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厘清通钢改制和“7·24事件”的基本真相,关乎如何解读这场历史性悲剧,如何吸取国企改制血的教训,如何选择走向明天的方向
死后第七天,40岁的陈国君遍体鳞伤的尸体被擦拭干净,化妆,入殓,最终化为一缕清烟。
2009年7月31日,吉林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的葬礼在他的老家河北遵化举行。陈国君的妻子和一双中学刚毕业的龙凤双胞胎儿女泣伏灵前。前来参加悼念的200多人不仅悲情难抑,还有一个疑团在心头萦绕:陈国君死于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这需要怎样的暴力?多深的恨意?它来自哪里?
以总经理陈国君之死为标志,发生在通钢集团“大本营”通化钢铁公司的“7·24事件”,成为近年来国企改制中仅见的恶性事件。
“改制”并非突如其来,更非“黑箱交易”。不仅始于2005年的整个通钢集团改制,一直有“阳光改制”之称,而且此次在之前改革基础上的进一步股权调整,也经历了数月谈判,并且在7月22日达成初步协议后,操作者们准备了从对企业干部职工宣讲、解释、动员,到经资产评估、股东大会到职代会的程序过程,是为“预案”。
不过,从起点到终点原来只有一步!一切都来不及!至7月24日,对进一步改制的不满已经表现为成千上万工人的不满,再升级为群体性抗议,更在焦点地段演变为暴力,其暴烈程度远远超过了预案的所有准备。随着陈国君付出生命代价,一个曾经的“阳光改制”样板以悲剧收场。重组方民营建龙集团就此“永远”退出通钢,吉林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改制逆转,退回到原点以前。
仅仅改制失败,不足以引发举国震动——改制的成成败败已见得太多,改制引发群体事件也早不新鲜;但激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夹杂以少数人的暴烈手段,以公开杀人颠覆改制轨道,这还是第一次。
舆情汹汹,舆情微妙。就在陈国君之死的次日,可以从一些重要网站看到内容相似的匿名帖,整体事件被描述为广大工人群众对民企的长年仇视,描述为因改制必然引起的劳资冲突对抗,陈国君之死则是“资逼民反”的必然结局。网帖中的种种基本情节、细节和数字,很快成为此后相当一批媒体追踪报道“7·24事件”的“依据”。
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是事实?然后,如何认知这些事实?
自7月25日起,《财经》派出四路记者分赴吉林省的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以及河北省唐山的遵化市,广泛接触当事四方——吉林省国资委、建龙集团、通钢高管及通钢的一线职工,查阅四年来通钢改制的大量文件和经营数据,努力寻求事件真相。
三周的调查清晰地显示,“7·24事件”无疑是一场重大悲剧性事件,教训十分深刻。但事变的原因由来则极为复杂。事发前后,有关通钢改制的太多的信息被混淆与误解;目前诸多网络舆论视为当然、反复报道的关键性情节,大部分不是事实,小部分则有曲解。这些都令人深为抱憾。
厘清通钢改制和“7·24事件”的基本真相,关乎如何解读这场历史性悲剧,如何吸取国企改制血的教训,如何选择走向明天的方向。
安凤成去职
通钢子弟出身的安凤成,对于职工对改制的敏感、疑虑和担忧,自然了如指掌
“通钢事件”发生后两周,2009年8月7日,适逢农历立秋。这一天,吉林省宣布了一项人事调整:安凤成被免去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职务。原通钢党委副书记崔杰转正为书记,通化原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巩爱平出任通钢董事长。
安凤成,今年58岁。他不仅是通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战略委员会主任三权一担挑的实权人物,而且自2006年改制以后,一直兼任集团旗下最重要的钢铁企业通化钢铁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安凤成曾经是各类官方媒体报道中的红人。就在“7·24事件”发生前五天,2009年7月19日,他还曾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大谈通化钢铁的经营成就。“钢花飞溅,铁水奔流”“用铁肩担起责任”——可以查询到的关于安凤成的通讯、专访、署名文章难以计数。
“7·24事件”改变了一切。在此事件之前,舆论对于来自建龙集团的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几无所知;而事件之后,他的名字被错写成“陈国军”,遍布各大网站,“一夜成名”。安凤成却悄然离开了舆论视线。在“7·24事件”以来的舆论纷纷扬扬之中,人们偶然可以听到“安凤成直到7月22日方知新的改制方案确定建龙入股”“安凤成得知建龙控股,坚决不允,愤而辞职”等说法。但在各种描述悲剧事件的完整报道中,很少有文章提及安凤成,也鲜有文章谈及通钢集团其他领导干部。
安凤成本人在此次“7·24事件”中的角色,目前尚无法知晓。不过,他本是近十余年通钢不可回避的“一号人物”则无疑义。
17岁加入通钢的安凤成人称“小安子”,系通钢子矿子弟出身,父亲是七道沟铁矿的老矿工。他身材高大,喜好篮球,由此得以亲近时任通钢高层。原本工人出身的安氏,很快成为车间主任,再转行政干部、工会主席,一路升迁;至1996年即出任通钢集团董事、副总经理,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成立时任副董事长;2002年安凤成接替前任“一把手”王茂清成为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并出任通化钢铁董事长。此职位他一直担任到今年8月7日,前后达七年。
虽然幸运仅属于像安凤成一样的少数人,但“通钢子弟通钢长”,正是通钢的普遍情形。
通钢于上世纪50年代,由抗美援朝部队撤出朝鲜后建立,一直保持着“吉林省长子”——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地位,但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至今还没有高速公路,离吉林省会车程四个小时,火车则要绕道,需八个小时。通钢距离通化市区还有十多公里,在群山之间。数十年间,有不少子弟走出通钢,但更多的留了下来。多数职工是几代人在通钢出生、成长、就业、老去。通钢是他们依附的惟一接近靠山的存在。
大多数通钢人很难想象离开通化钢铁还有别的就业机会,所在的二道江区完全依凭通钢,绝大部分人口是通钢家属,几乎所有产业都与通钢相附而生,甚至通化市也是因通钢衰荣而衰荣。有这种“地缘经济”的作用,通钢职工对改制的敏感、疑虑和担忧,比普通国有企业来得更为强烈。
出身通钢子弟的最高管理者安凤成,对此自然了如指掌。
2005年通钢集团的第一次改制,没有动摇安凤成对通钢集团的坚强控制。当年11月28日,通钢集团、建龙钢铁、吉铁集团资产重组在长春正式签约。此后组成的通钢集团素有“新通钢”之称。而安凤成正是跨越新老通钢的“一把手”。
死者陈国君,也正是从这年来到了通钢。他家在河北,本为钢铁业的职业经理人,2000年加入民企建龙集团,曾出任吉林建龙总经理。在吉林建龙与通钢集团合并重组后,新通钢集团组成七人董事会。董事包括安凤成、张志祥、赵春辉、孙玉斌、崔杰、陈国君、常镇有,其中安凤成任董事长,张志祥任副董事长。建龙集团派出的代表只有张志祥、陈国君两人。
此后三年多,虽然董事会成员略有调整,且席位增至九人,但建龙集团仍只有张志祥、陈国君两人。
建龙最初只有陈国君担任了通钢集团旗下通化钢铁的副总经理。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2006年8月,陈国君获任总经理。
此外,建龙方面派出当时的建龙集团副总裁李明东担任通钢集团总经理,并派出一位二级公司总裁助理任国良到通钢集团担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李明东仅作为职业经理人引入,不占董事会席位。集团的控制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以安凤成为核心的原通钢高管手中。
已经死去的陈国君无法讲话。不过约略查询历史即可知晓,就在他出任通化钢铁总经理之后,通钢集团“一把手”安凤成直接到通化钢铁,担任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两个职务,成为陈国君的上司和“搭档”。通化钢铁其他高中级管理人员全部是来自老通钢的国企管理者。
2006年通钢集团总部迁往长春后,安凤成在总部布置了一间约300平方米的办公室,也在长春置业安家。不过,在通化钢铁的所在地通化二道江区并不豪华的总经理楼,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家。据人们回忆,“他每周至少有两天就在通化。”
7月30日,“通钢事件”发生后第六天,安凤成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事发当天我在长春,不方便评价。”自此,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人再未现身于公众视野。
谁为改制埋单
通钢人对通钢安全感的依恋,不待改制便早已是一种幻觉
陈国君最后倒地之处,被沙土掩盖过的血泊群蝇泛起,事发四天后仍未清理。一位目击者告诉《财经》记者,7月24日下午5时许,陈国君被打倒在地,现场围观者众。此时的陈气息尚存,但无人动以恻隐或施手救人。
为什么?是不敢、不愿还是仇恨?
