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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背景:
科学家钱学森的离去,让我们的伤感如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毕竟,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他离开了我们,除了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思考和期望。“钱学森之问”成了教育界正在热切探讨的一个话题,这应该是人们对大师的另一种纪念吧。据钱学森的秘书和学术助手涂元季说,人才培养问题是钱学森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的。他曾多次说过: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成绩也不少,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一直刺痛着每一位有责任感的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心。虽然,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办”,人们已经讨论了很久,也形成了很多共识,但是“钱学森之问”仍然横亘在大学发展和漂亮的大学校园之上。
面对“钱学森之问”,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办”的理想未必都能成为现实,现实是,大学现在能做什么,这才是今天通向未来的真实之路。谈过“什么是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办”,我们必须面对解决“钱学森之问”的现实之路:大学现在能做什么。然后,负责任地为未来而耕耘。
按照培养杰出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郭孝文
要不畏困难地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本刊资料图片)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科学大师钱学森晚年多次谈到这个问题。钱老道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之下的现实危机。显然,“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的措辞是严厉的——尽管钱学森的话并不等于真理,但他的忧虑反映着一种教育现状。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联名致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并全国教育界同人,呼吁从人才考评选拔机制入手,直面“钱学森之问”。于是,“百度百科”新添一个词条“钱学森之问”。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走入了泛政治化和泛技术化的误区。过去,大学教育强调“又红又专”,与之对应的是学生在政治上的“红”与技术上的“专”,在此之外,学生已无什么自由学习、工作或生活的空间。步入市场经济以来,尽管大学学科门类日渐增多,但大学的培养目标、教育方针、管理体制和办学指导思想乃至教学模式并无实质性变化。与学科建设表面繁荣、专家满天飞、院士队伍蔚为壮观相伴的,是整个学界的创新动力不足、大学人文精神缺失和学术腐败层出不穷。早在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就说出了他长期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显然,我国的科技创新与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我们的科技形象也不够高大。对此,我们的大学教育难辞其咎。
在我看来,直面“钱学森之问”是对科学大师离去的最好怀念。中国大学乃至全社会如何形成一个促进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评价机制,是直面“钱学森之问”的焦点。而直面“钱学森之问”,需要正视、责任和行动。正如其重要贡献“系统工程”一样,“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不可逾越的伟大课题,也是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道艰深命题”。“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共和国之问”,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大学首先要深刻理解“钱学森之问”对于大学教育改革的意义,其次要不畏困难地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按照培养杰出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最后要担负起责任,培育大学精神,切实行动起来。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传统与学校文化研究所)
责编:思 源
“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吴 玲
中国大学如何形成一种促进科技创新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评价机制,是直面“钱学森之问”的焦点与工作重心。(本刊资料图片)
前不久,科学大师钱学森离我们而去。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说,他晚年主要关注一件事,即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在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多次提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其实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既深有同感,又感到了自身的责任和压力,所以参与寄给新任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就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这也是我们对科学大师离去的最好纪念。
直面“钱学森之问”,我们的大学能做些什么?
首先,直面“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读懂它的含义、认识它的意义。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在钱学森看来,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的培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问题。“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人才是多种多样、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我们理解,钱学森所说的人才,主要是指科技人才,是富有创新才能的科技人才,是富有创新才能的杰出科技人才,是科技领军性的杰出人才;它不是“所有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杰出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愈发凸显。一个缺乏杰出人才的民族希望实现伟大复兴是不可想象的。某大学原副校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现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我认为,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大师(杰出人才)而又缺少大师的时代。在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如果说某一方面的人才可能存在“过多”情况的话,杰出人才永远不存在“过多”的问题。同样,如果前3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还能有所成效的话(实际上是侵夺农民权益和“山寨”模仿的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这种现象再也不可能持续了(不用等到20年后)。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位大学原副校长说的是眼下,“钱学森之问”考虑的是长远。
其次,直面“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反思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探讨杰出人才培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杰出人才的“冒”出需要各方面环境条件的配合,这里的环境条件包括理念与责任、体制与机制、模式与方法等三个层面。所谓理念与责任,关涉全社会尤其是教育主事者的教育价值观,主要看他们是不是有正确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方针,是不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否高瞻远瞩;所谓体制与机制,关涉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和大学,主要看大学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大学领导体制、学术权力是否主导,其评定标准是“教育家办学”;所谓模式与方法,关涉教育各要素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具体培养目标是人文与科学的和谐、教师专业自主权和教育评价导向等。钱学森的思考给我们提出了大学改革的必要,提示了探索杰出人才的可能。
最后,直面“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积极为培养杰出人才而行动。作为科学大师,钱学森晚年最关心的事就是教育。他提出了“大成教育观”,主张“集大成,得智慧”。我们理解,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创新”思路;培养非常人才(杰出人才)需要“非常”之法。科技创新杰出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物质、制度和精神多层次立体“作业”,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施工”。钱学森为探索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冒出”作出了表率,中国大学如何形成一种促进科技创新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评价机制,是直面“钱学森之问”的焦点与工作重心。大学应当回归本真,唾弃推诿,切实行动起来。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编:思 源
