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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老妇人的回忆展开叙述，古朴自然地呈现了少数民族历史变迁的画面。在内聚焦视角的叙述下，文风细腻而不失恢宏。迟子建在创造中审时度势，以转述和时间变化为契机，灵活自如地切换叙事视角，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内涵。除此之外，叙事视角的自由转换调节了叙事节奏。
关键词：叙事视角 叙事者 转述 陌生化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视角
《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标志着迟子建创作长篇小说的新成就。作品宛如一曲悠扬的旋律，触及每一个鄂温克民族同胞的心灵。而一部动人心弦、荡气回肠的优秀作品是潜在的叙事视角，使文本散发独特的魅力，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视角的聚焦方式对小说的叙事性和叙事能力有重要的影响。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事视角循序渐进，文本的构成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叙事视角的历时性特点，分别由上部《清晨》、中部《正午》、下部《黄昏》、尾声《半个月亮》组成。由此可见，叙事视角会随着时间轴悄然发生变化，“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从清晨讲到月亮爬上树梢，分别回忆了“我”童年、青年和中晚年的人生经历。
迟子建纯熟精湛的笔下所塑造的各种形象体现了其个性鲜明的叙事才能。尤其是作为主人公的“我”，游离于现实与回忆之间，作为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传达出了似乎微弱却又无比强大的声音。以“我”作为叙事视角别出心裁，这样的叙述视角使作者在鄂温克族民族身份认同方面得以自如。迟子建是汉族人，尽管她对鄂温克族文化无比熟悉，作为局外人，却很容易陷入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中。这种巧妙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使读者产生共鸣，融入其民族的叙述视角使创作基于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仅突出了作品人物性格的丰满，更使本文与其所要表达的深刻文化意蕴相得益彰。迟子建在小说开篇主人公的自序中意在说明“我”与鄂温克族紧密相关，“我”与鄂温克族历史不可分割，其智慧在于缩小身份认同的文化差异性，为小说的续写做铺垫。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叙述者通常比人物高明，因此，为了使第一人称的“我”更加有真实感，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弱化文本矛盾。例如在清晨的序言中，“我”认为自己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这时的“我”作为外叙述者，也就是“叙述自我”的视角下展开的叙述会更加具有真实性，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叙述自我”是对往事的回忆，“我”对当时不能知晓的事情现在十分明了，相对而言，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在正文叙事中，“我”主要作为内叙述者，这时文本主要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叙事时，视野相对狭小，“我”对一些事情不能知晓。这是一种限制性的视角。“我”作为内叙述者和外叙述者的角色是相互转换的，“当年尼都萨满外出去跳神，年幼的我想随他去，但被拒绝了：我赌气地说你不让我去，你给什么跳神都不会好的！肯定不会好的！我的话让尼都萨满哆嗦了一下。”“我”作为上述的内叙述者角色转变为如下叙述的外叙述者角色，“如果你们问我你这一生说过什么错话没有？我会说，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不该诅咒尼都萨满。如果尼都萨满治好了那些驯鹿，林克、达玛拉和尼都萨满的命运，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不会让我在追忆时如此心痛。”类似的视角转换在文中比比皆是，叙事视角的自由转换调节了叙事节奏，偶尔作为外叙述者使读者更深切地体会到“我”的所思所想。
二、多元、流动的叙事视角
在小说中，“我”常常转述其他人物的话语，成为视角转换的重要方法，不但扩大了叙事视野，还丰富了故事的审美内涵。文中“我”通过姑姑伊芙琳的讲述获知了很多不曾了解的事情，例如伊万在克坡河游猎时如何搭救将要被贩卖成妓女的俄罗斯姑娘娜杰什卡，并最终娶了她。由此可见，“我”的姑姑伊芙琳是小说重要的讲述者，由她的讲述使“我”知道了鄂温克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和父辈们深沉真挚的情感故事。再如，伊万转述铃木秀男的故事，说他在逃亡途中被俘后，跟众多的日本战俘一起被押解到苏联，同德国战俘一起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因他思念故乡，为了争取早日归乡，有一天干活时故意让枕木压断了自己的腿，成了瘸子，才被遣送回去。在“我”回顾往事的同时，小说常常借助转述的手法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思考，去讲述。转述者的视角偶尔穿插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中，使第一人称叙述更加真实，不乏新鲜感。同时，叙事视角的转换使原来的叙事被延缓或加快，有效地调节了叙事节奏。流动性叙事视角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上部《清晨》中，“我”主要通过儿童的叙事视角展开回忆，在中部《正午》和下部《黄昏》中，“我”作为母亲和祖母，分别作为视角展开叙述。儿童叙事视角在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儿时的“我”总是央求尼都萨满，让他把口袋打开让“我”看看神长什么样子，“我”在成长过程中不仅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更是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沧海桑田。
