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联英雄”称号是苏联为表彰对国家立下英雄主义壮举的个人和集体，特设的最高荣誉，共有12745人获得这一称号。期间，有人由于叛国等原因被剥夺称号。这其中就有一人尤为醒目——他是苏联史上唯一成功骗取这一称号的大骗子。
一路“坐着火箭”加官进爵
据史料记载，“苏联英雄”称号是当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1934年4月16日的决议，为表彰对国家立下英雄主义壮举的个人和集体，特别设立的苏联最高荣誉。
据悉，从该奖章设立开始至苏联解体，总共有12745人获得了这一最高荣誉。
其中有一个名叫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的人，也曾获得过这一最高荣誉称号，不过，他这一称号可是骗来的。
“普尔金”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骗取这一称号的大骗子。当然，最后他的这一称号被剥夺了。
这个骗子的真名叫弗拉基米尔·戈卢边科，于1914年出生在乌拉尔的一个工人家庭。他从小就游手好闲，中学都没有读完，肄业之后就进入社会。
1933年，戈卢边科以盗窃罪入狱，获释后没过多久，他又于1937年以盗窃、诈骗和伪造的罪名再次被捕。
被关押在德米特罗夫强制劳教营期间，戈卢边科想尽各种办法越狱，最终逃跑了。就在逃亡的路上，他在火车上盗取了偶遇路人的护照。从此，他便冒用了这位路人的身份：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
靠着这本护照，戈卢边科顺风顺水地到达了乌拉尔山东麓的大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并且进入到军事交通学院读书去了。这还不算，他还在当地的铁路报纸“普乔夫卡”谋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开始施展巧舌如簧的社交手段。
又过了一段时间，改名换姓的“普尔金”乘车去了莫斯科。这时候的他，对未来堪称是信心十足，因为他身上除了那本偷来的护照，还带有一份中学优秀毕业生证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事运输学院校长的推荐信——这一切当然来自于他过人的伪造技能。
抵达首都后，“普尔金”最初在“汽笛”报社工作，很快便结识了苏联共青团的主要出版机构、国内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共青团真理报》的一些工作人员。通过这条关系，他接触到了共青团真理报社的一位领导。
在与这位领导在酒桌上三番五次的觥筹交错之后，“普爾金”逐渐获得了这位领导的信任，接下来的一切就是顺水推舟了。
“普尔金”没有经过报社的任何例行检查、面试，只靠着领导同志一声招呼，他就直接在共青团真理报社上班了。进入报社后，“普尔金”几乎是一路坐着火箭加官进爵。
到了1939年3月17日，“普尔金”已经当上《共青团真理报》军事编辑部的副部长。要知道，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在德米特罗夫强制劳教营啃黑面包的囚犯呢。
“普尔金”不为人知的秘密
根据共青团真理报社员工的回忆，“普尔金”在自己身上营造了颇为神秘的光环，暗示自己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有时甚至佩戴着红旗勋章出现在公开场合。但是，他总是拒绝透露自己是怎么获得这些勋章的。
实际上，“普尔金”是偷偷地把自己的母亲调到了莫斯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楼里当夜间清洁工。在在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清扫办公室的时候，这位老妇人便给自己的儿子盗取了勋章和勋章证明书。另外，“普尔金”砸下重金，雇佣了一名雕刻工为自己伪造了相关文件——这就是“普尔金”不为人知的秘密！
1939年7月，“普尔金”伪造了一份人民国防委员会的信件，靠着这个他又被派往远东游山玩水去了。
不久，苏联和日本与蒙古的军事冲突爆发，脑袋灵光的“普尔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同年秋天，《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就发表了一篇报道：在哈拉欣河战役期间，本报记者“普尔金”在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搏斗中受伤，现在已经伤愈从伊尔库茨克的一家军医院出院了，不久将返回莫斯科，云云。
1939年11月，“普尔金”作为一名军事通讯员随红军开赴白俄罗斯的西部——胸前佩戴着一枚光彩夺目的列宁勋章！“普尔金”颇为自傲地宣称这枚勋章是在对日作战时荣获的。
实际上，这枚列宁勋章的申请书上的提交部队一栏，赫然写着当时驻扎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罗德诺市的肩负特殊使命的独立第39师，可见这份文件是他窃取了该部队的公文用纸伪造的。
1939年1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普尔金”的纪实随笔，很快他又在两位老党员的推荐下成为了苏共候补党员。
苏芬战争爆发后，“普尔金”从报社消失了，风传是去了前线。1940年1月，共青团真理报社收到了一封特殊使命独立第39师“发来”的信函：声称“普尔金”被派往列宁格勒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因此缺席报社工作长达3个月有余。事实上，“普尔金”这几个月来只是跟朋友待在莫斯科的公寓里而已，舒舒服服地混到一份响当当的战时资历。
东窗事发，被判死刑
苏芬战争结束后，这场战争的参与者被授予各种奖章，包括国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
