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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康有为；国学；东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82-04
“康有为以保国救亡为志，不屑科举，讨厌八股，然而却不断应试，屡次名落孙山”。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38岁时进士及第。康有为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康子篇》《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大同书》比喻为当时的“大地震”，把《孔子改制考》比作“火山喷火”，把《新学伪经考》比喻为“飓风”。康有为被誉为“中国近代国学大师”。而对“国学”的界定，学界一般概念为：“国学即一个国家之学术。”关于“东学”的为概念，因为研究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故而借用近代学界对“日本学术”的称谓“东学”，为此，研究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也是研究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的渊源。
一、大量阅读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割让香港，西方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目睹了西方文化控制下的香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弘行所说：“在香港，康有为经历了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变化。”但是，康有为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了解西学是他到了日本之后，通过日本翻译的近代西方思想，更加深刻地体悟了西学及明治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斡旋下，经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同意，康有为第一次流亡日本……康有为前后三次侨居日本近三年的时间”。康有为在日本期间，通过明治思想吸取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康有为说：“日本文字尤午文字也，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书毕集矣。”康有为认为，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借助日本的翻译资料了解西方，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上，康有为不仅是想通过明治思想了解西学，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崛起，想借鉴日本明治思想而振兴中国，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日本小国，更新变用则骤强。此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康有为又说：“则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矣。”
日本学者小林武指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大体都是通过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康有为在1898年《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因为他这样考虑，于是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写了《日本变政考》，为此搜集的书籍一览是《日本书目志》（一八九六），本书收录记载了十五门、二四九类七七四二种的日本书的关系记事，其数量极多，其中除了自然科学与实业关系以外，还看到教育、宗教等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洋文化受容的分类学科。例如在理学门类中，除了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以外，还包括人文分野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混杂，是由于中国把传统性的‘理’看作理解自然与人类的通则之形式的缘故。康有为列举参考的日本书籍，从哲学类来看有：末松兼澄的《哲学一班》、井上冈了的《哲学要领》、三宅雄次郎的《哲学娟滴》、中江笃介的《理学沿革史》、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等等，列举了二二种；心理学类中有：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井上冈了的《通信教授心理学》、有贺长雄的讲述的《教育适用心理学》、井上哲次郎的《心理新说》收录了二五种。只是他的理解，有时候有错误，例如他认为心理学是自己国家孔子的旧学，又认为明末由于提倡心学而使人们注重气节盛行，康有为把心理学与心学混同了。并且对于西洋的学问也没有完全理解。但是，以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为契机，终于使中国的士人们，开始通过日本的书籍留意注目西洋近代思想……对日本萌生的关心，可以从日本书与中国书之间的翻译数量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翻译日本书与日本翻译中国书的关系，在1895年发生了逆转，中国翻译日本书的数量激增。一六六。年到一八九五大约二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日本翻译中国书有一二九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只有十二种，两者相差也有数十倍，可以说中国对日本毫不关心。但是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十六年间，中国翻译日本书增加到九五八种，而日本翻译中国书只有十六种，其比约六十倍，中国对日本的关心急剧地增高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翻译日本书一八九九种约是辛亥前的两倍，中国翻译日本书的倾向更加增强了，日本向中国流人文化更加明确了，这样的倾向是从来所没有的。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的种类，从自然科学开始，扩展到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哲学和宗教。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翻译是以西洋书的自然科学为中心，至此开始涉及到了文化领域。中国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洋的社会科学以后，可以说是西洋思想与中国思想相对化的契机。”
虽然康有为在流亡日本之前，已经阅读过西方的书籍，但真正了解西方近代思想，还是在康有为阅读明治时期的大量日本书籍之后，他通过阅读大量明治时期的书，不仅了解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且还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
