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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世纪的法国经历着制度更替，社会形态的变化促使人们思考所处的社会现实，从而催生思想文化的变革。波德莱尔在散文集《巴黎的忧郁》中“自由、细腻、辛辣”地阐释了“浪荡子”的美学形象，在欧洲大陆另一端的俄国，此时正处于农奴制濒临瓦解，社会革命频频发生的状态，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使得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多余人”的形象。本文尝试通过对比“浪荡子”和“多余人”的形象，来认识十九世纪社会变革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关键词】浪荡子；多余人；身份认同
一、“浪荡子”
波德莱尔所代表的“浪荡子”怀着高贵的理想，带有一些忧郁的气质，时代更迭中的巴黎是他们的战场，他们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
“浪荡子”诞生于贵族制瓦解、新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尝试建立的时代。“其时民主尚未形成万能，贵族只是部分的衰弱和堕落”，“浪荡子”出身富有，独具天资和才华，渴望标新立异，不屑与正统的资产阶级生活为伍。他们做出种种“逆行”，栖身于金钱之上却并不把金钱当作本质的东西来向往，游离于女人之间却并不把爱情当做特别的目标来追求。“浪荡子”不满这个世界，厌倦一切，他们用荒唐行事、放荡不羁来彰显与众不同。
“浪荡子”是精神的贵族。起居讲究、服饰精致、谈吐斟酌，奉行“为艺术而生活”的信条，他们用善于辨识美丑的目光品评巴黎。正如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现代性”、“现代生活”、“现代艺术”等词语，他把目光投射在当下的现实中。波德莱尔说“在任何疯狂中都有一种崇高，在任何极端中都有一种力量”，也许这种“崇高”和“力量”正是“浪荡子”代表“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的缔造力量，在某种疯狂和极端中他们清除掉平庸，使自己成为精神的贵族。“这种贵族难以消灭，因为他们建立在劳动和金钱所不能给予的天赋之上。”
“浪荡子”还有一些忧郁的气质。《巴黎的忧郁》中，波德莱尔挥洒笔墨，描写人群中的孤独和现代人的忧郁。波德莱尔关注“过渡、短暂、偶然”之物，他认为越是短暂的事物越能真正与时代保持一致的脚步。然而，也正是这种短暂和偶然的无法掌控使人陷入怀疑和不确定之中。现代都市催生的人群更是充满忧郁的一分子，人群拥挤不堪却倍感孤独，沟通信号泛滥而匮乏交流，这些正是“现代性”所裹携的危机。
二、“多余人”
贵族势弱，社会变革，正如十九世纪早期的俄国，农奴制渐渐走到尽头，革命大势高涨之前，一批率先觉醒的贵族青年开始思考生活。他们蔑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摆脱不了自身出身贵族而带有的偏见；他们带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厌恶旧的社会制度，憧憬新的生活。然而，空有抱负却无用武之地使得他们成为“多余人”，普希金塑造的奥涅金以及屠格涅夫作品《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多余人”的典型代表。
“多余人”也是“有钱，有闲”。奥涅金和罗亭都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独到的思考洞察能力，因此对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感到厌倦。优越的生活使得他们习惯于别人的服从，也正是天生舒适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性格中印上贵族家庭的烙印，当想要抗争自己所赖以依存的贵族阶层时，陷入痛苦和无力之中。
“多余人”具有反叛精神。奥涅金聪明博学，带着对新生活的希望来到乡下进行农事改革。他意识到上流社会贵族的腐朽，渴望用行动予以改变。然而，计划实践时的无力为他的命运蒙上悲剧的阴影。奥涅金的农事改革仅仅是为了打发时光，他和人讨论种种人生和社会问题，最终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因而内心痛苦，变得阴郁孤僻，成为既不被贵族社会认可，也不被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的“聪明的废物”。
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投射的正是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映着贵族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现实生活中的贵族青年，他们经历着精神痛苦和无望抗争，因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终生碌碌无为，甚至走向堕落毁灭的悲剧命运。
三、“浪荡子”和“多余人”形象异同
（一）相似的出身和精神气质
“浪荡子”和“多余人”是其所处的时代所催生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产生于由旧的政治制度到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时期，新的制度并未完全确立，旧的贵族制尚未完全消亡。作为异于社会主流的异类，“浪荡子”和“多余人”有以下相似之处：
