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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的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心”的理想主义，理想的原意根于道德的心。一切言论与行动，个人的，或社会的，如要成为有价值的，成为具有理想意义的，皆必须依据此原意的理想而成为有价值的，成为有理想意义的。基于此，本文对道德理想主义做出一番评价与思考。
关键词：道德 理想主义 价值
一、道德理想的价值
我们认为道德理想关注的是道德最高层面的问题，是最抽象、最普遍的道德原则，所以必须信持它作为终极价值而具有普遍而永恒的意义。因为人类的行为规则背后总是依据几条基本的道德原则，许多不同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共通之处。举个很浅显的例子，儒家的仁义原则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的文化传统里，都是会受到认可的。不仅道德理想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作为它所涵盖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是一样的。我们说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作为历史的产物，虽然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的一面，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仅仅由特殊的、个别的现象所构成，相反，历史总是同时渗入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联系，而与历史过程的这一向度相应，道德意识及道德观念往往也包含着普遍的内容。从共时性之维看，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体中，通常存在着对该共同体的成员具有普遍制约作用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就历时性之维而言，某些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往往在不同的或较长的历史时期产生其影响和作用，而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道德规范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就成为伦理关系。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讲，主要是仁和义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公正的、正义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爱和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得到增进，得到发展，对社会组织就起了极大的巩固的作用，就具有道德凝聚力。这种道德凝聚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它可以使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团结一心，克服困难，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奋力拼搏。
二、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
尽管我们并不能否定道德理想的价值，但道德理想如果泛化为道德理想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巨大的理论悖论。当道德理想跨越了它本身的界限并与政治国家相联，当它成为政治蓝图并取代了操作层面，此时的道德理想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危险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把拯救现实、开太平盛世的热望完全寄托于超凡脱俗的个人，希望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是大圣大贤，并能以自身的仁爱广播于众，于是政治的问题被认为是道德的问题，从这个思路思考下去，政治秩序当然是由道德意图形成的。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政治领袖美好的道德意图的感召下被认为自然能产生美好的道德意图，于是便以为政治秩序会自然的形成。在这里很关键的问题是期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成为政治领袖，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似乎让人们以为所有的政治领袖不仅应该是圣贤，而且必然是圣贤，那么理所当然道德就成了政治生活中唯一的要素，道德理想主义想看到的就是用道德约束权力，而并非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其实只要我们认真思考便不难发现，只有在一个纯粹的社会里，政治才可
能是伦理的延长，此时由所谓的圣君贤相来领导，可能会得到很好的效果，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想象。但是人毕竟生活在不理想的现实之中，如果把现实推想的太高、太完美，反而会产生极不理想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圣王，而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却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必然产生君主专制。
三、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理解
首先，我们要承认道德理想的可贵，不论在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应该允许一部分像孟子一样的社会精英对历史提出道德化的要求，他们对社会现实的道德呼吁，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道德理想让人们拥有了精神和信仰，在现实世界中不再迷失自我；道德理想从理想与批判的层面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打开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从此世俗化的进程不再那样蛮横，那样独断。我们从没有否定过道德理想的价值，我们所要批判的是偏执的道德理想主义，要理解道德理想主义，为它解毒，就必须要实现道德与政治的分离、还政治于政治，还道德于道德，政治要独立于“善”，道德理想要独立于政治国家。而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如朱学勤所说从以下三点开始转折：
1、对历史的道德化要求，应从先验目的论转变为经验过程论。这一转变不是放弃理想主义，而是改变理想主义相对世俗形态的存在方式：从居高临下转变为平行分殊，从空间扩张转变为时间延伸。至善理念永远是可近不可即的目的，目的只有相对于过程才有意义。过程不是既定目标的当下空间，而是先验和经验相伴相生的时间延伸。只有把道德要求从空间化为时间，才能切断观念形态走向意识形态的通道，才能避免道德理想变为一家独大一时横溢的道德灾变。
2、政治的道德化要求，应从谁来统治转变为如何统治，从哲学化统治，转变为技术性统治，以垂直上下的道德增压转变为平铺制衡的制度规范，以制度规范领袖，而不是让领袖凌架于制度，在制度外搞‘广场短路’。制度规范独立于“善”，独立于道德观念，以不善为大善，以非道德为最道德。制度独立于“善”，却是“善”的固态凝结，是政治体系内部道德要求的集中体现。一句话，永远放弃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王’梦想。
3、至于道德理想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批判立场，应从制度层面退出，在制度层面外安营扎寨，建立政治批判系统。制度操作体现实然，政治批判体现应然。制度形成过程内部已凝结有固态之‘善’，制度操作过程的外部环境又处于政治批判之‘善’的液态包围之中。内受制于规范，外受制于批判，政治国家才能最终改变对市民社会的凌驾态势。道德理想作为批判功能而使用，并不是作为政治国家凌夺市民社会的张本而使用；道德理想是从社会这一端向政治国家施压，对政治国家布以道德禁忌，而不是相反，从政治国家这一端向社会施压，为社会施以道德禁忌。”
实现了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化，才能真正理解道德理想主义，带领我们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
参考文献：
