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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超级女声》掀起全民选秀风潮之后,各种内容或形式的电视节目纷纷效仿“真人秀”来吸引观众眼球。最近两档节目——《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就把传统婚礼礼节之一的相亲同电视选秀结合,开创了真人秀节目的新形式:电视相亲类节目或电视速配节目或电视交友类节目。与以往的交友类节目相比,现在此类节目增添了更多特点,最为明显的就是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
关键词:真人秀;《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后现代主义
从2004年湖南卫视重磅打造的《超级女声》开始,中国各省级或地方电视台相继跟风推出一系列电视真人选秀节目。一时间,平民化选秀热潮掀起,形态各异的表演者纷纷勇敢地面对广大观众展示才艺。在这种表象之下掀起了“超女现象”“大众文化对抗精英文化”“审美到审丑”“电视娱乐化泛滥”等相关评论。本文不再对以上观点加以赘述,但值得思考的是,最近在选秀节目的孕育下催生出了一种新型节目:电视相亲类节目。“电视娱乐化”的问题再次成为评论者的关键词。“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某些原本严肃的仪式已经日渐娱乐化。而娱乐化的载体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变得形式多样,从最初的书画、报刊,到广播、电视,再到现在的网络、手机等新数字媒体,无不打着“娱乐至上”的口号。尼尔·波兹曼提到的“所有的内容”,在本文出现了一种特指,即中国传统婚礼礼节之一的相亲。
五六年前,电视上已经出现了以台湾综艺节目《非常男女》、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以及东方卫视的《相约星期六》为代表的电视交友类节目,刮起了一阵电视相亲的热风。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观众认为电视相亲是在众人面前现丑,所以节目缺乏嘉宾参与。加之节目的新鲜感一旦消退,直接影响节目收视率。所以此类节目在“鲜亮风光”之后纷纷退场。就在2009年年底,湖南卫视在购买了英国Fremantle公司国际经典电视交友节目《TAKE ME OUT》中国地区的独家专有版权之后,再次推出电视相亲类节目《我们约会吧》(以下简称《我》)。节目播出后,收视率飙升。早有准备的江苏卫视在2010年年初也推出了类似的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以下简称《非》),另外还有浙江卫视播出的电视速配节目《相亲才会赢》、青海卫视播出的相亲类节目《单身厨房》。“根据索福瑞最新数据显示,江苏卫视上周日播出的最新一期的《非诚勿扰》索福瑞34城市数据中,收视率达到1.963%,全国同时段第一,《我们约会吧》播出以来的最高收视为1.663%。”[2]较之多年前的电视交友类节目,现在的此类节目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加契合现代中青年人(从报名参加的嘉宾来看,大都集中在20至35岁的中青年人)的诉求:尽情地“秀”、疯狂地“炫”。笔者将在下文阐释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两档节目激烈竞争,观众以及专家对其褒贬不一。就这类男女速配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而言,著名电视评论家李幸指出:“十年前,征婚类节目曾经救活了中国电视,催生出了谈话类节目,而相比十年前不温不火的征婚类节目只有真人缺乏秀,现在出现的节目是不折不扣的真人秀,是一种心理真人秀,在《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带领之下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同类型节目。”这段话道出了征婚类节目的历史地位及新的发展,同时也对新型相亲类节目的影响力进行了预测。
一、电视相亲“真人秀”
