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11日星期三下午，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一家驾车离开位于纽约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官邸。按照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的规定，驾车出行者，须在大门口稍作停留，待电子门合上之后才能再次启动。这是谢尔盖遵循的最后一条SVR规则。
　　他只带走两个手提箱，还有一只猫。但在此前三年时间中，和此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的合作中，他提供了5000余份最高密级电报和上百份针对SVR的分类报告。美方则使用这些情报，准备了400多份机密级的情报分析报告，供美国情报机构、国务院和白宫使用。
　　谢尔盖只给俄罗斯人留下一张便条，说：“海伦找到了一个好工作。而我感到身体不适。我们决定留在这个国家。”
　　自苏联成立，尤其是冷战之后，美苏（苏联解体后是美俄）双方一直互为假想敌。双方的情报战，特工相互挖角、反水变节的好戏也不断上演。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不是第一例，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例变节的顶级间谍。一位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说，在现代历史上，谢尔盖的“产量”绝无仅有。也因此，叛逃后的谢尔盖获得了美国历史上最高待遇。

进入克格勃

　　1984年，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进入克格勃红旗学院。他在参加培训时被教导说，有三种动机会让人背叛自己的国家，而帮助克格勃提供情报。其一，政治上信仰共产主义。弥漫在西方大学中的左翼意识形态，其实在源源不断地培育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二，心理因素。这方面的来源非常复杂，比如特殊的性取向可能被发现，然后被不断胁迫而提供情报。也有可能是在原来机构中无法得到认可和升值，甚至骄傲、喜爱奉承都是可资利用的缺陷。在最后一种心理作用下，一个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情报工作；其三，钱。
　　如果套用上述坐标，谢尔盖本人的变节却难以找到清晰的定位，可能较为接近第一种。2000年，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背叛俄罗斯政府，脱离自己20多年的职业特工生涯，成为美国公民。他自己公布的理由，是对俄罗斯改革的失望和幻灭。
　　谢尔盖被克格勃选中是1978年，先是担任信息分析员。从公开出版物中分析有价值的情报，是一个克格勃间谍的基本功。谢尔盖负责监控的是欧洲，尤其是北约国家。比如1981年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谢尔盖就完成了对他的长篇分析。虽然所有资料来源都是公开出版物，其结果，他却可能比密特朗本人更了解他自己。比如，一个女人有怎样的身高、体重、个性，甚至是头发颜色和胸围，就比较容易成为密特朗的情妇？

　　谢尔盖毕业后被克格勃一部选中。该部负责北美的情报，自然是整个克格勃系统最显赫、最重要的部分。1990年1月，谢尔盖一家被派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除了短暂回总部工作一年之外，谢尔盖前后在渥太华和纽约工作了近十年。
　　1993年，谢尔盖及其部下成功策反了一位加拿大国会议员为俄罗斯提供情报。因为该议员脱离本党之后独立参选，遇到了竞选资金的巨大压力。他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接下了谢尔盖部下塞过的信封，里面是10万美元。加拿大为北约盟国之一，能够获得大量与美国、北约有关的军事、经济情报。而即使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仍然视美国为最主要对手和间谍行动目标，其次为北约。
　　90年代初，因戈尔巴乔夫开始公开化改革，加拿大政府对苏联的态度有所转变，这为克格勃的间谍行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谢尔盖还发现，对于西方知识分子，苏联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已不复存在；不过，反美情绪往往是个楔子，可供间谍充分利用。一些科学家是和平主义者，对核武器持激烈批评态度，却缺乏人文、政治理念的基本判断力，他们恰恰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核武器、军事和经济情报。
　　1991年底，苏联解体，克格勃被解散，其对外情报功能和人员由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即SVR）全部继承。苏联解体为十五个国家，其中一些新兴国家的外交人才大都在前苏联时期完成训练，而且其中有相当比例曾是克格勃。即使是独立之后，他们也不拒绝继续为SVR工作。最典型的国家是阿塞拜疆。其首任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本人就曾是克格勃军官，其在阿塞拜疆的政治生涯也受惠于克格勃良多。据谢尔盖指认，90年代阿塞拜疆驻联合国代表库立耶夫（Eldar G Kouliev）长期是SVR的线人。
　　在克格勃和后来SVR的分级中，库立耶夫和前述加拿大国会议员都是“潜伏者”，与俄国人有金钱来往，在SVR的档案中有特别代号。除库立耶夫之外，90年代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驻联合国代表也都是SVR特工。

