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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40多年前，曾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而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书生，此战的胜利确保了明朝京师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也粉碎了蒙古侵占中原的企图。
自幼机智过人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挺身而出稳定局势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
第一，禁南迁之议。侍讲徐珵认为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坚决反对，监国郕王朱祁钰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于谦此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群臣义愤冲天，一拥而上将马顺活活打死。这时于谦请求郕王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在群臣的簇拥下朱祁钰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粉碎蒙古图谋中原的企图
如何守卫北京呢？于谦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惊异地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他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
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确保了明朝京师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它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北京晚报》2016.4.13等）
自幼机智过人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挺身而出稳定局势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
第一，禁南迁之议。侍讲徐珵认为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坚决反对，监国郕王朱祁钰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于谦此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群臣义愤冲天，一拥而上将马顺活活打死。这时于谦请求郕王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在群臣的簇拥下朱祁钰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粉碎蒙古图谋中原的企图
如何守卫北京呢？于谦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惊异地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他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
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确保了明朝京师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它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北京晚报》2016.4.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