电视节目大体上可分为新闻、娱乐益智、教育以及服务四大类型。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电视节目的类型和电影的类型一样都具有模糊性。因为现在的电视节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互交叉的。但无论哪种节目类型,电视的本质就是将内容娱乐化后再娱乐大众的工具(在图文并茂中播报新闻——绘声绘色;在真人演绎下感受刺激——啼笑皆非;在妙语连珠中传授知识——获益匪浅;在亲力亲为下接收信息——自娱自乐)。如果要强加于它很高的使命就大可不必。在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提出:“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3]在现今的读图时代,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以《非》《我》为例的现代相亲类节目,可以归类在上文提到的娱乐益智类型中。时过境迁,这类节目不再是多年前嘉宾(甚至有些羞涩)以相亲为目的、节目环境类似婚姻介绍所、主持人充当红娘、观众仅仅是旁观者,而是具有新的特征。在阐释新的特征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非》《我》的节目形式。
两档节目都以主持人的高调出场开始。现场观众的安排有些差异:《非》不太注重现场观众的反应,突出女嘉宾和男嘉宾的地位;《我》的现场观众一分为二,一边是天鹅池的“公主”们、一边是青蛙池的“王子”们,也时常给现场观众反应镜头,延续了湖南卫视大众一起娱乐的风格。接着是女嘉宾的出场,淡雅脱俗、风姿绰约、婀娜小蛮、红粉青蛾,应有尽有。《非》有24位女嘉宾分两边站在各自的灯台上,《我》有18位。《非》在人员以及舞台气势上要胜于《我》。在男嘉宾出场前,《我》多个环节就是女嘉宾的才艺表演。之后就是男嘉宾登台。《我》的男嘉宾先背对女嘉宾及观众,边回答问题边闯关;《非》的男嘉宾是通过升降梯缓缓下降,之后在主持人手中的“心钥匙”道具上选择自己的“心动女孩”的号码。再接着就是男嘉宾的自我介绍及VCR展现。女嘉宾根据自己的喜好灭灯或亮灯。最终,《非》的男嘉宾可在剩下两盏亮灯的女嘉宾及最初选的“心动女孩”中三选一;《我》的男嘉宾在“男生反选”阶段问亮灯女嘉宾问题后,直接以牵手或握手方式决定其是否配对成功。以上是两档节目的流程,相比早期的相亲节目以及近期在成都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中热播的《相亲进行时》更具优势:环节复杂、语言幽默、笑料百出。
(一)文艺性
舞台设计绚丽多彩,女嘉宾们个个貌美娇艳,从电视画面来说,大大提高了其可视性。配上动感或柔情的音乐,嘉宾们在舞台上及广大观众面前尽情地展示其才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正是“不折不扣的真人秀”。相亲对象不再是“一对一”的眉目传情,而是“一对多”(女多男少)的唇枪舌剑(其中以《非》中的女嘉宾马诺为代表)。在这无硝烟的“战场”上,嘉宾们娱乐了观众,同时也被其他嘉宾娱乐了,达到自娱自乐的状态。这是提高节目收视率的策略,也是电视通过娱乐大众来展现其文艺性的手段。
(二)游戏性
女嘉宾或男嘉宾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信息并不简单,节目在形式上增加了多重关卡。如《我》中的“跑道问答”“闯入密室”“男生反选”等环节,提高了节目的游戏性和趣味性。特别是在两档节目中,都设计了女嘉宾对男嘉宾以灭灯的形式决定男嘉宾是否能闯关成功或“抱得美人归”。游戏者始终是男士,女嘉宾就如同赛场上的裁判,根据某些原则给男士黄牌或红牌。在这场游戏中的所有男士,无论女嘉宾的甜言蜜语也好、冷嘲热讽也罢,都应保持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姿态。若稍加反驳,便成为女嘉宾的“群殴”对象。在一期《非》中有位“富二代”男嘉宾出言不逊、不可一世,招致所有女嘉宾甚至现场调解员乐嘉的“攻击”。游戏性加上嘉宾们言语的趣味性,相亲其实早已变质,真正的目的是“真人秀”。
(三)竞技博彩性
自从有了娱乐类节目的手机短信互动及竞赛类节目的有奖竞猜,许多类型的节目都采用此类手段,使电视、嘉宾、观众形成“三点一线”的关系,培养许多生产性观众。《非》的竞技博彩性要高于《我》:观众可以通过短信或电话方式获取更多的关于女嘉宾的信息(即使没有上节目的男士也有机会和中意的女嘉宾约会);男嘉宾在闯到最后一关时,灯亮几盏就能获得几百元的约会基金;最终24盏灯全亮的男嘉宾可以获得节目组提供的“欧洲十日游”奖励。上节目的嘉宾虽然有的单纯地为相亲而来,但更多的是掺杂成名(从艺者)或竞技(攀比)因素才登上这个“相亲选秀”的舞台的。“秀”的主角是女士,“选”的权力在女士,所以在这充满刺激感的相亲节目里,女嘉宾是“名利双收”。