首先，二者天生无金钱之忧，因此可以不为生活劳碌转而思考其他。“例如德·居斯蒂纳先生，则特别愿意写爱情小说，他们首先很明智地使主人公有巨大财产，足以毫不迟疑的满足其各种非非之想，然后再将其分散在各职业中。”
其次，“浪荡子”和“多余人”身上都带有忧郁的气质。“浪荡子”的忧郁特质借他们的观察到的都市的人群中所包含的忧郁情绪表达出来，“多余人”的忧郁则直接体现在自我的性格之中。
最后，作为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世界感到厌倦，蔑视上流社会的生活。社会变革带来的困惑和问题促使他们率先对现实的生活进行思考，并作出相应的行动。他们排斥自己所来自的阶层，都具有反叛精神。对于“浪荡子”，他首要追求的就是与众不同，要“使自己成为独特之人”；至于“多余人”，他们接受了社会先进思潮的影响，希望能够改革社会。也正是这种逆流而行的反叛，导致了他们在社会中寻找自己位置，为自我身份作以定位的需要。
（二）不同自我身份认同
“浪荡子”和“多余人”同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异类”，却拥有不同的命运结局。“浪荡子”身上闪现着英雄主义的光彩，“多余人”却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痛苦之中。他们看穿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势利，但又不敢违背其习俗与舆论，最终变得消极无望。
这样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浪荡子”和“多余人”面对的社会变革阶段不同。尽管二者都对其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抱有反叛心理，“浪荡子”出现在旧制度崩塌，新制度逐渐形成的阶段，“浪荡子”面临的更多的是针对当下现实“革新”的问题；“多余人”产生于旧的农奴制尚未瓦解，新的制度仍在酝酿中，因此“多余人”是要面对如何打破现状“除旧”的问题。再者，二者所采取的反叛方式针对领域不同。尽管“浪荡子”和“多余人”都表现出玩世不恭、放荡不羁，都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浪荡子”坚持他们所独有的思想修养和艺术追求，希望以审美理想来改造生活，“多余人”则是希望用自己脱离实际的理想化政治设想来直接改造社会现状。因而相比“多余人”，“浪荡子”具有更强的思想独立性和抗争性。
赫尔岑曾说：全靠有了那个时代的“多余人”，新一代的人才没有成为多余的。尽管“浪荡子”和“多余人”的时代渐去渐远，新的社会变革却从未停止脚步，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恰当扮演其角色仍是今天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浪荡子”和“多余人”身上体现出的思想力量和不同行动方式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1845年的沙龙[M].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散文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屠格涅夫.罗亭[M].石国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关键词】浪荡子；多余人；身份认同
一、“浪荡子”
波德莱尔所代表的“浪荡子”怀着高贵的理想，带有一些忧郁的气质，时代更迭中的巴黎是他们的战场，他们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
“浪荡子”诞生于贵族制瓦解、新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尝试建立的时代。“其时民主尚未形成万能，贵族只是部分的衰弱和堕落”，“浪荡子”出身富有，独具天资和才华，渴望标新立异，不屑与正统的资产阶级生活为伍。他们做出种种“逆行”，栖身于金钱之上却并不把金钱当作本质的东西来向往，游离于女人之间却并不把爱情当做特别的目标来追求。“浪荡子”不满这个世界，厌倦一切，他们用荒唐行事、放荡不羁来彰显与众不同。
“浪荡子”是精神的贵族。起居讲究、服饰精致、谈吐斟酌，奉行“为艺术而生活”的信条，他们用善于辨识美丑的目光品评巴黎。正如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现代性”、“现代生活”、“现代艺术”等词语，他把目光投射在当下的现实中。波德莱尔说“在任何疯狂中都有一种崇高，在任何极端中都有一种力量”，也许这种“崇高”和“力量”正是“浪荡子”代表“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的缔造力量，在某种疯狂和极端中他们清除掉平庸，使自己成为精神的贵族。“这种贵族难以消灭，因为他们建立在劳动和金钱所不能给予的天赋之上。”
“浪荡子”还有一些忧郁的气质。《巴黎的忧郁》中，波德莱尔挥洒笔墨，描写人群中的孤独和现代人的忧郁。波德莱尔关注“过渡、短暂、偶然”之物，他认为越是短暂的事物越能真正与时代保持一致的脚步。然而，也正是这种短暂和偶然的无法掌控使人陷入怀疑和不确定之中。现代都市催生的人群更是充满忧郁的一分子，人群拥挤不堪却倍感孤独，沟通信号泛滥而匮乏交流，这些正是“现代性”所裹携的危机。
二、“多余人”
贵族势弱，社会变革，正如十九世纪早期的俄国，农奴制渐渐走到尽头，革命大势高涨之前，一批率先觉醒的贵族青年开始思考生活。他们蔑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摆脱不了自身出身贵族而带有的偏见；他们带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厌恶旧的社会制度，憧憬新的生活。然而，空有抱负却无用武之地使得他们成为“多余人”，普希金塑造的奥涅金以及屠格涅夫作品《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多余人”的典型代表。
