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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其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纵向生成的研究内容、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将研究成果进行政策转化的逻辑进路，不仅是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创新，更是一种回归教育研究本质的探寻。其提出的分类培养、双链融合、集群配置、多元协作、学习共同体构建、信息技术应用等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路径和方式以及相关政策建议，内含了质量、效益、精准、协调、绿色等理念与思想。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跨学科；分类；集群；双链融合；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5-0026-05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是一篇大文章，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重大问题的研究则更突显出其宏大的战略思维和深远意义。2017年2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顺利通过验收并鉴定为优秀，该课题不仅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我们开展同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研究视角：是“教育培养”而非“教育培训”
教育培养，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化。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有其深刻的价值诉求。农业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农民的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农民变迁问题解决不好，必会影响到农村稳定、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农民变迁有两个向度：一是农民转化为市民，其身份的转变必然伴随其经济生活背景的转变；二是农民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其角色的转变必然伴随其思想观念的转变、知识技能的转变、职业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将深刻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形态和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关乎农民增收、农业稳定，更关乎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质量和进程。正是基于深厚的实践背景和现实诉求，使得此课题选题的核心价值和深远意义愈发凸显。
着眼于农村农业发展需求，课题组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价值目标即新型职业农民所承载的职业责任细化为四个方面：一是普及和应用科学技术，对农业新技术始终保持敏感性和积极性；二是转变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经营要求相适应；三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细胞；四是担负起新农村建设和文化传承重任，即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文化传承、民主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推動力量。
什么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有如此担当？“新型”体现于素质，“职业”受之于使命。课题组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具有成为农民的基本特征，此外还要成为农业产业链条中的市场主体，并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现代责任观念。而要实现农民职业价值目标，就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性素质，即农业的复杂性决定了新型职业农民素质的综合性。课题组将这种综合性素质要求概括为“综合的文化素质”“较强的能力素质”“与时俱进的观念素质”。与传统农民相比，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在文化、能力、观念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要塑造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就必须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培养服务。这正如课题负责人张晓山教授指出的：“我们设计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路径，注意是‘教育培养’，而不是‘教育培训’。我们不是仅局限于职业教育，而是着眼于多种形式、多个方面的教育；不是仅针对在校学生，而是把重点放在在职务农、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和经营能力农民的教育培养上；不是仅立足当前，而是着眼于保持农业先进生产力的可持续性。”[1]
二、研究方法：跨学科与重逻辑、需求、实证和因果律
综观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特点，可以将其概括为五方面：以思辨研究为主，量化研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比例很小；思辨研究主要以理论思辨为主，量化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质性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研究者主要来自高校和教育研究机构[2]。以此反观我国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其也呈现出上述研究状态或特点，尽管很多课题组在最初设计研究方案时通常会考虑到多学科性、综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但事实上其整个研究过程仍以理论研究为主，辅以简单的量化分析，其对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辨识不清，进而导致所建构的理论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建议”成为无意义的表达，即体现为三个不足：对基层教育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对顶层政策设计的干预性不足，对理论创新的突破性不足。
本课题研究坚持了问题逻辑、需求逻辑、方法逻辑的统一，在研究过程中追求目标、手段与结果的一致性。首先，从课题组成员组成上看，既有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资深实践者、深谙教育规律的理论研究者，又有农业农村问题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还有农村职成教育行政领域的管理者，此成员组成架构保障了各个子课题研究的权威性与科学性。其次，课题组力求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问题放在教育系统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从本质性问题入手，从农民需求出发，以大规模调查和深入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院校实践与政策推动相结合。课题组通过典型调查（如选择具有一定成绩的涉农教育机构，对其教育内容、方法进行访谈，总结其有效的经验；对地方已经形成的新型职业农民典型做法进行分析，研究其生成环境）、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国外调研等方法获得有关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对农业部、教育部以及省、县、乡等各级干部的深度访谈，从政府层面了解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政策出台的背景、依据、意义及其问题等；并组织11个省（市）的有关教育培养机构力量，分省开展地方性研究。