这时候，“普尔金”日益膨胀的虚荣心已经无法遏制了。他动起了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歪脑筋，决定玩一把大的。
1940年3月，“普尔金”用第39师的公文用纸向海军人民委员会授勋部门提交了一份申请书，附带了获得列宁勋章和红星勋章的虚假信息。申请书上如此写道：为了表彰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排长兼共青团真理报社军事编辑部副部长，在与芬兰白匪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推荐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
“普尔金”的履历唬住了海军人民委员会，再加上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出版机构任职的特殊身份，相关人员没有按照规定进行重新复查，直接把“普尔金”的申请书呈交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就这样，“普尔金”的面前可谓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1940年4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授予“普尔金”初级指挥员“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而这条命令赫然刊登在了第二天的《共青团真理报》上。在这一刻，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或者说弗拉基米尔·戈卢边科可谓是攀上了人生的巅峰。
又过了一个月，“普尔金”的朋友又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吹捧他的文章，并自作主张地把他的照片登了上去。这极有可能暴露他的真实身份，是普尔金、也就是前逃犯戈卢边科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的！然而，这位志得意满的“苏联英雄”当时正和妻子——共青团真理报社的女记者莉迪亚·博卡索娃前往索契度假，这篇文章就从他眼皮底下漏了过去。
报纸上的照片暴露了“普尔金”的身份，很快东窗事发。1940年7月，他被逮捕了。1940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普尔金”死刑，判决书上如是写道：弗拉基米尔·戈卢边科生于1914年，曾两次被判有罪，1937年逃狱，依法判处死刑。由于授予“普尔金”“苏联英雄”称号的法令已经签署，因此法院当庭判决该法令作废。1940年11月5日，“普尔金”被执行枪决。
“普尔金”在苏联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任何人成功骗取过官方授予的苏联最高国家荣誉。
（人民网2017.11.10、新华网2016.5.3等）
一路“坐着火箭”加官进爵
据史料记载，“苏联英雄”称号是当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1934年4月16日的决议，为表彰对国家立下英雄主义壮举的个人和集体，特别设立的苏联最高荣誉。
据悉，从该奖章设立开始至苏联解体，总共有12745人获得了这一最高荣誉。
其中有一个名叫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的人，也曾获得过这一最高荣誉称号，不过，他这一称号可是骗来的。
“普尔金”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骗取这一称号的大骗子。当然，最后他的这一称号被剥夺了。
这个骗子的真名叫弗拉基米尔·戈卢边科，于1914年出生在乌拉尔的一个工人家庭。他从小就游手好闲，中学都没有读完，肄业之后就进入社会。
1933年，戈卢边科以盗窃罪入狱，获释后没过多久，他又于1937年以盗窃、诈骗和伪造的罪名再次被捕。
被关押在德米特罗夫强制劳教营期间，戈卢边科想尽各种办法越狱，最终逃跑了。就在逃亡的路上，他在火车上盗取了偶遇路人的护照。从此，他便冒用了这位路人的身份：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
靠着这本护照，戈卢边科顺风顺水地到达了乌拉尔山东麓的大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并且进入到军事交通学院读书去了。这还不算，他还在当地的铁路报纸“普乔夫卡”谋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开始施展巧舌如簧的社交手段。
又过了一段时间，改名换姓的“普尔金”乘车去了莫斯科。这时候的他，对未来堪称是信心十足，因为他身上除了那本偷来的护照，还带有一份中学优秀毕业生证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事运输学院校长的推荐信——这一切当然来自于他过人的伪造技能。
抵达首都后，“普尔金”最初在“汽笛”报社工作，很快便结识了苏联共青团的主要出版机构、国内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共青团真理报》的一些工作人员。通过这条关系，他接触到了共青团真理报社的一位领导。
在与这位领导在酒桌上三番五次的觥筹交错之后，“普爾金”逐渐获得了这位领导的信任，接下来的一切就是顺水推舟了。
“普尔金”没有经过报社的任何例行检查、面试，只靠着领导同志一声招呼，他就直接在共青团真理报社上班了。进入报社后，“普尔金”几乎是一路坐着火箭加官进爵。
到了1939年3月17日，“普尔金”已经当上《共青团真理报》军事编辑部的副部长。要知道，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在德米特罗夫强制劳教营啃黑面包的囚犯呢。