“多余人”也是“有钱，有闲”。奥涅金和罗亭都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独到的思考洞察能力，因此对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感到厌倦。优越的生活使得他们习惯于别人的服从，也正是天生舒适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性格中印上贵族家庭的烙印，当想要抗争自己所赖以依存的贵族阶层时，陷入痛苦和无力之中。
“多余人”具有反叛精神。奥涅金聪明博学，带着对新生活的希望来到乡下进行农事改革。他意识到上流社会贵族的腐朽，渴望用行动予以改变。然而，计划实践时的无力为他的命运蒙上悲剧的阴影。奥涅金的农事改革仅仅是为了打发时光，他和人讨论种种人生和社会问题，最终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因而内心痛苦，变得阴郁孤僻，成为既不被贵族社会认可，也不被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的“聪明的废物”。
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投射的正是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映着贵族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现实生活中的贵族青年，他们经历着精神痛苦和无望抗争，因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终生碌碌无为，甚至走向堕落毁灭的悲剧命运。
三、“浪荡子”和“多余人”形象异同
（一）相似的出身和精神气质
“浪荡子”和“多余人”是其所处的时代所催生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产生于由旧的政治制度到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时期，新的制度并未完全确立，旧的贵族制尚未完全消亡。作为异于社会主流的异类，“浪荡子”和“多余人”有以下相似之处：
首先，二者天生无金钱之忧，因此可以不为生活劳碌转而思考其他。“例如德·居斯蒂纳先生，则特别愿意写爱情小说，他们首先很明智地使主人公有巨大财产，足以毫不迟疑的满足其各种非非之想，然后再将其分散在各职业中。”
其次，“浪荡子”和“多余人”身上都带有忧郁的气质。“浪荡子”的忧郁特质借他们的观察到的都市的人群中所包含的忧郁情绪表达出来，“多余人”的忧郁则直接体现在自我的性格之中。
最后，作为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世界感到厌倦，蔑视上流社会的生活。社会变革带来的困惑和问题促使他们率先对现实的生活进行思考，并作出相应的行动。他们排斥自己所来自的阶层，都具有反叛精神。对于“浪荡子”，他首要追求的就是与众不同，要“使自己成为独特之人”；至于“多余人”，他们接受了社会先进思潮的影响，希望能够改革社会。也正是这种逆流而行的反叛，导致了他们在社会中寻找自己位置，为自我身份作以定位的需要。
（二）不同自我身份认同
“浪荡子”和“多余人”同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异类”，却拥有不同的命运结局。“浪荡子”身上闪现着英雄主义的光彩，“多余人”却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痛苦之中。他们看穿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势利，但又不敢违背其习俗与舆论，最终变得消极无望。
这样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浪荡子”和“多余人”面对的社会变革阶段不同。尽管二者都对其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抱有反叛心理，“浪荡子”出现在旧制度崩塌，新制度逐渐形成的阶段，“浪荡子”面临的更多的是针对当下现实“革新”的问题；“多余人”产生于旧的农奴制尚未瓦解，新的制度仍在酝酿中，因此“多余人”是要面对如何打破现状“除旧”的问题。再者，二者所采取的反叛方式针对领域不同。尽管“浪荡子”和“多余人”都表现出玩世不恭、放荡不羁，都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浪荡子”坚持他们所独有的思想修养和艺术追求，希望以审美理想来改造生活，“多余人”则是希望用自己脱离实际的理想化政治设想来直接改造社会现状。因而相比“多余人”，“浪荡子”具有更强的思想独立性和抗争性。
赫尔岑曾说：全靠有了那个时代的“多余人”，新一代的人才没有成为多余的。尽管“浪荡子”和“多余人”的时代渐去渐远，新的社会变革却从未停止脚步，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恰当扮演其角色仍是今天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浪荡子”和“多余人”身上体现出的思想力量和不同行动方式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1845年的沙龙[M].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散文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屠格涅夫.罗亭[M].石国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