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个人和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响应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完整地铭记历史，守护记忆，有必要围绕重大突发事件构建数字记忆。本文选取国外典型范例“9·11”数字档案馆，通过总结其在重大突发事件数字记忆构建方面的优势，从中发掘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数字记忆重大突发事件“9·11”数字档案馆
随着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和人为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这些天灾人祸给个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为了铭记历史、重建家园，有必要构建关于重大突发事件的集体记忆。国外相关的探索主要有美國的“9·11”数字档案馆[1]以及“卡特里娜飓风的数字记忆银行”等。其中，“9·11”数字档案馆是较具代表性、专门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档案馆。本文以其为例，分析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如何借鉴“9·11”数字档案馆的优势，构建我国数字形式的重大突发事件的记忆。
一、“9·11”数字档案馆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数字记忆方面的优势
“9·11”数字档案馆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建设数字档案馆，也不在于其建设和运行的模式，而在于它将已有的技术、模式与全新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建设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档案馆。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方面，它具有如下优势：
（一）建设理念人性化
2001年9月11日，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这次重大突发事件由于其突发性、极大的危害性以及深远的影响，发生后迅速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该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多位学者、社会人士，包括档案学家、历史学家等于2001年10月4日聚集到一起商讨，认为有必要收集、保存和展示与恐怖袭击事件相关的一系列资料、文档等。[2]此后，更多的专业人士如档案管理人员、信息技术人士等陆续加入其中，为守护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集体记忆，铭记历史而努力。在相关想法提出的三个多月后，2002年1月11日，“9·11”数字档案馆应运而生。[3]它主要借助数字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收集、保存关于事件的各种信息，旨在建立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空间，使社会公众能够长期获取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信息资源，永久珍藏这一事件留下的社会记忆遗产。
可以说，“9·11”数字档案馆由学界专家和技术人士发起，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最终合力构建而成。它的建立是社会各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结果，是在广泛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方面源于社会公众产生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源于构建者及时关注和响应社会公众的需求，二者缺一不可。简言之，“9·11”数字档案馆建设理念人性化体现在其构建的出发点是关注社会公众对事件的响应上。正因为“9·11”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人本理念，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及时关注和响应社会公众的需求，它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进而拥有不竭动力。
（二）收集方式独特，馆藏资源丰富
在资源收集方面，与传统实体档案馆不同的是，“9·11”数字档案馆的资源收集方式具有多样性、及时性和广泛性。具体而言，一是资源收集方式的多样性。由于重大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信息源本身的复杂多样性，使得信息资源类型丰富多样、分布广泛，因此收集信息资源的方式也较为灵活。例如，收集纸质文档后数字化，支持网站在线上传数字资源等。二是资源收集方式的及时性。重大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导致社会公众的生活处于非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9·11”数字档案馆在面向广大社会公众收集信息资源时更加强调及时收集甚至即时收集。[4]三是资源收集方式的广泛性。传统的档案资源收集往往针对明确划定范围的机构、团体等，而“9·11”数字档案馆的构建者并没有严格限制收录资源的范围。其收集信息资源既从全社会这一宏观视角着眼，例如国家发布的行动计划，又考虑到社会公众个体这一微观视角。例如个人的通话录音、邮件信息等。也就是说，他们在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于社会公众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各种响应，即它不限定信息来源的种类和范围，而是更多地关注信息资源的内容。
