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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版作为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一项内容，在文字记录和思想传播上有其独特的作用，对沟通和融合两岸民众的思想、感情、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效用。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出版界的一员，在两岸文化交流中也实践着、体验着，并切切实实地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实现了价值的提升并促进了双方的合作。
【关键词】出版;交流版权;意义
【作者单位】张涛，北京大学出版社。
两岸虽然目前政治制度不同，在一些领域的沟通交流存在一些障碍，但由于两岸人民同文化，因此在文化交流上仍比较顺畅和积极。出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似单一，实际内涵和外延可以说无所不包含，无所不涉及。我们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让其对其他领域工作的开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使两岸思想、文化的交融体现出该行业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大社）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大陆出版社，在两岸出版界交流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在两岸出版文化交流中担负应当的责任，为两岸出版界交流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对两岸出版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两岸出版程序的异同以及交流内容的变化
1.两岸政治制度不同，涉及出版领域不同
两岸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涉及出版领域也有所不同。台湾出版企业是注册制，出版内容受到的限制较少，出版方是独立经营的公司，而且大部分是私有制，所以在熟悉的领域出版合适的内容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大陆出版单位是登记制，出版单位和出版内容都需要经过审查批准，现正逐步从国有制走向市场化。大陆出版单位凡涉及出版台湾的相关内容，都必须按出版相关条例报相关部门审查。这其中包括：一是内容有关台湾的;二是作者涉及台湾的，等等。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大陆出版单位越来越讲求效率，重视出版周期，由于出版台湾内容的图书涉及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间问题，所以出版社有时会对出版这类内容的图书望而却步。北大社在这方面有深刻的体会，个别编辑室的编辑由于选题范围的要求而忌讳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间，害怕犯错误，对有关台湾内容的图书基本采取放弃的态度，这其实不利于关于台湾问题研究内容的图书出版。
2.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台湾出版界的合作成果
十余年来，北大社在与台湾出版界合作交流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可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版权方面的交易和人员的往来，十余年来一直比较稳定，尤其是关于文史哲、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图书版权，双方均收获颇丰。每年两岸组织的图书订货交流会，双方都会派人参加洽谈（见表1）。
表1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湾出版界版权合作一览表
（2005—2015年）
种类
版权 文史哲 政治、
法律 社科 经管 教育 语言 自然
科学
对台输出
75种 29种 13种 4种 11种 4种 9种 5种
对台引进
134种 20种 73种 9种 11种 16种 2种 3种
（大众）
第二是台湾学者直接授权北大社出版他们的著作和作品（见表2）。随着两岸学者交流的加深，一些台湾学者主动和北大社联系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合作和交流越来越普遍。
表2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作者图书品种及台湾作者统计表（2006—2015年）
年份 出版台湾作者图书品种数 台湾作者人数
2006年 22种 16人
2007年 23种 20人
2008年 12种 12人
2009年 33种 15人
2010年 16种 13人
2011年 16种 13人
2012年 12种 11人
2013年 21种 17人
2014年 18种 7人
2015年 8种 7人
合计 181种 131人
第三是2006年北大社和台湾元照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大社占股51%，台湾元照公司占股49%。合资公司在引进台湾图书方面创造了不少便利条件并拿到了一定的优势项目，目前双方处于营利状态。
