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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学”成为了一个热词，但是一百个人的口中，就可能有一百种国学：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看到孩子在背《弟子规》，他会以为那就是国学；在国学大师王财贵那里，“国学”可能更多是意味着一种生意。那么，当我们谈论国学时，到底在谈论什么？当我们在谈论“国学大师”的时候，又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
一个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概念
关于国学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又称“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这种泛指，意味着所有传统的东西，似乎都可以纳入国学范围。
而就字面意思来说，“国学”最早指的是“国家办的学校”的意思，在古代，它又称“国子监之学”。宋代，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书院，而叫“白鹿洞国学”，它的意思是“国家办的学校”。后来朱熹把它接管过来，改为书院，是受宋代流行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宋朝，书院，也就是民办学校，开始繁荣起来了。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在与西学的对比下产生的。在魏源和张之洞那里，他们使用的是“中学（中国之学）”这个词，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算是一个小小的妥协。然而想以国学为根本，来驾驭西学，这种想法最终证明是失败的。现代汉语中的很多词，都是从日语中借用而来，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一词，很有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在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的固有文化，遂有“国学”之称。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他使用的“国学”这个词，就是直接从日语中拿来的。章太炎在东京开起的国学培训班，那很有可能是100多年来水平最高的国学培训班，鲁迅、钱玄同都是这个培训班的学生。
鲁迅的国学造诣相当深厚，不过他认为国学救不了中国，所以一直提倡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文学革命派就认为，所谓国学，其实恰恰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东西，必须打倒。胡适等人在运动后期则针对性地提出“整理国故”口号，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为中国的新生寻找出路。1934年，老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他对上述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很大。章太炎所谓的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国学范围的界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批判胡适买办哲学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以及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国学”作为一个口号或名词已基本消失。只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各种思潮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国学”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在九十年代以后，声音日渐响亮，随即又在海内外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火起来。
钱穆：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最近一百年来，如果要论国学大师的话，除了章太炎，可能就是钱穆了。而钱穆，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无锡钱家是真正的名门望族，出了很多优秀的读书人，虽然钱穆与钱钟书父亲钱基博不是同宗，但也相熟。钱穆小时候，同族长辈钱伯圭有一次看他在读《三国演义》，就告诫他别读了。钱伯圭毕业于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非常有见识，他更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一个国学大师的养成，和名师栽培是分不开的。钱穆读中学时，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尽情挥毫。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其它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把卷子交了上去。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他通过这一道题，看出了钱穆在史学方面的潜力，对之大加鼓励。后来，钱穆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钱穆也早早达到了当时的顶峰。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这件小事说明胡适谦虚的一面，但也说明钱穆在这方面的功力已经深厚异常。在不同场合，钱穆都推荐了这样七本书，从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学经典”：“首读《论语》，次之《孟子》，再次《老子》，再者《庄子》，第五《六祖坛经》，第六《近思录》，第七《传习录》。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今天，喜欢国学的人，不妨先从这七本书读起吧。
