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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这个参与者相对多元化的市场,监管者惟有保持较高的国际监管标准,才可增强市场竞争力
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叱咤风云的老虎基金(Tiger Fund),在今年8月初遭到了香港证监会的“当头棒喝”。
8月5日,香港证监会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对老虎亚洲基金(Tiger Asia Management LLC,下称Tiger Asia)及三名高管展开法律程序,认为其在卖空交易过程中,涉嫌从事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证监会并申请冻结总值近3000万港元的资产。
香港证监会重拳“打虎”行动并不止于此。自从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以来,香港证监会监管风暴频频袭来,曾先后对中信泰富有限公司(00267.HK)及电讯盈科有限公司(00008.HK)等大型公司展开调查或法律程序。
对于以往公认取证难的内幕交易及操控市场行为,香港证监会的执法“火力”亦明显增强,除了Tiger Asia,2008年以来已就内幕交易调查和起诉多名市场人士。
香港证监会的强硬姿态,有赖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监管强化环境。事实上,历次金融危机都会令各国和地区的监管当局重新检讨监管架构及机制,因而加强监管往往容易获得广泛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香港监管当局的姿态表明,其将较高的国际监管标准视做市场的基石,而非在金融动荡期间牵就市场的不规范行为。这对于秩序欠佳的内地市场,不无镜鉴作用。
“老虎”涉案
8月20日,香港证监会对外公布,对Tiger Asia及其三名高管Bill Sung Kook Hwang、Raymond Park及William Tomita展开法律程序。
事实上,香港法院文件显示,证监会早于8月5日就已正式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证监会调查指出,今年1月6日,Tiger Asia及三名高管,在中国建设银行(00939.HK/601939.SH,下称建设银行)股票的卖空交易中,涉嫌从事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
卖空是指当股票投资者对某种股票价格看跌时,从经纪人手中借入该股票抛出,倘若日后该股票价格果然下跌时,卖空者可以用低价买进股票,归还经纪人,从而赚取中间差价。
香港证监会证据显示,在今年1月6日开市前,一家香港配售代理人邀请Tiger Asia参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计划在香港进行的建设银行股份配售。配售代理人并告知Tiger Asia配售计划涉及的股份数量及配售价折让幅度。
证监会认为,上述资料属于机密及股价敏感资料,Tiger Asia及该三名高管亦知道这些资料的性质。但其后,Tiger Asia在1月6日即建设银行股份配售计划尚未公布前,卖空合计9300万股建设银行股份。
1月7日上午,美国银行以每股3.92港元的固定价格,出售56.2亿股中国建设银行的股票,比建行在此前一天的收盘价4.45港元大幅折让近12%。
就在配售当天,Tiger Asia以上述折让价认购配售股份,为先前的卖空交易平仓。根据证监会的资料,Tiger Asia最终获利估计达2990万港元。
此外,证监会也指出,Tiger Asia在1月6日卖空建设银行股份时,透过令建设银行股价下调的活动,涉嫌操控建设银行的股价。
Tiger Asia由Hwang于2001年创办,当时管理资产的规模约40亿美元,专门管理位于中国、日本及韩国的股本投资,不过,其全部雇员均在纽约,在香港并无实质业务运作。
事发之时,涉嫌内幕交易的Park在Tiger Asia担任董事总经理兼交易部主管,负责管理交易部门、监督买卖盘及联系经纪行等职务;Tomita则专责支援Park掌管的交易活动。
由于Park与Tomita两人均向投资组合经理Hwang汇报工作,故香港证监会认为Hwang才是建设银行股份交易的决策人。
香港证监会经调查后,决定展开法律程序。证监会遂申请强制令冻结Tiger Asia及该三名高管总值达2990万港元的资产,包括该公司及该三名高管在海外的资产。上述数额为推算Tiger Asia从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活动所赚得的利润。
香港证监会同时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Tiger Asia及上述三名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最终颁令(Final Orders),称若有关卖空交易被裁定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法院将饬令有关方面解除这些交易,使受影响的交易各方回复至交易进行前的状况。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内幕交易及操控市场的最高刑罚,为监禁十年及罚款1000万港元。
