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该草案进行“一读”。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委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对于草案拟取消9个死刑罪名，“委员们意见分歧比较大，部分委员认为应该保留死刑。”
　　现行刑法从1979颁布至今已有35年时间。前30年时间，死刑罪名一直在做“加法”，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死刑罪名已经增加到了68个。
　　2011年，死刑罪名首度开始削减，减少至55个。如果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获得通过，那么刑法死刑罪名将减至46个。
　　但是，当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乃至整个社会舆论对于死刑罪名的消减与否，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且争议颇大。以至于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忠林认为，刑法立法似乎方向都有问题。“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到最终取消死刑的趋势，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做法上有问题。”
　　陈忠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具体情况，减少死刑不应该是立法上的直接消减，而应该是司法适用上的严格控制，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存与废

　　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了9个罪的死刑罪名，即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据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10月31日分组审议过程中，部分委员认为，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战时造谣惑众罪，集资诈骗罪等社会危害大，应该保留死刑罪名。
　　其中，对于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罪名，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总装原政委迟万春委员赞同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但对减少死刑的标准，他表示疑惑，如果根据“在实践中较少适用”就取消，就值得商榷。
　　“核安全，包括核材料、核武器、核设施，在所有安全中是第一位的。这些方面一旦有事，就可能造成的社会恐慌及涉及到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等其他问题，这四个罪名是否应该取消死刑，我个人认为当前不宜。值得研究，要慎重。”迟万春说。
　　对此，解放军总装原副部长李安东委员也认为，应该保留“走私核材料罪”死刑罪名，“走私核材料和核扩散带来的危害是常规武器弹药不可比的。世界各国都把核材料管制列为最高级别，特别是一定要确保不能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保留该项死刑罪名可保持对犯罪分子的惩处和震慑，在国际上也可彰显我国对于确保核材料安全的决心。”
　　此外，李安东也建议不明确取消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罪死刑罪名。“因为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可能影响战争的进程和胜负”。
　　同样，也有杨卫、张健委员认为，走私武器、弹药罪应保留死刑罪名。他们认为，反恐形势严峻，贩毒、走私中的暴力抗法事件逐渐增多，国内的非法武器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走私武器弹药对社会安全造成重大的隐患。
　　对拟取消强迫卖淫罪死刑，许振超委员说，强迫卖淫罪的部分案情相当恶劣，对妇女野蛮践踏，手段残忍，如不用死刑震慑，这种犯罪行为始终是对妇女的一种威胁。
　　据悉，在审议中，也有部分委员支持取消草案提出的9个死刑罪名。比如苏晓云委员认为，这次拟减少9个死刑罪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以前我们的理念是杀人偿命、冤冤相报，这不能完全涵盖犯罪的行为以及内在的本质。”
　　对于拟取消9个死刑罪名，部分委员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比如民建中央副主席张少琴委员认为，国际上有一些国家已经取消了死刑，但其法律体系中仍保留终身监禁的规定，有些犯罪数罪并罚可以被判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为了发挥好刑法惩罚犯罚、保护人民的功能，建议在不断取消死刑罪名时，增设终身监禁罪名。”

适时瘦身

　　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作关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时表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是为了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
　　这是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之后，再次消减死刑罪名。
　　2010年8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一次性削减了13个死刑罪名。
　　与2011年废除死刑的13个非暴力罪名相比，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废除死刑的罪名中，出现了非致命的、发案率比较少的暴力犯罪。
　　死刑罪名减少后，是否会导致治安恶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草案向常委会作说明时表示，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后，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反应正面，一些严重犯罪反而稳中有降。
　　但是，正在“一读”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还是引起部分委员们的担忧，建议更多考虑实际国情以及取消有关死刑罪所造成的后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何晔晖认为，死刑罪罪名的确定，在立法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这种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对人民群众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的后果，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因此，她认为不应减少走私武器弹药罪的死刑罪名。
　　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小川委员表示，取消死刑罪名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本国的实际。中国的现阶段适当保留死刑罪更有利于推进法治进程，更有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树立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实际上，从《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后，对于死刑存废就一直存在争议。
　　在理论界，对于“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最终废除死刑的观点，已为各方所认同，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较大争议。 　　一部分观点认为，2011年之前，刑法修正案调整过程中，死刑罪名不断增加，一直在做“加法”，导致刑法总量加重，因此建议尽快减少或取消死刑罪名；另一部分观点认为，根据现实国情，过快取消死刑罪名会引起社会、以及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建议在司法上严格减少死刑的适用。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突出，暴力犯罪不断涌现，动用刑罚手段成为了惯性思维，在刑罚结构中，出现了“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失衡现象。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死刑的增减，问题比较复杂，不只是刑法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治理、人们的刑法观、社会价值观、文化观甚至宗教观等，更与社会基础的变化有关。
　　在周光权看来，适度削减死刑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立法上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这种社会基础。
　　湖南省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马长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取消死刑也要审时度势，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适时逐步给死刑瘦身，尽量或避免消减死刑带来的负面效应，适当扩大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的适用。
　　“我国政府早就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要求缔约国逐步减少直至最终废除死刑。如今，保留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少了，我国当然不会永久保留死刑。”马长生说。

司法上严格适用

　　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后，呈现出死刑判决明显减少的趋势。据媒体报道，近些年很多省份的死刑案件下降了1/3以上，甚至一些省份下降接近了一半。
　　对此，陈忠林认为，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死刑案件减少，这是司法上的严格适用的结果，这与削减死刑罪名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减少的死刑罪名大都是没有适用过的，所以减少死刑罪名并不能起到减少死刑的作用，我认为减少死刑罪名，不应该是立法的直接扣减，而是司法的严格控制”。
　　“对于取消死刑罪名社会舆论争议很大，日本是实行死刑制度的国家，他们通过减少死刑判定和执行来控制死刑。我们也可以借鉴司法上减少适用的方法，为什么非要采取减少罪名的方法呢？”陈忠林说。
　　对于舆论的反对声音，马长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减少死刑罪名要考虑到现实国情，在争议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司法上减少死刑的适用方法，或其他有利于减少死刑的制度设计。
　　周光权曾撰文认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犯罪总量高，一直有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压力，所以，要一步到位废除死刑是做不到的。“但是，在削减死刑罪名的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不在立法上严格控制死刑配置总量，也是不明智的。”
　　陈忠林表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这是依法治国关键一环。“就取消死刑罪名来说，我认为应该去‘密室化’，让公众参与，进而消解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