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相亲类节目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他的《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提到电视的6个后现代主义特征,主要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关联。后现代主义风格表现在新型的相亲类节目上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我们越来越生活在现实的图像或画面之中,而不是直接生活在现实之中。”[4]电视的美化现实或创造画面的功能,迷惑了很多观众或参与者。节目的嘉宾在化妆造型、灯光闪耀的作用下显得异常美丽或帅气,容易造成审美假象。就同韩国电视剧中的靓女帅哥,观众见得多了,误以为韩国“遍地是宝”,随时可能有浪漫邂逅的机会。基于“邂逅”情结,男嘉宾在这种环境下常发生以貌取人的行为:“一见钟情”的词眼常挂嘴边,殊不知现实的女嘉宾和现场的女嘉宾也许判若两人。而女嘉宾也会因男嘉宾的“海归派”“宝马”“百万存款”等因素鲁莽抉择。电视相亲更多的是感性的选择,而婚姻需要理性的思考。好在《非》中的调解员乐嘉、《我》中的主持人何炅时常会以旁观者的身份提醒或劝导嘉宾慎重选择。
2.“现代文化已达到青睐形式、忽视内容的地步。……这种没有深度、肤浅的文化在电视中得到了反映和宣扬。”[5]也许是生活节奏太快,人们的习惯已经趋向“快餐化”;也许是经济发展太快,人们的价值观被“物质化”;也许是文化进程太慢,人们的认识大都“浅薄化”。《非》《我》的女嘉宾口中的“有车有房”“富二代”“企业老板”等标签一再出现。在这种精神被物质沦陷的悲痛下,观众却大笑、欢呼。收视率就是过去的相亲类节目和现今的此类节目形成大反差的见证。物化的宣扬下,原本一些女嘉宾或女观众的较低的择偶标准“大大提高”,导致《非》《我》的女嘉宾大都是条件优秀的妙龄女郎(有资本谈条件),男嘉宾大都是有钱或有权的成功人士。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电视节目非常注重形式,并且在形式上带有明显的零散性:多段短片(VCR)、多个环节、多个游戏关卡,再加上中间插播的多个广告。这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电视节目的拼贴性。一方面体现节目形式的多样化,轻松、娱乐;另一方面也会破坏观众的注意力,打断观众的连贯思维。
3.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相亲类节目打破了传统节目的规行矩步。前者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同台展示,将资源杂糅,这样扩大了不同层面的消费人群。这一特征在《非》中尤为明显。某期《非》的第2位男嘉宾其貌不扬,登台就和女嘉宾针锋相对,说是来“整治”她们。并不断地用几辆跑车、多少位数的存款来显富。节目用他和女嘉宾的“谩骂”吸引目标观众;其他潜在观众也会在按动遥控器时停留此处。同一期的第3位男嘉宾就用他和奶奶相依为命的真情触动嘉宾和观众,最终配对成功。在某期《我》中节目的一位男嘉宾来自农村,虽然闯到最后一关有6个女嘉宾灯亮,但他没有选择任何人。因为通过VCR回放,我们得知这位男嘉宾多年来收养了三十多名儿童,并自己培养他们成为运动员。他放弃选择权,因为他明白这些靓丽女子没有做好担负如此重任的心理准备,也不愿她们和他一起受苦。现场嘉宾、观众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被他的无私奉献所感动。这类高品质的精神也得到传颂。新型相亲类节目的男嘉宾顶着“以一敌百”的压力(1男18女或1男24女)闯关,这是制片人追寻的戏剧效果,不断制造噱头,所以会招来“不为相亲、只为解气”的男嘉宾。无形中,为少数70后、多数80后和90后提供感情宣泄的舞台,嘉宾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势冲破了传统节目的窠臼。后现代主义特点的电视节目不再遵循传统的叙事逻辑。以往的相亲类节目,由于时间的局限,男女嘉宾都是尽可能地展现个人的优势、回避个人的劣势。《非》在播放男嘉宾的VCR时不按常规出牌,更多的是揭示男嘉宾的某些恶习或性格缺陷,引起全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有利于在场的女嘉宾更全面地了解男嘉宾。节目中的女嘉宾在相互借鉴(装扮、言语)的同时又相互排挤,让观众感受女人之间“批判性”和“毁灭性”的对骂所带来的视听快感。