有一种解释归为“仇恨说”。据称,自建龙入股通钢以来,职工生存条件没有改善,矛盾日积月累,陈国君作为建龙的代表遂成为众矢之的。
更有传言为“仇恨说”加重分量:陈国君在被围攻时“放了狠话”,“将来让通钢人都下岗”。
其实,在7月24日清晨,通化钢铁的工人中已经在广泛流传各种可怕的消息:“建龙培训200名管理层要来接管,上万人要被一刀切下岗”“建龙要让45岁以上工人全部内退”“建龙已在吉林钢铁厂培训了200多名干部,现有的干部都要换成建龙的人”“建龙征用吉林5000亩地,通钢将转移到吉林”,等等。这些消息无疑在引发仇恨。
还有报道称,甚至通钢在2005年9月以前所进行的减员增效改革,也是应建龙要求所为;以此说明民营企业所到之处,必是劳资矛盾加剧,工人面临失业之忧。
《财经》记者采访显示,这类“仇恨”的依据或为谣传,或为误解。通钢人对国企安全感的依恋,早已是一种幻觉。通钢人在建龙进入前前后后经历的“下岗潮”,实际上皆由吉林省政府埋单。
体积庞大、人员一度有数万人之众的通钢,本世纪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裁员。
上溯到2001年,经原国家经贸委批复,通钢集团获得债转股指标,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持通钢17.16%股份。华融与通钢协议约定,通钢集团剥离包括行政、房产在内的物业公司、学院、医院等部门和单位。被剥离的物业公司、职工医院和基础教育单位共分流1500多人。
2005年初,通钢启动了第二次改制手术。通钢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向社会移交了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34个机构压为18个,35000名员工仅余19606人。此次改制成本高达15.7亿元,相当一部分资产在改革中被剥离划转。
手术非常痛苦,但别无选择。通化钢铁副总经理陆德胜告诉《财经》记者,通钢必须如此,不然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事实上这种劣势已经呈现,“当通钢达到年产100万吨规模的时候,谁听说过沙钢?但现在通钢距离沙钢太远了。”
正是在付出了成本实现“减员增效”的基本改革之后,吉林省决定通过引资重组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作为众多国企改革中的重点之一,通钢在2005年9月之后曾接触过不少潜在投资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北方钢铁公司、米塔尔钢铁公司以及国内数家钢铁“大鳄”。由于通钢地处内陆,位置不好,负担过重,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直至2005年10月,经时任吉林省国资委常务副主任肖万民(曾任吉林市副市长)引荐,已在吉林市略试身手的建龙参与通钢重组。吉林省委省政府亦有意按照《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实施省内钢铁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合并吉林省内最大的两家钢铁公司,即通钢与建龙集团下属吉林建龙钢铁公司。
2005年12月25日批复的重组方案显示:新通钢注册资本38.81亿元,建龙集团通过其持有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整体作价14.05亿元入股,持通钢36.19%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吉林省国资委在扣除改制成本后,以18.10亿元出资,持有46.64%的股权,保持控股地位;华融公司出资5.67亿元,占14.6%股权。
显见,恰如其他竞争领域大型国企的改革,建龙等新股东的进入只是整体改制重组方案的后一部分,亦即产权改革。
上访大户
只需要一个导火索,这一切就足以引燃了
走进一个已经过大规模“瘦身”的钢铁企业,身处第二股东的地位,建龙集团几年来并未在下岗减薪上专门做过特别文章。然而,通钢改制的痛苦深重绵长。吉林省政府2005年为之付出的15.7亿元现金,并不足以平抚伤痛,旧伤时有复发之虞,的确令人心惊。
《财经》记者采访发现,通钢2005年改制裁员方案即定,上万人离开岗位,实施过程则并不顺畅。计划中的社会职能划拨和减员安置,延至2007年底才全部完结。其间牵涉许多退休工人的命运辛酸,可谓“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故此,吉林省国资委两名副主任也承认,这些年来“通钢一直是上访大户”。
通钢工人在“主辅合一”年代,尽享水、暖、气供给自成一体之利。这可谓得之于国有,失之于国有。在2005年主辅分离后,买卖双方已是“亲兄弟明算账”。2006年与2007年间企业经营形势尚好,看似顺遂人意。至2008年效益滑坡,现金短缺则另当别论。
2008年冬季,通化钢铁长达20多天未获供暖,引发通钢职工大面积怨言。原因一说为工厂本部与被当前脱钢之辅业供暖企业商业纠纷所致,另一说则是供暖全来自高炉余热,其时钢铁业形势极度恶劣,工厂停产。以往纯国有时期工厂会为供热特地开一两座高炉,现在则不可能了。无论是哪个原因,怨气都很容易导向改制。
《财经》从通钢集团获得的财务数据显示,通钢引入建龙、实行产权改革后的三年中,工人的收入未降反升:通钢工人的年度薪资由2006年的21925元升至2007年的32326元;2008年未含绩效奖的年收入为27773元,环比亦是上涨。职工同步享受“三险一金”,并未出现裁员减薪问题。
这跟许多通钢工人向记者传达的感受不尽相符。除了炉前工等个别艰苦工种收入较高,大多数一线工人称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在2008年受行业形势不好影响较大。一位工程师说,过去三年没涨工资,是1450元。
钢铁行业是资本密集而非人力密集。建龙曾派往通钢集团担任副总经理的任国良说,人力成本在通钢生产成本中仅占3%,“任何裁员减薪都是很蠢的做法,因为这会带来不稳定。”
不过,在十万余名钢铁工人及其家属居住的通化钢城,万余名工人下岗内退的余波,足以使悲观与担忧长期罩在更多的人心头;缺乏安全感成为常态,偏见和传言极易使误会深至肌理。而无论是身为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吉林省国资委,还是已经成为大股东之一的建龙,在2006年以后的“新通钢”框架下,都并不拥有与通化钢铁工人沟通对话的有序管道。产权多元化之后的通化钢铁仍然沿袭国有时代的旧机制,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为国企领导人所掌管。
直到2009年7月24日只身前往通化钢铁“说服动员”,无论张志祥、陈国君,还是吉林国资委改制工作组的领导成员,都绝没有想到三年来最多只派出过三名高管人员的新股东建龙,竟然已直接或间接地被注入了那么多的怨怼与仇视。只需要一个导火索,这一切就足以引燃了。
进退之争
通钢厂区两次燃放烟花之间,间隔四个月,一条命
7月24日晚11点,在陈国君被殴至死的现场外,官方宣布建龙集团“永久”退出通钢。抗议人群散去,通化钢铁厂区此起彼伏燃起烟花。一个小时后,通钢停工的高炉燃起了火焰,工厂开始复工生产。
今年以来,通钢人对这种非年非节的烟花燃放并不陌生。3月底,厂区也曾处处烟花,据说是为了庆贺“建龙撤了”。
其实,怨气冲天的工人并不熟知,多少年来在通化钢铁,新股东与老国企管理层深层次的争议,主要还在对通化钢铁的经营控制权。
股东们有股东的视角。对于吉林国资委、建龙和华融等股东们来说,重组后的“新通钢”经济效益一直不尽如人意。统计显示,2005年38家钢铁上市公司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11.80%,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12.93%、14.47%,即使是极不景气的2008年仍有2.14%的收益率。通钢集团2005年至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8.58%、9.52%和15.50%;到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6.55%;到2009年2月净资产收益率更是达到-23.46%。这一切都与行业水平相差甚远。
至2008年10月,通钢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80%左右,超过了银行可以忍受的上限,全年亏损已成现实。同在通钢集团旗下的通化钢铁与吉林钢铁,过去三年零两个月,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下,前者由原国企领导人掌控亏损13.53亿元,后者沿袭建龙管理运营却盈利1.67亿元,经营形势天差地别。
建龙自2005年初洽通钢即提出控股要求,但吉林政府批复“先入股、后控股”的分步走策略。2008年底,通钢负债率企高之际,建龙强硬表态要控股,并增资8000万元合资持有通钢矿业公司股份。建龙苦于不能掌握通钢经营管理权,今年初遂又提出要求,或由其增资控股,掌握经营管理权,或分立退出。
时至彼时,建龙相信自己对于钢铁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钢铁企业利润并不高,要想做得好关键在于技术工艺流程和控制采购成本。”冶金工业规划院副院长李新创向《财经》记者解释说,关键在于掌握经营权,“在防止跑冒滴漏上做文章。”
