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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下半年以来充斥耳际的 “通胀”、“调控”、“房价”、“经济政策”等等使得人们感觉气候变暖的同时，深感经济的刺骨寒冷。
岁末，全球经济萧条以及国内宏观调控带来的一片肃杀之象使得年初国人信誓旦旦的发展计划显得苍白。地产界寒冷如冰，相关产业如多米诺骨牌应声倒下，金融业几近停滞而忙于收拾残局，十年磨一剑的股市经过一个轮回又回到了零点……
这一切，源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某些漏洞。
首先，对各级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存在偏差。上级甚至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的考核过于偏重当地城市GDP指标，以及城市面貌的突飞猛进，导致各级地方官员不约而同地选择走发展房地产带动城市经济、改变城市形象的经济发展思路。从而形成“地产财政”、“地产绑架政府”等恶性循环的局面。
其次，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存在漏洞。出口、投资和拉动内需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因不可掌控的现实均已到了日落之时。国际纷乱萧条的经济直接抹杀了出口的威力，制造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并没有太大的显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带来了表面繁荣和强劲的通胀。当前，在房子是国人第一大心头之患的前提下，扩大服务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简直像小排量发动机改装成大汽车，举步维艰。经济增长最新的动力应该是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多年来发展服务业拉动内需的政策现在看来是务虚的东西。服务业的发展与否完全应该靠市场经济化的推动，靠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现在，除了像卖根绣花针这种生意没人做之外，只要听说有什么挣钱的新行业很快就会竞争白热化，充分说明中国的服务业的发达。这，源于市场经济化下的人们的思想的解放。但服务业发达下的内需并没有太多突破。关键在于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生活中的小节，而是承受一生的大件：孩子上学、优越的住房条件等。
同时，这一切，从更深层次上源于市场经济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多年的市场经济化，将人们的思想彻底利益化、经济化甚至世俗化。经济大潮中的人们的头脑里全是自我的利益、自我的享受，没有诚信、缺失道德和传统文化体系的支撑。最典型的心态体现在对住房的过度攀比、过度追求中。计划经济时代的趋同化住房让人们的关注点集中于如何建立稳定的良好的工作和邻里关系，而现在大部分人的心态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利益。特别是住房分配制度取消、金融按揭制度的建立，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成了一个家庭单元甚至为后辈保障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完全的市场经济化打开了人们追求享受的潘多拉欲望之盒，要想再合上它几乎不可能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化，解开了人们的本能欲望，哲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不再具有逻辑性。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务实，他们清醒地知道，住房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生活起居的载体成了最沉重的负担。换句话讲，对住房的差异化刚性需求是今后国人以及地方政府最深远的梦。它将深远持久地影响着经济脉搏的跳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治经济层面漏洞的弥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然而，找到问题合理解决之，加快创新与转型，才是拥有明天的制胜之道。
首先，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当面临严重的通胀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得已而出手进行宏观调控，从各个环节发力，到目前为止，大大降低了极高的通胀率，收到了较明显的效果，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这时体现出了优势。但调控的背后，也出现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最根本的还在于两个字：利益。目前，地方政府或处于政治利益，或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使得很多地方经济形成了房地产绑架财政的单一发展模式。近阶段不少经济界人士作了很多冷静思考，统一到一个声音，都是建议制约房地产过度发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当然，这有一个阵痛的过程，但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得10年前，青岛市在国内算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当时政府为绿化青银高速要凑齐3亿元资金都很困难。如今，青岛市完成了几项非几亿、几十亿所能完成的举世闻名的重大工程，如世界第一的海底隧道、世界第一的跨海大桥，完成了青岛几代人都没完成的梦想——地铁工程3号线。一切归于政府的钱袋子鼓了，底气足了。但冷静思考，确实是经济发展这么快了吗？答案不言自明。相比之下，城市无限制地扩张，10年、20年的城市规划几年后都显得过时，卖了所能卖的城市中每一寸土地，土地拍卖一锤定音产生的一个个新的地王，也让尝到甜头的政府领导在推杯换盏中变得踌躇满志，不断规划出新的城市蓝图。而这一切貌似繁荣的背后，实体经济被打入边远的冷宫。“浙江一个千人大厂不如老婆一人在家炒房”的现实，又有多少人会去关注见效极慢的实体经济？然而实体经济才是人类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源泉。
其次，改变政绩考核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至关重要。改变和完善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条件，要把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条件从注重GDP的考核，转变为考核多项条件，从而转变其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比如把发展实体经济的产值、实体经济的数量与规模、实体经济的品牌数量、科技进步程度、社会就业率等等作为对其执政能力的考核条件，同时把对房地产业的考核以一个合理的发展节奏和对GDP贡献的合理指标作为标准，超过或过低都要减分。总而言之，要从对GDP发展的总量考核转换到各行业的细化考核，其考核可以定向引导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
第三，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利用税费调整，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利用金融政策定向宽松，鼓励引导发展科技创新。这就是老生常谈了，要做的是保持政策延续性、稳定性。
2012，在全球经济萧条，国内通胀和宏观调控形势依旧严峻的大格局下，人们的脚步或许不会那么匆忙，特别是中央决策者和各级地方政府能够冷静地总结经济问题，会是一件好事。
每一次社会的蜕变，都会伴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痛苦蜕变，但愿中国的经济会在这次阵痛中找到真正的长远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因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智慧。（来源：《中国地产总裁》）