二、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对《孔子改制考》进行过概括：“一、孔子定说。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礼王制、论语、孟子、苟子为主；次、三统说。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统，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黑尚、尚赤……；三、日存旧。周初礼制，诸国旧俗，皆杂见于诸子，而管子最多。刘歆所操以为礼者，然可以考旧制故次焉；四、日辟伪。刘歆伪撰周礼、左传、及诸古文经之说，向来窜乱于诸经之中者，辞而辟之；五、日传谬。自刘歆以后，诸濡附会讹传者。”康有为写作的《孔子改制考》中，认为《春秋》乃至《六经》都为孔子所做，经诸多学者考证，康有为此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在当时章太炎就对康有为的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写作的目的，是反对封建专制，向封建社会发起挑战，试图借孔子改制的理论，为他的变法提供理论基础。“康有为演公羊三世之义，以孔子为教主，奠立了变法思想的基础，可谓以儒变法……康有为原以孔子为改制的教主，尊为素王。”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功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广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
康有为试图模仿明治时期的神道，而建立孔教，力求以此凝聚中国之思想，从而使国家奋发图强。“康有为复原孔教、确立孔子教主的神圣地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以神话为根据，宣扬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宗教的权威，通过整合传统神社形成国家神道，并用行政手段及教育手段推行神道信仰，通过国家祭祀统合人心有异曲同工之效，是他在考察明治维新思想史后得出的结论。”可见，康有为的“国学”，也是深受日本明治思想的影响。
三、受日本“国学”影响，提倡“国魂”
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了“万木草堂”，并在此讲学，讲其变法思想，讲世界大事，讲中国的“国学”，即：“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不讲。”梁启超说：“先生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有为和梁启超长期被称为‘康梁派’、‘保皇派’，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反复、变化。众所周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文等革命派接触，曾劝说康有为退出政坛；民国成立后，他又与康有为在孔教的国教化问题上相对立；后来又在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上分为敌我而交火。至康有为晚年，两人又重归于好；康死时，梁执弟子礼，办理了康有为的葬礼和善后事宜。”康有为曾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了《万国公报》，建立了强学会，并且发行了《强学报》。康有为在弟子们的协助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对此书的要点做了如下的概括：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顾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文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古今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刘歆所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康有为讲“国学”，其学纲是“志于道”：格物、克己、厉节、慎独；“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依于仁”：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游于艺”：礼、乐、书、数、图、抢。康有为讲“国学”分学科为：“义理之学”：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文字之学”：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康有为讲国学，都试图让学生关心国家，并贯穿于变法的思想，阐释救国救民的意愿。康有为也试图通过变法实现民族复兴，也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与民族精神。
日本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其“国学”迅速发展。“在契冲之后出现的荷田春满（1669-1736年）、贺茂真渊（1697-1769年）、本居宣长（1730-1801年）、平田笃胤（1776-1843年）四人被称为‘四大国学家’。”日本近代四大国学家的共同点，是主张反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发对儒学与佛教，主张研究日本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日本的“固有精神”。日本近代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国学”，到明治时期被畸形发展，其理论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高山樗牛是其代表。1897年他与井上哲次郎、本村鹰太郎等建立‘大日本协会’，机关刊物就叫《日本主义》。广义地理解则可以说它是包括此前的国粹主义、此后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这样像三宅雪岭和后来的德富苏峰都可以列入其中。日本的国体和国民性是日本主义宣扬的核心。”日本学者内野吾郎这样描述：“战前的国学研究，以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年——引者注）为顶峰，形成一个时期的高峰……于是它受到战时的影响，逐渐倾向于国粹思想和国家主义，不能否认它更有政教性、时务性的显然被利用一面。”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的方针的指导下，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欧化主义兴起，萌发了脱亚思想，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福泽谕吉是日本“欧化”的代表人物。其实日本的欧化主义自始至终受到了日本国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再三批判。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日本进入对日本“欧化”进行深入反思阶段，一时民族主义高涨，也有学者主张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国学，随后欧化主义衰落，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抬头，于是日本象征“欧化”的“鹿鸣馆”几经买卖后，于1940年被拆除。日本“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有三宅雪岭、井上丹了、志贺重昂、杉浦重刚、陆羯南等人。1888年，日本创办的《日本人》杂志，宗旨就是倡导“保持国粹”。1889年，陆羯南提倡“国民主义”，并且创办了《日本》报。康有为深受明治时期思想变迁的影响，从开始时大量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到后来大力主张弘扬中国的本土文化。康有为学生梁启超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把“报亚粹”作为《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还于1898年拟办《国学报》。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时说：“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才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而这个时期的明治思想中，风靡一时的“欧化”思潮衰微，而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想正在盛行，故而我国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无疑深受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反观自国文化，提倡爱国主义的自国的“国粹”。“康于‘五四’激烈反传统与全盘西化思潮，早已洞见其发展势头及其危机。若国粹果然尽弃，则涉及‘国魂’之存亡。康所谓‘国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实有具体的描述：‘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故要存孔教，以救国魂。显然在他心目中孔教乃是中国政治、教化、风俗之本，乃是国粹之国粹。”康有为指出：“人失魂乎？非狂则死；国失魂乎？非狂则亡，此国之公理，未有能外之者也。”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 四、康有为学术思想受到“东学”的关注