人们推崇钱穆是一代国学宗师，除了他在中国古代史学、子学、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外，还和他个人的传奇经历分不开。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予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意见。校方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这可能就是“国学家”的自觉。 钱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又成功地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邓广铭、何兹全、严耕望、余英时等钱门学子也已誉满学界。钱穆在晚年时这样说：“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的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这段话中所流露的倾向是，虽然他的学问很杂，但是做人方面，他最喜欢的还是儒家的教诲。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余英时教授撰写了这样的挽联：“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一个20世纪的大儒形象呼之欲出。
南怀瑾与国学的“流行”
最近几十年，很少有人能像钱穆那样，是一个在道德学问上没什么争议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就是一个例子，一些人对他推崇有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对经典的阐释错误太多，贻害无穷。2012年，南怀瑾去世的时候，北大博士徐晋如甚至写了一篇《南怀瑾总算死了》的文章，拍手称快。
南怀瑾九十多年的人生履历，颇具传奇性。据媒体报道，南怀瑾在家乡乐清自幼便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少年时期就熟读诸子百家，兼习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怀瑾投笔从戎，于军中执教。1945年，他前往西康等地参访，闭关修行三年。1949年，南怀瑾前往台湾省，在大学开课任教，不少名人均是他的学生。20世纪70年代，南怀瑾已经在台湾声名鹊起。包括《论语别裁》在内的南怀瑾作品此后引进祖国大陆，很快就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的热潮。
2004年，南怀瑾移居上海，后又移居到苏州，创建太湖大学堂。此举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与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相结合，发展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研究。太湖大学堂建立后，吸引了正统高校的知名教授和政、商两界的名流。在成人教学之外，学堂还有一个小学部。作为南怀瑾的“试验田”，这里不同于普通的民办教育，不涉及数理化，更强调古文、武术、中医等传统教育，以诵读和释义为主。
南怀瑾的主要著作，贯穿儒释道三家，包括《论语别裁》《楞严大义今释》《老子他说》以及《正统谋略学》等。不过，对于南怀瑾著作的学术价值，历来都有争议。支持者称“南怀瑾学问博大精深，融贯古今，教化涵盖儒、释、道，更及于医卜天文、诗词歌赋，堪称“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学者张中行就曾撰文，从3个方面痛批《论语别裁》。他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持类似观点的并非张中行一人，甚至还曾有人写了一本书，对《论语别裁》逐句进行了批驳。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南怀瑾和钱穆相比，无疑拥有更多的读者，也更“流行”。南怀瑾在渲染着种种“出世的哲学”，但他又八面玲珑，甚至还在苏州办了大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甚至试图投资铁路建设。而钱穆则是一个纯粹的学问家，一生都不算闻达，知道他的普通人并不多，就更谈不上拥有各阶层的读者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进入媒体的市场化时代，南怀瑾所宣讲的人生哲学得到了很大的传播，这也让其拥有了大量追随者，一度成为“国学大师”的代言人，这也许是市场需要的国学。毕竟，像钱穆那样忍受寂寞的，又能有几人呢。
一个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概念
关于国学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又称“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这种泛指，意味着所有传统的东西，似乎都可以纳入国学范围。
而就字面意思来说，“国学”最早指的是“国家办的学校”的意思，在古代，它又称“国子监之学”。宋代，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书院，而叫“白鹿洞国学”，它的意思是“国家办的学校”。后来朱熹把它接管过来，改为书院，是受宋代流行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宋朝，书院，也就是民办学校，开始繁荣起来了。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在与西学的对比下产生的。在魏源和张之洞那里，他们使用的是“中学（中国之学）”这个词，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算是一个小小的妥协。然而想以国学为根本，来驾驭西学，这种想法最终证明是失败的。现代汉语中的很多词，都是从日语中借用而来，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一词，很有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在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的固有文化，遂有“国学”之称。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他使用的“国学”这个词，就是直接从日语中拿来的。章太炎在东京开起的国学培训班，那很有可能是100多年来水平最高的国学培训班，鲁迅、钱玄同都是这个培训班的学生。
鲁迅的国学造诣相当深厚，不过他认为国学救不了中国，所以一直提倡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文学革命派就认为，所谓国学，其实恰恰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东西，必须打倒。胡适等人在运动后期则针对性地提出“整理国故”口号，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为中国的新生寻找出路。1934年，老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他对上述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很大。章太炎所谓的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国学范围的界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批判胡适买办哲学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以及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国学”作为一个口号或名词已基本消失。只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各种思潮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国学”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在九十年代以后，声音日渐响亮，随即又在海内外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火起来。