资深交易者
“Hwang在圈内很资深,看起来很敏锐。”一位曾与Hwang有接触的投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Hwang是一名韩裔美国人,45岁左右,眼睛不大,面庞较瘦。Hwang于18岁的时候从韩国到美国,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其后取得卡内基梅隆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根据《Hedge Hunters》一书记载,Hwang与老虎基金创办人、基金界教父级人物——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相识于他在现代证券供职之时,当时Hwang主要为罗伯逊提供韩国股票的投资建议。其后,1995年,罗伯逊邀请Hwang加入Tiger。Hwang在五年的时间里,由分析师做到基金经理的位置。
罗伯逊于1980年以800万美元创立老虎基金,此后基金规模迅速增长,至1998年已攀上220亿美元的高峰,一度成为美国最大规模的对冲基金。老虎基金曾与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量子基金”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冲击港元,令市场谈“虎”色变。
2000年,由于网络股泡沫破灭,老虎基金严重亏损,导致其资产大跌至65亿美元,最后罗伯逊于2000年宣布退休。
退休之后,罗伯逊依旧为他的旧部提供资金创立基金,他们所管理的对冲基金因投资策略与罗伯逊相若,故被业界称为“小虎基金群”(Tiger Cubs),Tiger Asia就是其中一员。
事实上,Tiger Asia也是“小虎基金群”中业绩表现最亮眼的基金之一,根据《福布斯》报道,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为55%,而从成立之初至2007年,七年年化回报率高达40.4%。
“回报率太高了,简直难以置信。”香港一对冲基金高管评价说。时任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公共投资部董事Bill Akmentins在20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Hwang的业绩表现简直令人“叹为观止”(Phenomenal)。
Tiger Asia被爆出涉嫌内幕交易之后,引发对冲基金界强烈关注。一名美国对冲基金高层向《财经》记者指出,此次交易获利仅仅约400万美金,数额并不很大。“Hwang只做一次性交易的可能性较小。”
卖空管控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对冲基金人士认为,利用“小道消息”做多空对冲,是对冲基金盈利的手段之一,十分常见。但是否构成内幕交易,关键是界定对冲基金所获取的“消息”是否“内幕消息”。
在此次老虎基金的个案中,根据香港证监会所掌握的证据,Tiger Asia从建设银行股份配售代理人处获知配售的具体详情,显示其已掌握了确实的“内幕消息”,此时再卖空,则难逃内幕交易之嫌。
上述美国对冲基金高层指出,部分对冲基金对“消息”的来源都有严格审查,在基金交易之前,须告知公司合规部人员,合规部人员亦会询问“消息”的来源途径,了解其属于公开消息,抑或从某些特殊渠道获得。
在成熟市场,内幕交易也一直是外部监管的重点之一。一位美国对冲基金中国区高层指出,虽然像对冲基金这样无义务信息披露的机构,香港证监会也会定期向他们发出数十页的调查问卷,就其资产规模、人事以及监管程序进行调查,以掌握市场参与者的动态。如果填写不详细,还会电话补充访问。
在此单交易中,Tiger Asia卖空交易量达9300万股股份,并且隔夜即以低价平仓获利,加之涉及建设银行这类引人注目的中资股,“像这种情况证监会肯定会问会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对冲基金人士指出。
最为重要的是,自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及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全球市场信心脆弱,为防止大规模的卖空行为加剧股票市场的震荡,全球各国监管机构对于卖空交易都加强监管或限制。
在美国,监管当局从2008年9月对“裸卖空”(the Naked Short-Selling,即无需借股票做空)予以临时限制,并于今年8月开始永久限制“裸卖空”的行为。此外,美国证监会(SEC)还在考虑对常规的卖空操作加以限制。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也在2008年9月施加一项临时的空头头寸披露规定,披露的触发水平是空头头寸达到目标公司已发行股本的0.25%。
在香港,尽管自2008年9月以后,监管机构并没有就卖空施加紧急应变规定,但对做空一直保持警惕。香港证监会今年7月的文件披露,自2008年9月以来,该机构“一直尝试透过监察香港交易所每日公布的总卖空成交量、市场上的证券借贷估计数额或不时向持牌发团索取资料,以评估卖空活动对香港市场的影响。”
