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優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或近或远、或明或暗地对应着创作者彼时的生活、思考和观察，这就为欣赏者提供了一个超出于作品画面的空间，从而使创作者在画面后更完整和立体地呈现出来。从这一点上说，“画为心声”无疑是最精练的概括。而读巫卫东的画，恰恰使我能强烈地感受到他通过画所传达出的经历和心绪，使我在欣赏一个人作品的同时也开始了解一个人。
　　巫卫东的艺术之旅并不是从一而终，“变”成为他前行的主线。而每一次变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其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早期的作品以油画为主，笔触生硬粗砺，情感奔放无羁，所画人物景观都是他眼中苍茫厚重的西部。画面中人物与环境有种内在的紧张感，饱满的色调和讲究的构图显出作者的雄心和抱负，既蕴含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审视，也有种征服自然的欲望。
　　那时的画与他的人一样年轻而有勇气，大刀阔斧，壮怀激烈，充沛着生命的本能和渴望，有种青春的激情和纯粹，自然无须节制和低调。这时的作品风格显然偏重，如“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一派豪放气象。这种审美选择对于一个成长于西部，受西部山川和风土人情气质蒙养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是自然的也是真诚的。青春需要释放，青春也需要沉淀，在浓墨重彩唱大风几年后，巫卫东突然转向了。这一转不但画种从油画变成国画，而且情调也一下从豪放而婉约。他开始有滋有味地画起了美人图，美人相伴，自然画风柔美。此时再欣赏他的画，判若两人，豪放不再，已是如柳永词“只好于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了。

　　风格因人而宜，因心境而移，本无需定型，无所谓高低，但这种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迅速转向还是让人瞠目结舌。不知这种转变缘于巫卫东心境的变化还是自我的挑战，他是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但细细一想，倒是能看出巫卫东的勇气，他似乎在有意颠覆自己的艺术趣向，意图打破西部画家“非大不取，非雄不立，非苦不画”的概念化思维，从而在轻重相宜中寻找真正属于自我的需要。这种风格的转向使巫卫东的作品从一种大众的共鸣走向了个体的偏好。他不再刻意于追求雄强博大的“大”境界了，而转向直逼灵魂的“小”情趣；不再专注于笔墨和造型的技术能力，而在意于人物的气韵和神采了。他其实是更靠近了自己的心性，让个人的内心开始说话。只是他走得过于坚决，过于彻底，过于迅速，让一下习惯了他画风的人有些不适应。但对巫卫东来说，从写实到写意，从表现到再现，他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和从容心。

　　中国的“美人”历来都是文人言情寄怀的对象，从屈原开始，美人其实就是自我品性和理想的化身。巫卫东的古代美人图可以说秉承了这种传统基因。他笔下的美人或执扇赏画，或荷塘泛舟，或雨中垂钓，或山中赏菊……美人们徜佯于山水之间，寄情于自然之野，那眉宇间散淡、恬静的神情和美人衣褶间荡漾的悠然、轻松都让人放怀心境，得畅神之趣。这样的意境对每一个热爱中国传统艺术的人都是有吸引力的。这让我想到巫卫东喜爱古典诗词，尤其是对李清照诗词的偏爱，原来一切都是缘由心生的。但事实显然并不能这么简单的推断，在这种轻重之间游走的巫卫东显然有更深的艺术思考和实践。在我看到了他的水墨人物系列作品后，我才知道，巫卫东对西部艺术仍然有着自己的雄心和理想，他的水墨依然厚味十足。
　　巫卫东的水墨人物画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藏族人物系列。甘肃以高原大河为主线的独特地理文化和以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为主线的宗教历史文化形成了当代艺术资源的两种流向，成为了当代艺术家取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作为本土画家，巫卫东曾多次参加兰州画院“大河万里行”活动，深入牧区写生与考察，在现场感受中逐步完善了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审美。
　　他的水墨作品如《夏河正月》《扎陵湖畔》《山地风》等，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藏族人物丰富的外在体态、服饰和宗教色彩上，而是着意于用黑白灰的笔触表现人物内在的气质和精神。源于他精确的造型能力和对笔墨的理解，再加上研习油画给他水墨作品带来的光感和构图，他的作品往往能从纯写实的记录中传达出一种文化的诘问和审视。
　　这一类作品人物众多，但总体基调平和、安静、朴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原生状态。它既不同于有些画家过眼云烟的好奇一瞥，也不同于有些画家对人物外在形式的过分渲染铺陈，它更忠实于人物的本来面目，更纯了，更干净了，也更加接近于藏民族的整体气质。还有一类以藏族儿童为题材的作品，比如《我是冠军》《沐春》《正午》等，清新活泼，生活气息浓郁，与惯常审美下藏族人物肃穆庄重的沉郁风格有很大反差，这可以说是他水墨藏族人物的一个亮点。而另一个取向则是河西人物系列。在号称天下粮仓的河西走廊，时至今日仍然演绎着农民与土地的种种故事。在此地生活多年的巫卫东显然对此有着更多的情感牵挂。在他的《立春》《黄河子民》《祁连秋晚》《药乡晨曲》《立秋》等作品中，那些蹲在地上晒太阳的老农，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妇女和儿童，那些立春赶集的普通劳动者都带着黄土地的本色，有着真诚的朴素和温度。

　　这些作品在对水墨韵致的流畅控制之中，通过构图和人物关系，保持着一种生命的硬度。这是西北画家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乐观、无畏和朴素所带来的生命渲染。那种对劳作的尊重，对人物形态的提炼，对人物面部细节的捕捉，既体现了画家对这一题材的掌控力，更有一种理性情感的审视。从这里进入，我们才能强烈感知到，从油画表面的重口味走出，巫卫东的人生之重已更多地浸透在水墨的当代表现之中。
　　但巫卫东并没有就此停步。近两年，巫卫东又将视野放在了风景和人物写生上。他的《陇人百态》从深度上进行了掘进，是一种纪实意味的笔墨，虽是小画小人物小动作，但比大作品更具有温度和情怀，厚重朴拙中又不乏灵魂幽默，有大西北风沙的味道。他的《吉祥夏河》系列，尺幅都不大，是真正的生中求变，粗砺生动，与他以往的作品拉开了距离。这些作品与他近两年的风景写生并置，可以看出他的艺术表达越发自如和自信了，也越发自立。
　　在当代水墨越来越深度进入城市空间和普通人生活的大背景中，巫卫东的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和拓展，更能体现他的水墨自信和审美关照，也是他水墨探索能进一步开拓和深入的领域。近几年，巫卫东先后赴京到杜滋龄工作室、冯远工作室和杨晓阳高研班学习。对于一位已经具有较为成熟风格的艺术家来说，这种学习更重要的是一种视野的开阔和学理的提升。其实也对应着一位甘肃画家如何在一个更高视野挖掘本土优势资源，并赋予它更强烈个人面貌的共同课题：甘肃艺术资源要走出去，甘肃的艺术家也要走出去。

　　走出的目的不在于逃离，而是更高层次的回归。这是一种文化使命，也是一种艺术担当，巫卫东自然不敢松懈，也不会松懈。

　　1967年生于河南。1990年毕业于西北師范大学美术系。现为兰州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兰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