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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前十年期间，我们在重化工业引领经济发展时期所积累的经验，很难用于指导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寻求合适的经验作为借鉴，已经成为寻找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工业发展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近两年，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与前十几年出现了很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增速回落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从2010年的10.4%连续两年下滑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7%，2013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3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看，从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该指数一直徘徊于50%荣枯线附近。重工业发展形势尤其堪忧，增速回落态势由原材料工业向装备制造业蔓延。
（二）产能过剩严重
目前我国产能过剩已经是很多行业的普遍现象，依靠产能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目前我国粗钢、水泥、电解铝、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基本都维持在70%左右的低位，服装、鞋帽等传统轻工业产品库存积压现象严重。不仅传统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屡创新低，被寄予厚望的高科技产业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例如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制造业，在外需不振和“双反”调查的影响之下也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经营状况堪忧。
（三）行业利润下滑
受需求下滑和成本上升双重挤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一些行业生产形势持续恶化，亏损面不断扩大，甚至呈现全行业亏损的态势。其中以原材料工业的亏损形势最为严峻。根据中钢协统计，目前我国钢材总体价格已跌至1994年水平，全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从2007年的7.26%下降至2012年的-0.18%。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及第二产业发展放缓是短期和长期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短期因素主要包括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以及上一轮经济刺激方案后续效应减弱。长期因素则是生产要素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变化——中国工业企业依靠“低成本、大规模、高速度”的盈利模式将面临终结，再加上其他低成本国家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制造”的出口价格优势将进一步被削弱。传统粗放型发展导致的高资源投入和高污染排放，导致了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我国工业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按麦迪逊对世界经济发展建立的指标体系，我国2013年人均GDP预计将跨越10000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按不变价计算，下同）大关，而日本1971年人均GDP为10040国际元，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基本相同，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史来看，上世纪70年代初也是日本经济调整、转型的重要转折时期，经济减速、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利润下降等问题一度困扰着日本。但日本最终成功渡过了这一难关，实现了工业发展的华丽转身，其转型经验对我国未来产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日本工业转型发展的历程和特点
上世纪70年代前后是日本工业化进程中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时期，从影响因素看，这一时期刚好与全球第二波产业转移浪潮、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及石油危机相重叠。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增长从年均增速10%左右的高位迅速跌落到5%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触顶回落、服务型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快速城市化进程趋于结束。之前，作为日本经济发展引擎的工业，此时也在生产成本、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和洗礼。
1970年前后，日本工业发展经历短暂回调之后仍保持了一定增速，但发展内容已经开始出现变化。如果将工业各子行业分为轻工业、原材料工业和高加工度工业①，可以发现1965—1970年的10年间，高加工度工业平均值速要明显高于其它工业。原材料工业年均增速虽然达到9.3%，但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却有所下降，这一趋势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更加明显（如图1所示）。
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如图2所示，1966—1975年间日本工业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历程。工业内部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以钢铁、有色、水泥等高耗能行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扮演着“领涨领跌”的角色，并逐渐将主导产业地位让位于机械工业、电子信息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以钢铁工业为例，1967年起该行业就一直处于衰退，到1971年钢铁行业增加值增速接近于0，但在1972年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刺激下钢铁行业迅速反弹，然而在石油危机之后又跌至负数。
在经济剧烈调整过程中，传统高耗能行业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市场困境促使这些钢铁等行业加强科技创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钢铁、水泥产量进入饱和状态，同时，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依赖程度开始下降，因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钢铁产量在上世纪7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于1975年后快速下降。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石油危机、能源价格上升导致高耗能行业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但在石油危机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钢铁、水泥产量却没有出现大幅下滑，而是基本稳定在一个区间之内。另外，如表1所示，日本钢铁产品出口比率不降反升，一方面证明钢铁的出口竞争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出口也成为化解国内钢铁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一；吨钢增加值从上世纪60年代的3万日元左右提升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接近5万日元（1990年不变价），显示了日本钢铁工业在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之下，走上了集约发展道路，其在产品质量、科技含量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得以体现。