吉林决策层对建龙的要求犹豫再三。为此,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于2009年1月7日和2月24日两度前往通钢调研。吉林省委省政府此后答允,建龙可以退出,前提是要等找到接盘人。
2009年3月,通钢与建龙实施股权分立。其含义是,建龙暂不退出通钢集团,但将其2005年底入股时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2008年底增资8000万元合资持有的矿业公司两块资产独立经营,以便日后退出。
华融资产公司长春办总经理张毅明告诉《财经》记者,通钢股权分立一事曾知会华融,当时建龙计划退出的原因是“企业资产负债率高,效益不好”。
建龙当时评估,吉林省应该能找到接盘人,故将时任通化钢铁总经理的陈国君从通化调回吉林建龙。
持续五个月的控制权之争就此告一段落,一切如故。通化钢铁厂区的第一次烟花缘此而起。没有人知道燃放烟花是组织还是自发。
建龙承诺书
纳税地不变、不裁员、现金分红等都有承诺。但让人们了解承诺书却已经来不及了
建龙暂撤之后,吉林省成立了以副省长王祖继领衔的通钢扭亏为盈工作小组,介入公司日常管理。与此同时,省政府与国资委联合组织的工作组为通钢重组展开了长达四个月的引资谈判,先后接触过上海宝钢集团、辽宁的鞍钢集团等。
“谈得很不好。”参与谈判的一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有的企业根本没兴趣,有的条件很苛刻,不具操作性。
引资挫败与建龙的退意,使吉林高层意识到通钢并非“不愁嫁的公主”,决定与建龙展开关于控股的谈判。于是,股权分立被撤销,陈国君恢复了原通化钢铁总经理职务。
今年7月22日,吉林省政府专题会议原则同意建龙控股通钢的意向性决议:在通钢集团新一轮增资扩股中,吉林省国资委所持股份减至34%。这是决议惟一确立的重组定数。
根据建龙对通钢集团增资扩股承诺书,建龙集团所属子公司以现金10亿元人民币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扩股。以此推算,建龙约持通钢54%的股权,成为绝对控股股东。包括华融资产公司在内的其他股东的股份,均被不同程度地摊薄。
建龙在承诺书中陈述:通钢集团注册地、纳税地永久不变,员工不裁员、不减薪,增加员工收入并逐年提供内退职工待遇,“对可能出现的职工上访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损失负主要责任”。同时,对股东每年现金分红,并在明年形成10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这是重组四年未竟的事业。
增资扩股的另一目的,是完善集团法人治理结构。协议规定,其中董事会由9人增至11人,包括董事长在内的4名董事由建龙委派。吉林省国资委、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派3人,华融资产公司派1人,另聘任独立董事3人。党委书记则兼任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具体人选等协商后确定。
根据程序,接下来将听取企业高管、职工的意见,在达成一致后确定方案细节,再经股东大会、职代会批准具体实施。
此时,无论是主政者还是接盘者,都看到了矛盾,但绝未估计到其严重程度。而让人们了解承诺书却已经来不及了。
控制权价值
对原国企管理层的9900万元“阳光赎买”够不够?
很显然,建龙控股通钢集团后最大的人事变化,必然地体现为原国企管理层失去控制权。
通钢集团的原国企管理层当年加入改制并非没有斩获。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发布了对通钢《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1000万吨产能,并提到安排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比例。
产能目标在四年后仍未实现,但高管持股已经落实。
在通钢集团15.7亿改制成本中,有5.7亿元是用于职工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金。部分子公司采用以股抵债的方式,将参与改制员工所获经济补偿金转换为各自公司的股权。其中,通钢集团的“大本营”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由职工转股持有3.37亿股,占当时股本的9.5%。
跟普通职工不同,通钢集团的原管理层持有集团的股份,集团则控制这些子公司超过80%的股份。
根据吉林国资委“[2005]392号”文件,通钢高管人员获得奖励的金额为9990万元,奖励的范围是“2002年度至2004年度内担任领导职务的经营管理者”,即当时集团公司党委成员、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其中,安凤成奖励最高,在其所获奖金中,2002年的前十个月奖励总额按30%折算,2002年后两个月到2004年的奖励按35%计算,粗算高至3000多万元。
当然,9990万元奖励并非现金,而是作为注册资本注入重组后的通钢集团,以安凤成为首的管理层由此获得2.57%的股权。吉林省国资委的文件同意由时任通化钢铁董事长孙玉斌,代管理层持有这笔巨额股权。
政策后来有了变化。2007年9月,《吉林省改制企业经营管理者奖励股权管理办法》发布,上述奖励股权被明确为有限股权,管理层股东只有分红权,并无处置权,而红利只有在退休后方能提取。同年9月,该股权由孙玉斌名下,变更为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代持。
事实上,通钢改制重组三年未分红。
在吉林,由政府出面对管理层做此安排,已属大手笔的改革突破,也是通钢“阳光改制”的底气所在。事前无法知晓,如此“赎买”,能否获得通钢原国企高管对改革走向纵深的无条件支持。
后来的事实表明,“内部人”的要求要高得多,放弃控制权的价格很难估算。
“围钢经济”黑幕
在国内钢铁企业中,通钢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主要表现在采购上
围绕庞大的通化钢铁,由内及外的利益纠葛也常使业外人难以估量。
多少年来,通钢厂区周围形成了“围钢经济”,包括机械加工、耐火材料、矿石原材料、金属深加工,也包括长途运输、钢材贸易、废铁倒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通化市至二道沟区途中,沿途可见废钢铁回收公司门店。
一个大型企业催生以其为中心的行业生态不足为奇,这也是“围钢经济”最早由当地报纸发明,并被视为产业链成熟标志的原因。但如果掺杂了内部人上下其手乃至黑社会势力渗入,“围钢经济”也会生出毒瘤。
通化当地知情人告诉《财经》记者,废钢铁生意中“自取自卖”者颇有人在。通钢职工对本企业的相应批评不绝于耳。
这些年来,在国内钢铁企业中,通钢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财务数据显示,通钢炼钢生铁单位制造成本,每吨由2006年的1677元涨至2008年的3275元,在54家企业中由第26位降至43位;非合金钢线材,2006年2358元,在36家企业中由14位退至33位;钢筋(Ⅱ级)2006年为每吨2468元,41家企业中排33位,2008年达4520元,在43家企业中排41位;非合金钢圆钢,由2006年22家企业中排11位,降至2008年23家企业中的18位。
职工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通钢成本的畸高主要表现在采购上,其中原材料的采购每吨要比同行业高出数十元,且周边的废钢、散户都被通钢的内部人及社会上的涉黑势力控制。陈国君担任通化钢铁总经理时,曾雇佣武警守钢材,严惩内鬼。当时公司还曾联手政府部门,对全区74个废钢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取缔无照经营业户28家,吊扣有问题营业执照19户,吊销违法营业执照3户。
2008年5月,通化市公安局破获一起案件,一个恶势力团伙“李氏三兄弟”长期盘踞在通化钢铁公司附近,仅一年多非法所得就达1631万元。今年5月13日,吉林省纪委再对原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禹帆立案调查,发现以王为首的涉黑团伙介入了通钢上游的采矿行业。“围钢经济”黑幕乍一揭开,便令人惊悚。
陈国君之死
有人呼喊“已经找到人”、“陈国君必须死”
回过头来看,酿成“7·24事件”的原因错综复杂,陈国君之死备显蹊跷。
7月24日早上,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早早起床。大约8点,他与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建龙集团总经理李明东在通化宾馆用完早点,前往通钢集团的大本营——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退休职工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拉起“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迅速吸引了众多围观者。
陈国君三人此行,是就建龙增资控股通钢集团的意向性方案,与职工及分厂负责人沟通。
自7月22日开始,吉林省国资委工作组与通钢集团高管至少进行了三次沟通;建龙集团的张志祥、李明东和陈国君则被安排主要与通化钢铁的职工座谈。再度重组后“工人不下岗、不减薪,在经济效益好转后加薪”本已言之凿凿,写入协议,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都发现,多个歪曲的“重组版”已烙入座谈对象的脑中,协调沟通工作无法开展。