4.“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自我指认的。”[6]用在相亲类电视节目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上指的是节目之间的同质化——内容和形式的雷同。《非》《我》在形式上相差无几,有人也在为两者“谁抄袭谁”而争论不休。新型节目一旦出现并受欢迎,紧接着就有一系列的“跟风运动”。它们相互借鉴,时间久了就相互指认——以某一相亲类节目为榜样。若仅仅是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复,此类节目就没有更大意义,只是能在不同省会或地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电视相亲“秀”的平台。观众在认同此类节目后会产生视觉疲劳。就同后现代主义生活中的时尚发型:“梨花头”“MM头”“飞机头”等,有人带头,马上就有人“指认”。这类时尚元素可以流行一时,但转瞬即逝。正是因为时尚发型的生命短暂才会有新的发型呈出不穷,那相亲类节目在同质化之后是萎缩消失还是不断出新?我们不得而知。
三、结语
无论是《非》还是《我》,“媒介为受众提供了狂欢的场所,……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讲述他们自己的话语,从而建构了一种非官方的、平民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7]但是观众要意识到的是,电视相亲只是提供邂逅的机会及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的可能性,不代表速配成功。而当下的相亲类节目之所以会大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提到的人们的“快餐化”“物质化”“浅薄化”;另一方面是媒介的催化剂作用,特别是在这个浮躁、情感荒芜、物欲横流的环境下,男女的情感似乎更多地要依赖外力的作用,正如《非》的主持人孟非“诱人”的开场白:“这是一个为你提供浪漫邂逅的舞台,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长相是否优秀,不管你收入的高低,只要来到这个舞台,就有可能牵手一位美女离开。”那些“剩斗士”(25—27岁单身)、“必剩客”(28—31岁单身)、“斗战剩佛”(32—36岁单身)、“齐天大剩”(36岁以上单身)不能被媒介的“拿猫钓鱼”迷惑,只求速度,不讲质量。舞台上男女嘉宾的“相亲狂欢”或“配对成功”仅是短暂而感性的,更多的应理性地把现实问题放在现实生活中解决。
注释:
[1][3]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第110页。
[2] 《非诚勿扰》简介,(http://www.wanlianmeng.com/html/98/n-2898.htm),2010年2月8日。
[4][5][6]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第38页、第39页。
[7] 严海英:《〈超级女声〉的后现代思考》,《山东视听》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关键词:真人秀;《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后现代主义
从2004年湖南卫视重磅打造的《超级女声》开始,中国各省级或地方电视台相继跟风推出一系列电视真人选秀节目。一时间,平民化选秀热潮掀起,形态各异的表演者纷纷勇敢地面对广大观众展示才艺。在这种表象之下掀起了“超女现象”“大众文化对抗精英文化”“审美到审丑”“电视娱乐化泛滥”等相关评论。本文不再对以上观点加以赘述,但值得思考的是,最近在选秀节目的孕育下催生出了一种新型节目:电视相亲类节目。“电视娱乐化”的问题再次成为评论者的关键词。“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某些原本严肃的仪式已经日渐娱乐化。而娱乐化的载体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变得形式多样,从最初的书画、报刊,到广播、电视,再到现在的网络、手机等新数字媒体,无不打着“娱乐至上”的口号。尼尔·波兹曼提到的“所有的内容”,在本文出现了一种特指,即中国传统婚礼礼节之一的相亲。
五六年前,电视上已经出现了以台湾综艺节目《非常男女》、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以及东方卫视的《相约星期六》为代表的电视交友类节目,刮起了一阵电视相亲的热风。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观众认为电视相亲是在众人面前现丑,所以节目缺乏嘉宾参与。加之节目的新鲜感一旦消退,直接影响节目收视率。所以此类节目在“鲜亮风光”之后纷纷退场。就在2009年年底,湖南卫视在购买了英国Fremantle公司国际经典电视交友节目《TAKE ME OUT》中国地区的独家专有版权之后,再次推出电视相亲类节目《我们约会吧》(以下简称《我》)。节目播出后,收视率飙升。