三、日本转型发展时期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规律
上世纪70年代初是日本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不仅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触顶回落、城市化进程放缓，工业内部各行业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总体上日本表现出向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过渡特征。如图3所示，与之相伴的是，日本能源强度也于从60年代的爬坡阶段转为70年代初期在峰值的小幅震荡，之后开始大幅下降。 从历史发展上看，日本战后城市化进程到1970年前后明显减速，从每年1.2%骤降至0.7%，导致钢铁、水泥等建材相关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需求市场疲软导致这些产业率先出现不景气，带动整个工业的衰退，能源强度出现下降。为提振经济，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于1972年推行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力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维持日本经济的高增长。在大量投资带动下，原材料工业以及第二产业都出现反弹，能源强度也因此再度攀升。但是，改造计划忽视了市场需求已经接近饱和，工业发展已经进入以产业升级为主旋律的新阶段，过去支持日本高增长的要素已不复存在，再加之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高耗能行业继续扩张的道路被堵死，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被彻底终结。
此后日本政府调整了产业政策，将扶持重点放在汽车、半导体、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行业，高耗能行业在生存的压力之下开始注重集约发展，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幅提升。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了《节能法》等法律，规范企业用能管理，强化企业节能意识。在诸多因素带动下，日本能源强度得以持续下降。
能源强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影响因素可分为结构和技术两方面，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是能源强度的主要驱动因素。例如学者Robert C. Marlay重点研究了美国工业部门1970年以后的用能变化，认为能源价格上涨刺激了能源效率的提高，但这只是一个外在动力，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工业产品结构变化以及工业增长速度放缓，使得美国工业用能更少、创造价值更高。学者Ian Sue Wing等人的研究认为：美国1940—1970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能源强度下降贡献较大，同时汽车、飞机制造等高附加值下游产业的发展抵消了原材料工业扩张带来的影响等等。
产业结构对于能源强度的影响，可以由下列公式解释。在公式3中，全国能源消费的强度可分解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与增加值比重之比的和，其中第二产业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轻工业、原材料工业和高加工度产业。
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而言，工业在国民经济和能源消费中仍占主导地位，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主导产业，从降低能源强度角度考虑，原材料工业对于能源强度影响权重最大，所以应首先在原材料工业内提升能源效率，即降低E原材料工业/G原材料工业；其次是发展高加工度产业，降低原材料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即降低G原材料工业/G2；最后是发展第三产业，降低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即降低G2/GDP。而日本能源强度下降的成因和结果恰好印证了上述理论分析。
（EI—能源强度，E—能源消费量，E1、E2、E3分别代表一、二、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量）
日本能源强度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波动、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充分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于提升能源效率的积极影响。而日本产业转型也正是在以下三个层面发生：在高耗能行业内部，各企业为改善经营状况而注重存量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业链，在产量、能耗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E原材料工业/G原材料工业）；在工业行业内部，是在工业产业内部，在需求市场引领下，技术密集型、高加工度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工业发展的引擎，汽车、家用电器制造业发展迅速（降低G原材料工业/G2）；在三次产业层面，以金融、贸易、研发为标志的第三产业成为拉动GDP增长的关键，符合从工业化向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一般规律（降低G2/GDP）。而且从时间节点上看，如表2所示，能源强度于1974年达到峰值，也基本与其它影响因素出现拐点的时间相吻合。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经济增速和工业发展增速的稳步回落
首先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回落这一现象。日本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速下降一半，是内在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外在市场需求波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发展阶段由工业化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客观特征。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有其合理因素，恰好为经济发展从重工业、扩张型轨道上“解锁”提供机会，让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重新进行配置。虽然过程中会经历转型阵痛，但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发展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面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认真观察，不要因为增长速度回落而陷入盲目恐慌，应在新的变化中努力寻找新的机遇。