持续两天,这种状况仍未改变。到7月24日,陈国君与厂区中层及职工座谈时,抗议人群已开始堵截铁路运输线、阻断铁水运输;至上午11时许,1号至6号高炉休风和炼厂停产。
拉横幅的退休职工吴敬堂与阻止者发生了冲突。愤怒的抗议队伍随后转向7号高炉和焦化厂。正在焦化厂的陈国君此后成为攻击目标。
事后来看,陈国君被殴打过程可分为两个时间段——
第一次在上午11时之后,陈国君遭遇到围攻。他在保安护送下,撤至焦化厂办公楼二楼材料科办公室。陈国君通过电话向建龙同事求救,称已经被打。
根据吉林省通钢股权改制工作组(下称工作组)事后记录,11时30分,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要求公安机关抓紧布置警力,确保陈国君安全撤出。随后,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赶到通化宾馆,责令通化市公安部门尽全力解救。
但是,抗议人群堵住了通化钢铁厂的五个厂门,救援行动并未取得成果。
第二阶段是在下午3时多。工作组记录称,此时,有200多人围攻焦化楼,“有人多次破门,寻找陈国君”。4时38分左右,陈国君被发现。
《财经》采访获悉,当时有人呼喊“已经找到人”、“陈国君必须死”。
现场附近的通化市公安部门接获报告,得知陈国君已经处于“万分危险的境地”。但是,营救活动仍然难以展开。
案发现场显示,两道铁门被人用暖气片砸开。陈国君第二次被殴,并被从二楼踢落至一楼大门口。尸检报告称,陈国君“颅骨骨折,颅内出血”。
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7月24日告诉记者:“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陈国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根据工作组记录,在现场指挥援救的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上午11时判断,闹事的人中,可能有通钢在岗及离退休人员以外的其他类型人员。他要求公安部门关注此类人的动向。
来自吉林省、通化市“7·24”联合专案组的消息称,目前已锁定的超过50名疑犯中,绝大部分并非通钢职工,但他们的生计与通钢有直接关联。通化钢铁四周 “围钢经济”群中,借“裙带”经营的特殊利益者甚众。
目击者告诉《财经》记者,当天早上10点半,有人在抗议人群中分发雪糕、矿泉水和长白山烟。中午,案发现场的食堂正常开餐,来者免费。目击者还说,此次抗议活动中有许多“没有穿工作服的人”。以狠手痛殴陈国君的就多是这种人。
到下午,事态进一步恶化。下午3点30分,7号炉和焦化厂停工,陈国君此时仍然未被救出。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与省其他领导沟通后,决定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的合作,并委派通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崔杰现场宣读这一决定。
5点15分,李来华再赴现场,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这并未能救出陈国君。至下午6时10分,现场向指挥部报告,陈已经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但仍未能救出。
直到晚上9时左右,在多次宣讲终止通钢集团增资扩股决定之后,焦化厂办公楼前抗议人群才开始散去。9时30分左右,现场只剩下几百人。
晚上11时,从通化市邻近的白山市赶来的增援警力到达,排成方阵进入现场。通化市卫生局局长李红玉、通化市医院院长杨立军对陈国君现场施救,为时已晚。
※ ※ ※ ※
通化市二道江区的通钢冶炼城,铁道、厂房编织的巨大钢铁公园中,十多根烟囱直插云霄,天空由此变得灰暗阴沉。
过去半月里,通钢多数一线职工的心情如同这不见青天白日的天空。一些职工此时已有所悟,他们反问记者:“建龙走了,通钢就会好转吗?”在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中,至少部分人已经有了答案。
有职工说,恐怕通钢更难卖了,因为没有谁还能开出与建龙同等的条件。回到从前,职工的日子只可能更无保障。
就在安凤成被罢黜的8月7日,当天的《吉林日报》头版刊发了“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改革”“从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要求看通钢的路径选择”两文,前者称“国企改革是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国企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后者则表示通钢“需要积极靠近战略投资者,加快改革重组的步伐”。
这或许可视为吉林官方对于通钢“7·24事件”的一次全面表态。
通钢向何处去?经历了三周震荡和反思,诸多通钢职工开始趋于冷静。而陈国君的家属还在苦苦等待警方缉拿真凶,还逝者一个公道。■
通钢改制大事记
▲1996年7月23日,吉林省体改委、省经贸委、省工商局、省财政厅联合发布文件,同意“通化钢铁公司”改为“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原通钢集团)”。1996年11月6日,新组建的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运营。
▲1999年3月10日,原通钢集团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吉林新华能源有限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五矿贸易公司、深圳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利民金属有限公司,签署《设立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原通钢集团持有股份公司股份18,282.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8.03%。
▲2001年,经原国家经贸委批复, 原通钢集团获得债转股指标,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持通钢17.16%股份。华融与通钢协议约定,原通钢集团剥离包括行政、房产在内的物业公司、学院、医院等部门和单位。被剥离的物业公司、职工医院和基础教育单位共分流1500多人。
▲2005年3月,按照省政府的部署,通钢启动了第二次改制。截至同年11月20日,通钢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向社会移交了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34个机构压为18个,35000名员工仅余19606人。
▲2005年10月,经时任吉林省国资委常务副主任肖万民(此前任吉林市副市长)引见,建龙集团正式介入通钢重组。
▲2005年11月28日,原通钢集团重组。完成后,通钢集团注册资本38.81亿元,建龙集团通过其持有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整体作价14.05亿元入股,持通钢36.19%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吉林省国资委在扣除改制成本后,以18.10亿元出资,持有46.64%的股权,保持控股地位;华融公司出资5.67亿元,占14.6%股权。
▲2005年12月30日,重组后的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春挂牌运营。
▲2006年6月,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通钢集团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予以注销;在合并完成后,原通钢集团有限的法人资格注销。股份公司更名为“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通钢集团)”。
▲2009年3月,新通钢集团与建龙集团实施股权分立。
▲2009年7月22日,吉林省政府专题会议原则同意建龙控股通钢的意向性决议:在通钢集团新一轮增资扩股中,吉林省国资委所持股份减至34%。
▲2009年7月24日,通钢血案发生后,吉林省政府工作组同意终止实施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方案。
死后第七天,40岁的陈国君遍体鳞伤的尸体被擦拭干净,化妆,入殓,最终化为一缕清烟。
2009年7月31日,吉林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的葬礼在他的老家河北遵化举行。陈国君的妻子和一双中学刚毕业的龙凤双胞胎儿女泣伏灵前。前来参加悼念的200多人不仅悲情难抑,还有一个疑团在心头萦绕:陈国君死于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这需要怎样的暴力?多深的恨意?它来自哪里?