在问卷调研中，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四川、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11个地区，并回收有效问卷4116份，问卷设计采用统一的框架、基本相同的问题及统一的标准化指标，深入调查农民素质现状、教育培养需求（包括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式等）和政策需求等内容。其样本选择和需求导向的问卷内容设计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民本取向特征。 以改善实践效果和满足民本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问题研究，需要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进入、交融与转换。问题意识是课题研究的源泉，在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背景与视野下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问题，更能彰显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与发展的实质，也就更能找到问题解决的科学路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主任对此课题的评价是：“既跨学科又跨部门，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掌握第一手资料比看二手文献资料更有价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周稽裘委员对此点评是：“该研究突破部门限制，避免就教育谈教育，就农业谈农业，实现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多学科结合，研究意义重大。”
三、研究结论：“实然逻辑”而非“应然逻辑”
教育研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组织者最大限度地把握研究对象及其相关联的受教育者对于新知识、新技能获得感的需求和对政策关怀的需求，进而提出实然的对策进路。本课题组基于大量一手资料，以理性的思维审视当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提升需求、政策诉求，围绕“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核心目标，提出“以民为本、对接产业、产教融合、多元协作”的总体培养思路，设计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路径，其内含了“分类”“集群”“精准”“效益”“自主学习共同体”“信息化”等核心理念和思想，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培养方案和政策建议。
（一）分类培养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了解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明确重点培养对象。课题组认为，虽然理论上讲任何愿意从事农业又具备从事农业能力和条件的人都可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但现实中还需要遵从现实、遵循规律、遵从主体的需求与意愿。课题组将培养对象定位为：在职务农新型职业农民的提升转化和对后备（后继）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培养。
按照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类型，将其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对应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状态和从业类型的组合，选取在职务农生产经营型、后备（后继）专业技能型、后备（后继）专业服务型、后备（后继）生产经营型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培养。针对目前农业劳动力青黄不接以及“后继乏人”的形势，课题组提出应重点培养目前正在务农的中青年农民，要多措并举，推动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务农群体的榜样。同时要重视对务农农民，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子女的培养教育，使其后继有人，以确保我国农业人才队伍的稳定。
根据培养目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内容分为五大模块：政策法律知识模块；基础知识应用模块；高新科技运用模块；外向型能力素质模块；现代农业职业精神模块。根据分类和目标的不同，课题组提出了不同的教育培养实施路径。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路径是：提升转化一批在职务农的，吸引培养一批有意愿、有能力的后备（后继）“返农者”（特别是大中专学生），锻造储备一批农业后继者。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路径是：通过优化提升一批在职专业人员、系统锻造一批后备人员（特别是大专以上层次的涉农专业学生）来实现。其主要实现形式是，利用好学校教育和农事劳动教育两个课堂，通过系统的课程体系、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教育，按岗位开展农业系统或实施农业职业教育。其中，专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要结合不同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境和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培养服务。要依托地方应用型农业本科或者农业类高职院校，以科学研究为培养基础、以推广服务为培养路径和载体，实现“科研、服务、培养”三位一体。
（二）双链融合
课题组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務体系”这两大体系的主体，这种伴生关系天然地要求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过程中要做到产教深度融合。由此，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就必须依托建立在“产业链”与“培养链”“双链融合”基础上的“农学一体”方式。
“产业链”与“培养链”的“双链融合”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方式的重要创新。双链融合的价值追求在于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质量和效益。课题组提出，“产业链”与“培养链”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其核心设计是“一体化”“系统性”“集群化”“自主性”“网络化”等。通过培养方式的系统改革，特别是“农学结合”“弹性学制”“学分制”等的安排，同时通过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组建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等形式，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岗位、教学目标与职业能力、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实际全面对接和深度融合，有效平衡产业教育的适应性、及时性、实效性与专业教育的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增加教育培养的吸引力、实效性、协同性，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质量和效益。
（三）集群配置
周稽裘对此点评是：“课题提出集群配置非常有意义，是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提出了优化现代产业人力资源供给的思路。”产业链、人才链、培养链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匹配，是一种资源集约化配置的表现，内含了“效益、精准、质量、可持续、协调、绿色”等理念。基于区域产业需求，课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集群配置路径。
一是专业集群。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型产业，要求有与之对应的新型农业类专业。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时，应该紧贴农业现代化发展，结合农业专业化分工区域产业集群的需求，对真实的社会职业群或岗位群所需的共同知识、技能和能力进行科学编码，不断地推出新专业，并随着产业的变化进行专业调整，整合各专业，进行专业的区域集群，建构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和区域农业产业集群需要的专业结构体系。