（二）未来工业发展将以转型升级为主线，未来发展机遇孕育在高加工度产业和信息产业之中
从日本经验看，依靠投资刺激计划维持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日本1972年出台的列岛改造计划虽然在很短时间里带动传统高耗能产业反弹，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其拉动作用很难长期生效，而且还会带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问题，同时这种人为的刺激会推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如果用现代的眼光回顾历史会发现，日本在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等工业方面的真正竞争力也正是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转型”之后。时至今日，尽管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系统等高技术装备和产品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要充分借助这一机遇，推动工业发展转型升级。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信息和网络技术，开发新一代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化产品，提升全社会信息服务水平，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产业要把节约能源和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我国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发展已进入饱和期。前十年依靠高投资、铺摊子、打价格战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凑效。当前，我国能源资源价格改革已经箭在弦上，高耗能产业生产成本上涨已是大势所趋，再加上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强，企业“水平扩张”的道路基本被堵死。因此对于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行业而言，必须转到内涵型、质量型发展模式之上：要把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开发节能型新工艺、普及节能技术上，通过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品能耗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原材料企业也要深入研究开发更高附加值产品，从初级、通用型产品向深加工、专业型产品过渡，为精密机械制造、国产飞机和大型船只制造等下游产业提供强有力支持。
（四）我国“十三五”节能目标的设定要考虑到未来结构调整的重大影响
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期单位GDP能耗强度已进入峰值阶段，经历为期4、5年的震荡反复之后进入快速下降通道。如果我国未来5年期间经济和能源发展成功转型，则将成为实现“十二五”节能目标的重要保证，也会为未来节能工作注入不竭动力。在此基础上，设定“十三五”时期节能目标时，要酌情考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即渡过单位GDP能耗“倒U型”曲线峰值阶段后，单位GDP能耗的下降速度可能会更快。因此，“十三五”节能目标的设定，不宜取值过低。当然，“十三五”节能目标的确定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包括GDP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否成功、建筑交通和生活部门能源消费增长情况等，还需今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注：
①轻工业包括纺织、食品、烟酒等行业；原材料工业包括能源采掘及开发工业、钢铁、建材、有色等初级工业制成品行业；高加工度工业主要指电器、交通运输、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
一、我国工业发展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近两年，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与前十几年出现了很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增速回落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从2010年的10.4%连续两年下滑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7%，2013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3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看，从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该指数一直徘徊于50%荣枯线附近。重工业发展形势尤其堪忧，增速回落态势由原材料工业向装备制造业蔓延。
（二）产能过剩严重
目前我国产能过剩已经是很多行业的普遍现象，依靠产能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目前我国粗钢、水泥、电解铝、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基本都维持在70%左右的低位，服装、鞋帽等传统轻工业产品库存积压现象严重。不仅传统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屡创新低，被寄予厚望的高科技产业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例如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制造业，在外需不振和“双反”调查的影响之下也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经营状况堪忧。
（三）行业利润下滑
受需求下滑和成本上升双重挤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一些行业生产形势持续恶化，亏损面不断扩大，甚至呈现全行业亏损的态势。其中以原材料工业的亏损形势最为严峻。根据中钢协统计，目前我国钢材总体价格已跌至1994年水平，全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从2007年的7.26%下降至2012年的-0.18%。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及第二产业发展放缓是短期和长期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短期因素主要包括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以及上一轮经济刺激方案后续效应减弱。长期因素则是生产要素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变化——中国工业企业依靠“低成本、大规模、高速度”的盈利模式将面临终结，再加上其他低成本国家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制造”的出口价格优势将进一步被削弱。传统粗放型发展导致的高资源投入和高污染排放，导致了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我国工业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按麦迪逊对世界经济发展建立的指标体系，我国2013年人均GDP预计将跨越10000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按不变价计算，下同）大关，而日本1971年人均GDP为10040国际元，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基本相同，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史来看，上世纪70年代初也是日本经济调整、转型的重要转折时期，经济减速、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利润下降等问题一度困扰着日本。但日本最终成功渡过了这一难关，实现了工业发展的华丽转身，其转型经验对我国未来产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日本工业转型发展的历程和特点