“普尔金”不为人知的秘密
根据共青团真理报社员工的回忆，“普尔金”在自己身上营造了颇为神秘的光环，暗示自己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有时甚至佩戴着红旗勋章出现在公开场合。但是，他总是拒绝透露自己是怎么获得这些勋章的。
实际上，“普尔金”是偷偷地把自己的母亲调到了莫斯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楼里当夜间清洁工。在在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清扫办公室的时候，这位老妇人便给自己的儿子盗取了勋章和勋章证明书。另外，“普尔金”砸下重金，雇佣了一名雕刻工为自己伪造了相关文件——这就是“普尔金”不为人知的秘密！
1939年7月，“普尔金”伪造了一份人民国防委员会的信件，靠着这个他又被派往远东游山玩水去了。
不久，苏联和日本与蒙古的军事冲突爆发，脑袋灵光的“普尔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同年秋天，《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就发表了一篇报道：在哈拉欣河战役期间，本报记者“普尔金”在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搏斗中受伤，现在已经伤愈从伊尔库茨克的一家军医院出院了，不久将返回莫斯科，云云。
1939年11月，“普尔金”作为一名军事通讯员随红军开赴白俄罗斯的西部——胸前佩戴着一枚光彩夺目的列宁勋章！“普尔金”颇为自傲地宣称这枚勋章是在对日作战时荣获的。
实际上，这枚列宁勋章的申请书上的提交部队一栏，赫然写着当时驻扎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罗德诺市的肩负特殊使命的独立第39师，可见这份文件是他窃取了该部队的公文用纸伪造的。
1939年1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普尔金”的纪实随笔，很快他又在两位老党员的推荐下成为了苏共候补党员。
苏芬战争爆发后，“普尔金”从报社消失了，风传是去了前线。1940年1月，共青团真理报社收到了一封特殊使命独立第39师“发来”的信函：声称“普尔金”被派往列宁格勒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因此缺席报社工作长达3个月有余。事实上，“普尔金”这几个月来只是跟朋友待在莫斯科的公寓里而已，舒舒服服地混到一份响当当的战时资历。
东窗事发，被判死刑
苏芬战争结束后，这场战争的参与者被授予各种奖章，包括国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
这时候，“普尔金”日益膨胀的虚荣心已经无法遏制了。他动起了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歪脑筋，决定玩一把大的。
1940年3月，“普尔金”用第39师的公文用纸向海军人民委员会授勋部门提交了一份申请书，附带了获得列宁勋章和红星勋章的虚假信息。申请书上如此写道：为了表彰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排长兼共青团真理报社军事编辑部副部长，在与芬兰白匪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推荐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
“普尔金”的履历唬住了海军人民委员会，再加上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出版机构任职的特殊身份，相关人员没有按照规定进行重新复查，直接把“普尔金”的申请书呈交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就这样，“普尔金”的面前可谓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1940年4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授予“普尔金”初级指挥员“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而这条命令赫然刊登在了第二天的《共青团真理报》上。在这一刻，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或者说弗拉基米尔·戈卢边科可谓是攀上了人生的巅峰。
又过了一个月，“普尔金”的朋友又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吹捧他的文章，并自作主张地把他的照片登了上去。这极有可能暴露他的真实身份，是普尔金、也就是前逃犯戈卢边科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的！然而，这位志得意满的“苏联英雄”当时正和妻子——共青团真理报社的女记者莉迪亚·博卡索娃前往索契度假，这篇文章就从他眼皮底下漏了过去。
报纸上的照片暴露了“普尔金”的身份，很快东窗事发。1940年7月，他被逮捕了。1940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普尔金”死刑，判决书上如是写道：弗拉基米尔·戈卢边科生于1914年，曾两次被判有罪，1937年逃狱，依法判处死刑。由于授予“普尔金”“苏联英雄”称号的法令已经签署，因此法院当庭判决该法令作废。1940年11月5日，“普尔金”被执行枪决。
“普尔金”在苏联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任何人成功骗取过官方授予的苏联最高国家荣誉。
（人民网2017.11.10、新华网2016.5.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