通过广泛收录与事件相关的各种类型资源，构建者希望若干年后，社会公众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充分了解当时的情况，无论是事件发生的客观实情，还是社会公众对此的各种响应。在上述独特收集方式的推动下，“9·11”数字档案馆在成立两年后就收集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来源广泛的资源，相关数据显示总共约有十五万条数字记录，包括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信息记录等。其中，有曼哈顿城内张贴的寻人传单、现场营救画面、紧急医疗救护技术员的照片、电话答录记录、声音邮件信息、事发地音乐会的声音记录、当时的新闻短片、事发地游客录制的视频、事发地临近街区居民的采访视频、恐怖袭击事件相关的动画作品等。同时，这些馆藏资源的来源也十分广泛。据了解，有来自个人的邮件记录、手机录音摄像、记者采访、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发布的传单等。
截至目前，“9·11”数字档案馆的网站上展示了十多个类别的馆藏，主要包括十周年纪念日馆藏、艺术类馆藏、音频类馆藏、数字媒体项目馆藏、现场急救员类馆藏、国会图书馆馆藏、在线用户贡献的“9·11”数字档案项目馆藏、组织机构类馆藏、个人账户类馆藏、摄影照片类馆藏、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十三周年纪念日馆藏、视频类馆藏。“9·11”数字档案馆的构建者相信这些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来源广泛的信息记录包含着独一无二的视角，从中可以发现社会公众经历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以后的直接反应，以及这一事件如何改变了社会公众的一系列行为和信念。可以说，正是因为“9·11”数字档案馆具有内容丰富、覆盖全面的馆藏资源，才使得它能够真实、全面地记录历史，反映恐怖袭击这一重大突发事件对社会各界的影响，而这对于构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记忆乃至完整的社会集体记忆具有重要价值。
（三）构建和利用方式新颖 “9·11”数字档案馆的成功不仅依托于社会公众的广泛需要，更有赖于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这种基于社会公众层面的大力推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9·11”数字档案馆独特的共建共享的构建和利用方式。
“9·11”数字档案馆的共建共享既包括构建方式上的共建，又包括利用方式上的共享。其中，利用方式上的共享是指用户可以上传资源供他人所用，也可以获取馆内已有资源为己所用，即数字记忆银行项目所用的产销合一方式，[5]用户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角色于一身。而“9·11”数字档案馆构建方式的共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主要倡导机构之间的协作。具体而言，与以往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社会公众作为分散个体独自构建关于事件的个人记忆不同的是，“9·11”数字档案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铭记历史、珍藏记忆：它构建了一个自由免费的公共网络信息空间，便于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在其中，社会公众能够分享自己的故事，上传图片、视频、音频，保存与事件有关、有回忆价值的信息。借助这一平台，社会公众（不仅有美国本土的公众，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公众）能够共享彼此的经历与感受，互相鼓励，共渡难关。在该事件发生两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两百万的浏览者访问“9·11”数字档案馆网站，他们贡献了将近一亿两千万次点击量。除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以外，主要倡导机构和相关人士的通力协作也推动了“9·11”数字档案馆的共建工作。这些倡导机构和相关人士主要包括图书馆学界、博物馆学界、历史学界、信息技术专业领域、档案学界等，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美国希捷科技公司等。
二、对我国重大突发事件数字记忆构建的启示
对于我国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构建而言，“9·11”数字档案馆是一个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建设项目。循着它的形成发展轨迹，我们可以获取诸多有益经验，主要包括其人性化的建设理念、独特的资源收集方式和共建共享的构建利用方式等。
（一）倡导人本理念，迎合公众需求
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时，面对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事件，相关机构、专业人士要及时、充分、有针对性地响应社会公众的需求。即在提供相关服务时，相关部门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提供服务，既响应公众个体的需求，为个人记忆的保存提供渠道，又为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汇集了信息资源。我国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时，应借鉴“9·11”数字档案馆的人本建设理念：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档案馆等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内关注和挖掘广大社会公众的需求，并针对具体的需求为社会公众提供特定服务。例如，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社会公众需要及时知晓家人朋友的消息，了解事件的进展等，面对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档案馆、应急救灾机构等相关部门可以共同搭建网络平台，帮助社会公众了解和分享信息。在事件发生后，考虑到社会公众缅怀和纪念的需求，档案馆等相关部门可以在网络平台开辟渠道，以便社会公众能够采取适合的方式分享个人经历，举行纪念活动等。