上世纪70年代前后是日本工业化进程中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时期，从影响因素看，这一时期刚好与全球第二波产业转移浪潮、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及石油危机相重叠。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增长从年均增速10%左右的高位迅速跌落到5%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触顶回落、服务型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快速城市化进程趋于结束。之前，作为日本经济发展引擎的工业，此时也在生产成本、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和洗礼。
1970年前后，日本工业发展经历短暂回调之后仍保持了一定增速，但发展内容已经开始出现变化。如果将工业各子行业分为轻工业、原材料工业和高加工度工业①，可以发现1965—1970年的10年间，高加工度工业平均值速要明显高于其它工业。原材料工业年均增速虽然达到9.3%，但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却有所下降，这一趋势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更加明显（如图1所示）。
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如图2所示，1966—1975年间日本工业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历程。工业内部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以钢铁、有色、水泥等高耗能行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扮演着“领涨领跌”的角色，并逐渐将主导产业地位让位于机械工业、电子信息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以钢铁工业为例，1967年起该行业就一直处于衰退，到1971年钢铁行业增加值增速接近于0，但在1972年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刺激下钢铁行业迅速反弹，然而在石油危机之后又跌至负数。
在经济剧烈调整过程中，传统高耗能行业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市场困境促使这些钢铁等行业加强科技创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钢铁、水泥产量进入饱和状态，同时，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依赖程度开始下降，因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钢铁产量在上世纪7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于1975年后快速下降。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石油危机、能源价格上升导致高耗能行业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但在石油危机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钢铁、水泥产量却没有出现大幅下滑，而是基本稳定在一个区间之内。另外，如表1所示，日本钢铁产品出口比率不降反升，一方面证明钢铁的出口竞争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出口也成为化解国内钢铁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一；吨钢增加值从上世纪60年代的3万日元左右提升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接近5万日元（1990年不变价），显示了日本钢铁工业在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之下，走上了集约发展道路，其在产品质量、科技含量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得以体现。
三、日本转型发展时期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规律
上世纪70年代初是日本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不仅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触顶回落、城市化进程放缓，工业内部各行业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总体上日本表现出向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过渡特征。如图3所示，与之相伴的是，日本能源强度也于从60年代的爬坡阶段转为70年代初期在峰值的小幅震荡，之后开始大幅下降。 从历史发展上看，日本战后城市化进程到1970年前后明显减速，从每年1.2%骤降至0.7%，导致钢铁、水泥等建材相关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需求市场疲软导致这些产业率先出现不景气，带动整个工业的衰退，能源强度出现下降。为提振经济，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于1972年推行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力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维持日本经济的高增长。在大量投资带动下，原材料工业以及第二产业都出现反弹，能源强度也因此再度攀升。但是，改造计划忽视了市场需求已经接近饱和，工业发展已经进入以产业升级为主旋律的新阶段，过去支持日本高增长的要素已不复存在，再加之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高耗能行业继续扩张的道路被堵死，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被彻底终结。
此后日本政府调整了产业政策，将扶持重点放在汽车、半导体、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行业，高耗能行业在生存的压力之下开始注重集约发展，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幅提升。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了《节能法》等法律，规范企业用能管理，强化企业节能意识。在诸多因素带动下，日本能源强度得以持续下降。
能源强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影响因素可分为结构和技术两方面，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是能源强度的主要驱动因素。例如学者Robert C. Marlay重点研究了美国工业部门1970年以后的用能变化，认为能源价格上涨刺激了能源效率的提高，但这只是一个外在动力，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工业产品结构变化以及工业增长速度放缓，使得美国工业用能更少、创造价值更高。学者Ian Sue Wing等人的研究认为：美国1940—1970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能源强度下降贡献较大，同时汽车、飞机制造等高附加值下游产业的发展抵消了原材料工业扩张带来的影响等等。
