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宝历元年，即公元825年，十六岁的唐敬宗李湛登基不久，就让朝野极度失望。他经常睡懒觉怠于政事，导致“群臣入阁，日高犹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为了让他及时上朝议事，“左拾遗刘栖楚谏，头叩龙墀血流”。
　　杜牧为了劝诫这位荒唐皇帝，写下了振聋发聩的《阿房宫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然而，文人的忧患，不过是挡车的螳臂。
　　唐敬宗照样为非作歹。他特别热爱在夜间打猎和骑马赛球，导致许多太监和侍卫“碎首折臂”，死伤很多。他觉得这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谁规劝求饶也没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太监刘克明和打球供奉阎惟直等人，趁他入室更衣之际，竟吹灭蜡烛把他活活砍死！
　　此后继位的皇帝，多是一代不如一代，横征暴敛胡作非为，终于引爆了农民大起义，彻底埋葬了大唐帝国。
　　1945年，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民族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主沉浮就成了头号问题。著名政治家黄炎培、章伯钧等应毛泽东邀请，乘专机访问延安。贫穷的延安以空前隆重的礼节接待了这些政坛著名人物，中共三十多位领袖到机场迎接。
　　进了毛泽东的窑洞，黄炎培大吃一惊！墙上挂着沈叔羊为老父沈钧儒祝寿而作的酒壶酒杯国画，画上有黄炎培题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三两杯。”
　　传说红军长征时曾在贵州茅台酒池里洗脚，他就写了这首讽刺诗，万没料到这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会客厅里！知遇之情使他热血沸腾，延安军民蓬勃向上的精神，更使他兴奋不已。三天时间，他和毛泽东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响亮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人们料想不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反右斗争”让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没，六亿人民头脑膨胀疯狂吹牛的“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数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紧接着“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把一个好端端的泱泱大国，折腾到了“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解放后黄炎培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亲历了“反右”、“大跃进”、“彭德怀庐山反党”、“三年大饥饿”，却渐渐不提反对意见。特别是他的三儿子、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的“错误”决策而被打成“右派”，黄炎培为了自保，竟然与蒙冤受屈的小儿子断绝来往！且在著名的民主人士中，黄炎培是首先高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的。
　　明末灾难沉重，崇祯皇帝仅仅是下几次罪己诏，御膳减菜撤乐；却又雪上加霜为镇压起义增加农民税收。大臣反复上疏哀求崇祯别再增加税收，用宫中银子做军饷，他却向大臣哭穷说宫银“业已用尽”。
　　然而李自成进京城后发现朝廷“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疑为十）两，镌有永乐字”！国库里的存银竟然“是康熙死时的十倍，为七千万两”！
　　明朝是历史上反腐力度最大的朝代。朱元璋规定：官吏贪污超过六十两银子，就要被剥皮装糠挂到公堂上，让继任官员每天看到，使之触目惊心。朱元璋甚至把衙门里的土地祠变成了剥贪官皮的专门机构——皮场庙。然而这仍阻止不了官场腐败，所以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
　　这是对专制体制下反腐败的绝妙讽刺！
　　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对中国历史规律的精辟总结是：“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三四千年之久”，“永无止境地重复着同样的罪恶和悲痛”。这就是历史的怪圈。
　　每天，北京景山公园都有很多中外游客，在崇祯吊死的那棵老槐树下指点慨叹。当我1990年秋前来凭吊时，人们告诉我，吊死崇祯的那棵老槐树早就死了，现在那棵茂盛茁壮的大槐树是第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