（二）创新收集方式，丰富馆藏资源
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对其进行档案资源的收集必须要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特定背景下的具体需求来灵活操作，而不能一味地拘泥于传统方式。收集资源之前，要充分预估资源的多样性和分布特点，有针对性地全面收集，从而构建出完整的数字记忆。
1.针对资源类型的多样性，收集信息资源时应通过资源的内容来判定是否收录，而不应通过资源类型来限制收集范围。例如，收集资源既要接受纸质版资源，又要收录电子版资源，包括视频、音频等。收集不同类型的资源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纸质版资源收录后可以先数字化然后存档，电子版资源通过提供上传平台、直接拷贝复制等方式收集。
2.针对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收集资源时不仅要从全局的视角出发，而且要从局部的视角出发。我国已有的数字记忆项目构建以宏观视角为主，关注的是城市乃至国家的全局记忆，缺乏从公众个体记忆的视角进行构建。为此，可以借鉴“9·11”数字档案馆针对集体记忆构建的经验，通过多层次的构建，使馆藏资源更加丰富全面、富有层次性，这样不仅呈现的内容更加多维立体，而且社会公众也乐于接受和认可。
3.在实际收集资源时，既要针对组织机构、社会团体等，收集他们的信息资源以保存集体记忆，又要关注个人对事件的响应，以保存个体记忆，即通过将集体记忆和公众个体记忆汇集来构成社会记忆。
（三）多方通力协作，全民共建共享
我国目前已有在数字记忆工程和数字档案馆建设方面的探索。其中已开展的数字记忆工程[6][7]是我国社会记忆构建的基础，填补了我国数字记忆构建的空白；已建设的数字档案馆有效补充和拓展了我国传统实体档案馆的功能，但与“9·11”数字档案馆相比，它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的角色局限于受众，使得构建者与用户之间缺乏良好的双向互动，无法有效获知和迎合用户的需求。二是建设主体单一，无法整合相关的有用资源和技术，使得社会公众对建成的项目接纳与认可度不高。
对此，“9·11”数字档案馆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思路：一方面，要使用社会公众能够普遍参与的方式，使社会公众既是构建者又是使用者，从而使共建共享的方式充分发挥出良性循环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时，应在广泛考察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建立公共网络信息空间，将社会公众及其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资源聚集。这样不仅有助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充分响应社会公众的广泛需求，而且有助于完整构建关于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另一方面，要广泛开展相关领域的协作，如档案学界、信息技术专业领域、历史学界、图书馆学界、博物馆学界等共同合作，通过汇聚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增强构建数字记忆的优势。就具体做法而言，数字记忆构建的主要倡导机构需要预先联合相关领域，建立沟通协作机制，例如成立应急协作团队，举办联席工作会议等。通过沟通协作机制，相关机构事先协商明确各自的职能和任务，为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做好准备，重点是明确构建数字记忆的流程和方法，以便事件发生后及时调配资源、整合技术、分工协作，共同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
综上所述，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首先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为核心，主动发现和挖掘社會公众的需求；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响应公众的需求，包括采取独特的资源收集方式和共建共享的构建利用方式等。在上述基础上，最终构建出能够及时、全面、丰富地展示重大突发事件的记忆殿堂，以便更好地留存珍贵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The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DB/OL].[2016-12-18].http：//911digitalarchive.org.
[2] [3]Brier， Stephen； Brown， Joshua.The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Saving the Histories of September 11， 2001[J] RADICAL HISTORY REVIEW，2011，111：101-109.
[4]Rivard， Courtney J. Archiving Disaster： A Compar？ ative Study of September 11， 2001 and Hurricane Katrina[D]2012.
[5]TimothyRecuber.The Prosumption of Commemo？ ration： Disasters， Digital Memory Banks， and Online Col？ lective Memory[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 TIST，2012，56（4）：531-549.
[6]韩若画，刘涛，范紫薇，刘珂凡，赵锐.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2（3）：14-18.