第四是北大社的图书通过上海季风书店和厦门外文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图书公司销售到台湾市场，促进了台湾读者对大陆图书的了解，加深了他们对大陆文化的认识和喜爱（见表3）。
表3 北京大学出版社产品在厦门外文图书进出口公司历年出口
数据表（2005—2014年）
年份 排名 出口册数 出口码洋（人民币）
2005年 1 23787册 840455.20 元
2006年 3 18169册 766462.70元
2007年 8 22077册 741565.50元
2008年 5 23570册 930696.20元
2009年 6 24237册 1039356.88元
2010年 7 21746册 808406.45元
2011年 7 21193册 823315.58元
2012年 4 23549册 931518.90元
2013年 2 31376册 1270360.40元
2014年 6 20694册 921291.40元
2015年 8 14425册 700226.50元
合计 244823册 9773655.71元
二、两岸在出版合作交流中的认知变化
从北大社十余年与台湾出版界和台湾学者的合作出版情况来看，合作使双方受益，双方地位在行业内不断提升，彼此看到对方的可取之处后不断互相学习并得到提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图书的编校和装帧设计上。台湾的图书装帧设计更加精美细致。比如，北大社的《艺术设计十五讲》一书，在大陆是作为一本高校通识课教材来编写和使用的，产品高端，封面设计一般。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将其引进台湾后，书名改为《艺术设计这回事》，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气息，大众化、市场化程度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北大社出版的图书虽然在装帧设计上略逊一筹，但编校水平比较高，比如在引文、注释上更加规范。
第二，在图书内容引进上。大陆引进台湾图书偏向于内容专业化的图书。比如王泽鉴民法系列图书，这套丛书的引进在大陆市场上有不俗的表现，销售量达1.5万册左右，使双方都获利匪浅，并且推动了大陆民法的发展。台湾引进北大社图书则趋向内容更加大众化的图书，比如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引进北大社“十五讲”通识读物系列图书，在台湾取得了不俗的销量，让台湾读者领略了大陆文史哲图书方面的魅力。
第三，在西方译作方面，双方互相借鉴。台湾在引进西方经典著作上速度比我们快，我们可以从他们出版的翻译作品中发现适合我们出版的内容;而我们翻译的西方经典著作可能更贴合原文，这成为台湾出版界借力我们的原因之一。
第四，在对市场的认识上。台湾地域范围小，图书市场有限，但其图书制作流程精细，营销策略得当，企业文化值得我们学习;大陆图书市场广大，对台湾图书有比较高的接受度，对台湾出版企业充满了吸引力。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两岸出版界各具优势，合作交流使双方的差距正在变小甚至抹平，市场需求使两岸出版界走向融合。
三、从引进图书的效用上看出版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推动
图书出版虽然专业性很强，但它所释放出来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的行业价值，从北大社引进的一些图书我们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笔者举几个例子稍加说明。
第一，在法学领域，北大社近几年陆续引进了台湾图书《元照英美法词典》《王泽鉴民法系列研究》《两岸刑法学案例比较研究》《月旦法学刑事案例汇编》等大量法学图书，这些图书在大陆市场有突出表现。大陆法学发端于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早期大陆法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源自台湾法学家的作品。因此，引进王泽鉴的法学著作不但开阔了民法研究者的思路，而且对大陆民法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学图书的引进为两岸法学家积极开展合作交流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探讨阵地。在当前“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两岸法学图书版权合作交流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在企业管理领域，北大社最早引进出版了台湾作者曾仕强、余世维等管理大师的作品。比如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经典》丛书等的出版，不但开启了中国大陆企业家的企业思维之路，而且撬动了大陆市场巨大的企业管理培训市场。台湾早期成功的企业管理经验通过出版的图书和大师的培训，为大陆十余年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企业管理人才的理论营养，为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第三，在自然生态领域，最近两年北大社出版了台湾学者徐仁修的《荒野游踪》系列图书作品。2015年，大陆许多城市都开始约请徐仁修去做报告，他的作品使我们更加关注环境、热爱自然，尤其关注经济高速发展下对环境的保护。书中的人文环保意识无疑会对大陆的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大陆“十三五”目标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民间推动作用。
