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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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主观幸福感在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后感知控制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选择2019年1月1日～2021年1月31日医院收治的98例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于静脉溶栓治疗后3个月采用疾病感知问卷中文修订版（CIPQ-R）中第2部分（疾病认知量表）评估患者感知控制情况，采用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评估患者主观幸福感，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估患者应对方式，初步经Pearso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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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护理医学重点实验室郑州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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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主观幸福感在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后感知控制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选择2019年1月1日～2021年1月31日医院收治的98例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于静脉溶栓治疗后3个月采用疾病感知问卷中文修订版（CIPQ-R）中第2部分（疾病认知量表）评估患者感知控制情况，采用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评估患者主观幸福感，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估患者应对方式，初步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主观幸福感、感知控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后，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主观幸福感在感知控制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溶栓治疗后3个月，98例患者MUNSH评分（18.31±4.31）分，CIPQ-R评分（115.78±16.79）分，积极应对评分（18.62±5.46）分，消极应对评分（10.35±3.32）分。经一般线性双变量Pearson直线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后MUNSH评分与CIPQ-R评分、消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P＜0.05）,与积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P＜0.05）;CIPQ-R评分与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P＜0.05）,与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P＜0.05）;积极应对评分与消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P＜0.05）。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分别依次检验自变量X（感知控制）、因变量Y[应对方式（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和中介变量M（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回归系数a、b、c、c′的显著性，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方程Y=cX+e1、M=aX+e2、Y=c′X+bM+e3的回归效应均显著，为部分中介效应模型；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26.22%;消极应对方式：方程Y=cX+e1、M=aX+e2、Y=c′X+bM+e3的回归效应均显著，为部分中介效应模型；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38.41%。结论：主观幸福感在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后感知控制和应对方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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