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国际范儿十足，是那种不用瞎编就能在知乎上爆火的人。
　　安吉尔出生在英国林肯郡，十几岁跨海来到法国，读了一个有400多年历史的高中，随后进入瑞士日内瓦大学，然后17岁移民到美国加州。他在果园摘过葡萄，在农场当过牛仔，挖过水渠，垦过荒田，干过邮差，勘探过矿山，最后去了旧金山最大的报社，成为一名记者。
　　由于家庭原因，安吉尔在30岁时重返欧洲，成为英国《每日邮报》驻巴黎记者，并给好几家美国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很快，诺曼·安吉尔的人生履历和全球视野就令他在国际政论圈子里声名鹊起，而他在38岁时出版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更是受到了疯狂的追捧。
　　这本书的观点很独特，可以浓缩为这么一段话：由于全球化，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战争行为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即使对于胜利国来说也得不偿失，因为通过战争掠夺的有限战利品和领土，远远无法抵消商贸信用的毁灭。换句话说，全球化抑制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会不会像萨拉热窝的子弹一样，颠覆那些我们以为是常识的认知？

　　观点新颖，文笔优美，《大幻觉》一时间洛阳纸贵，售出了近200万册，并被翻译成15种以上的语言。澳大利亚总理称其为“一本光彩夺目的书，怀着对文明人未来的最光明的承诺”;英国防务委员会主席埃舍尔勋爵（Lord Esher）看过这本书后也认为，“战争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不可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出版日期是1910年。4年后，萨拉热窝的两颗子弹把诺曼·安吉尔的幻觉碾轧至粉碎。
　　人们追捧诺曼·安吉尔的观点，并非没有理由。“一战”前的欧洲大陆一片繁荣和歌舞升平，电话、蒸汽轮船、火车等工具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在1913年，英国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8%，德国也有16%——要知道一百多年后，全球GDP第一的美国的这一数字也只有19%。
　　全球化让各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孤岛。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这样描述“一战”前的世界：“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喝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球的各种产品，同时，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投资全球各地的新企业……可以立刻乘坐舒适又廉价的交通工具，去任何国家或地区。”
　　在理想主义视角中，普通民众反对战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总是充当炮灰;资本家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破坏他们的生意和舒适生活;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更应该反对战争，因为根据诺曼·安吉尔的论证，战争对国家来说是得不偿失的。这种理性思考的框架里，怎么会有人想着去打仗呢？
　　那会儿大部分精英阶层都被安吉尔说服了。久负盛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战争爆发一年前发了一篇社论，标题叫作“文明世界中不可能发生战争”。文章用肯定的口吻写道：“近年来，我们与德国之间强大的商业利益纽带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将德国从我们可能的敌人中排除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充满幻觉和天真的唯物主义。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让诺曼·安吉尔声名扫地，毕竟这场造成空前破坏的战争既证伪了他的观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他的觀点。“一战”直接造成3000万人伤亡，并间接引发了1918年大流感，包括战胜国在内的参战国损失惨重（美国除外）。总体上看，安吉尔的“即使对胜利者，战争也是得不偿失”的观点是对的。
　　因此，诺曼·安吉尔在“一战”结束后继续宣扬他的理论，并加入英国工党参选议员，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大国之间的关系缓和。到1930年，《大幻觉》已出版到了第六版，安吉尔继续受到全球成千上万读者的追捧。1934年，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5年之后，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再次让他的理论陷入被打脸的尴尬窘境。尽管安吉尔没有直接说过“全球化让战争不再发生”这句话，但“全球化让战争性价比太差”这种观点被反复证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它跟“熬夜有害健康”这种论点一样：人们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没人会遵循它来行事。
　　两次打脸，让诺曼·安吉尔转变了政治思想，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他在“二战”中意识到，在欧洲大陆沦陷的背景下英国还能获得胜利，主要是靠抱了美国的大腿。于是他果断投向集体安全主义（collective securhy）的怀抱，极力鼓吹“讲英语国家的团结”。
　　在战后，他支持成立北约对抗苏联，批评英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和美国国内的孤立情绪，坚定推动“冷战”架构下的集体防御，并毫不掩饰地认为“军事威慑”是一种比“经济依存”更为现实的和平手段。这跟他以前强调用全球化压制战争的观点相去甚远，但果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为安吉尔赢回了声誉。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如果一个人固守自己的框架、拒绝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拿着扳手看什么都像螺栓，而不是根据现实情况来更换自己手上的工具，就一定会给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而如果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这么干，那就一定会引发灾难。
　　诺曼·安吉尔于1967年去世，但他当年犯的错误，现在仍然有人在犯。典型人物就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
　　他的观点跟当年安吉尔的有一些类似，核心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到拥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以至于能够支撑麦当劳这种消费业态遍地开花时，它就变成了一个“麦当劳国家”，两个“麦当劳国家”通常都会通过全球化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连接，于是大家就不会再对打仗感兴趣了。
　　弗里德曼的观点缺乏严谨的论证，有点儿自媒体式的脑补，却代表了_一批主宰当前世界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分工。这些观点在过去的30年获得了巨大成功，但问题在于：这些观点会否像诺曼·安吉尔的论点一样，被一场带有偶然的必然事件彻底证伪？
　　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会不会像萨拉热窝的子弹一样，颠覆那些我们以为是常识的认知？
　　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4月的最新文章《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中，含蓄地指出全球化是过去40年精英们营造出来的骗局，而“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对全球化的敌意日益浓厚，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还顽强地认为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其实还是沉浸在精英叙事的逻辑中，并认为未来精英可以说服民众。但这往往忽略了一个现实：精英可以引导民众，但民众同样可以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过来引导精英，最终两者相互加强，把国家导向未知的方向。
　　这让我想起了由另一位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2008年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我们的祖父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内向型国民经济的世界中，但是我们的曾祖父像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世界，一个被民族主义摧毁的世界。”他提到的曾祖父生活的时代，就是“一战”前的时代，后来一场战争让历史改变了方向。
　　所以，谁说历史不会倒退？当人民群众需要它倒退的时候，它就必然会倒退，而谁又敢断言，这种“倒退”不会被未来的史学家定义为“纠错”和“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