[7]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DB/OL].[2016-12-18]. http：//www.nlc.gov.cn/cmptest/.
关键词：数字记忆重大突发事件“9·11”数字档案馆
随着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和人为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这些天灾人祸给个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为了铭记历史、重建家园，有必要构建关于重大突发事件的集体记忆。国外相关的探索主要有美國的“9·11”数字档案馆[1]以及“卡特里娜飓风的数字记忆银行”等。其中，“9·11”数字档案馆是较具代表性、专门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档案馆。本文以其为例，分析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如何借鉴“9·11”数字档案馆的优势，构建我国数字形式的重大突发事件的记忆。
一、“9·11”数字档案馆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数字记忆方面的优势
“9·11”数字档案馆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建设数字档案馆，也不在于其建设和运行的模式，而在于它将已有的技术、模式与全新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建设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档案馆。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方面，它具有如下优势：
（一）建设理念人性化
2001年9月11日，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这次重大突发事件由于其突发性、极大的危害性以及深远的影响，发生后迅速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该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多位学者、社会人士，包括档案学家、历史学家等于2001年10月4日聚集到一起商讨，认为有必要收集、保存和展示与恐怖袭击事件相关的一系列资料、文档等。[2]此后，更多的专业人士如档案管理人员、信息技术人士等陆续加入其中，为守护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集体记忆，铭记历史而努力。在相关想法提出的三个多月后，2002年1月11日，“9·11”数字档案馆应运而生。[3]它主要借助数字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收集、保存关于事件的各种信息，旨在建立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空间，使社会公众能够长期获取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信息资源，永久珍藏这一事件留下的社会记忆遗产。
可以说，“9·11”数字档案馆由学界专家和技术人士发起，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最终合力构建而成。它的建立是社会各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结果，是在广泛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方面源于社会公众产生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源于构建者及时关注和响应社会公众的需求，二者缺一不可。简言之，“9·11”数字档案馆建设理念人性化体现在其构建的出发点是关注社会公众对事件的响应上。正因为“9·11”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人本理念，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及时关注和响应社会公众的需求，它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进而拥有不竭动力。
（二）收集方式独特，馆藏资源丰富
在资源收集方面，与传统实体档案馆不同的是，“9·11”数字档案馆的资源收集方式具有多样性、及时性和广泛性。具体而言，一是资源收集方式的多样性。由于重大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信息源本身的复杂多样性，使得信息资源类型丰富多样、分布广泛，因此收集信息资源的方式也较为灵活。例如，收集纸质文档后数字化，支持网站在线上传数字资源等。二是资源收集方式的及时性。重大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导致社会公众的生活处于非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9·11”数字档案馆在面向广大社会公众收集信息资源时更加强调及时收集甚至即时收集。[4]三是资源收集方式的广泛性。传统的档案资源收集往往针对明确划定范围的机构、团体等，而“9·11”数字档案馆的构建者并没有严格限制收录资源的范围。其收集信息资源既从全社会这一宏观视角着眼，例如国家发布的行动计划，又考虑到社会公众个体这一微观视角。例如个人的通话录音、邮件信息等。也就是说，他们在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于社会公众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各种响应，即它不限定信息来源的种类和范围，而是更多地关注信息资源的内容。