以总经理陈国君之死为标志,发生在通钢集团“大本营”通化钢铁公司的“7·24事件”,成为近年来国企改制中仅见的恶性事件。
“改制”并非突如其来,更非“黑箱交易”。不仅始于2005年的整个通钢集团改制,一直有“阳光改制”之称,而且此次在之前改革基础上的进一步股权调整,也经历了数月谈判,并且在7月22日达成初步协议后,操作者们准备了从对企业干部职工宣讲、解释、动员,到经资产评估、股东大会到职代会的程序过程,是为“预案”。
不过,从起点到终点原来只有一步!一切都来不及!至7月24日,对进一步改制的不满已经表现为成千上万工人的不满,再升级为群体性抗议,更在焦点地段演变为暴力,其暴烈程度远远超过了预案的所有准备。随着陈国君付出生命代价,一个曾经的“阳光改制”样板以悲剧收场。重组方民营建龙集团就此“永远”退出通钢,吉林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改制逆转,退回到原点以前。
仅仅改制失败,不足以引发举国震动——改制的成成败败已见得太多,改制引发群体事件也早不新鲜;但激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夹杂以少数人的暴烈手段,以公开杀人颠覆改制轨道,这还是第一次。
舆情汹汹,舆情微妙。就在陈国君之死的次日,可以从一些重要网站看到内容相似的匿名帖,整体事件被描述为广大工人群众对民企的长年仇视,描述为因改制必然引起的劳资冲突对抗,陈国君之死则是“资逼民反”的必然结局。网帖中的种种基本情节、细节和数字,很快成为此后相当一批媒体追踪报道“7·24事件”的“依据”。
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是事实?然后,如何认知这些事实?
自7月25日起,《财经》派出四路记者分赴吉林省的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以及河北省唐山的遵化市,广泛接触当事四方——吉林省国资委、建龙集团、通钢高管及通钢的一线职工,查阅四年来通钢改制的大量文件和经营数据,努力寻求事件真相。
三周的调查清晰地显示,“7·24事件”无疑是一场重大悲剧性事件,教训十分深刻。但事变的原因由来则极为复杂。事发前后,有关通钢改制的太多的信息被混淆与误解;目前诸多网络舆论视为当然、反复报道的关键性情节,大部分不是事实,小部分则有曲解。这些都令人深为抱憾。
厘清通钢改制和“7·24事件”的基本真相,关乎如何解读这场历史性悲剧,如何吸取国企改制血的教训,如何选择走向明天的方向。
安凤成去职
通钢子弟出身的安凤成,对于职工对改制的敏感、疑虑和担忧,自然了如指掌
“通钢事件”发生后两周,2009年8月7日,适逢农历立秋。这一天,吉林省宣布了一项人事调整:安凤成被免去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职务。原通钢党委副书记崔杰转正为书记,通化原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巩爱平出任通钢董事长。
安凤成,今年58岁。他不仅是通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战略委员会主任三权一担挑的实权人物,而且自2006年改制以后,一直兼任集团旗下最重要的钢铁企业通化钢铁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安凤成曾经是各类官方媒体报道中的红人。就在“7·24事件”发生前五天,2009年7月19日,他还曾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大谈通化钢铁的经营成就。“钢花飞溅,铁水奔流”“用铁肩担起责任”——可以查询到的关于安凤成的通讯、专访、署名文章难以计数。
“7·24事件”改变了一切。在此事件之前,舆论对于来自建龙集团的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几无所知;而事件之后,他的名字被错写成“陈国军”,遍布各大网站,“一夜成名”。安凤成却悄然离开了舆论视线。在“7·24事件”以来的舆论纷纷扬扬之中,人们偶然可以听到“安凤成直到7月22日方知新的改制方案确定建龙入股”“安凤成得知建龙控股,坚决不允,愤而辞职”等说法。但在各种描述悲剧事件的完整报道中,很少有文章提及安凤成,也鲜有文章谈及通钢集团其他领导干部。
安凤成本人在此次“7·24事件”中的角色,目前尚无法知晓。不过,他本是近十余年通钢不可回避的“一号人物”则无疑义。
17岁加入通钢的安凤成人称“小安子”,系通钢子矿子弟出身,父亲是七道沟铁矿的老矿工。他身材高大,喜好篮球,由此得以亲近时任通钢高层。原本工人出身的安氏,很快成为车间主任,再转行政干部、工会主席,一路升迁;至1996年即出任通钢集团董事、副总经理,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成立时任副董事长;2002年安凤成接替前任“一把手”王茂清成为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并出任通化钢铁董事长。此职位他一直担任到今年8月7日,前后达七年。
虽然幸运仅属于像安凤成一样的少数人,但“通钢子弟通钢长”,正是通钢的普遍情形。
通钢于上世纪50年代,由抗美援朝部队撤出朝鲜后建立,一直保持着“吉林省长子”——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地位,但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至今还没有高速公路,离吉林省会车程四个小时,火车则要绕道,需八个小时。通钢距离通化市区还有十多公里,在群山之间。数十年间,有不少子弟走出通钢,但更多的留了下来。多数职工是几代人在通钢出生、成长、就业、老去。通钢是他们依附的惟一接近靠山的存在。
大多数通钢人很难想象离开通化钢铁还有别的就业机会,所在的二道江区完全依凭通钢,绝大部分人口是通钢家属,几乎所有产业都与通钢相附而生,甚至通化市也是因通钢衰荣而衰荣。有这种“地缘经济”的作用,通钢职工对改制的敏感、疑虑和担忧,比普通国有企业来得更为强烈。
出身通钢子弟的最高管理者安凤成,对此自然了如指掌。
2005年通钢集团的第一次改制,没有动摇安凤成对通钢集团的坚强控制。当年11月28日,通钢集团、建龙钢铁、吉铁集团资产重组在长春正式签约。此后组成的通钢集团素有“新通钢”之称。而安凤成正是跨越新老通钢的“一把手”。
死者陈国君,也正是从这年来到了通钢。他家在河北,本为钢铁业的职业经理人,2000年加入民企建龙集团,曾出任吉林建龙总经理。在吉林建龙与通钢集团合并重组后,新通钢集团组成七人董事会。董事包括安凤成、张志祥、赵春辉、孙玉斌、崔杰、陈国君、常镇有,其中安凤成任董事长,张志祥任副董事长。建龙集团派出的代表只有张志祥、陈国君两人。
此后三年多,虽然董事会成员略有调整,且席位增至九人,但建龙集团仍只有张志祥、陈国君两人。
建龙最初只有陈国君担任了通钢集团旗下通化钢铁的副总经理。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2006年8月,陈国君获任总经理。
此外,建龙方面派出当时的建龙集团副总裁李明东担任通钢集团总经理,并派出一位二级公司总裁助理任国良到通钢集团担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李明东仅作为职业经理人引入,不占董事会席位。集团的控制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以安凤成为核心的原通钢高管手中。
已经死去的陈国君无法讲话。不过约略查询历史即可知晓,就在他出任通化钢铁总经理之后,通钢集团“一把手”安凤成直接到通化钢铁,担任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两个职务,成为陈国君的上司和“搭档”。通化钢铁其他高中级管理人员全部是来自老通钢的国企管理者。
2006年通钢集团总部迁往长春后,安凤成在总部布置了一间约300平方米的办公室,也在长春置业安家。不过,在通化钢铁的所在地通化二道江区并不豪华的总经理楼,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家。据人们回忆,“他每周至少有两天就在通化。”
7月30日,“通钢事件”发生后第六天,安凤成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事发当天我在长春,不方便评价。”自此,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人再未现身于公众视野。
谁为改制埋单
通钢人对通钢安全感的依恋,不待改制便早已是一种幻觉
陈国君最后倒地之处,被沙土掩盖过的血泊群蝇泛起,事发四天后仍未清理。一位目击者告诉《财经》记者,7月24日下午5时许,陈国君被打倒在地,现场围观者众。此时的陈气息尚存,但无人动以恻隐或施手救人。
为什么?是不敢、不愿还是仇恨?