幻灭与逃亡

　　早在1980年代中期，谢尔盖加入克格勃时，已目睹了裙带之风，让“苏维埃的剑和盾”开始生锈。但当时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虽然我们的制度有明显的缺陷，但我还是无法想象一个爱国者怎能背对自己的祖国。当时，变节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改变来自于90年代初驻加拿大时期。他曾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极大期待，但苏联的系统性腐败已超乎他的想象。一位苏联将军访问加拿大时，不无得意地说，他已经私人拥有了一枚核弹，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全球寻找买家。这让谢尔盖毛骨悚然。
　　而接下来，谢尔盖就开始目睹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和贫富分化。
　　据谢尔盖的传记《J同志》一书作者、在美国的密友皮特·厄雷观察，早期的谢尔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自小便如此被教育、训练的。但后来长期的驻外经历，让他开始相信改革不可避免。苏联垮台之后，他曾希望俄罗斯走上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但现实的俄罗斯却是贪腐成风，寡头强取豪夺资源，而百姓生活艰辛，几乎沦落为一个失败的国家。相比之下，垮台前的苏联至少还有充足的食物。 　　1993年10月初那几天，谢尔盖一家几乎不眠不休，通过CNN的屏幕，目睹了俄罗斯爆发宪政危机的全过程：曾经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粉碎1991年8月政变的叶利钦，自己派出坦克上街，直捣白宫（俄杜马所在地）。
　　谢尔盖不禁自问：“我在保护什么人？为什么我要为他们服务？叶利钦怎么能让坦克对准自己的人民？”当时，谢尔盖的母亲正好来加拿大探亲，老共产党员愤然说：“我恨这个新俄罗斯，我的外孙女理应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随着任期即将结束，谢尔盖和妻子面临着即将结束渥太华的平静生活，返回祖国俄罗斯。
　　9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区别是，悲观主义者相信时局已经不能更坏了，而乐观主义者认为还能再坏下去。
　　谢尔盖回国之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俄罗斯，贪腐成风，黑帮横行，通货膨胀呈奔腾状，贫富差距急速扩张。克格勃流失了40%以上的精英，均辞职去了当时兴起的私营企业。谢尔盖却依然勤勉工作，但这一次只是为了尽快得到再次外派的机会。
　　一年之后，他如愿被派驻纽约，成为SVR驻纽约的第二把手。
　　根据谢尔盖的指控，90年代后期联合国针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有巨大的漏洞，结果被萨达姆利用，与俄罗斯政府合谋掘取了约5亿美元，一些俄罗斯寡头均有分成。谢尔盖评论说：“这不是搞情报，而是赤裸裸的盗窃。”
　　协助完成这一掘取行为的SVR特工，却因此受到莫斯科的嘉奖和升职。这让谢尔盖对俄罗斯政府彻底绝望。
　　1997年，谢尔盖的母亲去世，他与俄罗斯的最终血肉联系不复存在。此时他已是SVR上校，晋升为将军指日可待。即使按部就班，也只需要10年时间即可退休，享受丰厚的待遇。但也正是在1997 年，谢尔盖开始与FBI接触，开始了三年时间的双面间谍生涯。
　　终于，谢尔盖在2000年10月叛逃。在其行动之前几周，他所负责的曼哈顿区刚被SVR内部评定为“全球最安全、最忠诚”。
　　关于谢尔盖三年的双面间谍生涯，以及他叛逃的过程，至今尚未披露具体内容和细节。这是美国安全情报部门的授意，因为美方担心会被对手了解其工作方式，从而给美国的间谍网络带来安全风险。
　　谢尔盖在美国的朋友皮特·厄雷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据他所知，谢尔盖有了叛逃意图后，就开始有意识寻找机会。在一次联合国外交午宴中，他结识了一位美国教授。在之后的进一步接触中，他拜托这位教授帮他与FBI联络，然后一步步开始了双面间谍的生涯。
　　长期的驻外生活实际让谢尔盖一家已经非常西方化。他们都热衷于美国的肥皂剧，最喜欢看连续剧《老友记》，和一般的美国家庭一样。而在意识形态上，他已完全成为一个美国民主的信徒，虽然他也承认，美国社会并非天堂，依然存在问题。“谢尔盖曾几次谈到，美国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自由有多珍贵。”厄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美国人会对一些小问题批判不休，却不知道在一个极权政权下生活是多恐怖的事情。”
　　《J同志》一书出版于2008年，其最后一章是谢尔盖本人的一封公开信，其中大段引用了《独立宣言》，并说：“有时候我相信只有在腐败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才理解美国式自由的重要。想明白这一点让我很沮丧。”信中，他解释自己变节的原因有二，一是对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厌恶至极，一是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叛逃之后，谢尔盖一家于佛罗里达州隐居。FBI具体的安置费用未做披露，只说打破了原来200万美元的纪录。有了这笔巨额资产，谢尔盖一家一直过着优裕的生活。谢尔盖开着一辆保时捷，还喜欢玩游艇。
　　但好景不长，谢尔盖于2010年突然去世，死法非常离奇。6月13日早晨，谢尔盖吃早饭时被一块鸡肉噎住致死。曾有媒体怀疑是否是俄方情报人员的报复行为，但据厄雷说，尸检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谢尔盖享年53岁，他一生对自己的间谍生涯非常自豪。而关于叛逃，他最终的解释是：“不是我背叛了俄罗斯，而是那些官员背叛了俄罗斯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