通过广泛收录与事件相关的各种类型资源，构建者希望若干年后，社会公众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充分了解当时的情况，无论是事件发生的客观实情，还是社会公众对此的各种响应。在上述独特收集方式的推动下，“9·11”数字档案馆在成立两年后就收集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来源广泛的资源，相关数据显示总共约有十五万条数字记录，包括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信息记录等。其中，有曼哈顿城内张贴的寻人传单、现场营救画面、紧急医疗救护技术员的照片、电话答录记录、声音邮件信息、事发地音乐会的声音记录、当时的新闻短片、事发地游客录制的视频、事发地临近街区居民的采访视频、恐怖袭击事件相关的动画作品等。同时，这些馆藏资源的来源也十分广泛。据了解，有来自个人的邮件记录、手机录音摄像、记者采访、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发布的传单等。
截至目前，“9·11”数字档案馆的网站上展示了十多个类别的馆藏，主要包括十周年纪念日馆藏、艺术类馆藏、音频类馆藏、数字媒体项目馆藏、现场急救员类馆藏、国会图书馆馆藏、在线用户贡献的“9·11”数字档案项目馆藏、组织机构类馆藏、个人账户类馆藏、摄影照片类馆藏、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十三周年纪念日馆藏、视频类馆藏。“9·11”数字档案馆的构建者相信这些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来源广泛的信息记录包含着独一无二的视角，从中可以发现社会公众经历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以后的直接反应，以及这一事件如何改变了社会公众的一系列行为和信念。可以说，正是因为“9·11”数字档案馆具有内容丰富、覆盖全面的馆藏资源，才使得它能够真实、全面地记录历史，反映恐怖袭击这一重大突发事件对社会各界的影响，而这对于构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记忆乃至完整的社会集体记忆具有重要价值。
（三）构建和利用方式新颖 “9·11”数字档案馆的成功不仅依托于社会公众的广泛需要，更有赖于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这种基于社会公众层面的大力推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9·11”数字档案馆独特的共建共享的构建和利用方式。
“9·11”数字档案馆的共建共享既包括构建方式上的共建，又包括利用方式上的共享。其中，利用方式上的共享是指用户可以上传资源供他人所用，也可以获取馆内已有资源为己所用，即数字记忆银行项目所用的产销合一方式，[5]用户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角色于一身。而“9·11”数字档案馆构建方式的共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主要倡导机构之间的协作。具体而言，与以往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社会公众作为分散个体独自构建关于事件的个人记忆不同的是，“9·11”数字档案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铭记历史、珍藏记忆：它构建了一个自由免费的公共网络信息空间，便于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在其中，社会公众能够分享自己的故事，上传图片、视频、音频，保存与事件有关、有回忆价值的信息。借助这一平台，社会公众（不仅有美国本土的公众，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公众）能够共享彼此的经历与感受，互相鼓励，共渡难关。在该事件发生两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两百万的浏览者访问“9·11”数字档案馆网站，他们贡献了将近一亿两千万次点击量。除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以外，主要倡导机构和相关人士的通力协作也推动了“9·11”数字档案馆的共建工作。这些倡导机构和相关人士主要包括图书馆学界、博物馆学界、历史学界、信息技术专业领域、档案学界等，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美国希捷科技公司等。
二、对我国重大突发事件数字记忆构建的启示
对于我国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构建而言，“9·11”数字档案馆是一个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建设项目。循着它的形成发展轨迹，我们可以获取诸多有益经验，主要包括其人性化的建设理念、独特的资源收集方式和共建共享的构建利用方式等。
（一）倡导人本理念，迎合公众需求
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时，面对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事件，相关机构、专业人士要及时、充分、有针对性地响应社会公众的需求。即在提供相关服务时，相关部门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提供服务，既响应公众个体的需求，为个人记忆的保存提供渠道，又为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汇集了信息资源。我国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时，应借鉴“9·11”数字档案馆的人本建设理念：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档案馆等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内关注和挖掘广大社会公众的需求，并针对具体的需求为社会公众提供特定服务。例如，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社会公众需要及时知晓家人朋友的消息，了解事件的进展等，面对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档案馆、应急救灾机构等相关部门可以共同搭建网络平台，帮助社会公众了解和分享信息。在事件发生后，考虑到社会公众缅怀和纪念的需求，档案馆等相关部门可以在网络平台开辟渠道，以便社会公众能够采取适合的方式分享个人经历，举行纪念活动等。
