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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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阿富汗派在阿富汗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本世纪最初的三十年中,它是阿富汗知识界和政治界影响最大的进步力量。但是,阿富汗史的研究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青年阿富汗派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对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马穆德·塔尔齐也被忽视。例如,在阿富汗史学家赛义德·卡西姆·拉什梯亚及其他人的论著中也很少论及。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阿富汗学者马赫茂德·哈迪尔发表在《伊尔凡》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二期的《塔尔齐,报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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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阿富汗派在阿富汗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本世纪最初的三十年中,它是阿富汗知识界和政治界影响最大的进步力量。但是,阿富汗史的研究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青年阿富汗派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对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马穆德·塔尔齐也被忽视。例如,在阿富汗史学家赛义德·卡西姆·拉什梯亚及其他人的论著中也很少论及。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阿富汗学者马赫茂德·哈迪尔发表在《伊尔凡》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二期的《塔尔齐,报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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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后学为前辈著作作注的例子甚多,如颜师古往《汉书》,李善注《文选》,胡三省注《通鉴》等,都曾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中间,郦道元注《水经》,无疑更为出类拔萃。《水经注》一书,篇幅超过《水经》二十倍,文字生动,内容丰富,后世推崇,无与伦比,竟以"圣经贤传"和"宇宙未有之奇书"等喻之。宋代以来,学者开始从各个方面对此书进行研究,出现了这门牵涉广
关于早期斯巴达的土地制度,一般认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公民集体所有,每个斯巴达公民都分得一块份地,由希洛人耕种。但是,实际上,"斯巴达的土地占有权问题是斯巴达各项制度的模糊不清的领域中最莫衷一是的问题之一。"斯巴达早期土地究竟是否国有或公有;如果国有,其程度如何;每个公民是否土地平等;是否存在私
所谓近代化就是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变革。这种变革到什么时候算是完成了近代化的过程呢?马克思在谈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又如何改变了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时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
"宦官"和"太监",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似乎是同一概念,即封建时代经过阉割、在皇宫里伺候皇帝及其家族的男人。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够确切的。稍加考证便知:第一,最初的宦官不都是阉人;第二,"宦官"和"太监"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同一概念。 "宦官"之称,古已有之。它是在皇宫中为皇帝及皇族服务的官员的总称。《通典·职官九·诸卿下·内侍省》载:"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宫正、宫伯、宫人、内宰、阍人、寺人……。"宦,原是星座之名,因其在帝星之侧,故用来称呼皇帝周围的亲幸之人。东汉以前,充当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由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办起的一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型民用企业,从诞生那一天起,人们评论其功过得失,便各执一词。洋务企业本身虽然只是一个个的经济实体,但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却是一些复杂得多的历史因素——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阶级关系、社会思潮,以及外来侵略,等等。纵观这些因素,确实带来了对这些企业进行确切评价的复杂性。但是,经济毕竟是决定性的。因此,判定这些企业的性质,首先从这里出发,展开讨论,也许是恰当的。
吴忠亚先生在《吴禄贞是"立宪派"吗?》(《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一文中,对拙文《论"滦州兵谏"和"士官三杰"》(《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提出质问:"关于所谓‘立宪军’这个名词,我曾查遍各种有关资料,均未发现,不知董方奎同志是否别有所本?"现奉答如下:
胡适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在各个学术领域中都缺少重大的建树。他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的成就,而是在于他取得成就的途径和方法。在历史学方面尤其如此。本文在略述其治史的几个问题之后,拟对其观点和方法作一综合的分析、批判。
最近四、五年来,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日渐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中国地方史方面,许多研究生也选择地方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严格说来,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西语著作,不是出于记者之手,便是旅游者的手。他们并不懂中文,而"中国通"则大多数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及其子女。在大部分大学教程中,中国史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多是西方外交史、西方世界性扩张历史的一个附属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
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家向来注重于"通",提倡"通史"的著述。久之,形成为一种贯通古今的学术思想和世代相沿的优良学凤,乃至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进行了概括,名之曰"通史家风"。然而,也有人对通史向来持不同看法,时至今日,依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中国史学史上至关紧要的一个大问题,亦涉及到我们史学研究的方向和道路,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在欧阳修的《五代史记》撰成后,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便通称《旧五代史》,欧阳史通称《新五代史》。公元一二○七年,金章宗尊用《新五代史》,明令"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旧五代史》遂逐渐亡佚。今本《旧五代史》,是中华书局以清邵晋涵等从《永乐大典》(下称《大典》)与《册府元龟》(下称《册府》)辑录编纂的辑本为底本整理而成。据陈垣先生统计:《旧五代史》辑本,引"《大典》八百十六条,《册府》三百条"。学术界认为这部辑本,"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