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在网络上读到朱航满的文章,是谈孙犁、邵燕祥的,印象很深。读他的文章,仿佛彼此早已是老朋友,内心有着深深的呼应。在学术与创作间有一个地带,类似旧时的小品笔记,介乎于书话与诗话之间,朱航满的文字属于此类。他的作品都不长,谈论的人物与图书很多,兴趣广泛得很。有趣的是,他喜欢的对象有时在情调上相反,观点亦相差很大,但他都能体贴地描述着,没有隔膜的地方。读了他的这本书稿,第一感觉是文字很有才情,把批评、随感融为一体,不像一般学者的文字那么八股调。接着就有凝重的思想的内省逼来,很有力量,有的读后难忘。这是本纯情的思想者的书,可在闲暇时作为消遣,但绝非读后掷去的什物,像深夜里突然听到笛声飘来,在它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那个幽玄而清新的旋律,倒是可以驱走我们独处时的寂寞的。
　　现代以来的学术分工,给文章带来不小的戕害,都从职业的角度言说,把丰富的存在窄化了。朱航满的作品是反抗职业化的自由之作,指点江山,笑对天下,就多了性灵的东西。而且他的思想活跃得很,记录了近30年间文学与学术的痕迹。比如,对鲁迅的理解,起点很高。他那篇谈曹聚仁的文章,就很有特点,自己似乎也染有自由主义文人的气息,精神是散淡和深远的。议论时弊的时候,笔下有批评的勇气,见识正合胡适的眼光。那篇关于黄裳的文章,考据与盘诘,多见功力,有丝丝锐气。讨论叶兆言、钱理群、王小波时,是心与心的对话,乃内心要说的情思,真诚而热烈。他行文带有感情,远离空灵,能切实地领会别人的世界。这是有暖意的文章,曹聚仁先生当年看重这些,而应者寥寥。此后遂难见类似的文字,我以为他是有这样的精神的。
　　文章写出来,有为己与为人之别,也有在己与人之间游荡的。这使我想起法国作家蒙田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不仅要表达自我,而且最关键的是在文字里要充分地理解他人。理解他人,不那么容易。鲁迅就说,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他人的自我”。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没有“他人的自我”的概念的。所以,现代以来好的文学作品,在境界上给我们惊奇的,都是远离主奴意识与大中华主义的。我有时想,大凡拒绝此两点者,都是可亲近的吧。朱航满就是个可亲近的人,不仅有文章在,还有他的为人。记得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台湾学者蔡登山的作品时,他有一个发言,厚道的语气给我很深的印象,许多话说得让人心热。没有俗气,还能和不同的观点交锋与辩驳,在气质上与“五四”的文人有些接近。虽然身处红尘,却无庸人的谬见,总是让人感动的。
　　“文革”之后,文伤于愠怍,戾气淹没了常理。唯张中行、汪曾祺、邵燕祥等保持了智性之光。王小波之后,文风朗健者多了。一是觉得比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洒脱,没有道学的痕迹,扭曲的心态少于前辈。二是他们主动回到鲁迅、胡适那代人的基点,重新审视我们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思路和一种观念的演绎,精神是包容的。回想我在朱航满这个年纪,还像个奴隶,脑子在套路里,只会学说别人的话,没有自己的声音。现在,在一个敞开的世界里,心可以直面着什么,不必害怕,相信个性的张扬才是读书人的路,虽然大家知道这条路还是长长的。
　　在这本书里,朱航满谈到叶兆言的《旧时人物》时推崇有加,这大概能透露出他内心的一隅,那就是对儒雅而纯粹的书斋生活的体认。叶兆言的书香气令作者倾倒,他似乎从中看到人物漫笔的描写的价值。我们当下的写作日益粗鄙,有趣的文章是太少了。与此同时,他对董桥、聂华苓、王元化的关注,大概都与此类心态有关。远远地看着他们,并不成为对象世界的一员,也因为这个距离感,使他没有定于一尊,思想是跳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可驻足的地方,不在一个平台上。
　　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鲁迅,对路遥的书亦有感觉。这都在证明作者的情感底色是什么,由此也可隐约地猜测到他对苦难感的态度。不过他似乎不愿意沉浸在苦涩的记忆里,思想是飞翔的。他的好处是兴趣广泛,不被一个思路圈住自己,意识到摆脱人间苦楚有无数条路。相比较而言,他对性情的学人有种认可感,而对当代作家,似乎挑剔得很,原因也许是后者过于粗糙和乏味。读书之乐其实就是思考之乐。逃之于攘攘,安之于静静。书读多了,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朱航满让我为他的书写几句,我很有些尴尬,因为他说的那些话,已使我看后无话可说,自己已不能讲出什么新的东西。为人作序,难免有作秀的一面,我其实不止一次这样了,说起来真是惭愧。不过,相信不仅我这样年龄的人会喜欢他的书,许多更年轻的朋友也会注意到这本妙趣横生的随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五四”以来形成的文体,其空间还是那么的大。那长长的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只是有时弯曲,有时笔直,有时隐秘。好的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有时没有看到而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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