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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和官僚化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它们支配了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国家领域中，科层官僚化为自由和民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抑制官僚主义的膨胀对韦伯来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的应对措施是将官僚机构（行政）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这就要求国家政治生活的议会化和民主化。但是，这种民主化是有限度的，它并不意味着大众的直接统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只能是一种选择政治领袖的机制。恰当的政治领袖选择机制，是议会化和民主化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