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革命是激动人心的，而其中的新诗从无到有再到轰轰烈烈地进行却也是值得永远纪念的。1956年8月由臧克家编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正是这样的纪念册之一，它选取的正是“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三十年间的新诗作品。这样一部选本从诗人到新诗作品的选择的背后，无不体现着那个特定年代的现实因素和文学格局的变迁，从它的编选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一代文人因现实环境而产生的思想变化的历程。
　　关键词：臧克家 中国新诗 编选 现实环境
　　一、从整体的编选原则来谈
　　臧克家在《中国新诗选（1919—1949）》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这是一本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诗选。”“解放以来，他们对诗歌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不但喜欢现代的诗歌，也喜欢我国古典以及五四以来的诗歌。因为广大青年知识不足，时间有限，无法阅读所有我国古典的和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因而，他们迫切希望有经验的文艺工作者，能把过去（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歌，分别为他们编选几本，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初步了解这个时期创作的基本情况。他们曾不断地向报社、出版社和有关部门写信，提出这些要求，希望出版部门、作家、教育工作者能满足他们的要求。”{1}从这位负责与臧克家联系的大尹的文章中读来，《中国新诗选（1919—1949）》是为满足青年需求的“文学读物”，因此在作品的选择上，“既要照顾青年们的阅读能力，也要适当照顾他们的购买能力，因此出版社希望选入的作品数量不要过多，尽可能选得集中一些。”{2}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位从整体上影响着整部诗集对诗人和新诗作品的取舍。在这个取舍问题上，最后确定：“这部选集，主要是给青年人读的，是为了帮助青年认识五四以来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学习它的革命传统，因而，主要应着眼于有进步影响的诗人，着眼于思想性较强的诗。”{3}基于此并结合臧克家所做的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以及具体呈现于他选本中的新诗作品可以看出，整部选集的编选原则或标准即是：具有革命或政治经历的诗人优先，思想或内容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诗作品优先。从这里也再一次折射出在中国新诗漫长的发展岁月里，它和中国文学一样，一直存在着“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因此按照革命诗人优先、思想内容优先的入选标准，再结合当时的政治话语环境，臧克家选取了26位有政治经历或革命身份的诗人共94首新诗。
　　从入选其中的郭沫若、闻一多等26位诗人的政治或革命经历来看，无不体现着革命诗人优先的编选原则。他们或者参加过早期的大革命活动，或者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或者在延安从事过革命工作，或者在国统区坚持过民主革命活动。而从入选的94首新诗作品来看，同样也处处渗透着思想内容优于艺术特色的另一编选原则。这些新诗作品中贯彻着爱国主义精神，书写着对劳动者的同情，带着民族反抗的意志，唱着要求自我解放的声音。再从入选的诗人所选取的诗歌作品数量的对比来看，其编选中的政治意味也显露出来。郭沫若（9首）、艾青（7首）、闻一多/殷夫（5首）、康白情/刘大白/蒋光慈/柯仲平/臧克家/蒲风/何其芳/袁水拍（4首）、朱自清/刘复/萧三/严辰/李季（3首）、冰心/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王希坚/阮章竞/徐志摩（2首）、力扬/张志民（1首）。其中数量居于前四位的郭沫若、艾青、闻一多、殷夫，他们独特的政治或革命身份和选集中所辑录的他们的思想内容厚重的诗歌作品，无不遵循着革命诗人优先、思想内容优先的编选原则。纵观这样一部由革命诗人和革命诗歌构成的选集，我们也可知晓潜藏在这部选集背后的那个年代的政治与现实环境。
　　二、从具体诗人及其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作品的选择来谈
　　在选集中首先出现的就是郭沫若的9首新诗作品，这9首新诗除了《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创作于1945年7月，选自诗集《苏联纪行》外，其余的8首诗均来自诗集《女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女神》这部诗集在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4}闻一多将郭沫若的新诗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这也正是臧克家在编选时最为看重的因素。在代序中，臧克家用大量的篇幅来分析郭沫若新诗的思想时代意义。“在它的里面，充满着叛逆的反抗精神和对祖国未来的新生的渴望，他把个人的自由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在新诗的创作实践上进一步接近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在新诗的园地里茁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鲜芽。”{5}具体到选入的这9首新诗，其中《站在地球边放号》是一种新生的创造力量向旧世界的进攻。《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黄浦江口》则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上海的清晨》成为“五卅运动”的前奏曲，为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力量。入选的这些具有鲜明政治意味的新诗正符合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大局和政治环境，这些无不说明臧克家在编选时坚持着思想内容深厚这一政治第一的原则。同时臧克家也肯定了《女神》许多方面的创造意义和价值。
　　入选诗歌数量居于第二位的艾青，是以人民和土地为抒情灵魂，注重社会和民生的现实主义诗人。臧克家在《中国新诗选（1919—1949）》所辑录的他的7首新诗作品中，除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创作于抗战前的1933年，其余6首均是抗战后的作品。而这6首抗战后的作品中除《黎明的通知》创作于抗战后期，剩余的5首均是抗战前期的作品，这样的选择原因也可以在臧克家所做的代序中寻到踪迹。臧克家侧重于选取艾青抗战前期的五首新诗作品，也可以看到他对艾青抗战前期所创作的新诗的肯定，而这一创作高峰的到来与艾青的个人革命经历不无关系。虽然臧克家看重诗歌中厚重的思想内容，但对于艾青自由体诗歌的特色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新月派”作为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派别，臧克家在代序中对它的总体定位却是“处在同无产阶级思想和文艺观对立的位置上”。这话在今天读来让人颇为疑惑，但却是符合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对新月派的政治定位的。1954年文艺界掀起了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胡适是新月派的主将之一，而这部选集是臧克家从1954年着手进行的，必然会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话语环境。因此在代序中解释道：“新月派诗人和胡适的思想立场是一致的，把革命思想看作‘过激’‘功利’，把带革命性的诗歌看作‘恶烂’的滥调，认作是标语派。”{6}但新月派的代表人物闻一多，却有数量5首之多的新诗作品入选，这其中的纠结原因是臧克家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