二是课程集群。由于区域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不再局限于正规的院校体系，同时也要重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技能带头人等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一线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各类农业职业教育办学机构应该将这些“干中学”和“用中学”中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与现有知识技能进行优化重组，集群为“区本课程”或培训资源包。
三是教师集群。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在区域范围进行集群，以专业集群为纽带、以课程集群为教学载体，更需要广泛吸纳区域内各种农业职业教育师资和生产经营服务实践一线的专家能手，进行师资集群。在教师集群过程中，要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创新教师选拔、评定、聘用、转岗等机制，在区域内建立“双师制”教师制度。同时，采取灵活的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吸引区域外优秀教师资源，发挥人才的“杂交”优势，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增强教师专业技术水平。 （四）多元协作
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需要多方协作才能完成。课题组提出多元协作的总体思路：在农业产业链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资源的“双链”融合过程中，结合各地的农业产业情况、资源禀赋、专业化生产分工，通过“立足产业、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院校承载”的多元协同，采用“农学结合”“产教结合”“科教结合”“产科教结合”等模式，将农户、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机构以及活跃于农村与农业产业中的技能带头人、科技能手等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多维主体、多种形式打造“农科教结合”的“升级版”，推进各大办学体系的区域集群、多元协同，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现代体系。
（五）自主学习共同体构建
课题组认为，对于在职农民的培养，除外部的多元教育力量外，通过学习激励、意义唤醒和方法指导等“导学”措施，开发运用学习者自身已有经验，发挥其自身的积极性，促使其提升对学习到的新知识、新技能、新经验的应用程度，既能为自己所用，也可以与同伴共享，达到互相學习、分享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由此，课题组提出了构建农民自主学习共同体的设想。基于相同的语境和实践场域，理论上的农民自主学习共同体构建应更容易形成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六）强化现代信息技术运用
信息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其承载的教学资源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被提取和运用。课题组提出，通过线上教学、移动互联等方式免费为农民提供优质教学资源，既符合农民数量庞大、居住分散、有自身学习规律和学习特点的现实，又可以增强学员的学习主动性和与教师的互动性。
四、研究成果转化：政策设计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尽管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已经具备良好工作基础，但是当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课题组精准地提出四方面问题：投入不能满足需求，教育培养资源分散，教育培养精准度不够，缺乏有效的信息化手段。根据前期研究结论，课题组提炼出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需要解决的三个核心内容，即“精准培养”“教育培养的成本核算”和“社会环境建设”。基于前述问题分析和讨论，课题组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部门联动机制，推进新型农科教协同发展；加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经费投入力度，改进投入方式；加快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对象信息库和教学资源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精准培养；加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条件建设，提升教育培养能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蓝海战略，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国际化。对于这五点，课题组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和落实措施。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有横向的组织配合、资源整合，又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保障。“如果结果不能追溯到手段，手段追溯不到目标，目标追溯不到价值，政策就无的放矢。”[3]课题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研究价值与目标、目标与手段、手段与结果的一致性和因果关系，由此生成的政策建议也合乎价值、手段与结果的一致性的逻辑关系，内含了目标、价值、手段与工具及预期的结果。
实践是检验和推动理论创新的土壤，也是研究成果转化和发挥价值的实验场。建立科学规范的成果转化机制是课题目标实现的基础，也是当前诸多教育研究需关注的难点与方向。本课题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政策视域转化的基本范式。课题组不仅按照预期目标完成研究任务，而且充分发挥地方教育和农业部门、有关教育机构的力量，组织开展地方性研究与实践探索，在研究过程中把全部研究成果及时转移到政策设计和行政举措上，以促进课题理论研究与地方部门实践、研究前瞻性与实施可操作性的有效结合。其有关研究成果被中办、国办及有关部委采纳，并在工作中不断得到应用。如，课题组提出的关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有关建议，被2014～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采纳；提出的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被写入《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以及《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的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建议，被写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2015]2651号）；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三种分类，被写入《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农办科[2013]36号），并在此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被各地应用；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路径，被写入《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教职成厅[2014]1号），从现实层面破解了在职农民继续教育培养问题；研究提出的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建议被教育部、农业部、共青团中央采纳，三部委于2015年和2016年联合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促进了部委之间联合形成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合力。
参 考 文 献
[1]翟帆.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N]. 中国教育报，2017-03-21.