（二）创新收集方式，丰富馆藏资源
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对其进行档案资源的收集必须要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特定背景下的具体需求来灵活操作，而不能一味地拘泥于传统方式。收集资源之前，要充分预估资源的多样性和分布特点，有针对性地全面收集，从而构建出完整的数字记忆。
1.针对资源类型的多样性，收集信息资源时应通过资源的内容来判定是否收录，而不应通过资源类型来限制收集范围。例如，收集资源既要接受纸质版资源，又要收录电子版资源，包括视频、音频等。收集不同类型的资源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纸质版资源收录后可以先数字化然后存档，电子版资源通过提供上传平台、直接拷贝复制等方式收集。
2.针对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收集资源时不仅要从全局的视角出发，而且要从局部的视角出发。我国已有的数字记忆项目构建以宏观视角为主，关注的是城市乃至国家的全局记忆，缺乏从公众个体记忆的视角进行构建。为此，可以借鉴“9·11”数字档案馆针对集体记忆构建的经验，通过多层次的构建，使馆藏资源更加丰富全面、富有层次性，这样不仅呈现的内容更加多维立体，而且社会公众也乐于接受和认可。
3.在实际收集资源时，既要针对组织机构、社会团体等，收集他们的信息资源以保存集体记忆，又要关注个人对事件的响应，以保存个体记忆，即通过将集体记忆和公众个体记忆汇集来构成社会记忆。
（三）多方通力协作，全民共建共享
我国目前已有在数字记忆工程和数字档案馆建设方面的探索。其中已开展的数字记忆工程[6][7]是我国社会记忆构建的基础，填补了我国数字记忆构建的空白；已建设的数字档案馆有效补充和拓展了我国传统实体档案馆的功能，但与“9·11”数字档案馆相比，它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的角色局限于受众，使得构建者与用户之间缺乏良好的双向互动，无法有效获知和迎合用户的需求。二是建设主体单一，无法整合相关的有用资源和技术，使得社会公众对建成的项目接纳与认可度不高。
对此，“9·11”数字档案馆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思路：一方面，要使用社会公众能够普遍参与的方式，使社会公众既是构建者又是使用者，从而使共建共享的方式充分发挥出良性循环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时，应在广泛考察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建立公共网络信息空间，将社会公众及其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资源聚集。这样不仅有助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充分响应社会公众的广泛需求，而且有助于完整构建关于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另一方面，要广泛开展相关领域的协作，如档案学界、信息技术专业领域、历史学界、图书馆学界、博物馆学界等共同合作，通过汇聚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增强构建数字记忆的优势。就具体做法而言，数字记忆构建的主要倡导机构需要预先联合相关领域，建立沟通协作机制，例如成立应急协作团队，举办联席工作会议等。通过沟通协作机制，相关机构事先协商明确各自的职能和任务，为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做好准备，重点是明确构建数字记忆的流程和方法，以便事件发生后及时调配资源、整合技术、分工协作，共同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
综上所述，构建重大突发事件的数字记忆，首先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为核心，主动发现和挖掘社會公众的需求；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响应公众的需求，包括采取独特的资源收集方式和共建共享的构建利用方式等。在上述基础上，最终构建出能够及时、全面、丰富地展示重大突发事件的记忆殿堂，以便更好地留存珍贵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The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DB/OL].[2016-12-18].http：//911digitalarchive.org.
[2] [3]Brier， Stephen； Brown， Joshua.The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Saving the Histories of September 11， 2001[J] RADICAL HISTORY REVIEW，2011，111：101-109.
[4]Rivard， Courtney J. Archiving Disaster： A Compar？ ative Study of September 11， 2001 and Hurricane Katrina[D]2012.
[5]TimothyRecuber.The Prosumption of Commemo？ ration： Disasters， Digital Memory Banks， and Online Col？ lective Memory[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 TIST，2012，56（4）：531-549.
[6]韩若画，刘涛，范紫薇，刘珂凡，赵锐.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2（3）：14-18.
[7]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DB/OL].[2016-12-18]. http：//www.nlc.gov.cn/cmp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