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所谓“后现代”亦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后现代论者质疑现代大工业破坏了自然,而工具理性又吞噬了人性;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那么后者就是针对现代科技所蕴含的“知识/权力”结构的猛烈批判,“现代性”便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跑马场。但事实上,“现代”(modern<拉丁文modus=mode)这个概念并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它更基本地代表了一种“模式”,而现代化就是“就范”于这种模式,只要你选择了现代化,就必须这样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这种模式意味着什么呢?一般地说,现代化在物质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以机器为代表),在精神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理性化”(以启蒙相号召),它们相得益彰,十分了得,并通过千丝万缕的技术之网(作为工具论或方法论的手段,即“工具/技术理性”)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开发”(即发展)过程(根据不同的时态,可以把完成时理解为发达,进行时理解为发展中),而不能顺应的则难免被边缘化,甚至淘汰出局。因此,现代精神就是科学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技术所体现的行为方式(相比较而言,世界某些地域古代的时代精神是哲学,中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宗教;而中国的前现代则是纲常名教道德主义的一统天下),因为这种时代精神既来“钱”(创造经济效益),又有“权”(提供权力话语),才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模式。
　　但在这个过程(现代的“化”)中,工业和科技也将大千世界统统作了“物”化的处理,并且越来越数字化和平面化了,特别是工具理性在进行这种“祛魅”(韦伯语)/“解蔽”(海德格尔语)工作的同时也导致了另一种遮蔽:惟“利”(物质利益)是图,而变得无“趣”(生活的旨趣。饶有意味的是,西语利益、趣味均为interests)。这就使现代人普遍感到压抑,而提出了“解构”这种模式的后现代命题。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技术的胜利往往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科学的发现反而使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大意)。人们把世界理解为一架大机器,并不断增大控制它的力度,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全球范围内日益扩张的核危险、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就像一个巫师“再也不能支配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语)。所有“现代病”的一个共同症结,就是科技(工具)与人文(价值)关系的紧张:工具理性埋设了“唯科学主义”的陷阱,“技术统治”、“知识霸权”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旨归系统地掩盖起来了……
　　从历史视野看,人类文明的所有求知途径和技术手段都具有局限性,科技理性也不例外,对它的过分推崇和滥用就会导致忘乎所以的独断论,表现出某些令人担忧的特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这些特征将越来越突出)——这就是现代人的“命运”,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历史(命运、历史在德文中都是Geschi+…)。重要的是,对工具理性的这种批判只有在科技“开发”过了头的情况下才有针对性。而在中国,科学的东西,理性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太多过。与西方“文明”(civilization=civil+…)不同,中国的“文化”(culture=to till,文明/文化似有城乡之分)源远流长,自成传统,尽管现在越来越被要求纳入现代化(模式),但迄今为止,还很难说(科技)理性真正深入了国人的心,构成我们的精神状态。
　　一段时期以来,不时有人模仿后现代秀,参与讨伐现代性的大合唱,而对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封闭落后的封建残渣余孽却放松了警惕;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便利用这种形势,打着弘扬传统、重建道德的旗号,要求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洗心革面,都去做超凡脱俗的“君子”(相比之下,经济人、理性人倒成了斤斤计较的“小人”)。这些主张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在客观上起了涣散人心的效果,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
　　当今世界,最“宏大的叙事”(利奥塔尔语)莫过于现代化,而科技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最强势“话语”。科技理性的充分发展,是现代模式的一个前提,西方如此,东方也未必能例外。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张旗鼓地批判一个尚未真正确立起来的前提(现代化不可能越过这个前提)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很可能成为因循守旧的借口,与夜郎自大派殊途同归。也就是说,基于眼下中国的“语境”(context),我们的批判应该避免偏激之论。
　　有道是,“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现代的“道”、“术”就是科学和技术,现代人哪里离得了它。(科技)理性或许并不提供现成的知识,它对传统文化的补苴罅漏也主要体现在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进我们的行为方式上。理性本来就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所选择的生活目标)、一种手段(它的效果取决于人们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抑或就是走向现代化的“进路”(Way,即方法)。理性本身不是目的,它毕竟是为不断改善、优化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服务的(无论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还是作为改造手段的技术,都是如此),这就必须用(体现人的价值的)人文精神去弥补(作为工具使用的)科技理性的不足,弥补它们的裂痕。我们对理性的甄别和批判,不是有意扩大业已存在的裂痕,而应当致力于这种弥补,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理性,发掘人性的完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