[1]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2010 年版。
[2]崔永东：《道德与中西法治》，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关键词：道德 理想主义 价值
一、道德理想的价值
我们认为道德理想关注的是道德最高层面的问题，是最抽象、最普遍的道德原则，所以必须信持它作为终极价值而具有普遍而永恒的意义。因为人类的行为规则背后总是依据几条基本的道德原则，许多不同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共通之处。举个很浅显的例子，儒家的仁义原则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的文化传统里，都是会受到认可的。不仅道德理想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作为它所涵盖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是一样的。我们说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作为历史的产物，虽然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的一面，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仅仅由特殊的、个别的现象所构成，相反，历史总是同时渗入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联系，而与历史过程的这一向度相应，道德意识及道德观念往往也包含着普遍的内容。从共时性之维看，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体中，通常存在着对该共同体的成员具有普遍制约作用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就历时性之维而言，某些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往往在不同的或较长的历史时期产生其影响和作用，而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道德规范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就成为伦理关系。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讲，主要是仁和义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公正的、正义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爱和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得到增进，得到发展，对社会组织就起了极大的巩固的作用，就具有道德凝聚力。这种道德凝聚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它可以使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团结一心，克服困难，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奋力拼搏。
二、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
尽管我们并不能否定道德理想的价值，但道德理想如果泛化为道德理想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巨大的理论悖论。当道德理想跨越了它本身的界限并与政治国家相联，当它成为政治蓝图并取代了操作层面，此时的道德理想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危险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把拯救现实、开太平盛世的热望完全寄托于超凡脱俗的个人，希望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是大圣大贤，并能以自身的仁爱广播于众，于是政治的问题被认为是道德的问题，从这个思路思考下去，政治秩序当然是由道德意图形成的。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政治领袖美好的道德意图的感召下被认为自然能产生美好的道德意图，于是便以为政治秩序会自然的形成。在这里很关键的问题是期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成为政治领袖，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似乎让人们以为所有的政治领袖不仅应该是圣贤，而且必然是圣贤，那么理所当然道德就成了政治生活中唯一的要素，道德理想主义想看到的就是用道德约束权力，而并非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其实只要我们认真思考便不难发现，只有在一个纯粹的社会里，政治才可
能是伦理的延长，此时由所谓的圣君贤相来领导，可能会得到很好的效果，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想象。但是人毕竟生活在不理想的现实之中，如果把现实推想的太高、太完美，反而会产生极不理想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圣王，而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却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必然产生君主专制。
三、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理解
首先，我们要承认道德理想的可贵，不论在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应该允许一部分像孟子一样的社会精英对历史提出道德化的要求，他们对社会现实的道德呼吁，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道德理想让人们拥有了精神和信仰，在现实世界中不再迷失自我；道德理想从理想与批判的层面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打开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从此世俗化的进程不再那样蛮横，那样独断。我们从没有否定过道德理想的价值，我们所要批判的是偏执的道德理想主义，要理解道德理想主义，为它解毒，就必须要实现道德与政治的分离、还政治于政治，还道德于道德，政治要独立于“善”，道德理想要独立于政治国家。而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如朱学勤所说从以下三点开始转折：
1、对历史的道德化要求，应从先验目的论转变为经验过程论。这一转变不是放弃理想主义，而是改变理想主义相对世俗形态的存在方式：从居高临下转变为平行分殊，从空间扩张转变为时间延伸。至善理念永远是可近不可即的目的，目的只有相对于过程才有意义。过程不是既定目标的当下空间，而是先验和经验相伴相生的时间延伸。只有把道德要求从空间化为时间，才能切断观念形态走向意识形态的通道，才能避免道德理想变为一家独大一时横溢的道德灾变。
2、政治的道德化要求，应从谁来统治转变为如何统治，从哲学化统治，转变为技术性统治，以垂直上下的道德增压转变为平铺制衡的制度规范，以制度规范领袖，而不是让领袖凌架于制度，在制度外搞‘广场短路’。制度规范独立于“善”，独立于道德观念，以不善为大善，以非道德为最道德。制度独立于“善”，却是“善”的固态凝结，是政治体系内部道德要求的集中体现。一句话，永远放弃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王’梦想。
3、至于道德理想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批判立场，应从制度层面退出，在制度层面外安营扎寨，建立政治批判系统。制度操作体现实然，政治批判体现应然。制度形成过程内部已凝结有固态之‘善’，制度操作过程的外部环境又处于政治批判之‘善’的液态包围之中。内受制于规范，外受制于批判，政治国家才能最终改变对市民社会的凌驾态势。道德理想作为批判功能而使用，并不是作为政治国家凌夺市民社会的张本而使用；道德理想是从社会这一端向政治国家施压，对政治国家布以道德禁忌，而不是相反，从政治国家这一端向社会施压，为社会施以道德禁忌。”
实现了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化，才能真正理解道德理想主义，带领我们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
参考文献：
[1]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2010 年版。
[2]崔永东：《道德与中西法治》，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