早有准备的江苏卫视在2010年年初也推出了类似的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以下简称《非》),另外还有浙江卫视播出的电视速配节目《相亲才会赢》、青海卫视播出的相亲类节目《单身厨房》。“根据索福瑞最新数据显示,江苏卫视上周日播出的最新一期的《非诚勿扰》索福瑞34城市数据中,收视率达到1.963%,全国同时段第一,《我们约会吧》播出以来的最高收视为1.663%。”[2]较之多年前的电视交友类节目,现在的此类节目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加契合现代中青年人(从报名参加的嘉宾来看,大都集中在20至35岁的中青年人)的诉求:尽情地“秀”、疯狂地“炫”。笔者将在下文阐释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两档节目激烈竞争,观众以及专家对其褒贬不一。就这类男女速配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而言,著名电视评论家李幸指出:“十年前,征婚类节目曾经救活了中国电视,催生出了谈话类节目,而相比十年前不温不火的征婚类节目只有真人缺乏秀,现在出现的节目是不折不扣的真人秀,是一种心理真人秀,在《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带领之下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同类型节目。”这段话道出了征婚类节目的历史地位及新的发展,同时也对新型相亲类节目的影响力进行了预测。
一、电视相亲“真人秀”
电视节目大体上可分为新闻、娱乐益智、教育以及服务四大类型。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电视节目的类型和电影的类型一样都具有模糊性。因为现在的电视节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互交叉的。但无论哪种节目类型,电视的本质就是将内容娱乐化后再娱乐大众的工具(在图文并茂中播报新闻——绘声绘色;在真人演绎下感受刺激——啼笑皆非;在妙语连珠中传授知识——获益匪浅;在亲力亲为下接收信息——自娱自乐)。如果要强加于它很高的使命就大可不必。在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提出:“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3]在现今的读图时代,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以《非》《我》为例的现代相亲类节目,可以归类在上文提到的娱乐益智类型中。时过境迁,这类节目不再是多年前嘉宾(甚至有些羞涩)以相亲为目的、节目环境类似婚姻介绍所、主持人充当红娘、观众仅仅是旁观者,而是具有新的特征。在阐释新的特征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非》《我》的节目形式。
两档节目都以主持人的高调出场开始。现场观众的安排有些差异:《非》不太注重现场观众的反应,突出女嘉宾和男嘉宾的地位;《我》的现场观众一分为二,一边是天鹅池的“公主”们、一边是青蛙池的“王子”们,也时常给现场观众反应镜头,延续了湖南卫视大众一起娱乐的风格。接着是女嘉宾的出场,淡雅脱俗、风姿绰约、婀娜小蛮、红粉青蛾,应有尽有。《非》有24位女嘉宾分两边站在各自的灯台上,《我》有18位。《非》在人员以及舞台气势上要胜于《我》。在男嘉宾出场前,《我》多个环节就是女嘉宾的才艺表演。之后就是男嘉宾登台。《我》的男嘉宾先背对女嘉宾及观众,边回答问题边闯关;《非》的男嘉宾是通过升降梯缓缓下降,之后在主持人手中的“心钥匙”道具上选择自己的“心动女孩”的号码。再接着就是男嘉宾的自我介绍及VCR展现。女嘉宾根据自己的喜好灭灯或亮灯。最终,《非》的男嘉宾可在剩下两盏亮灯的女嘉宾及最初选的“心动女孩”中三选一;《我》的男嘉宾在“男生反选”阶段问亮灯女嘉宾问题后,直接以牵手或握手方式决定其是否配对成功。以上是两档节目的流程,相比早期的相亲节目以及近期在成都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中热播的《相亲进行时》更具优势:环节复杂、语言幽默、笑料百出。
(一)文艺性
舞台设计绚丽多彩,女嘉宾们个个貌美娇艳,从电视画面来说,大大提高了其可视性。配上动感或柔情的音乐,嘉宾们在舞台上及广大观众面前尽情地展示其才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正是“不折不扣的真人秀”。相亲对象不再是“一对一”的眉目传情,而是“一对多”(女多男少)的唇枪舌剑(其中以《非》中的女嘉宾马诺为代表)。在这无硝烟的“战场”上,嘉宾们娱乐了观众,同时也被其他嘉宾娱乐了,达到自娱自乐的状态。这是提高节目收视率的策略,也是电视通过娱乐大众来展现其文艺性的手段。