三、《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陌生化现象
“陌生化”这一概念是什克洛夫斯基在1914年提出的。顾名思义，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首先，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视角异常是陌生化的表现方式之一，当挂着听诊器的男医生要给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我”是不相信那个冰凉的、圆圆的铁家伙能听出“我”的病。“我”用陌生的视角将读者带入那个身临其境的年代，去感受少数民族文化生活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历程。其次，陌生化表现为话语的移位与变形。当黄病侵入乌力楞时，在文中这样叙述：“黄病的脚伸到了三四个乌力楞。得了这种病的人，皮肤和眼珠跟染霜的叶片一样黄。”返始的叙述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叙述时用其他事物形容和指代，借此获得一种新鲜感和幽默感。除此之外，通过交错、颠倒等叙述手段使情节错位，以摆脱对事件习以为常的认识，也是陌生化的表现方式。伊万的葬礼场景在文中叙述两次，在第二次叙述中，伊万回到激流乡后吐血而死，然而第一次叙述的葬礼的场景是插叙。“多年以后，在伊万的葬礼上，当我们看着那两个突然出现的、自称是伊万干女儿的姑娘而猜测着她们的来历的时候，已经老眼昏花的伊芙琳对我们说，这对浑身素白的姑娘，一定是当年伊万在山中放过的那对白狐狸。”当“我”在叙述时，是以回顾性的视角叙述，其实当时伊万并没有死。由此可见，插叙和情节的错位给读者某种程度上的陌生化效果。
四、结语
迟子建以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口吻叙事，这样的内聚焦型叙事视角既可以在创作中扬长避短，又以回忆的方式发挥了非聚焦型视角的有利因素，以第一人称视角回顾的同时也是对记忆的全景式鸟瞰。“我”同时作为内叙述者和外叙述者，回顾了鄂温克族人数百年的历史，鄂温克人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饱尝艰辛，在种种文明的挤压下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在命运面前殊死抗争，也在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无奈。迟子建表达了对古老民族衰亡命运的惋惜，呼吁人们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悠远民族文化的消逝进行深刻的反思。清晨、正午、黃昏、尾声就像一串动人的乐谱，构成了民族的“命运交响曲”。
参考文献：
[1]王英.迟子建研究综述[J].怀化学院学报，2008.
[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赵莹.论迟子建小说的陌生化叙事[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作者简介：张煜婷，女，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王芳）
关键词：叙事视角 叙事者 转述 陌生化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视角
《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标志着迟子建创作长篇小说的新成就。作品宛如一曲悠扬的旋律，触及每一个鄂温克民族同胞的心灵。而一部动人心弦、荡气回肠的优秀作品是潜在的叙事视角，使文本散发独特的魅力，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视角的聚焦方式对小说的叙事性和叙事能力有重要的影响。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事视角循序渐进，文本的构成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叙事视角的历时性特点，分别由上部《清晨》、中部《正午》、下部《黄昏》、尾声《半个月亮》组成。由此可见，叙事视角会随着时间轴悄然发生变化，“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从清晨讲到月亮爬上树梢，分别回忆了“我”童年、青年和中晚年的人生经历。
迟子建纯熟精湛的笔下所塑造的各种形象体现了其个性鲜明的叙事才能。尤其是作为主人公的“我”，游离于现实与回忆之间，作为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传达出了似乎微弱却又无比强大的声音。以“我”作为叙事视角别出心裁，这样的叙述视角使作者在鄂温克族民族身份认同方面得以自如。迟子建是汉族人，尽管她对鄂温克族文化无比熟悉，作为局外人，却很容易陷入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中。这种巧妙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使读者产生共鸣，融入其民族的叙述视角使创作基于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仅突出了作品人物性格的丰满，更使本文与其所要表达的深刻文化意蕴相得益彰。迟子建在小说开篇主人公的自序中意在说明“我”与鄂温克族紧密相关，“我”与鄂温克族历史不可分割，其智慧在于缩小身份认同的文化差异性，为小说的续写做铺垫。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叙述者通常比人物高明，因此，为了使第一人称的“我”更加有真实感，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弱化文本矛盾。