岁末，全球经济萧条以及国内宏观调控带来的一片肃杀之象使得年初国人信誓旦旦的发展计划显得苍白。地产界寒冷如冰，相关产业如多米诺骨牌应声倒下，金融业几近停滞而忙于收拾残局，十年磨一剑的股市经过一个轮回又回到了零点……
这一切，源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某些漏洞。
首先，对各级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存在偏差。上级甚至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的考核过于偏重当地城市GDP指标，以及城市面貌的突飞猛进，导致各级地方官员不约而同地选择走发展房地产带动城市经济、改变城市形象的经济发展思路。从而形成“地产财政”、“地产绑架政府”等恶性循环的局面。
其次，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存在漏洞。出口、投资和拉动内需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因不可掌控的现实均已到了日落之时。国际纷乱萧条的经济直接抹杀了出口的威力，制造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并没有太大的显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带来了表面繁荣和强劲的通胀。当前，在房子是国人第一大心头之患的前提下，扩大服务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简直像小排量发动机改装成大汽车，举步维艰。经济增长最新的动力应该是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多年来发展服务业拉动内需的政策现在看来是务虚的东西。服务业的发展与否完全应该靠市场经济化的推动，靠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现在，除了像卖根绣花针这种生意没人做之外，只要听说有什么挣钱的新行业很快就会竞争白热化，充分说明中国的服务业的发达。这，源于市场经济化下的人们的思想的解放。但服务业发达下的内需并没有太多突破。关键在于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生活中的小节，而是承受一生的大件：孩子上学、优越的住房条件等。
同时，这一切，从更深层次上源于市场经济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多年的市场经济化，将人们的思想彻底利益化、经济化甚至世俗化。经济大潮中的人们的头脑里全是自我的利益、自我的享受，没有诚信、缺失道德和传统文化体系的支撑。最典型的心态体现在对住房的过度攀比、过度追求中。计划经济时代的趋同化住房让人们的关注点集中于如何建立稳定的良好的工作和邻里关系，而现在大部分人的心态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利益。特别是住房分配制度取消、金融按揭制度的建立，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成了一个家庭单元甚至为后辈保障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完全的市场经济化打开了人们追求享受的潘多拉欲望之盒，要想再合上它几乎不可能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化，解开了人们的本能欲望，哲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不再具有逻辑性。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务实，他们清醒地知道，住房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生活起居的载体成了最沉重的负担。换句话讲，对住房的差异化刚性需求是今后国人以及地方政府最深远的梦。它将深远持久地影响着经济脉搏的跳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治经济层面漏洞的弥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然而，找到问题合理解决之，加快创新与转型，才是拥有明天的制胜之道。
首先，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当面临严重的通胀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得已而出手进行宏观调控，从各个环节发力，到目前为止，大大降低了极高的通胀率，收到了较明显的效果，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这时体现出了优势。但调控的背后，也出现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最根本的还在于两个字：利益。目前，地方政府或处于政治利益，或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使得很多地方经济形成了房地产绑架财政的单一发展模式。近阶段不少经济界人士作了很多冷静思考，统一到一个声音，都是建议制约房地产过度发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当然，这有一个阵痛的过程，但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得10年前，青岛市在国内算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当时政府为绿化青银高速要凑齐3亿元资金都很困难。如今，青岛市完成了几项非几亿、几十亿所能完成的举世闻名的重大工程，如世界第一的海底隧道、世界第一的跨海大桥，完成了青岛几代人都没完成的梦想——地铁工程3号线。一切归于政府的钱袋子鼓了，底气足了。但冷静思考，确实是经济发展这么快了吗？答案不言自明。相比之下，城市无限制地扩张，10年、20年的城市规划几年后都显得过时，卖了所能卖的城市中每一寸土地，土地拍卖一锤定音产生的一个个新的地王，也让尝到甜头的政府领导在推杯换盏中变得踌躇满志，不断规划出新的城市蓝图。而这一切貌似繁荣的背后，实体经济被打入边远的冷宫。“浙江一个千人大厂不如老婆一人在家炒房”的现实，又有多少人会去关注见效极慢的实体经济？然而实体经济才是人类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源泉。
其次，改变政绩考核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至关重要。改变和完善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条件，要把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条件从注重GDP的考核，转变为考核多项条件，从而转变其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比如把发展实体经济的产值、实体经济的数量与规模、实体经济的品牌数量、科技进步程度、社会就业率等等作为对其执政能力的考核条件，同时把对房地产业的考核以一个合理的发展节奏和对GDP贡献的合理指标作为标准，超过或过低都要减分。总而言之，要从对GDP发展的总量考核转换到各行业的细化考核，其考核可以定向引导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
第三，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利用税费调整，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利用金融政策定向宽松，鼓励引导发展科技创新。这就是老生常谈了，要做的是保持政策延续性、稳定性。
2012，在全球经济萧条，国内通胀和宏观调控形势依旧严峻的大格局下，人们的脚步或许不会那么匆忙，特别是中央决策者和各级地方政府能够冷静地总结经济问题，会是一件好事。
每一次社会的蜕变，都会伴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痛苦蜕变，但愿中国的经济会在这次阵痛中找到真正的长远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因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智慧。（来源：《中国地产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