第四，在政治领域，北大社图书起到了桥梁和平台的作用。由于北大社独特的出版品牌和地位，2014年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作品《如何写学术论文》在北大社出版，并由国台办组织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发式，宋楚瑜亲自参加首发式，并在北京获得习近平主席的接见。这一次的两岸政治领导人见面和交谈可以说是以书为媒。
从以上几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图书出版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行业的事，但它内涵和外延的意义绝不是“出版行业”这个词可以容纳的，它连接的思想、知识、人员、领域都浓缩在这看似小小的一本书中，焕发出震撼人心、启迪灵魂的光芒。
三、对今后两岸出版界合作交流的思考和建议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北京大社和台湾图书出版界的合作交流中可以看出，两岸出版合作交流在越来越深的文化交流大环境下，正在逐步向融合方向发展。由于市场的逐步统一、文字的同一、语言的认同，两岸在文化的认识上正趋向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和加深两岸图书出版的合作以带动相关领域交流势在必行。在此，笔者有几条思考和建议可供参考。
第一，由于历史原因，在与英美图书的版权交易中，中文版图书被地域性地分为大陆版、台湾版、香港版等，这实际上不利于交流和融合，也容易在翻译上造成文化隔阂。在当前大陆市场前景广阔，港台地区市场狭小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我们应选取适当时机建立大陆和港台地区协调一致的版权交易平台，统一购买英美图书版权，在大中华华语市场共享，解决英语读物版权垄断和分割的现状，建立统一的图书市场。
第二，在两岸图书版权交易比较成熟的领域（如经济管理图书、法学类图书）加深合作，建立作者交流合作的平台，扩大合作交流的广度，充分利用大陆的市场优势，打造两岸作者的合作作品，集思广益，加强联系的紧密度。
第三，台湾的网络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产业比较发达，两岸出版界可以借助台湾出版企业的优势，利用大陆的出版资源，合作开发数字出版两岸平台。
第四，利用两岸出版界的合作交流，创造知识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更广泛地邀请台湾知名作者有计划地开展讲座，使大陆读者认识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使两岸民众加深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
第五，为了减少两岸学术界的隔阂和加强两岸出版界的合作，我们应优化审批制度，精简图书的审查程序，缩短审查时间，减少审稿费，建立一个交流通畅的合作机制。
出版虽然在两岸交流中只占一角，也可能极易被忽视，但在两岸实际的合作交流中，它所承载的思想、文化、知识是两岸人民交流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沟通的基石，是两岸最终融合的黏合剂。一本《巨流河》感动了两岸多少儿女，一部优秀的图书作品应是两岸文化的共同认同和价值纽带。
【关键词】出版;交流版权;意义
【作者单位】张涛，北京大学出版社。
两岸虽然目前政治制度不同，在一些领域的沟通交流存在一些障碍，但由于两岸人民同文化，因此在文化交流上仍比较顺畅和积极。出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似单一，实际内涵和外延可以说无所不包含，无所不涉及。我们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让其对其他领域工作的开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使两岸思想、文化的交融体现出该行业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大社）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大陆出版社，在两岸出版界交流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在两岸出版文化交流中担负应当的责任，为两岸出版界交流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对两岸出版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两岸出版程序的异同以及交流内容的变化
1.两岸政治制度不同，涉及出版领域不同
两岸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涉及出版领域也有所不同。台湾出版企业是注册制，出版内容受到的限制较少，出版方是独立经营的公司，而且大部分是私有制，所以在熟悉的领域出版合适的内容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大陆出版单位是登记制，出版单位和出版内容都需要经过审查批准，现正逐步从国有制走向市场化。大陆出版单位凡涉及出版台湾的相关内容，都必须按出版相关条例报相关部门审查。这其中包括：一是内容有关台湾的;二是作者涉及台湾的，等等。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大陆出版单位越来越讲求效率，重视出版周期，由于出版台湾内容的图书涉及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间问题，所以出版社有时会对出版这类内容的图书望而却步。北大社在这方面有深刻的体会，个别编辑室的编辑由于选题范围的要求而忌讳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间，害怕犯错误，对有关台湾内容的图书基本采取放弃的态度，这其实不利于关于台湾问题研究内容的图书出版。