有一种解释归为“仇恨说”。据称,自建龙入股通钢以来,职工生存条件没有改善,矛盾日积月累,陈国君作为建龙的代表遂成为众矢之的。
更有传言为“仇恨说”加重分量:陈国君在被围攻时“放了狠话”,“将来让通钢人都下岗”。
其实,在7月24日清晨,通化钢铁的工人中已经在广泛流传各种可怕的消息:“建龙培训200名管理层要来接管,上万人要被一刀切下岗”“建龙要让45岁以上工人全部内退”“建龙已在吉林钢铁厂培训了200多名干部,现有的干部都要换成建龙的人”“建龙征用吉林5000亩地,通钢将转移到吉林”,等等。这些消息无疑在引发仇恨。
还有报道称,甚至通钢在2005年9月以前所进行的减员增效改革,也是应建龙要求所为;以此说明民营企业所到之处,必是劳资矛盾加剧,工人面临失业之忧。
《财经》记者采访显示,这类“仇恨”的依据或为谣传,或为误解。通钢人对国企安全感的依恋,早已是一种幻觉。通钢人在建龙进入前前后后经历的“下岗潮”,实际上皆由吉林省政府埋单。
体积庞大、人员一度有数万人之众的通钢,本世纪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裁员。
上溯到2001年,经原国家经贸委批复,通钢集团获得债转股指标,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持通钢17.16%股份。华融与通钢协议约定,通钢集团剥离包括行政、房产在内的物业公司、学院、医院等部门和单位。被剥离的物业公司、职工医院和基础教育单位共分流1500多人。
2005年初,通钢启动了第二次改制手术。通钢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向社会移交了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34个机构压为18个,35000名员工仅余19606人。此次改制成本高达15.7亿元,相当一部分资产在改革中被剥离划转。
手术非常痛苦,但别无选择。通化钢铁副总经理陆德胜告诉《财经》记者,通钢必须如此,不然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事实上这种劣势已经呈现,“当通钢达到年产100万吨规模的时候,谁听说过沙钢?但现在通钢距离沙钢太远了。”
正是在付出了成本实现“减员增效”的基本改革之后,吉林省决定通过引资重组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作为众多国企改革中的重点之一,通钢在2005年9月之后曾接触过不少潜在投资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北方钢铁公司、米塔尔钢铁公司以及国内数家钢铁“大鳄”。由于通钢地处内陆,位置不好,负担过重,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直至2005年10月,经时任吉林省国资委常务副主任肖万民(曾任吉林市副市长)引荐,已在吉林市略试身手的建龙参与通钢重组。吉林省委省政府亦有意按照《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实施省内钢铁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合并吉林省内最大的两家钢铁公司,即通钢与建龙集团下属吉林建龙钢铁公司。
2005年12月25日批复的重组方案显示:新通钢注册资本38.81亿元,建龙集团通过其持有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整体作价14.05亿元入股,持通钢36.19%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吉林省国资委在扣除改制成本后,以18.10亿元出资,持有46.64%的股权,保持控股地位;华融公司出资5.67亿元,占14.6%股权。
显见,恰如其他竞争领域大型国企的改革,建龙等新股东的进入只是整体改制重组方案的后一部分,亦即产权改革。
上访大户
只需要一个导火索,这一切就足以引燃了
走进一个已经过大规模“瘦身”的钢铁企业,身处第二股东的地位,建龙集团几年来并未在下岗减薪上专门做过特别文章。然而,通钢改制的痛苦深重绵长。吉林省政府2005年为之付出的15.7亿元现金,并不足以平抚伤痛,旧伤时有复发之虞,的确令人心惊。
《财经》记者采访发现,通钢2005年改制裁员方案即定,上万人离开岗位,实施过程则并不顺畅。计划中的社会职能划拨和减员安置,延至2007年底才全部完结。其间牵涉许多退休工人的命运辛酸,可谓“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故此,吉林省国资委两名副主任也承认,这些年来“通钢一直是上访大户”。
通钢工人在“主辅合一”年代,尽享水、暖、气供给自成一体之利。这可谓得之于国有,失之于国有。在2005年主辅分离后,买卖双方已是“亲兄弟明算账”。2006年与2007年间企业经营形势尚好,看似顺遂人意。至2008年效益滑坡,现金短缺则另当别论。
2008年冬季,通化钢铁长达20多天未获供暖,引发通钢职工大面积怨言。原因一说为工厂本部与被当前脱钢之辅业供暖企业商业纠纷所致,另一说则是供暖全来自高炉余热,其时钢铁业形势极度恶劣,工厂停产。以往纯国有时期工厂会为供热特地开一两座高炉,现在则不可能了。无论是哪个原因,怨气都很容易导向改制。
《财经》从通钢集团获得的财务数据显示,通钢引入建龙、实行产权改革后的三年中,工人的收入未降反升:通钢工人的年度薪资由2006年的21925元升至2007年的32326元;2008年未含绩效奖的年收入为27773元,环比亦是上涨。职工同步享受“三险一金”,并未出现裁员减薪问题。
这跟许多通钢工人向记者传达的感受不尽相符。除了炉前工等个别艰苦工种收入较高,大多数一线工人称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在2008年受行业形势不好影响较大。一位工程师说,过去三年没涨工资,是1450元。
钢铁行业是资本密集而非人力密集。建龙曾派往通钢集团担任副总经理的任国良说,人力成本在通钢生产成本中仅占3%,“任何裁员减薪都是很蠢的做法,因为这会带来不稳定。”
不过,在十万余名钢铁工人及其家属居住的通化钢城,万余名工人下岗内退的余波,足以使悲观与担忧长期罩在更多的人心头;缺乏安全感成为常态,偏见和传言极易使误会深至肌理。而无论是身为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吉林省国资委,还是已经成为大股东之一的建龙,在2006年以后的“新通钢”框架下,都并不拥有与通化钢铁工人沟通对话的有序管道。产权多元化之后的通化钢铁仍然沿袭国有时代的旧机制,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为国企领导人所掌管。
直到2009年7月24日只身前往通化钢铁“说服动员”,无论张志祥、陈国君,还是吉林国资委改制工作组的领导成员,都绝没有想到三年来最多只派出过三名高管人员的新股东建龙,竟然已直接或间接地被注入了那么多的怨怼与仇视。只需要一个导火索,这一切就足以引燃了。
进退之争
通钢厂区两次燃放烟花之间,间隔四个月,一条命
7月24日晚11点,在陈国君被殴至死的现场外,官方宣布建龙集团“永久”退出通钢。抗议人群散去,通化钢铁厂区此起彼伏燃起烟花。一个小时后,通钢停工的高炉燃起了火焰,工厂开始复工生产。
今年以来,通钢人对这种非年非节的烟花燃放并不陌生。3月底,厂区也曾处处烟花,据说是为了庆贺“建龙撤了”。
其实,怨气冲天的工人并不熟知,多少年来在通化钢铁,新股东与老国企管理层深层次的争议,主要还在对通化钢铁的经营控制权。
股东们有股东的视角。对于吉林国资委、建龙和华融等股东们来说,重组后的“新通钢”经济效益一直不尽如人意。统计显示,2005年38家钢铁上市公司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11.80%,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12.93%、14.47%,即使是极不景气的2008年仍有2.14%的收益率。通钢集团2005年至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8.58%、9.52%和15.50%;到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6.55%;到2009年2月净资产收益率更是达到-23.46%。这一切都与行业水平相差甚远。
至2008年10月,通钢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80%左右,超过了银行可以忍受的上限,全年亏损已成现实。同在通钢集团旗下的通化钢铁与吉林钢铁,过去三年零两个月,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下,前者由原国企领导人掌控亏损13.53亿元,后者沿袭建龙管理运营却盈利1.67亿元,经营形势天差地别。
建龙自2005年初洽通钢即提出控股要求,但吉林政府批复“先入股、后控股”的分步走策略。2008年底,通钢负债率企高之际,建龙强硬表态要控股,并增资8000万元合资持有通钢矿业公司股份。建龙苦于不能掌握通钢经营管理权,今年初遂又提出要求,或由其增资控股,掌握经营管理权,或分立退出。
时至彼时,建龙相信自己对于钢铁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钢铁企业利润并不高,要想做得好关键在于技术工艺流程和控制采购成本。”冶金工业规划院副院长李新创向《财经》记者解释说,关键在于掌握经营权,“在防止跑冒滴漏上做文章。”