一名欧洲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向《财经》记者透露,其任职的公司不久前向香港证监会报批一款多空对冲策略的基金产品,即遭遇严格审批,该产品甚至被要求重新设计结构方能获准推出,“可见监管机构对于卖空还是很敏感”。
事实上,香港证监会目前的行政总裁韦奕礼(Martin Wheatley)正是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下称IOSCO)技术委员会卖空专责小组主席。香港市场亦被认为是全球对卖空交易控制最得当的市场之一。
今年7月底,香港证监会发布一份关于提高空头头寸透明度的咨询文件,其中包括考虑效法英美,要求持有空头头寸占目标金融类公司已发行股本0.25%时即须予汇报,而且该项汇报也将衍生工具纳入其中,未来还须注明卖空的平仓交易等。
高标准监管
一名接近香港证监会高层的人士分析指出,香港市场参与者比较多元化,约五成都是境外投资者,且60%的上市公司与内地有关联,因此监管机构必须下重手,才能起到震慑作用,从而维护市场秩序。
在过去的12个月里,香港证监会先后对中信泰富外汇衍生工具风波、电讯盈科私有化事件展开调查或采取法律程序。对内幕交易及操控市场行为的打击则更加严格,已有九名违规者因香港证监会的调查和起诉,被裁定内幕交易罪名成立,有三名内幕交易者被判监禁。而8月4日,香港证监会以涉嫌“证券欺诈或欺骗活动”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申请,要求冻结国美电器(00493.HK)大股东黄光裕、杜鹃夫妇及其所控制公司Shinning Crown Holdings、Shine Group Limited价值16.55亿港元的资产,更是该会有史以来向法院申请冻结资产金额最高的一次。
截至记者发稿时,香港高等法院还没有排期聆讯老虎基金一案,法官是否会批准证监会的冻结资产申请尚未可知,但证监会重拳的威慑作用已得到显现。
2008年9月以来持续近一年的雷曼“迷你债”风波(参见《财经》2008年第21期 “雷曼‘迷你债’大风波”及2009年第2期“香港分业监管挑战”)引发了香港各界对现行的金融及证券监管制度及架构的广泛争论和检讨,也使香港证监会一度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一名接近香港证监会高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在一系列监管风暴的背后,不可忽略现任香港证监会总裁韦奕礼的作用。今年约50岁的英国人韦奕礼,曾供职于伦敦证券交易所,担任副行政总裁。2006年6月开始担任香港证监会的行政总裁,他的任期将至2011年9月30日届满。
“对于近期调查的大案,感觉韦奕礼很坦然,因为作为外国人,他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上述人士说。
在目前香港证监会的董事局成员中,执行董事总共有六人,其中国际人士共有三人,除了韦奕礼,还包括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施卫民(Mark Steward)及营运总裁简俊杰(Paul Kennedy)。其余三名执行董事则为香港本地监管人才。
上述接近香港证监会高层的人士指出,善用国际人才,是保证香港证监会执法独立及顺畅的要素之一,相对而言,国际人士与当地的利益团体较少牵连,可以放开执法尺度。
在8月26日给予《财经》记者书面采访回复中,韦奕礼表示,香港证监会近期一系列行动并非因为制度政策层面出现调整,而是反映香港证监长期策略,以确保监管工作能够贴近市场出现的实际问题。
韦奕礼称,证监会内部目前已“强化技能和革新程序,以确保监管工作的高效性。这意味着证监会可以在上述实际问题发生时,更好地予以识别并更成功地采取行动”。
韦奕礼也指出,保证高效率执法的重要因素是,运用《证券与期货条例》赋予证监会的民事诉讼、纪律处分及刑事起诉等权限,来果断地打击失当行为。高效的执法行动,可以向市场参与者传达“证监会绝不会对失当行为姑息”的信息。
接近香港证监会的人士说:“香港证监会一直施行较高的国际监管标准。在韦奕礼看来,市场监管做好了,变得有序了,便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进来。”该人士认为,香港市场监管惟有保持目前高度的国际标准,才可以拥有竞争力,否则“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不过,上述人士也指出,韦奕礼的监管理念也在发生微调,之前他曾认为通过建立高标准的法规,来维护市场的有序运行,进而使市场得到发展。但随着内地崛起,为防止被边缘化,以及面对区内金融中心如新加坡等地的挑战,他目前主张在监管及促进市场发展之间谋求平衡。
韦奕礼在证监会年报中也指出,证监会“会善用手上的权力,通过执法行动遏止市场失当行为,另一方面,也会尽量减轻监管措施对业界造成的负担,协助市场及产品的发展,并确保不会因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及市场的廉洁稳健”。
事实上,欺诈是任何监管机构没法防止的,贪婪亦非任何法规所能避免,在监管机构做好防微杜渐的同时,“自律也尤为重要”,上述对冲基金高层补充说。■
本刊实习记者叶乐天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