[2]姚计海，王喜雪.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J].教育研究，2013（3）：20-24.
[3][加拿大] 梁鹤年（Hok Lin Leung），著.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M].丁进锋，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跨学科；分类；集群；双链融合；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5-0026-05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是一篇大文章，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重大问题的研究则更突显出其宏大的战略思维和深远意义。2017年2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顺利通过验收并鉴定为优秀，该课题不仅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我们开展同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研究视角：是“教育培养”而非“教育培训”
教育培养，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化。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有其深刻的价值诉求。农业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农民的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农民变迁问题解决不好，必会影响到农村稳定、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农民变迁有两个向度：一是农民转化为市民，其身份的转变必然伴随其经济生活背景的转变；二是农民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其角色的转变必然伴随其思想观念的转变、知识技能的转变、职业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将深刻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形态和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关乎农民增收、农业稳定，更关乎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质量和进程。正是基于深厚的实践背景和现实诉求，使得此课题选题的核心价值和深远意义愈发凸显。
着眼于农村农业发展需求，课题组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价值目标即新型职业农民所承载的职业责任细化为四个方面：一是普及和应用科学技术，对农业新技术始终保持敏感性和积极性；二是转变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经营要求相适应；三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细胞；四是担负起新农村建设和文化传承重任，即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文化传承、民主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推動力量。
什么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有如此担当？“新型”体现于素质，“职业”受之于使命。课题组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具有成为农民的基本特征，此外还要成为农业产业链条中的市场主体，并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现代责任观念。而要实现农民职业价值目标，就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性素质，即农业的复杂性决定了新型职业农民素质的综合性。课题组将这种综合性素质要求概括为“综合的文化素质”“较强的能力素质”“与时俱进的观念素质”。与传统农民相比，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在文化、能力、观念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要塑造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就必须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培养服务。这正如课题负责人张晓山教授指出的：“我们设计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路径，注意是‘教育培养’，而不是‘教育培训’。我们不是仅局限于职业教育，而是着眼于多种形式、多个方面的教育；不是仅针对在校学生，而是把重点放在在职务农、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和经营能力农民的教育培养上；不是仅立足当前，而是着眼于保持农业先进生产力的可持续性。”[1]
二、研究方法：跨学科与重逻辑、需求、实证和因果律
综观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特点，可以将其概括为五方面：以思辨研究为主，量化研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比例很小；思辨研究主要以理论思辨为主，量化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质性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研究者主要来自高校和教育研究机构[2]。以此反观我国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其也呈现出上述研究状态或特点，尽管很多课题组在最初设计研究方案时通常会考虑到多学科性、综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但事实上其整个研究过程仍以理论研究为主，辅以简单的量化分析，其对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辨识不清，进而导致所建构的理论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建议”成为无意义的表达，即体现为三个不足：对基层教育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对顶层政策设计的干预性不足，对理论创新的突破性不足。
本课题研究坚持了问题逻辑、需求逻辑、方法逻辑的统一，在研究过程中追求目标、手段与结果的一致性。首先，从课题组成员组成上看，既有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资深实践者、深谙教育规律的理论研究者，又有农业农村问题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还有农村职成教育行政领域的管理者，此成员组成架构保障了各个子课题研究的权威性与科学性。其次，课题组力求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问题放在教育系统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从本质性问题入手，从农民需求出发，以大规模调查和深入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院校实践与政策推动相结合。课题组通过典型调查（如选择具有一定成绩的涉农教育机构，对其教育内容、方法进行访谈，总结其有效的经验；对地方已经形成的新型职业农民典型做法进行分析，研究其生成环境）、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国外调研等方法获得有关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对农业部、教育部以及省、县、乡等各级干部的深度访谈，从政府层面了解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政策出台的背景、依据、意义及其问题等；并组织11个省（市）的有关教育培养机构力量，分省开展地方性研究。在问卷调研中，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四川、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11个地区，并回收有效问卷4116份，问卷设计采用统一的框架、基本相同的问题及统一的标准化指标，深入调查农民素质现状、教育培养需求（包括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式等）和政策需求等内容。其样本选择和需求导向的问卷内容设计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民本取向特征。 