吉林决策层对建龙的要求犹豫再三。为此,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于2009年1月7日和2月24日两度前往通钢调研。吉林省委省政府此后答允,建龙可以退出,前提是要等找到接盘人。
2009年3月,通钢与建龙实施股权分立。其含义是,建龙暂不退出通钢集团,但将其2005年底入股时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2008年底增资8000万元合资持有的矿业公司两块资产独立经营,以便日后退出。
华融资产公司长春办总经理张毅明告诉《财经》记者,通钢股权分立一事曾知会华融,当时建龙计划退出的原因是“企业资产负债率高,效益不好”。
建龙当时评估,吉林省应该能找到接盘人,故将时任通化钢铁总经理的陈国君从通化调回吉林建龙。
持续五个月的控制权之争就此告一段落,一切如故。通化钢铁厂区的第一次烟花缘此而起。没有人知道燃放烟花是组织还是自发。
建龙承诺书
纳税地不变、不裁员、现金分红等都有承诺。但让人们了解承诺书却已经来不及了
建龙暂撤之后,吉林省成立了以副省长王祖继领衔的通钢扭亏为盈工作小组,介入公司日常管理。与此同时,省政府与国资委联合组织的工作组为通钢重组展开了长达四个月的引资谈判,先后接触过上海宝钢集团、辽宁的鞍钢集团等。
“谈得很不好。”参与谈判的一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有的企业根本没兴趣,有的条件很苛刻,不具操作性。
引资挫败与建龙的退意,使吉林高层意识到通钢并非“不愁嫁的公主”,决定与建龙展开关于控股的谈判。于是,股权分立被撤销,陈国君恢复了原通化钢铁总经理职务。
今年7月22日,吉林省政府专题会议原则同意建龙控股通钢的意向性决议:在通钢集团新一轮增资扩股中,吉林省国资委所持股份减至34%。这是决议惟一确立的重组定数。
根据建龙对通钢集团增资扩股承诺书,建龙集团所属子公司以现金10亿元人民币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扩股。以此推算,建龙约持通钢54%的股权,成为绝对控股股东。包括华融资产公司在内的其他股东的股份,均被不同程度地摊薄。
建龙在承诺书中陈述:通钢集团注册地、纳税地永久不变,员工不裁员、不减薪,增加员工收入并逐年提供内退职工待遇,“对可能出现的职工上访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损失负主要责任”。同时,对股东每年现金分红,并在明年形成10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这是重组四年未竟的事业。
增资扩股的另一目的,是完善集团法人治理结构。协议规定,其中董事会由9人增至11人,包括董事长在内的4名董事由建龙委派。吉林省国资委、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派3人,华融资产公司派1人,另聘任独立董事3人。党委书记则兼任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具体人选等协商后确定。
根据程序,接下来将听取企业高管、职工的意见,在达成一致后确定方案细节,再经股东大会、职代会批准具体实施。
此时,无论是主政者还是接盘者,都看到了矛盾,但绝未估计到其严重程度。而让人们了解承诺书却已经来不及了。
控制权价值
对原国企管理层的9900万元“阳光赎买”够不够?
很显然,建龙控股通钢集团后最大的人事变化,必然地体现为原国企管理层失去控制权。
通钢集团的原国企管理层当年加入改制并非没有斩获。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发布了对通钢《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1000万吨产能,并提到安排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比例。
产能目标在四年后仍未实现,但高管持股已经落实。
在通钢集团15.7亿改制成本中,有5.7亿元是用于职工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金。部分子公司采用以股抵债的方式,将参与改制员工所获经济补偿金转换为各自公司的股权。其中,通钢集团的“大本营”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由职工转股持有3.37亿股,占当时股本的9.5%。
跟普通职工不同,通钢集团的原管理层持有集团的股份,集团则控制这些子公司超过80%的股份。
根据吉林国资委“[2005]392号”文件,通钢高管人员获得奖励的金额为9990万元,奖励的范围是“2002年度至2004年度内担任领导职务的经营管理者”,即当时集团公司党委成员、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其中,安凤成奖励最高,在其所获奖金中,2002年的前十个月奖励总额按30%折算,2002年后两个月到2004年的奖励按35%计算,粗算高至3000多万元。
当然,9990万元奖励并非现金,而是作为注册资本注入重组后的通钢集团,以安凤成为首的管理层由此获得2.57%的股权。吉林省国资委的文件同意由时任通化钢铁董事长孙玉斌,代管理层持有这笔巨额股权。
政策后来有了变化。2007年9月,《吉林省改制企业经营管理者奖励股权管理办法》发布,上述奖励股权被明确为有限股权,管理层股东只有分红权,并无处置权,而红利只有在退休后方能提取。同年9月,该股权由孙玉斌名下,变更为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代持。
事实上,通钢改制重组三年未分红。
在吉林,由政府出面对管理层做此安排,已属大手笔的改革突破,也是通钢“阳光改制”的底气所在。事前无法知晓,如此“赎买”,能否获得通钢原国企高管对改革走向纵深的无条件支持。
后来的事实表明,“内部人”的要求要高得多,放弃控制权的价格很难估算。
“围钢经济”黑幕
在国内钢铁企业中,通钢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主要表现在采购上
围绕庞大的通化钢铁,由内及外的利益纠葛也常使业外人难以估量。
多少年来,通钢厂区周围形成了“围钢经济”,包括机械加工、耐火材料、矿石原材料、金属深加工,也包括长途运输、钢材贸易、废铁倒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通化市至二道沟区途中,沿途可见废钢铁回收公司门店。
一个大型企业催生以其为中心的行业生态不足为奇,这也是“围钢经济”最早由当地报纸发明,并被视为产业链成熟标志的原因。但如果掺杂了内部人上下其手乃至黑社会势力渗入,“围钢经济”也会生出毒瘤。
通化当地知情人告诉《财经》记者,废钢铁生意中“自取自卖”者颇有人在。通钢职工对本企业的相应批评不绝于耳。
这些年来,在国内钢铁企业中,通钢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财务数据显示,通钢炼钢生铁单位制造成本,每吨由2006年的1677元涨至2008年的3275元,在54家企业中由第26位降至43位;非合金钢线材,2006年2358元,在36家企业中由14位退至33位;钢筋(Ⅱ级)2006年为每吨2468元,41家企业中排33位,2008年达4520元,在43家企业中排41位;非合金钢圆钢,由2006年22家企业中排11位,降至2008年23家企业中的18位。
职工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通钢成本的畸高主要表现在采购上,其中原材料的采购每吨要比同行业高出数十元,且周边的废钢、散户都被通钢的内部人及社会上的涉黑势力控制。陈国君担任通化钢铁总经理时,曾雇佣武警守钢材,严惩内鬼。当时公司还曾联手政府部门,对全区74个废钢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取缔无照经营业户28家,吊扣有问题营业执照19户,吊销违法营业执照3户。
2008年5月,通化市公安局破获一起案件,一个恶势力团伙“李氏三兄弟”长期盘踞在通化钢铁公司附近,仅一年多非法所得就达1631万元。今年5月13日,吉林省纪委再对原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禹帆立案调查,发现以王为首的涉黑团伙介入了通钢上游的采矿行业。“围钢经济”黑幕乍一揭开,便令人惊悚。
陈国君之死
有人呼喊“已经找到人”、“陈国君必须死”
回过头来看,酿成“7·24事件”的原因错综复杂,陈国君之死备显蹊跷。
7月24日早上,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早早起床。大约8点,他与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建龙集团总经理李明东在通化宾馆用完早点,前往通钢集团的大本营——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退休职工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拉起“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迅速吸引了众多围观者。
