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群体，始终不为社会所接受，但却又深深地扎根于这个社会——二奶和小三，甚至小四。她们往往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的两性关系，往往纠缠于权力、金钱，当然也有最普通的生活和“真爱”。作家六六的作品《蜗居》很生动地诠释了这灰色关系下的各种纠葛。在深圳，有着特殊的“二奶楼”、“小三楼”现象，笔者常年生活在深圳，接触过这个人群，对她们的冷暖人生颇有感触。
　　“小娘子”
　　 那还是在2007年的冬天，隔壁一栋楼搬来了一对新夫妻，单看两人外貌，年龄差距是很大的，不过这个社会老夫少妻倒也不足为怪。
　　 深圳城中村的一些出租楼是很奇特的，用今年的流行语形容，很“duang～”——两栋楼之间的间隔小到可以从窗户一跃而过，如果烧菜时突然发现酱油没了，而对面楼的住户正好在家，你可以对着他家喊一嗓子，然后伸手就可以把酱油瓶接过来。
　　 这对新搬来的夫妻就住在隔壁楼与我同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窝在家里沏茶玩壶，那对夫妻甚是不解，“你怎么天天没事搓茶壶啊！”这一来二往，便渐渐知道男主人是香港人，小娘子来自湖北咸宁某县，是个地道的农村姑娘。
　　 他们养了一条狗，我也养了几条狗，平时遛狗时经常碰面，问起小娘子，才知道她是为获取香港身份与这港人生活在一起“假结婚”的。
　　 两年后的某天，我突然发现小娘子的男人不见了，他们租住的那个房子又迎来了一对“新人”。
　　 我后来在楼下发现他们曾经养的那条狗成了流浪狗，便隐约感到了他们的变故，终于有一天，我在城中村里又遇到了那个小娘子，她这才讲起“夫君失踪之谜”。她说：“他坐牢去了，有几个和我一样想取得香港身份的女人和他同居，没想到他居然是个骗子，他在香港早就有老婆了。”
　　 小娘子恳请我收留因这个变故而被同样抛弃的那条狗，她说自己迫于生活压力，在美容院打工。
　　 这是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一年多后，听她的另一个老乡讲，她为赚钱去了东莞。
　　

　　史小姐
　　 2009年的夏天，一家宠物医院给我打来电话。“史小姐看上你的乐乐了，你是否愿意让给她？”乐乐是一只牧羊犬，我当时正想给它找个好人家。于是，应约过去。
　　 史小姐身材高挑，长得很是漂亮，老家河北，住在深圳有名的“贵族花园”金海湾花园。她有些趾高气扬，问我：“你这只狗狗多少钱，说个价，钱不是问题。”接着又指了指身边一个明显比她大十多岁、身材矮小于她的中年男人说：“这是我先生，台湾人。”
　　 从心底里厌恶史小姐给我的这种跋扈的感觉，因此我断然拒绝了，我告诉她，我不差钱。
　　 大约两个月后，她买了一只萨摩耶犬，取名“雪瑞”。2010年，快到春节时，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语气平和了许多，听得出有一点藏不住的沮丧：“你帮忙给雪瑞找个主人，我养不了它了，和先生分手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史小姐是被那台湾商人包养的，始乱终弃，因为玩腻了，没了新鲜感，她被台湾商人扫地出门，也算是净身出户了，落得连条狗也养不活的地步。
　　 然而这还并不是她最終的结局，就在我帮她把狗狗送人后不到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街上又碰到她，发现她居然已经怀孕了。
　　 我很惊讶，问她：“这么快就结婚了？祝贺你！总算有个好归属了！”
　　 没想到她很洒脱地回答，“没有结婚，还是和我的台湾老公在一起，现在怀孕了，我想为他生个孩子，把他的心拴住。”
　　 几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居然是史小姐打来的，她说孩子出生了。
　　 我问她和“老公”怎样了，怎么去了上海。
　　 她很平静地说，“他回台湾去了，我只好来上海，跟着亲戚后面讨生活。”
　　 史小姐说老家很穷，她穷怕了，“小三”这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她也很排斥，但为了摆脱贫穷，改变自己的命运，似乎就剩下这条捷径了。
　　 见惯了小三的冷暖人生，我告诫她要做长远打算，保护好自己。
　　 她反问我，“那你告诉我，哪个男人靠得住？你吗？”
　　
　　高“夫人”
　　 2011年底，我接到一个线索：深圳海关缉私局某李姓官员包养二奶，二奶要举报他。
　　 我见到了这个二奶，她姓高，广西某县人，也出身自一个贫穷家庭，读书不多，但出落得楚楚动人。
　　 她爱财，但不惜财，虚荣心强。“没有一万块钱的衣服我不穿”，她如此解释自己为何一身名牌。她高贵得就像一个贵妇人，看不出以前贫困的痕迹，喝茶也很是讲究，没有八百元以上一斤的茶叶她不喝，“一般的茶喝下去会吐”。
　　 我把她称作“高夫人”，高夫人说自己以前在北京打工，来深圳后，被李某看上了，于是就成了他的情妇。
