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情谊

来源 :党史文汇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ucumbe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大钊与孙中山,分别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相见及至分离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对孙中山十分仰慕和敬重,他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
  
  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
  
  1922年8月,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第一次会面,尔后进行数天的交谈,孙中山对李大钊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希望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他指派李大钊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参与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圈定李大钊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任命李大钊为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
  1、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会见孙中山的第一人,也是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1922年8月,孙中山因广州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李大钊在参加完中共的杭州西湖会议后,受命前往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寓所拜会孙中山。对李大钊的到来,孙中山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李大钊除了代表共产党表示慰问与支持外,介绍了中共西湖会议的情况;与孙中山一起分析时局,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共同探讨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问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及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在一连串的接触和会谈中,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感情不断加深。正如宋庆龄回忆中讲的:“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①
  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采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两党合作,表示欢迎,对李大钊的诚意深为感动。他当即表明态度愿意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指定由张继负责落实。据汪精卫说:“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来的,李当时曾对总理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不知总理能否许可接纳他。总理答他,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②此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俞秀松等也相继加入了国民党。
  2、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与改组国民党
  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情,但自从孙中山与李大钊交谈,并了解中共合作的诚意后,他改变了看法,表示要吸纳更多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加入国民党,以改变这个党的成分,增加这个党的朝气。
  首先,孙中山于1922年4月,在上海寓所的草坪上召集在沪国民党骨干举行国民党党务改进会,邀请李大钊、林伯渠参加。会上,孙中山介绍了与李大钊会谈的情况,总结了几十年斗争屡遭失败的经验教训,阐述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孙中山指定由陈独秀、茅祖权、陈树人、丁惟汾等九人组成的“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委员会拟定了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章草案。后经孙中山审定批准,《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于1923年元旦发表。宣言初步总结了过去革命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三民主义作了某些新的解释。
  第三,孙中山提议并批准在上海成立国民党本部,具体抓好改组工作。他指派陈独秀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并同意吸纳共产党员在本部工作。林伯渠被任命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担任宣传干事。
  第四,孙中山于1923年2月回到广州后,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他力邀陈独秀到广州,参与制定彻底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并委派李大钊领导国民党在北京的小组展开改组工作。10月19日又正式委派李大钊与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直接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改组特别会议,宣布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谭平山、李大钊分别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第五,孙中山严厉批评和责备国民党广东支部邓泽如、林直勉等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对苏联代表、共产党人参与改组国民党的诬蔑。他曾三次连续发表演讲,并发表致全体党员书。据何香凝回忆:孙中山曾对一些反共分子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还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张继多次在总理面前反对改组,“孙中山当时甚至想开除张继的党籍”。有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无理取闹,“孙先生还叫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③
  第六,孙中山坦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真情。宋庆龄见孙中山严厉责备自己的老部下,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先生谈了本党的现状,尔后讲到改组的需要,他说:“国民党内有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的。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呢?”他还对宋庆龄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④
  3、力荐李大钊任职国民党
  李大钊自从由孙中山主盟介绍加入国民党后,便一直得到孙中山的器重。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六次力荐李大钊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并在国民党党内安排职务。
  1923年7月,李大钊受命与国民党人丁惟汾、李石曾等改组和重建北京地区国民党组织。1923年10月,委派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指定为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同时推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1月,指定李大钊为国民党“一大”执行主席之一,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并成为宣言、章程和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当选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2月,委派李大钊与北京地区的其他国民党中央委员,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担任组织部长。1925年1月,任命李大钊为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
  孙中山病逝后,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李大钊高呼“中山主义万岁”
  