长期以来，康有为一直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关注，日本出版了大量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著作，例如，昭和六十四年出版的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文化活动繁荣》；昭和三十九年出版的井上源吾《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昭和五十八年出版的永井算巳著《清末在日康梁派的政治动向》《光绪帝、西太后死去与在日康梁派》；昭和五十八年出版的别府淳夫《康有为与荀子》；1957年出版的野村浩一《清末公羊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的历史意义》；1973年出版的后藤延子《康有为与孔教》；1981年出版的近藤邦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1983年出版的原田正己《康有为的思想运动与民众》；1987年出版的竹内弘行《后期康有为论——亡命、辛亥、复辟、五四》；1991年出版的村田雄二郎《康有为<日本变政>小考》等等。
日本学者也对康有为进行过评价，并对他的“大同”思想给予关注。例如，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认为：“所谓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充满欲望的世界，但这是以完全否定个体的自主性为条件的。没有礼乐制度的理想国。国界、级界、种界、产界、类界等，诸如此类的理论统统被否定，向完全没有竞争的世界过渡，最后，人与万物没有区别，人人学习神佛之学、天游之学……如果民确实是如此完全被动的非自主的存在，是需要关怀与管理的客体，那当然就会想到救济芸芸众生的菩萨—全能的主体了。主体究竟是何人呢？理论上就是康有为自己。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屡屡流露出自己是伟大的救世主的意识。《大同书》书里所列举的‘神圣仙佛’有孔子、耶稣、苏格拉底、佛陀、穆罕穆德、康有为。但是，他所说的救济，并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这种救世所依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必须用物质的力量一权利来推行……他所说的圣人、教主，至少在理论上有别于现实中清朝的皇帝，并且这是他批判清朝统治者的根据；但是，在实际的改革运动中，他的世界观就使得他不得不幻想以天子的权利为背景。”
五、结语
综上所述，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因为我国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所以，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之术语，分析了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康有为通过从阅读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到通过阅读日本书籍而排斥西洋近代思想。从对日本明治初期日本近代思想的吸取，到对日本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国粹主义”的体悟，从而提倡本国的“国粹”，倡导中国的“国魂”，并试图模仿明治时期的神道，而建立孔教，都能看到康有为思想深受日本明治思想的影响。而且康有为的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康有为；国学；东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82-04
“康有为以保国救亡为志，不屑科举，讨厌八股，然而却不断应试，屡次名落孙山”。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38岁时进士及第。康有为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康子篇》《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大同书》比喻为当时的“大地震”，把《孔子改制考》比作“火山喷火”，把《新学伪经考》比喻为“飓风”。康有为被誉为“中国近代国学大师”。而对“国学”的界定，学界一般概念为：“国学即一个国家之学术。”关于“东学”的为概念，因为研究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故而借用近代学界对“日本学术”的称谓“东学”，为此，研究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也是研究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的渊源。
一、大量阅读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割让香港，西方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目睹了西方文化控制下的香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弘行所说：“在香港，康有为经历了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变化。”但是，康有为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了解西学是他到了日本之后，通过日本翻译的近代西方思想，更加深刻地体悟了西学及明治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斡旋下，经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同意，康有为第一次流亡日本……康有为前后三次侨居日本近三年的时间”。康有为在日本期间，通过明治思想吸取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康有为说：“日本文字尤午文字也，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书毕集矣。”康有为认为，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借助日本的翻译资料了解西方，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际上，康有为不仅是想通过明治思想了解西学，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崛起，想借鉴日本明治思想而振兴中国，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日本小国，更新变用则骤强。此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康有为又说：“则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矣。”