科学家钱学森的离去,让我们的伤感如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毕竟,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他离开了我们,除了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思考和期望。“钱学森之问”成了教育界正在热切探讨的一个话题,这应该是人们对大师的另一种纪念吧。据钱学森的秘书和学术助手涂元季说,人才培养问题是钱学森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的。他曾多次说过: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成绩也不少,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一直刺痛着每一位有责任感的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心。虽然,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办”,人们已经讨论了很久,也形成了很多共识,但是“钱学森之问”仍然横亘在大学发展和漂亮的大学校园之上。
面对“钱学森之问”,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办”的理想未必都能成为现实,现实是,大学现在能做什么,这才是今天通向未来的真实之路。谈过“什么是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办”,我们必须面对解决“钱学森之问”的现实之路:大学现在能做什么。然后,负责任地为未来而耕耘。
按照培养杰出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郭孝文
要不畏困难地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本刊资料图片)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科学大师钱学森晚年多次谈到这个问题。钱老道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之下的现实危机。显然,“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的措辞是严厉的——尽管钱学森的话并不等于真理,但他的忧虑反映着一种教育现状。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联名致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并全国教育界同人,呼吁从人才考评选拔机制入手,直面“钱学森之问”。于是,“百度百科”新添一个词条“钱学森之问”。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走入了泛政治化和泛技术化的误区。过去,大学教育强调“又红又专”,与之对应的是学生在政治上的“红”与技术上的“专”,在此之外,学生已无什么自由学习、工作或生活的空间。步入市场经济以来,尽管大学学科门类日渐增多,但大学的培养目标、教育方针、管理体制和办学指导思想乃至教学模式并无实质性变化。与学科建设表面繁荣、专家满天飞、院士队伍蔚为壮观相伴的,是整个学界的创新动力不足、大学人文精神缺失和学术腐败层出不穷。早在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就说出了他长期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显然,我国的科技创新与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我们的科技形象也不够高大。对此,我们的大学教育难辞其咎。
在我看来,直面“钱学森之问”是对科学大师离去的最好怀念。中国大学乃至全社会如何形成一个促进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评价机制,是直面“钱学森之问”的焦点。而直面“钱学森之问”,需要正视、责任和行动。正如其重要贡献“系统工程”一样,“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不可逾越的伟大课题,也是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道艰深命题”。“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共和国之问”,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大学首先要深刻理解“钱学森之问”对于大学教育改革的意义,其次要不畏困难地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按照培养杰出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最后要担负起责任,培育大学精神,切实行动起来。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传统与学校文化研究所)
责编:思 源
“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吴 玲
中国大学如何形成一种促进科技创新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评价机制,是直面“钱学森之问”的焦点与工作重心。(本刊资料图片)
前不久,科学大师钱学森离我们而去。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说,他晚年主要关注一件事,即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在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多次提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其实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既深有同感,又感到了自身的责任和压力,所以参与寄给新任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就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这也是我们对科学大师离去的最好纪念。
直面“钱学森之问”,我们的大学能做些什么?
首先,直面“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读懂它的含义、认识它的意义。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在钱学森看来,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的培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问题。“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人才是多种多样、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我们理解,钱学森所说的人才,主要是指科技人才,是富有创新才能的科技人才,是富有创新才能的杰出科技人才,是科技领军性的杰出人才;它不是“所有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杰出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愈发凸显。一个缺乏杰出人才的民族希望实现伟大复兴是不可想象的。某大学原副校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现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我认为,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大师(杰出人才)而又缺少大师的时代。在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如果说某一方面的人才可能存在“过多”情况的话,杰出人才永远不存在“过多”的问题。同样,如果前3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还能有所成效的话(实际上是侵夺农民权益和“山寨”模仿的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这种现象再也不可能持续了(不用等到20年后)。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位大学原副校长说的是眼下,“钱学森之问”考虑的是长远。
其次,直面“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反思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探讨杰出人才培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杰出人才的“冒”出需要各方面环境条件的配合,这里的环境条件包括理念与责任、体制与机制、模式与方法等三个层面。所谓理念与责任,关涉全社会尤其是教育主事者的教育价值观,主要看他们是不是有正确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方针,是不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否高瞻远瞩;所谓体制与机制,关涉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和大学,主要看大学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大学领导体制、学术权力是否主导,其评定标准是“教育家办学”;所谓模式与方法,关涉教育各要素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具体培养目标是人文与科学的和谐、教师专业自主权和教育评价导向等。钱学森的思考给我们提出了大学改革的必要,提示了探索杰出人才的可能。
最后,直面“钱学森之问”,要求大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积极为培养杰出人才而行动。作为科学大师,钱学森晚年最关心的事就是教育。他提出了“大成教育观”,主张“集大成,得智慧”。我们理解,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创新”思路;培养非常人才(杰出人才)需要“非常”之法。科技创新杰出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物质、制度和精神多层次立体“作业”,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施工”。钱学森为探索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冒出”作出了表率,中国大学如何形成一种促进科技创新杰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评价机制,是直面“钱学森之问”的焦点与工作重心。大学应当回归本真,唾弃推诿,切实行动起来。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编: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