2.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台湾出版界的合作成果
十余年来，北大社在与台湾出版界合作交流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可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版权方面的交易和人员的往来，十余年来一直比较稳定，尤其是关于文史哲、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图书版权，双方均收获颇丰。每年两岸组织的图书订货交流会，双方都会派人参加洽谈（见表1）。
表1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湾出版界版权合作一览表
（2005—2015年）
种类
版权 文史哲 政治、
法律 社科 经管 教育 语言 自然
科学
对台输出
75种 29种 13种 4种 11种 4种 9种 5种
对台引进
134种 20种 73种 9种 11种 16种 2种 3种
（大众）
第二是台湾学者直接授权北大社出版他们的著作和作品（见表2）。随着两岸学者交流的加深，一些台湾学者主动和北大社联系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合作和交流越来越普遍。
表2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作者图书品种及台湾作者统计表（2006—2015年）
年份 出版台湾作者图书品种数 台湾作者人数
2006年 22种 16人
2007年 23种 20人
2008年 12种 12人
2009年 33种 15人
2010年 16种 13人
2011年 16种 13人
2012年 12种 11人
2013年 21种 17人
2014年 18种 7人
2015年 8种 7人
合计 181种 131人
第三是2006年北大社和台湾元照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大社占股51%，台湾元照公司占股49%。合资公司在引进台湾图书方面创造了不少便利条件并拿到了一定的优势项目，目前双方处于营利状态。
第四是北大社的图书通过上海季风书店和厦门外文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图书公司销售到台湾市场，促进了台湾读者对大陆图书的了解，加深了他们对大陆文化的认识和喜爱（见表3）。
表3 北京大学出版社产品在厦门外文图书进出口公司历年出口
数据表（2005—2014年）
年份 排名 出口册数 出口码洋（人民币）
2005年 1 23787册 840455.20 元
2006年 3 18169册 766462.70元
2007年 8 22077册 741565.50元
2008年 5 23570册 930696.20元
2009年 6 24237册 1039356.88元
2010年 7 21746册 808406.45元
2011年 7 21193册 823315.58元
2012年 4 23549册 931518.90元
2013年 2 31376册 1270360.40元
2014年 6 20694册 921291.40元
2015年 8 14425册 700226.50元
合计 244823册 9773655.71元
二、两岸在出版合作交流中的认知变化
从北大社十余年与台湾出版界和台湾学者的合作出版情况来看，合作使双方受益，双方地位在行业内不断提升，彼此看到对方的可取之处后不断互相学习并得到提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图书的编校和装帧设计上。台湾的图书装帧设计更加精美细致。比如，北大社的《艺术设计十五讲》一书，在大陆是作为一本高校通识课教材来编写和使用的，产品高端，封面设计一般。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将其引进台湾后，书名改为《艺术设计这回事》，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气息，大众化、市场化程度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北大社出版的图书虽然在装帧设计上略逊一筹，但编校水平比较高，比如在引文、注释上更加规范。
第二，在图书内容引进上。大陆引进台湾图书偏向于内容专业化的图书。比如王泽鉴民法系列图书，这套丛书的引进在大陆市场上有不俗的表现，销售量达1.5万册左右，使双方都获利匪浅，并且推动了大陆民法的发展。台湾引进北大社图书则趋向内容更加大众化的图书，比如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引进北大社“十五讲”通识读物系列图书，在台湾取得了不俗的销量，让台湾读者领略了大陆文史哲图书方面的魅力。
第三，在西方译作方面，双方互相借鉴。台湾在引进西方经典著作上速度比我们快，我们可以从他们出版的翻译作品中发现适合我们出版的内容;而我们翻译的西方经典著作可能更贴合原文，这成为台湾出版界借力我们的原因之一。
第四，在对市场的认识上。台湾地域范围小，图书市场有限，但其图书制作流程精细，营销策略得当，企业文化值得我们学习;大陆图书市场广大，对台湾图书有比较高的接受度，对台湾出版企业充满了吸引力。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两岸出版界各具优势，合作交流使双方的差距正在变小甚至抹平，市场需求使两岸出版界走向融合。
三、从引进图书的效用上看出版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推动
图书出版虽然专业性很强，但它所释放出来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的行业价值，从北大社引进的一些图书我们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笔者举几个例子稍加说明。