陈国君三人此行,是就建龙增资控股通钢集团的意向性方案,与职工及分厂负责人沟通。
自7月22日开始,吉林省国资委工作组与通钢集团高管至少进行了三次沟通;建龙集团的张志祥、李明东和陈国君则被安排主要与通化钢铁的职工座谈。再度重组后“工人不下岗、不减薪,在经济效益好转后加薪”本已言之凿凿,写入协议,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都发现,多个歪曲的“重组版”已烙入座谈对象的脑中,协调沟通工作无法开展。
持续两天,这种状况仍未改变。到7月24日,陈国君与厂区中层及职工座谈时,抗议人群已开始堵截铁路运输线、阻断铁水运输;至上午11时许,1号至6号高炉休风和炼厂停产。
拉横幅的退休职工吴敬堂与阻止者发生了冲突。愤怒的抗议队伍随后转向7号高炉和焦化厂。正在焦化厂的陈国君此后成为攻击目标。
事后来看,陈国君被殴打过程可分为两个时间段——
第一次在上午11时之后,陈国君遭遇到围攻。他在保安护送下,撤至焦化厂办公楼二楼材料科办公室。陈国君通过电话向建龙同事求救,称已经被打。
根据吉林省通钢股权改制工作组(下称工作组)事后记录,11时30分,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要求公安机关抓紧布置警力,确保陈国君安全撤出。随后,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赶到通化宾馆,责令通化市公安部门尽全力解救。
但是,抗议人群堵住了通化钢铁厂的五个厂门,救援行动并未取得成果。
第二阶段是在下午3时多。工作组记录称,此时,有200多人围攻焦化楼,“有人多次破门,寻找陈国君”。4时38分左右,陈国君被发现。
《财经》采访获悉,当时有人呼喊“已经找到人”、“陈国君必须死”。
现场附近的通化市公安部门接获报告,得知陈国君已经处于“万分危险的境地”。但是,营救活动仍然难以展开。
案发现场显示,两道铁门被人用暖气片砸开。陈国君第二次被殴,并被从二楼踢落至一楼大门口。尸检报告称,陈国君“颅骨骨折,颅内出血”。
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7月24日告诉记者:“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陈国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根据工作组记录,在现场指挥援救的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上午11时判断,闹事的人中,可能有通钢在岗及离退休人员以外的其他类型人员。他要求公安部门关注此类人的动向。
来自吉林省、通化市“7·24”联合专案组的消息称,目前已锁定的超过50名疑犯中,绝大部分并非通钢职工,但他们的生计与通钢有直接关联。通化钢铁四周 “围钢经济”群中,借“裙带”经营的特殊利益者甚众。
目击者告诉《财经》记者,当天早上10点半,有人在抗议人群中分发雪糕、矿泉水和长白山烟。中午,案发现场的食堂正常开餐,来者免费。目击者还说,此次抗议活动中有许多“没有穿工作服的人”。以狠手痛殴陈国君的就多是这种人。
到下午,事态进一步恶化。下午3点30分,7号炉和焦化厂停工,陈国君此时仍然未被救出。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与省其他领导沟通后,决定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的合作,并委派通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崔杰现场宣读这一决定。
5点15分,李来华再赴现场,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这并未能救出陈国君。至下午6时10分,现场向指挥部报告,陈已经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但仍未能救出。
直到晚上9时左右,在多次宣讲终止通钢集团增资扩股决定之后,焦化厂办公楼前抗议人群才开始散去。9时30分左右,现场只剩下几百人。
晚上11时,从通化市邻近的白山市赶来的增援警力到达,排成方阵进入现场。通化市卫生局局长李红玉、通化市医院院长杨立军对陈国君现场施救,为时已晚。
※ ※ ※ ※
通化市二道江区的通钢冶炼城,铁道、厂房编织的巨大钢铁公园中,十多根烟囱直插云霄,天空由此变得灰暗阴沉。
过去半月里,通钢多数一线职工的心情如同这不见青天白日的天空。一些职工此时已有所悟,他们反问记者:“建龙走了,通钢就会好转吗?”在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中,至少部分人已经有了答案。
有职工说,恐怕通钢更难卖了,因为没有谁还能开出与建龙同等的条件。回到从前,职工的日子只可能更无保障。
就在安凤成被罢黜的8月7日,当天的《吉林日报》头版刊发了“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改革”“从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要求看通钢的路径选择”两文,前者称“国企改革是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国企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后者则表示通钢“需要积极靠近战略投资者,加快改革重组的步伐”。
这或许可视为吉林官方对于通钢“7·24事件”的一次全面表态。
通钢向何处去?经历了三周震荡和反思,诸多通钢职工开始趋于冷静。而陈国君的家属还在苦苦等待警方缉拿真凶,还逝者一个公道。■
通钢改制大事记
▲1996年7月23日,吉林省体改委、省经贸委、省工商局、省财政厅联合发布文件,同意“通化钢铁公司”改为“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原通钢集团)”。1996年11月6日,新组建的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运营。
▲1999年3月10日,原通钢集团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吉林新华能源有限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五矿贸易公司、深圳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利民金属有限公司,签署《设立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原通钢集团持有股份公司股份18,282.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8.03%。
▲2001年,经原国家经贸委批复, 原通钢集团获得债转股指标,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持通钢17.16%股份。华融与通钢协议约定,原通钢集团剥离包括行政、房产在内的物业公司、学院、医院等部门和单位。被剥离的物业公司、职工医院和基础教育单位共分流1500多人。
▲2005年3月,按照省政府的部署,通钢启动了第二次改制。截至同年11月20日,通钢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向社会移交了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34个机构压为18个,35000名员工仅余19606人。
▲2005年10月,经时任吉林省国资委常务副主任肖万民(此前任吉林市副市长)引见,建龙集团正式介入通钢重组。
▲2005年11月28日,原通钢集团重组。完成后,通钢集团注册资本38.81亿元,建龙集团通过其持有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整体作价14.05亿元入股,持通钢36.19%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吉林省国资委在扣除改制成本后,以18.10亿元出资,持有46.64%的股权,保持控股地位;华融公司出资5.67亿元,占14.6%股权。
▲2005年12月30日,重组后的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春挂牌运营。
▲2006年6月,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通钢集团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予以注销;在合并完成后,原通钢集团有限的法人资格注销。股份公司更名为“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通钢集团)”。
▲2009年3月,新通钢集团与建龙集团实施股权分立。
▲2009年7月22日,吉林省政府专题会议原则同意建龙控股通钢的意向性决议:在通钢集团新一轮增资扩股中,吉林省国资委所持股份减至34%。
▲2009年7月24日,通钢血案发生后,吉林省政府工作组同意终止实施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