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特赫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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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对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他文献
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刘丰两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到二干五百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到二百零四万千瓦,保证出力八十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十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
过去,毛主席对修地下铁道的批示,就是要随时注意修改设计。地铁的设计工作,现在还有很多“后遗症”,改起来很麻烦。地铁仅仅是一段路而已,长江是一条大河流,葛洲坝是一个大工程,很复杂,要不断修改设计,不能出乱子。出了问题我们要共同负责。毛主席这个批示很重要。要搞“三结合”,搞群众性的设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要准备修改设计。
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水利抓了二十年。我国兴修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都江堰总算是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林一山:高水平的。)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嘛!现在这幺多科学试验,总是出乱子,长江总是顾此失彼,总是不完全。
董振堂同志是中国有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在毕业以后,服务于军界几十年。当其在西北军时,因为西北军的领袖们,他们为要把军队成为自己个人的政争的工具,所以所有各级军官都是行武[伍]出身而且是领袖们的亲信部属,或者是马弁、跑腿之流,不管这些人不学无术,只要这些人唯命是听。
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红军第五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一文系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原件刊印。原文未署作者姓名和写作时间。初步判断成文时间当在1935年。作者可能是与董振堂共同战斗过的或十分熟悉董振堂的红军将领。因此,这份文献更显得珍贵。对研究红军史、研究董振堂同志生平具有重要价值。
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描绘出“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宏图。“诗言志”。这是毛泽东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治理长江、开发长江、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远大理想。
《党的文献》从去年第1期开始,陆续按专题选载毛泽东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阅读这份珍贵的文献,激发了笔者探寻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与理论思考踪迹的兴趣。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段时间内着重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
1992年10月21日至24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档案馆、地方史志办、政协文史办公室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八大前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思想。诸如: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涉及到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涉及到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利益(这关系到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关系问题)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且活动地区大多是在交通不便的农村,毛泽东著作向外界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1927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出版的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发表了毛泽东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