬。
中青社复业不久，彭荆风投来《鹿衔草》一稿。彭荆风是一位部队作家，他以军人的雄姿和胆识，曾深入云南哀牢山八百里原始森林，一路上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写出了这部小说。黄伊看过原稿，不禁拍案叫绝，认为是作者的又一部佳作。经主任二审通过，写信邀彭荆风请个创作假来京修改，以便早日出书。黄伊估计部队对此必能开通绿灯，作者不日即可到来。但事情并非想象中那样顺利，黄伊左等右等，不见回音，便去找正在中青社招待所修改《尹灵芝》诗稿的作者公刘，公刘也觉奇怪，便叫黄伊去找正在北京开会的徐怀中，向他了解情况。徐怀中也是中青社老作家，与黄伊很熟，经过了解，原来彭曾被错划，但已很快改正，不应受阻，徐怀中便先给黄伊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去找冯牧，冯牧很了解彭的情况，认为也许单位工作忙，耽误了，于是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叫他找昆明军区政委，希望单位给以支持。黄伊对此既高兴又悲哀，想不到为了出一部优秀作品，竞要拐弯抹角找这么多关系，更想不到中青社的人气这么高，居然惊动了这么多部队的领导和首长，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这事大大鼓励了黄伊，立即买了飞机票，先出差去广州办了另一件急事，又转身来到昆明，这时徐怀中已经回昆，陪他带了冯牧的信去见政委。政委这才知道中青社曾来过信，但他没有见到。后经查找，原来被一位“小人物”为报私怨故意搁置了。事情弄清以后，徐怀中向政委介绍了中青社在出版界和作家中的声誉，也强调昆明军区一批作家和中青社的密切关系。政委一听，对面前这位黄编辑肃然起敬，也讲了不少感激的话，并且批准彭荆风去北京改稿。这部经过许多曲折的书稿，终于在1979年出版，印了两次，共89000册。不久，彭荆风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每年来京开会，总要抽空看望黄伊。
为《烈火金刚》作者刘流鸣不平
5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曾和《红日》、《红旗谱》、《草原烽火》一起被誉为“两红两火”，这其中一火就是《烈火金刚》，被拍成电影，录成广播，史更新和肖飞的名字无人不晓，谁人不爱。可是在“四害”横行的年代，作者刘流却因此受尽折磨，饮恨而死。“四害”铲除后，许多作家的冤案得到昭雪。但刘流却被人“忽视”了。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人们听不到这部优秀作品和作者的名字；在一次军事题材作品的研讨会上，也没一人提到《烈火金刚》，更不能容忍的是会议报告人在那长达数千言的长篇报告中，竟然没有提到《烈火金刚》和刘流的名字。仿佛这部优秀作品根本就不曾在文学界出现过。黄伊有点坐不住了，他悲叹“现今世上因何还有如此不公道!”他决定要为刘流鸣不平，说几句公道话。便奋笔疾书，以责任编辑身份写了一篇稿子，在《河北文学》上发表。此事引起了河北省电视台的重视，很快把刘流列入《保定作家群》的影片中，并请黄伊在银幕上发表讲话。随即，黄伊又把《烈火金刚》重读一遍，建议出版社重印。经过几番努力，刘流和他的《烈火金刚》终于重见天日。1995年5月，中宣部行文，向全国青年推荐百部爱国主义优秀作品时，《烈火金刚》荣登金榜。中青社又接二连三重印，使这部优秀读物发行量高达两百万册。
与钱钟书结为忘年交
1981年，黄伊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仍担任编辑工作。一位已经有了30年以上工龄和丰富经验的老编辑，一般调动时总要提升一级职务。但黄伊却连个组长都不曾任过。对此，黄伊并不计较，仍然乐呵呵地敬他的业，干他分内分外的事，其服务精神不减当年。他曾自豪地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最令其自豪的是当了《围城》一书的责任编辑，与大学者钱钟书及其夫人杨绛有了更多请教的机会，不虚度此生了。
钱老一生只顾埋头写书做学问，不热衷也不善于交际，平时也不愿接待外界采访他的人。但黄伊当了他作品的责编以后，在交谈中被钱老和夫人杨绛倍加信任，而黄伊更是对二老十分尊重和敬仰。每次去访，只要轻轻敲门三下，钱老便会叫杨绛赶快开门，接待黄伊。黄伊当然不会无事去打扰，总要给他们带去一些信息之类，或者有关《围城》的一些反映。一次，出版社因纸型次数用得多了，会影响质量，需要重排，黄伊前去征求钱老意见，是否趁此机会做些修改，钱老答复最近已看过一遍，不必动了，只要把封面的书名改为杨绛题字即可。原来二老有过协议，夫人的书，由钱老题写，钱老作品，由杨绛题名，黄伊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他的爽朗笑声，也为那沉寂的客厅带去了欢乐的气氛。于是，杨绛挥笔立刻题写“围城”二字，黄伊又一次高兴地离开了钱家，去干他这件认为很有意思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