　　 李在位时，给高的零用钱很阔绰，现在，李退休了，她的收入也锐减，“他不给，我就举报他包养我，他哪来这些钱包养情妇啊！原来我想跟他结婚的，结婚不成，那就要给我补偿。”
　　 我劝她将材料送到纪委，然后回老家找个安分守己的人嫁了，她不听劝，直到有一天，她的表姐带着她的母亲来寻求帮助，我的担心变为了现实——李某报案说高某敲诈，高某因此获刑五年。 　　 分明就在眼前，她来电说刚花了数万元买了套新沙发，还说给母亲在老家买了套房子。好端端的一个人，就因贪心不足而进去了。
　　 她表姐说：“哪里给她妈买房子啊！还是住的老屋，要是给家里买了房子，当一回二奶也值了。她太不懂事了，吃点亏也好……”
　　 后来，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6月，高某结识了时任深圳海关缉私局副局长的李某，并开始交往。2009年7月两人分手。分手后，高某联系上李某及其妻，称要找媒体披露其包二奶，以及向海关揭发。李某一共向高某支付38.3万元。法院认定，其中5万元属于分手费，是自愿支付。其他33.3万元则属于敲诈勒索所得。
　　 高某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检举揭发违法犯罪事实，属于公民的权利。但本案系上诉人以要检举揭发为威胁手段，逼迫被害人交出财物，目的在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于是维持一审原判。
　　 高某的夫人梦，就此彻底破灭……
　　
　　潜伏
　　 “小三”之于这个社会其实早已见怪不怪了，类似或更离奇的故事数不胜数。无论是小娘子，还是史小姐或高夫人，她们都因这二奶、情妇、小三或小四的角色发生了重大的人生转折，财富状况或许得到了暂时的改观，但人生的轨迹早已偏离。
　　 当然，“小三”不是今时今日的产物，也不是中国的“特产”，在传统的道德层面，她们的形象是灰暗见不得光的，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似乎又很难用道德来简单地评判。
　　 在北京，笔者的一位会计师朋友如此看待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把账做平，做假账能维护关系平衡也行”。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本账做平而为社会所接受？他说：“从经济分配方面看，女方贫穷的，通过被包养实现富裕，男方通过包养女人‘转移支付’，在两情相悦中实现了帮贫扶困，没有什么不好。”

　　 这个歪理论我不敢苟同，不过，他的想法倒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有一个女性朋友，给一个与她父亲同龄的人当“小三”，一年时间获得一套60平方米的小居室，“合同期满”，重新觅得一个“主顾”，一年后又得到了一辆价值40多万元的奥迪车。而村里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姐妹，至今仍在为了每个月两三千元的薪水披星戴月劳作。
　　 “小三”也未必都是为了钱财，亦有真爱，比如有一个35岁的大龄剩女对我坦言，自己就是一个“小三”。她不喜欢这个身份，但实属无奈，她说自己海外留学归来，每月收入两三万元，有房有车，经济独立，但就是找不到谈恋爱、结婚的合适对象，总感觉结识的那些男孩子没责任心，没能力，有些还很“娘”。
　　 在业务往来中，她认识了一名企业高管，属于她一眼就很中意的那种，但可惜对方早就有了家室。两个人保持这种秘密关系已经三年了，她一直尽力保持着自己心态的平衡，不去破坏对方的家庭，夜深人静，当男友离开她回到老婆身边时，失落感还是占据了全部的身心。
　　 我曾劝过她早点结束，因为感情加深，心态迟早失衡，这种互不干扰的关系便再也难以维系，到时候所有与这件事相关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她回答我：“这辈子宁当小三，也不将就去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
　　 我列举了这么多“小三”的例子，不是为“小三”代言，更不代表我去支持这种现象。我只是想通过这些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例子，告诉大家，“小三”就潜伏在我们身边，也许就是你的小姐妹，只是你还没发觉。
　　 无论她们是基于权钱交易、钱色交易还是出于“真爱”，无论你理解还是鄙夷，她们都是这个社会中真实的一部分。
　　 正房与“小三”的战斗还将继续，要赢得最终的胜利，正房们首先要学会去认识对手。
　　 最后，向正房们转告一句流行语以作忠告——“正房不努力，小三来顶位。”
　　 至于背后那个男人，懒得浪费笔墨去斥责，让他去“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