(二)游戏性
女嘉宾或男嘉宾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信息并不简单,节目在形式上增加了多重关卡。如《我》中的“跑道问答”“闯入密室”“男生反选”等环节,提高了节目的游戏性和趣味性。特别是在两档节目中,都设计了女嘉宾对男嘉宾以灭灯的形式决定男嘉宾是否能闯关成功或“抱得美人归”。游戏者始终是男士,女嘉宾就如同赛场上的裁判,根据某些原则给男士黄牌或红牌。在这场游戏中的所有男士,无论女嘉宾的甜言蜜语也好、冷嘲热讽也罢,都应保持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姿态。若稍加反驳,便成为女嘉宾的“群殴”对象。在一期《非》中有位“富二代”男嘉宾出言不逊、不可一世,招致所有女嘉宾甚至现场调解员乐嘉的“攻击”。游戏性加上嘉宾们言语的趣味性,相亲其实早已变质,真正的目的是“真人秀”。
(三)竞技博彩性
自从有了娱乐类节目的手机短信互动及竞赛类节目的有奖竞猜,许多类型的节目都采用此类手段,使电视、嘉宾、观众形成“三点一线”的关系,培养许多生产性观众。《非》的竞技博彩性要高于《我》:观众可以通过短信或电话方式获取更多的关于女嘉宾的信息(即使没有上节目的男士也有机会和中意的女嘉宾约会);男嘉宾在闯到最后一关时,灯亮几盏就能获得几百元的约会基金;最终24盏灯全亮的男嘉宾可以获得节目组提供的“欧洲十日游”奖励。上节目的嘉宾虽然有的单纯地为相亲而来,但更多的是掺杂成名(从艺者)或竞技(攀比)因素才登上这个“相亲选秀”的舞台的。“秀”的主角是女士,“选”的权力在女士,所以在这充满刺激感的相亲节目里,女嘉宾是“名利双收”。
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相亲类节目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他的《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提到电视的6个后现代主义特征,主要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关联。后现代主义风格表现在新型的相亲类节目上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我们越来越生活在现实的图像或画面之中,而不是直接生活在现实之中。”[4]电视的美化现实或创造画面的功能,迷惑了很多观众或参与者。节目的嘉宾在化妆造型、灯光闪耀的作用下显得异常美丽或帅气,容易造成审美假象。就同韩国电视剧中的靓女帅哥,观众见得多了,误以为韩国“遍地是宝”,随时可能有浪漫邂逅的机会。基于“邂逅”情结,男嘉宾在这种环境下常发生以貌取人的行为:“一见钟情”的词眼常挂嘴边,殊不知现实的女嘉宾和现场的女嘉宾也许判若两人。而女嘉宾也会因男嘉宾的“海归派”“宝马”“百万存款”等因素鲁莽抉择。电视相亲更多的是感性的选择,而婚姻需要理性的思考。好在《非》中的调解员乐嘉、《我》中的主持人何炅时常会以旁观者的身份提醒或劝导嘉宾慎重选择。
2.“现代文化已达到青睐形式、忽视内容的地步。……这种没有深度、肤浅的文化在电视中得到了反映和宣扬。”[5]也许是生活节奏太快,人们的习惯已经趋向“快餐化”;也许是经济发展太快,人们的价值观被“物质化”;也许是文化进程太慢,人们的认识大都“浅薄化”。《非》《我》的女嘉宾口中的“有车有房”“富二代”“企业老板”等标签一再出现。在这种精神被物质沦陷的悲痛下,观众却大笑、欢呼。收视率就是过去的相亲类节目和现今的此类节目形成大反差的见证。物化的宣扬下,原本一些女嘉宾或女观众的较低的择偶标准“大大提高”,导致《非》《我》的女嘉宾大都是条件优秀的妙龄女郎(有资本谈条件),男嘉宾大都是有钱或有权的成功人士。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电视节目非常注重形式,并且在形式上带有明显的零散性:多段短片(VCR)、多个环节、多个游戏关卡,再加上中间插播的多个广告。这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电视节目的拼贴性。一方面体现节目形式的多样化,轻松、娱乐;另一方面也会破坏观众的注意力,打断观众的连贯思维。