以改善实践效果和满足民本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问题研究，需要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进入、交融与转换。问题意识是课题研究的源泉，在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背景与视野下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问题，更能彰显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与发展的实质，也就更能找到问题解决的科学路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主任对此课题的评价是：“既跨学科又跨部门，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掌握第一手资料比看二手文献资料更有价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周稽裘委员对此点评是：“该研究突破部门限制，避免就教育谈教育，就农业谈农业，实现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多学科结合，研究意义重大。”
三、研究结论：“实然逻辑”而非“应然逻辑”
教育研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组织者最大限度地把握研究对象及其相关联的受教育者对于新知识、新技能获得感的需求和对政策关怀的需求，进而提出实然的对策进路。本课题组基于大量一手资料，以理性的思维审视当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提升需求、政策诉求，围绕“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核心目标，提出“以民为本、对接产业、产教融合、多元协作”的总体培养思路，设计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路径，其内含了“分类”“集群”“精准”“效益”“自主学习共同体”“信息化”等核心理念和思想，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培养方案和政策建议。
（一）分类培养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了解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明确重点培养对象。课题组认为，虽然理论上讲任何愿意从事农业又具备从事农业能力和条件的人都可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但现实中还需要遵从现实、遵循规律、遵从主体的需求与意愿。课题组将培养对象定位为：在职务农新型职业农民的提升转化和对后备（后继）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培养。
按照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类型，将其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对应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状态和从业类型的组合，选取在职务农生产经营型、后备（后继）专业技能型、后备（后继）专业服务型、后备（后继）生产经营型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培养。针对目前农业劳动力青黄不接以及“后继乏人”的形势，课题组提出应重点培养目前正在务农的中青年农民，要多措并举，推动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务农群体的榜样。同时要重视对务农农民，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子女的培养教育，使其后继有人，以确保我国农业人才队伍的稳定。
根据培养目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内容分为五大模块：政策法律知识模块；基础知识应用模块；高新科技运用模块；外向型能力素质模块；现代农业职业精神模块。根据分类和目标的不同，课题组提出了不同的教育培养实施路径。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路径是：提升转化一批在职务农的，吸引培养一批有意愿、有能力的后备（后继）“返农者”（特别是大中专学生），锻造储备一批农业后继者。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路径是：通过优化提升一批在职专业人员、系统锻造一批后备人员（特别是大专以上层次的涉农专业学生）来实现。其主要实现形式是，利用好学校教育和农事劳动教育两个课堂，通过系统的课程体系、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教育，按岗位开展农业系统或实施农业职业教育。其中，专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要结合不同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境和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培养服务。要依托地方应用型农业本科或者农业类高职院校，以科学研究为培养基础、以推广服务为培养路径和载体，实现“科研、服务、培养”三位一体。
（二）双链融合
课题组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務体系”这两大体系的主体，这种伴生关系天然地要求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过程中要做到产教深度融合。由此，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就必须依托建立在“产业链”与“培养链”“双链融合”基础上的“农学一体”方式。
“产业链”与“培养链”的“双链融合”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方式的重要创新。双链融合的价值追求在于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质量和效益。课题组提出，“产业链”与“培养链”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其核心设计是“一体化”“系统性”“集群化”“自主性”“网络化”等。通过培养方式的系统改革，特别是“农学结合”“弹性学制”“学分制”等的安排，同时通过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组建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等形式，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岗位、教学目标与职业能力、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实际全面对接和深度融合，有效平衡产业教育的适应性、及时性、实效性与专业教育的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增加教育培养的吸引力、实效性、协同性，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质量和效益。
（三）集群配置
周稽裘对此点评是：“课题提出集群配置非常有意义，是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提出了优化现代产业人力资源供给的思路。”产业链、人才链、培养链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匹配，是一种资源集约化配置的表现，内含了“效益、精准、质量、可持续、协调、绿色”等理念。基于区域产业需求，课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集群配置路径。
一是专业集群。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型产业，要求有与之对应的新型农业类专业。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时，应该紧贴农业现代化发展，结合农业专业化分工区域产业集群的需求，对真实的社会职业群或岗位群所需的共同知识、技能和能力进行科学编码，不断地推出新专业，并随着产业的变化进行专业调整，整合各专业，进行专业的区域集群，建构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和区域农业产业集群需要的专业结构体系。