例如在清晨的序言中，“我”认为自己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这时的“我”作为外叙述者，也就是“叙述自我”的视角下展开的叙述会更加具有真实性，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叙述自我”是对往事的回忆，“我”对当时不能知晓的事情现在十分明了，相对而言，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在正文叙事中，“我”主要作为内叙述者，这时文本主要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叙事时，视野相对狭小，“我”对一些事情不能知晓。这是一种限制性的视角。“我”作为内叙述者和外叙述者的角色是相互转换的，“当年尼都萨满外出去跳神，年幼的我想随他去，但被拒绝了：我赌气地说你不让我去，你给什么跳神都不会好的！肯定不会好的！我的话让尼都萨满哆嗦了一下。”“我”作为上述的内叙述者角色转变为如下叙述的外叙述者角色，“如果你们问我你这一生说过什么错话没有？我会说，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不该诅咒尼都萨满。如果尼都萨满治好了那些驯鹿，林克、达玛拉和尼都萨满的命运，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不会让我在追忆时如此心痛。”类似的视角转换在文中比比皆是，叙事视角的自由转换调节了叙事节奏，偶尔作为外叙述者使读者更深切地体会到“我”的所思所想。
二、多元、流动的叙事视角
在小说中，“我”常常转述其他人物的话语，成为视角转换的重要方法，不但扩大了叙事视野，还丰富了故事的审美内涵。文中“我”通过姑姑伊芙琳的讲述获知了很多不曾了解的事情，例如伊万在克坡河游猎时如何搭救将要被贩卖成妓女的俄罗斯姑娘娜杰什卡，并最终娶了她。由此可见，“我”的姑姑伊芙琳是小说重要的讲述者，由她的讲述使“我”知道了鄂温克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和父辈们深沉真挚的情感故事。再如，伊万转述铃木秀男的故事，说他在逃亡途中被俘后，跟众多的日本战俘一起被押解到苏联，同德国战俘一起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因他思念故乡，为了争取早日归乡，有一天干活时故意让枕木压断了自己的腿，成了瘸子，才被遣送回去。在“我”回顾往事的同时，小说常常借助转述的手法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思考，去讲述。转述者的视角偶尔穿插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中，使第一人称叙述更加真实，不乏新鲜感。同时，叙事视角的转换使原来的叙事被延缓或加快，有效地调节了叙事节奏。流动性叙事视角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上部《清晨》中，“我”主要通过儿童的叙事视角展开回忆，在中部《正午》和下部《黄昏》中，“我”作为母亲和祖母，分别作为视角展开叙述。儿童叙事视角在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儿时的“我”总是央求尼都萨满，让他把口袋打开让“我”看看神长什么样子，“我”在成长过程中不仅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更是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沧海桑田。
三、《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陌生化现象
“陌生化”这一概念是什克洛夫斯基在1914年提出的。顾名思义，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首先，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视角异常是陌生化的表现方式之一，当挂着听诊器的男医生要给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我”是不相信那个冰凉的、圆圆的铁家伙能听出“我”的病。“我”用陌生的视角将读者带入那个身临其境的年代，去感受少数民族文化生活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历程。其次，陌生化表现为话语的移位与变形。当黄病侵入乌力楞时，在文中这样叙述：“黄病的脚伸到了三四个乌力楞。得了这种病的人，皮肤和眼珠跟染霜的叶片一样黄。”返始的叙述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叙述时用其他事物形容和指代，借此获得一种新鲜感和幽默感。除此之外，通过交错、颠倒等叙述手段使情节错位，以摆脱对事件习以为常的认识，也是陌生化的表现方式。伊万的葬礼场景在文中叙述两次，在第二次叙述中，伊万回到激流乡后吐血而死，然而第一次叙述的葬礼的场景是插叙。“多年以后，在伊万的葬礼上，当我们看着那两个突然出现的、自称是伊万干女儿的姑娘而猜测着她们的来历的时候，已经老眼昏花的伊芙琳对我们说，这对浑身素白的姑娘，一定是当年伊万在山中放过的那对白狐狸。”当“我”在叙述时，是以回顾性的视角叙述，其实当时伊万并没有死。由此可见，插叙和情节的错位给读者某种程度上的陌生化效果。
四、结语
迟子建以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口吻叙事，这样的内聚焦型叙事视角既可以在创作中扬长避短，又以回忆的方式发挥了非聚焦型视角的有利因素，以第一人称视角回顾的同时也是对记忆的全景式鸟瞰。“我”同时作为内叙述者和外叙述者，回顾了鄂温克族人数百年的历史，鄂温克人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饱尝艰辛，在种种文明的挤压下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在命运面前殊死抗争，也在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无奈。迟子建表达了对古老民族衰亡命运的惋惜，呼吁人们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悠远民族文化的消逝进行深刻的反思。清晨、正午、黃昏、尾声就像一串动人的乐谱，构成了民族的“命运交响曲”。
参考文献：
[1]王英.迟子建研究综述[J].怀化学院学报，2008.
[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赵莹.论迟子建小说的陌生化叙事[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作者简介：张煜婷，女，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