日本学者小林武指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大体都是通过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康有为在1898年《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因为他这样考虑，于是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写了《日本变政考》，为此搜集的书籍一览是《日本书目志》（一八九六），本书收录记载了十五门、二四九类七七四二种的日本书的关系记事，其数量极多，其中除了自然科学与实业关系以外，还看到教育、宗教等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洋文化受容的分类学科。例如在理学门类中，除了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以外，还包括人文分野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混杂，是由于中国把传统性的‘理’看作理解自然与人类的通则之形式的缘故。康有为列举参考的日本书籍，从哲学类来看有：末松兼澄的《哲学一班》、井上冈了的《哲学要领》、三宅雄次郎的《哲学娟滴》、中江笃介的《理学沿革史》、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等等，列举了二二种；心理学类中有：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井上冈了的《通信教授心理学》、有贺长雄的讲述的《教育适用心理学》、井上哲次郎的《心理新说》收录了二五种。只是他的理解，有时候有错误，例如他认为心理学是自己国家孔子的旧学，又认为明末由于提倡心学而使人们注重气节盛行，康有为把心理学与心学混同了。并且对于西洋的学问也没有完全理解。但是，以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为契机，终于使中国的士人们，开始通过日本的书籍留意注目西洋近代思想……对日本萌生的关心，可以从日本书与中国书之间的翻译数量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翻译日本书与日本翻译中国书的关系，在1895年发生了逆转，中国翻译日本书的数量激增。一六六。年到一八九五大约二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日本翻译中国书有一二九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只有十二种，两者相差也有数十倍，可以说中国对日本毫不关心。但是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十六年间，中国翻译日本书增加到九五八种，而日本翻译中国书只有十六种，其比约六十倍，中国对日本的关心急剧地增高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翻译日本书一八九九种约是辛亥前的两倍，中国翻译日本书的倾向更加增强了，日本向中国流人文化更加明确了，这样的倾向是从来所没有的。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的种类，从自然科学开始，扩展到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哲学和宗教。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翻译是以西洋书的自然科学为中心，至此开始涉及到了文化领域。中国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洋的社会科学以后，可以说是西洋思想与中国思想相对化的契机。”
虽然康有为在流亡日本之前，已经阅读过西方的书籍，但真正了解西方近代思想，还是在康有为阅读明治时期的大量日本书籍之后，他通过阅读大量明治时期的书，不仅了解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且还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
二、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对《孔子改制考》进行过概括：“一、孔子定说。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礼王制、论语、孟子、苟子为主；次、三统说。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统，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黑尚、尚赤……；三、日存旧。周初礼制，诸国旧俗，皆杂见于诸子，而管子最多。刘歆所操以为礼者，然可以考旧制故次焉；四、日辟伪。刘歆伪撰周礼、左传、及诸古文经之说，向来窜乱于诸经之中者，辞而辟之；五、日传谬。自刘歆以后，诸濡附会讹传者。”康有为写作的《孔子改制考》中，认为《春秋》乃至《六经》都为孔子所做，经诸多学者考证，康有为此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在当时章太炎就对康有为的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写作的目的，是反对封建专制，向封建社会发起挑战，试图借孔子改制的理论，为他的变法提供理论基础。“康有为演公羊三世之义，以孔子为教主，奠立了变法思想的基础，可谓以儒变法……康有为原以孔子为改制的教主，尊为素王。”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功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广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
康有为试图模仿明治时期的神道，而建立孔教，力求以此凝聚中国之思想，从而使国家奋发图强。“康有为复原孔教、确立孔子教主的神圣地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以神话为根据，宣扬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宗教的权威，通过整合传统神社形成国家神道，并用行政手段及教育手段推行神道信仰，通过国家祭祀统合人心有异曲同工之效，是他在考察明治维新思想史后得出的结论。”可见，康有为的“国学”，也是深受日本明治思想的影响。
三、受日本“国学”影响，提倡“国魂”
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了“万木草堂”，并在此讲学，讲其变法思想，讲世界大事，讲中国的“国学”，即：“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不讲。”梁启超说：“先生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有为和梁启超长期被称为‘康梁派’、‘保皇派’，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反复、变化。众所周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文等革命派接触，曾劝说康有为退出政坛；民国成立后，他又与康有为在孔教的国教化问题上相对立；后来又在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上分为敌我而交火。至康有为晚年，两人又重归于好；康死时，梁执弟子礼，办理了康有为的葬礼和善后事宜。”康有为曾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了《万国公报》，建立了强学会，并且发行了《强学报》。康有为在弟子们的协助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对此书的要点做了如下的概括：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顾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文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古今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刘歆所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康有为讲“国学”，其学纲是“志于道”：格物、克己、厉节、慎独；“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依于仁”：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游于艺”：礼、乐、书、数、图、抢。康有为讲“国学”分学科为：“义理之学”：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文字之学”：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康有为讲国学，都试图让学生关心国家，并贯穿于变法的思想，阐释救国救民的意愿。康有为也试图通过变法实现民族复兴，也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与民族精神。