二是课程集群。由于区域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不再局限于正规的院校体系，同时也要重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技能带头人等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一线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各类农业职业教育办学机构应该将这些“干中学”和“用中学”中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与现有知识技能进行优化重组，集群为“区本课程”或培训资源包。
三是教师集群。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在区域范围进行集群，以专业集群为纽带、以课程集群为教学载体，更需要广泛吸纳区域内各种农业职业教育师资和生产经营服务实践一线的专家能手，进行师资集群。在教师集群过程中，要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创新教师选拔、评定、聘用、转岗等机制，在区域内建立“双师制”教师制度。同时，采取灵活的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吸引区域外优秀教师资源，发挥人才的“杂交”优势，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增强教师专业技术水平。 （四）多元协作
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需要多方协作才能完成。课题组提出多元协作的总体思路：在农业产业链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资源的“双链”融合过程中，结合各地的农业产业情况、资源禀赋、专业化生产分工，通过“立足产业、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院校承载”的多元协同，采用“农学结合”“产教结合”“科教结合”“产科教结合”等模式，将农户、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机构以及活跃于农村与农业产业中的技能带头人、科技能手等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多维主体、多种形式打造“农科教结合”的“升级版”，推进各大办学体系的区域集群、多元协同，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现代体系。
（五）自主学习共同体构建
课题组认为，对于在职农民的培养，除外部的多元教育力量外，通过学习激励、意义唤醒和方法指导等“导学”措施，开发运用学习者自身已有经验，发挥其自身的积极性，促使其提升对学习到的新知识、新技能、新经验的应用程度，既能为自己所用，也可以与同伴共享，达到互相學习、分享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由此，课题组提出了构建农民自主学习共同体的设想。基于相同的语境和实践场域，理论上的农民自主学习共同体构建应更容易形成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六）强化现代信息技术运用
信息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其承载的教学资源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被提取和运用。课题组提出，通过线上教学、移动互联等方式免费为农民提供优质教学资源，既符合农民数量庞大、居住分散、有自身学习规律和学习特点的现实，又可以增强学员的学习主动性和与教师的互动性。
四、研究成果转化：政策设计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尽管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已经具备良好工作基础，但是当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课题组精准地提出四方面问题：投入不能满足需求，教育培养资源分散，教育培养精准度不够，缺乏有效的信息化手段。根据前期研究结论，课题组提炼出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需要解决的三个核心内容，即“精准培养”“教育培养的成本核算”和“社会环境建设”。基于前述问题分析和讨论，课题组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部门联动机制，推进新型农科教协同发展；加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经费投入力度，改进投入方式；加快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对象信息库和教学资源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精准培养；加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条件建设，提升教育培养能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蓝海战略，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国际化。对于这五点，课题组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和落实措施。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有横向的组织配合、资源整合，又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保障。“如果结果不能追溯到手段，手段追溯不到目标，目标追溯不到价值，政策就无的放矢。”[3]课题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研究价值与目标、目标与手段、手段与结果的一致性和因果关系，由此生成的政策建议也合乎价值、手段与结果的一致性的逻辑关系，内含了目标、价值、手段与工具及预期的结果。
实践是检验和推动理论创新的土壤，也是研究成果转化和发挥价值的实验场。建立科学规范的成果转化机制是课题目标实现的基础，也是当前诸多教育研究需关注的难点与方向。本课题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政策视域转化的基本范式。课题组不仅按照预期目标完成研究任务，而且充分发挥地方教育和农业部门、有关教育机构的力量，组织开展地方性研究与实践探索，在研究过程中把全部研究成果及时转移到政策设计和行政举措上，以促进课题理论研究与地方部门实践、研究前瞻性与实施可操作性的有效结合。其有关研究成果被中办、国办及有关部委采纳，并在工作中不断得到应用。如，课题组提出的关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有关建议，被2014～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采纳；提出的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被写入《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以及《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的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建议，被写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2015]2651号）；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三种分类，被写入《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农办科[2013]36号），并在此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被各地应用；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路径，被写入《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教职成厅[2014]1号），从现实层面破解了在职农民继续教育培养问题；研究提出的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建议被教育部、农业部、共青团中央采纳，三部委于2015年和2016年联合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促进了部委之间联合形成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合力。
参 考 文 献
[1]翟帆.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N]. 中国教育报，2017-03-21.
[2]姚计海，王喜雪.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J].教育研究，2013（3）：20-24.
[3][加拿大] 梁鹤年（Hok Lin Leung），著.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M].丁进锋，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