第一，在法学领域，北大社近几年陆续引进了台湾图书《元照英美法词典》《王泽鉴民法系列研究》《两岸刑法学案例比较研究》《月旦法学刑事案例汇编》等大量法学图书，这些图书在大陆市场有突出表现。大陆法学发端于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早期大陆法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源自台湾法学家的作品。因此，引进王泽鉴的法学著作不但开阔了民法研究者的思路，而且对大陆民法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学图书的引进为两岸法学家积极开展合作交流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探讨阵地。在当前“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两岸法学图书版权合作交流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在企业管理领域，北大社最早引进出版了台湾作者曾仕强、余世维等管理大师的作品。比如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经典》丛书等的出版，不但开启了中国大陆企业家的企业思维之路，而且撬动了大陆市场巨大的企业管理培训市场。台湾早期成功的企业管理经验通过出版的图书和大师的培训，为大陆十余年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企业管理人才的理论营养，为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第三，在自然生态领域，最近两年北大社出版了台湾学者徐仁修的《荒野游踪》系列图书作品。2015年，大陆许多城市都开始约请徐仁修去做报告，他的作品使我们更加关注环境、热爱自然，尤其关注经济高速发展下对环境的保护。书中的人文环保意识无疑会对大陆的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大陆“十三五”目标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民间推动作用。
第四，在政治领域，北大社图书起到了桥梁和平台的作用。由于北大社独特的出版品牌和地位，2014年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作品《如何写学术论文》在北大社出版，并由国台办组织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发式，宋楚瑜亲自参加首发式，并在北京获得习近平主席的接见。这一次的两岸政治领导人见面和交谈可以说是以书为媒。
从以上几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图书出版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行业的事，但它内涵和外延的意义绝不是“出版行业”这个词可以容纳的，它连接的思想、知识、人员、领域都浓缩在这看似小小的一本书中，焕发出震撼人心、启迪灵魂的光芒。
三、对今后两岸出版界合作交流的思考和建议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北京大社和台湾图书出版界的合作交流中可以看出，两岸出版合作交流在越来越深的文化交流大环境下，正在逐步向融合方向发展。由于市场的逐步统一、文字的同一、语言的认同，两岸在文化的认识上正趋向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和加深两岸图书出版的合作以带动相关领域交流势在必行。在此，笔者有几条思考和建议可供参考。
第一，由于历史原因，在与英美图书的版权交易中，中文版图书被地域性地分为大陆版、台湾版、香港版等，这实际上不利于交流和融合，也容易在翻译上造成文化隔阂。在当前大陆市场前景广阔，港台地区市场狭小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我们应选取适当时机建立大陆和港台地区协调一致的版权交易平台，统一购买英美图书版权，在大中华华语市场共享，解决英语读物版权垄断和分割的现状，建立统一的图书市场。
第二，在两岸图书版权交易比较成熟的领域（如经济管理图书、法学类图书）加深合作，建立作者交流合作的平台，扩大合作交流的广度，充分利用大陆的市场优势，打造两岸作者的合作作品，集思广益，加强联系的紧密度。
第三，台湾的网络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产业比较发达，两岸出版界可以借助台湾出版企业的优势，利用大陆的出版资源，合作开发数字出版两岸平台。
第四，利用两岸出版界的合作交流，创造知识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更广泛地邀请台湾知名作者有计划地开展讲座，使大陆读者认识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使两岸民众加深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
第五，为了减少两岸学术界的隔阂和加强两岸出版界的合作，我们应优化审批制度，精简图书的审查程序，缩短审查时间，减少审稿费，建立一个交流通畅的合作机制。
出版虽然在两岸交流中只占一角，也可能极易被忽视，但在两岸实际的合作交流中，它所承载的思想、文化、知识是两岸人民交流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沟通的基石，是两岸最终融合的黏合剂。一本《巨流河》感动了两岸多少儿女，一部优秀的图书作品应是两岸文化的共同认同和价值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