日本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其“国学”迅速发展。“在契冲之后出现的荷田春满（1669-1736年）、贺茂真渊（1697-1769年）、本居宣长（1730-1801年）、平田笃胤（1776-1843年）四人被称为‘四大国学家’。”日本近代四大国学家的共同点，是主张反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发对儒学与佛教，主张研究日本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日本的“固有精神”。日本近代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国学”，到明治时期被畸形发展，其理论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高山樗牛是其代表。1897年他与井上哲次郎、本村鹰太郎等建立‘大日本协会’，机关刊物就叫《日本主义》。广义地理解则可以说它是包括此前的国粹主义、此后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这样像三宅雪岭和后来的德富苏峰都可以列入其中。日本的国体和国民性是日本主义宣扬的核心。”日本学者内野吾郎这样描述：“战前的国学研究，以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年——引者注）为顶峰，形成一个时期的高峰……于是它受到战时的影响，逐渐倾向于国粹思想和国家主义，不能否认它更有政教性、时务性的显然被利用一面。”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的方针的指导下，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欧化主义兴起，萌发了脱亚思想，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福泽谕吉是日本“欧化”的代表人物。其实日本的欧化主义自始至终受到了日本国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再三批判。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日本进入对日本“欧化”进行深入反思阶段，一时民族主义高涨，也有学者主张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国学，随后欧化主义衰落，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抬头，于是日本象征“欧化”的“鹿鸣馆”几经买卖后，于1940年被拆除。日本“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有三宅雪岭、井上丹了、志贺重昂、杉浦重刚、陆羯南等人。1888年，日本创办的《日本人》杂志，宗旨就是倡导“保持国粹”。1889年，陆羯南提倡“国民主义”，并且创办了《日本》报。康有为深受明治时期思想变迁的影响，从开始时大量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到后来大力主张弘扬中国的本土文化。康有为学生梁启超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把“报亚粹”作为《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还于1898年拟办《国学报》。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时说：“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才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而这个时期的明治思想中，风靡一时的“欧化”思潮衰微，而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想正在盛行，故而我国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无疑深受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反观自国文化，提倡爱国主义的自国的“国粹”。“康于‘五四’激烈反传统与全盘西化思潮，早已洞见其发展势头及其危机。若国粹果然尽弃，则涉及‘国魂’之存亡。康所谓‘国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实有具体的描述：‘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故要存孔教，以救国魂。显然在他心目中孔教乃是中国政治、教化、风俗之本，乃是国粹之国粹。”康有为指出：“人失魂乎？非狂则死；国失魂乎？非狂则亡，此国之公理，未有能外之者也。”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 四、康有为学术思想受到“东学”的关注
长期以来，康有为一直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关注，日本出版了大量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著作，例如，昭和六十四年出版的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文化活动繁荣》；昭和三十九年出版的井上源吾《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昭和五十八年出版的永井算巳著《清末在日康梁派的政治动向》《光绪帝、西太后死去与在日康梁派》；昭和五十八年出版的别府淳夫《康有为与荀子》；1957年出版的野村浩一《清末公羊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的历史意义》；1973年出版的后藤延子《康有为与孔教》；1981年出版的近藤邦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1983年出版的原田正己《康有为的思想运动与民众》；1987年出版的竹内弘行《后期康有为论——亡命、辛亥、复辟、五四》；1991年出版的村田雄二郎《康有为<日本变政>小考》等等。
日本学者也对康有为进行过评价，并对他的“大同”思想给予关注。例如，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认为：“所谓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充满欲望的世界，但这是以完全否定个体的自主性为条件的。没有礼乐制度的理想国。国界、级界、种界、产界、类界等，诸如此类的理论统统被否定，向完全没有竞争的世界过渡，最后，人与万物没有区别，人人学习神佛之学、天游之学……如果民确实是如此完全被动的非自主的存在，是需要关怀与管理的客体，那当然就会想到救济芸芸众生的菩萨—全能的主体了。主体究竟是何人呢？理论上就是康有为自己。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屡屡流露出自己是伟大的救世主的意识。《大同书》书里所列举的‘神圣仙佛’有孔子、耶稣、苏格拉底、佛陀、穆罕穆德、康有为。但是，他所说的救济，并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这种救世所依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必须用物质的力量一权利来推行……他所说的圣人、教主，至少在理论上有别于现实中清朝的皇帝，并且这是他批判清朝统治者的根据；但是，在实际的改革运动中，他的世界观就使得他不得不幻想以天子的权利为背景。”
五、结语
综上所述，康有为“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因为我国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所以，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之术语，分析了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康有为通过从阅读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到通过阅读日本书籍而排斥西洋近代思想。从对日本明治初期日本近代思想的吸取，到对日本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国粹主义”的体悟，从而提倡本国的“国粹”，倡导中国的“国魂”，并试图模仿明治时期的神道，而建立孔教，都能看到康有为思想深受日本明治思想的影响。而且康有为的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