3.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相亲类节目打破了传统节目的规行矩步。前者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同台展示,将资源杂糅,这样扩大了不同层面的消费人群。这一特征在《非》中尤为明显。某期《非》的第2位男嘉宾其貌不扬,登台就和女嘉宾针锋相对,说是来“整治”她们。并不断地用几辆跑车、多少位数的存款来显富。节目用他和女嘉宾的“谩骂”吸引目标观众;其他潜在观众也会在按动遥控器时停留此处。同一期的第3位男嘉宾就用他和奶奶相依为命的真情触动嘉宾和观众,最终配对成功。在某期《我》中节目的一位男嘉宾来自农村,虽然闯到最后一关有6个女嘉宾灯亮,但他没有选择任何人。因为通过VCR回放,我们得知这位男嘉宾多年来收养了三十多名儿童,并自己培养他们成为运动员。他放弃选择权,因为他明白这些靓丽女子没有做好担负如此重任的心理准备,也不愿她们和他一起受苦。现场嘉宾、观众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被他的无私奉献所感动。这类高品质的精神也得到传颂。新型相亲类节目的男嘉宾顶着“以一敌百”的压力(1男18女或1男24女)闯关,这是制片人追寻的戏剧效果,不断制造噱头,所以会招来“不为相亲、只为解气”的男嘉宾。无形中,为少数70后、多数80后和90后提供感情宣泄的舞台,嘉宾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势冲破了传统节目的窠臼。后现代主义特点的电视节目不再遵循传统的叙事逻辑。以往的相亲类节目,由于时间的局限,男女嘉宾都是尽可能地展现个人的优势、回避个人的劣势。《非》在播放男嘉宾的VCR时不按常规出牌,更多的是揭示男嘉宾的某些恶习或性格缺陷,引起全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有利于在场的女嘉宾更全面地了解男嘉宾。节目中的女嘉宾在相互借鉴(装扮、言语)的同时又相互排挤,让观众感受女人之间“批判性”和“毁灭性”的对骂所带来的视听快感。
4.“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自我指认的。”[6]用在相亲类电视节目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上指的是节目之间的同质化——内容和形式的雷同。《非》《我》在形式上相差无几,有人也在为两者“谁抄袭谁”而争论不休。新型节目一旦出现并受欢迎,紧接着就有一系列的“跟风运动”。它们相互借鉴,时间久了就相互指认——以某一相亲类节目为榜样。若仅仅是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复,此类节目就没有更大意义,只是能在不同省会或地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电视相亲“秀”的平台。观众在认同此类节目后会产生视觉疲劳。就同后现代主义生活中的时尚发型:“梨花头”“MM头”“飞机头”等,有人带头,马上就有人“指认”。这类时尚元素可以流行一时,但转瞬即逝。正是因为时尚发型的生命短暂才会有新的发型呈出不穷,那相亲类节目在同质化之后是萎缩消失还是不断出新?我们不得而知。
三、结语
无论是《非》还是《我》,“媒介为受众提供了狂欢的场所,……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讲述他们自己的话语,从而建构了一种非官方的、平民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7]但是观众要意识到的是,电视相亲只是提供邂逅的机会及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的可能性,不代表速配成功。而当下的相亲类节目之所以会大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提到的人们的“快餐化”“物质化”“浅薄化”;另一方面是媒介的催化剂作用,特别是在这个浮躁、情感荒芜、物欲横流的环境下,男女的情感似乎更多地要依赖外力的作用,正如《非》的主持人孟非“诱人”的开场白:“这是一个为你提供浪漫邂逅的舞台,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长相是否优秀,不管你收入的高低,只要来到这个舞台,就有可能牵手一位美女离开。”那些“剩斗士”(25—27岁单身)、“必剩客”(28—31岁单身)、“斗战剩佛”(32—36岁单身)、“齐天大剩”(36岁以上单身)不能被媒介的“拿猫钓鱼”迷惑,只求速度,不讲质量。舞台上男女嘉宾的“相亲狂欢”或“配对成功”仅是短暂而感性的,更多的应理性地把现实问题放在现实生活中解决。
注释:
[1][3]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第110页。
[2] 《非诚勿扰》简介,(http://www.wanlianmeng.com/html/98/n-2898.htm),2010年2月8日。
[4][5][6]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第38页、第39页。
[7] 严海英:《〈超级女声〉的后现代思考》,《山东视听》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