钱穆：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最近一百年来，如果要论国学大师的话，除了章太炎，可能就是钱穆了。而钱穆，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无锡钱家是真正的名门望族，出了很多优秀的读书人，虽然钱穆与钱钟书父亲钱基博不是同宗，但也相熟。钱穆小时候，同族长辈钱伯圭有一次看他在读《三国演义》，就告诫他别读了。钱伯圭毕业于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非常有见识，他更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一个国学大师的养成，和名师栽培是分不开的。钱穆读中学时，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尽情挥毫。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其它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把卷子交了上去。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他通过这一道题，看出了钱穆在史学方面的潜力，对之大加鼓励。后来，钱穆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钱穆也早早达到了当时的顶峰。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这件小事说明胡适谦虚的一面，但也说明钱穆在这方面的功力已经深厚异常。在不同场合，钱穆都推荐了这样七本书，从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学经典”：“首读《论语》，次之《孟子》，再次《老子》，再者《庄子》，第五《六祖坛经》，第六《近思录》，第七《传习录》。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今天，喜欢国学的人，不妨先从这七本书读起吧。
人们推崇钱穆是一代国学宗师，除了他在中国古代史学、子学、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外，还和他个人的传奇经历分不开。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予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意见。校方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这可能就是“国学家”的自觉。 钱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又成功地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邓广铭、何兹全、严耕望、余英时等钱门学子也已誉满学界。钱穆在晚年时这样说：“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的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这段话中所流露的倾向是，虽然他的学问很杂，但是做人方面，他最喜欢的还是儒家的教诲。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余英时教授撰写了这样的挽联：“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一个20世纪的大儒形象呼之欲出。
南怀瑾与国学的“流行”
最近几十年，很少有人能像钱穆那样，是一个在道德学问上没什么争议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就是一个例子，一些人对他推崇有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对经典的阐释错误太多，贻害无穷。2012年，南怀瑾去世的时候，北大博士徐晋如甚至写了一篇《南怀瑾总算死了》的文章，拍手称快。
南怀瑾九十多年的人生履历，颇具传奇性。据媒体报道，南怀瑾在家乡乐清自幼便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少年时期就熟读诸子百家，兼习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怀瑾投笔从戎，于军中执教。1945年，他前往西康等地参访，闭关修行三年。1949年，南怀瑾前往台湾省，在大学开课任教，不少名人均是他的学生。20世纪70年代，南怀瑾已经在台湾声名鹊起。包括《论语别裁》在内的南怀瑾作品此后引进祖国大陆，很快就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的热潮。
2004年，南怀瑾移居上海，后又移居到苏州，创建太湖大学堂。此举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与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相结合，发展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研究。太湖大学堂建立后，吸引了正统高校的知名教授和政、商两界的名流。在成人教学之外，学堂还有一个小学部。作为南怀瑾的“试验田”，这里不同于普通的民办教育，不涉及数理化，更强调古文、武术、中医等传统教育，以诵读和释义为主。
南怀瑾的主要著作，贯穿儒释道三家，包括《论语别裁》《楞严大义今释》《老子他说》以及《正统谋略学》等。不过，对于南怀瑾著作的学术价值，历来都有争议。支持者称“南怀瑾学问博大精深，融贯古今，教化涵盖儒、释、道，更及于医卜天文、诗词歌赋，堪称“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学者张中行就曾撰文，从3个方面痛批《论语别裁》。他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持类似观点的并非张中行一人，甚至还曾有人写了一本书，对《论语别裁》逐句进行了批驳。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南怀瑾和钱穆相比，无疑拥有更多的读者，也更“流行”。南怀瑾在渲染着种种“出世的哲学”，但他又八面玲珑，甚至还在苏州办了大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甚至试图投资铁路建设。而钱穆则是一个纯粹的学问家，一生都不算闻达，知道他的普通人并不多，就更谈不上拥有各阶层的读者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进入媒体的市场化时代，南怀瑾所宣讲的人生哲学得到了很大的传播，这也让其拥有了大量追随者，一度成为“国学大师”的代言人，这也许是市场需要的国学。毕竟，像钱穆那样忍受寂寞的，又能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