产业结构对于能源强度的影响，可以由下列公式解释。在公式3中，全国能源消费的强度可分解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与增加值比重之比的和，其中第二产业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轻工业、原材料工业和高加工度产业。
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而言，工业在国民经济和能源消费中仍占主导地位，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主导产业，从降低能源强度角度考虑，原材料工业对于能源强度影响权重最大，所以应首先在原材料工业内提升能源效率，即降低E原材料工业/G原材料工业；其次是发展高加工度产业，降低原材料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即降低G原材料工业/G2；最后是发展第三产业，降低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即降低G2/GDP。而日本能源强度下降的成因和结果恰好印证了上述理论分析。
（EI—能源强度，E—能源消费量，E1、E2、E3分别代表一、二、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量）
日本能源强度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波动、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充分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于提升能源效率的积极影响。而日本产业转型也正是在以下三个层面发生：在高耗能行业内部，各企业为改善经营状况而注重存量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业链，在产量、能耗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E原材料工业/G原材料工业）；在工业行业内部，是在工业产业内部，在需求市场引领下，技术密集型、高加工度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工业发展的引擎，汽车、家用电器制造业发展迅速（降低G原材料工业/G2）；在三次产业层面，以金融、贸易、研发为标志的第三产业成为拉动GDP增长的关键，符合从工业化向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一般规律（降低G2/GDP）。而且从时间节点上看，如表2所示，能源强度于1974年达到峰值，也基本与其它影响因素出现拐点的时间相吻合。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经济增速和工业发展增速的稳步回落
首先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回落这一现象。日本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速下降一半，是内在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外在市场需求波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发展阶段由工业化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客观特征。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有其合理因素，恰好为经济发展从重工业、扩张型轨道上“解锁”提供机会，让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重新进行配置。虽然过程中会经历转型阵痛，但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发展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面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认真观察，不要因为增长速度回落而陷入盲目恐慌，应在新的变化中努力寻找新的机遇。
（二）未来工业发展将以转型升级为主线，未来发展机遇孕育在高加工度产业和信息产业之中
从日本经验看，依靠投资刺激计划维持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日本1972年出台的列岛改造计划虽然在很短时间里带动传统高耗能产业反弹，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其拉动作用很难长期生效，而且还会带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问题，同时这种人为的刺激会推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如果用现代的眼光回顾历史会发现，日本在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等工业方面的真正竞争力也正是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转型”之后。时至今日，尽管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系统等高技术装备和产品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要充分借助这一机遇，推动工业发展转型升级。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信息和网络技术，开发新一代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化产品，提升全社会信息服务水平，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产业要把节约能源和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我国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发展已进入饱和期。前十年依靠高投资、铺摊子、打价格战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凑效。当前，我国能源资源价格改革已经箭在弦上，高耗能产业生产成本上涨已是大势所趋，再加上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强，企业“水平扩张”的道路基本被堵死。因此对于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行业而言，必须转到内涵型、质量型发展模式之上：要把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开发节能型新工艺、普及节能技术上，通过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品能耗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原材料企业也要深入研究开发更高附加值产品，从初级、通用型产品向深加工、专业型产品过渡，为精密机械制造、国产飞机和大型船只制造等下游产业提供强有力支持。
（四）我国“十三五”节能目标的设定要考虑到未来结构调整的重大影响
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期单位GDP能耗强度已进入峰值阶段，经历为期4、5年的震荡反复之后进入快速下降通道。如果我国未来5年期间经济和能源发展成功转型，则将成为实现“十二五”节能目标的重要保证，也会为未来节能工作注入不竭动力。在此基础上，设定“十三五”时期节能目标时，要酌情考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即渡过单位GDP能耗“倒U型”曲线峰值阶段后，单位GDP能耗的下降速度可能会更快。因此，“十三五”节能目标的设定，不宜取值过低。当然，“十三五”节能目标的确定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包括GDP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否成功、建筑交通和生活部门能源消费增长情况等，还需今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注：
①轻工业包括纺织、食品、烟酒等行业；原材料工业包括能源采掘及开发工业、钢铁、建材、有色等初级工业制成品行业；高加工度工业主要指电器、交通运输、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