  李大钊十分仰幕和敬重孙中山,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给予极高的评价。
  1、中国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
  李大钊1922年8月奉命与孙中山谈国共合作之后,一面做好党内工作,一面参与国民党改组,他曾多次向孙中山建议如何改组国民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国民党。党的“三大”召开之前,他在《向导》上发表题为《普遍全国的国民党》的文章,阐明了对改组和建设的看法。
  首先,希望国民党能从海外华侨和广东一省向全国发展。李大钊指出:“国民党的根萌,实际上是培植在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和中国南边华侨母国的广东一省”,这是十分不足的。因为中国的疆域太辽阔了,内地政治枯燥的现象,着实需要由政党去滋润。而看国民党的现状,“那样稀稀零零遥在南方及海外的几株树,实在润泽不过、荫蔽不过这样阔大的一个沙漠似的中国来”。⑤因此,国民党需要向全国发展。
  其次,希望国民党树起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旗帜。李大钊认为,国民党仅仅用“推倒满清”来解释民族主义,那是远远不够的。那“早熟的果实”已经“迟缓了国民运动的发育”,在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交相为恶的今天,国民党应该挺身而出,树起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旗帜,并把工人、学生、农民、商人团结在这面旗帜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⑥
  再次,希望国民党能成为“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李大钊指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运动;要想发动普遍的国民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国民党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重要的就在于没有充分发动民众,“没有社会组织”。他认为:“国民党现在惟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全国国民的国民党”,而不是“仅仅成功一个广东和海外华侨的国民党”。⑦
  2、国共合作是孙中山的伟大功绩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李大钊写了多篇文章追悼和缅怀他。其中,《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就是其中重要力作。
  首先,文章追述了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历史。指出:这既“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民族史”,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其次,文章肯定了孙中山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指出: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既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整理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反清复明的思想、揭破了满清预备立宪的骗局,更重要的是,他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以及他接受共产党员、改组国民党,从而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地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为此,李大钊称颂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⑧
  再次,文章赞颂了国共合作是孙中山的伟大功绩。指出:孙中山“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这是一个伟大的行动;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之后,鲜明地举起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并勇敢地组织战斗,这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孙中山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革命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⑨
  3、中山主义者就是列宁主义者
  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新三民主义的盛赞,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评价是最高的。
  首先,把新三民主义放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进行分析。指出它的对内对外两方面的解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理论,符合中国民族革命的实际,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指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指南。
  其次,把国民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兴中会的宣言和革命的发展,从开始就吸收同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外国人为会员。另外,孙中山的革命得到外国组织及友好人士的支持。再有,孙中山与日人宫崎滔天等共同援助过菲律宾的革命运动。指出,孙中山认识到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10}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唤醒了亚洲;国民革命的成功,必定影响到英国、影响到欧洲、影响到全世界。
  再次,把孙中山与列宁、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并提,高呼中山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并把两位伟人进行比较。认为他们的人格同样伟大,他们的革命精神有许多相同点,“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可以说“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李大钊概括了中山主义的实质,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他们不论是理论上、策略上都有密切联系,“列宁主义者可以说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11}正是由于上述的分析和评价,李大钊在1926年11月的一篇文章末尾,高呼三句口号:“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中山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12}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29页。
  ③《双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④《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48页。
  ⑤⑥⑦⑧⑨{10}{11}{12}《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第647页,647—648页,847页,848、854页,842、845页,883页。
  
  ( 责编 兴 柱 )
其他文献
7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气壮山河的伟大壮举。美国《时代周刊》曾评论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巍巍丰碑,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70年来,它始终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当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迈步新的征程时,弘扬长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期刊
《党史文汇》创刊于1985年,是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主管主办的一份党史期刊,也是全国创刊最早的大众化党史宣传期刊。20多年来,《党史文汇》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肃活泼、鉴史为今”的十六字办刊方针,立足山西,面向全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办刊之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广大读者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史志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党史文汇编辑部成员不断加
期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福建、江西撤离,到次年同期到达陕北,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险、最壮烈、最灿烂的一页,政治家、诗人毛泽东亲临、亲见、亲历了这一切。人格的光辉,诗情的奔涌,他连连哼成《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和《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绘制成一组崇高壮美的艺术画卷。这些诗词,洋溢着巨大的魅力、感染力、震撼力,读后
期刊
李秉璧是山西省长治县南呈村人,1938年14岁时他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东临清县和日本鬼子遭遇时,日本人的子弹从他左眼内角穿进去,至今他的脑子里还残留着侵略者的弹片。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爷台山”战役中,他是“奋勇班”班长,曾一下午打死过24个胡宗南兵。因功勋卓著,他出席了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群英会”,被边区政府授予二等“杀敌模范”的称号。他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南泥湾大生产。1946年,李
期刊
茶话会上一见钟情    1939年9月的陕北高原已是秋意浓浓。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的一次休息时,他接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战友李富春邀请,参加了后方知识分子与华北前线军政干部的茶话会。  因为是茶话会,主持人发言后便是与会者的自由交谈。彭德怀由李富春陪同,与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这时候的彭德怀表现出少有的放松。忽然,坐在墙角的一位女青年吸
期刊
罗荣桓元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十分重视干部工作,特别注意从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他既严格要求,又给予热诚关怀和帮助;对于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的同志,他更是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得到解脱。他的崇高品德和风范,赢得了广大军队干部的衷心爱戴。    一    对于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罗荣桓历来十分慎重。鉴于党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他特别强调坚持实
期刊
王政柱(1915- )湖北省麻城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处宣传员、师部书记、军部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红军总司令部参谋,一局作战科副科长、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作战科科长,军委一局二科科长、一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
期刊
在老红军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永难忘怀的日子。  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上,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茫茫历史烟云中,那是一个闪光的日子。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篇页。那一天,走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将岷山飞雪和陕北黄土踏成了激扬的旋律;那一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潇洒地挥动臂膀,用打着补丁的衣袖擦亮了延安古城的太阳。  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成为闻名
期刊
2006年6月下旬,《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史实展览》在山西太原巡展,其中一块展版上一位母亲的几句话不禁吸引了我,“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品读、感动之余,我产生了更多了解这位母亲及其儿子情况的强烈愿望
期刊
毛泽东之于文学,因着政治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交替呈现出三种状态:纯粹的艺术欣赏——翻读《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即可印证,毛喜读唐诗中“三李”的作品,激赏“三李”中最少政治色彩的李贺的作品,都是千载之后诗心的感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说,故特别看重《红楼梦》《阿Q正传》这样具有极高认识价值的艺术精品,对于自己所创作而有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