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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时代的“劳动”书写重于写实，真实再现了当时集体劳作和农业祭祀场面，汉代的“劳动”书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一，出现大量个体劳动者形象，在写实的基础上将“劳动”与“审美”结合，劳动不再是单纯的劳作，而是变成了人们可以“审美”的对象，尤其是劳动人民身上勤劳、质朴的品质构成了汉代“劳动”书写的重点。其二，汉代的“劳动”书写以更加细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底层，为底层民众“代言”发声，展现了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反映底层社会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罗敷喜蚕桑”—“劳动”与“审美”的结合
汉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家族）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庄园经济，形成了相对独立、自给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男耕女织”的社会角色设定以及家庭分工更为清晰明确。所以汉代的劳动书写很少见到像《诗经》中“十千维耦”“播厥百谷”这样集体劳作的场面，更多的是以“劳动个体”的形象出现，个体劳动者“勤于稼穑”的品质成为其书写的重点。
乐府民歌《陌上桑》在铺陈罗敷的美貌之前，先点明“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甚至又不惜笔墨交代了采桑工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一位“采桑女子”的形象便呈现在了读者眼前。采桑养蚕在古代一直是女子的专职劳动，《孟子·梁惠王上》有“五畝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之说，《管子·牧民》曰：“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礼记·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作为蚕桑启动仪式，后妃们需要在季春之月亲临东乡躬桑，以做示范，劝勉天下女子勤于蚕桑。到了汉代，上自朝廷下自庶民，对蚕桑业都极为重视，朝廷经常颁布劝课农桑的诏令，汉文帝、景帝、昭帝、成帝、元帝、明帝等都曾下诏劝功蚕桑。汉代农书《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在书中专门总结了当时最先进的蚕桑养殖技术和经验。同样，汉代文学作品对女性题材的书写，往往也离不开“蚕桑”，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桑女”形象，如秦罗敷、秋胡妻、董娇饶等。此外，蚕体柔嫩纤细，与女性体态较为相似，所以文学作品常将采桑与女子的形态相结合进行描写，宋子侯的《董娇饶》就有“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两”。曹植《美女篇》也有“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枚乘在《梁王菟园赋》中也有“若乃夫郊采桑之妇人兮，桂裼错纡，连袖方路，摩她长蔑。便娟数顾，芳温往来接。神连未结，已诺不分。漂并进靖，侯笑连便，不可忍视也”。这种将女性的形态审美与“蚕桑”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超越实际生活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娇媚婀娜的女性形态与采桑劳作的结合反映了两汉时期独特的审美取向，对女性的审美是建立在其“勤于蚕桑”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劳动”变成了人们的审美对象，而“勤于劳作”则成为文学书写中最值得赞美的品质。
此外，作者为了衬托罗敷的美貌，写下了这样一幅田间景象：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罗敷的出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动态的“田耕图”，路上的行人放下担子故意装作在捋胡须，少年看见罗敷赶紧摘下帽子重整头巾，田里耕作的人看见罗敷后“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自然而又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淳朴和可爱，通过众人的反应让读者对罗敷的美貌有更为直观的审美体验，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增加了诗歌的艺术容量，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加深了读者对汉代的“田耕印象”。此外，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绘有很多“农耕图”，以图画的形式再现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历史原貌，对我们了解当时的耕种方式、耕作技术、劳动工具和生产力水平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代文学作品中除了“桑女”形象以外，还有很多“织女”形象。《迢迢牵牛星》中的织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上山采蘼芜》记述了弃妇和故夫偶然重逢时的对话，当弃妇问及“新人复何如”的时候，故夫的对比视角很是独特：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将新人和弃妇二人的织布速度与质量拿来做对比，最后得出“新人不如故”的结论。这种对比角度值得我们深思，同样作为弃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讲述自己被弃的原因时说到“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见在当时“女织”与女性的社会角色认同以及家庭地位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女织”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对女性进行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之一。
王逸的咏物赋《机赋》将劳动工具“机杼”作为描写对象，历数机杼的发明来源和实际功效，同时关照到机杼的操作者，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女子织布的动态过程“屈膝推移，一往一来，匪劳匪疲”“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垂轻杼，览床帷”，将织布劳作与女子的形态服饰相结合写得美轮美奂。班伃倢的《捣素赋》，用赋体铺排的方式描写了制寒衣从“捣素”到“染色”再到“裁制缝衣”的过程。赋中也是先写女主人公的服饰容貌，再写其“捣素”，在作者笔下，女主人公似乎不是在捣素，而是在敲奏着音乐，将“捣素”之声写成了美妙的音乐，给人听觉上的审美体验。
总之，不管是“桑女”还是“织女”形象的刻画，都是女性特定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分工的体现，“勤于蚕桑”“工于织布”是对其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的最大认同，同时也是构成女性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书写方式体现了汉代社会对个体劳动者身上勤劳、本分、淳朴等品质的认同和赞美。此外，这种书写方式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书写传统。
“莫我儿饥且寒”——为底层民众“代言”发声
汉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部分“劳动”书写，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当中，为他们“代言”发声，对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真实展现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 《史记·优孟传》载歌云“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农夫常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春不避风尘，夏不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冬”（《汉书·食货志》），勤劳如此，“尚复披水旱之灾”，贾谊的《旱云赋》写天遇旱灾后“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耨而下泪。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惟稚穑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面对旱灾，农夫束手无策，一整年的辛劳付诸东流，惟有“释其锄耨而下泪”，令人极为痛心，稼穑何其艰辛！所以《吕氏春秋·审时》有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据学者统计，两汉400年间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557次（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水旱虫蝗，风雹疠疫，地震山崩，应有尽有，轻则颗粒无收，流离失所，重则“民多饿死”“人相食”。生民多艰，何其不幸！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具有很強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和疾苦，《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便是他们的呻吟呼号。《东门行》诗中男主人公家里“盎中无斗米储”“架上无悬衣”，几乎一无所有，已经是走投无路，被逼拔剑反抗的地步了。《妇病行》写“妇病连年累成岁”，临终遗言嘱托丈夫“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我们经常说“常恨言语浅，不及人意深”（《视刀环歌》），母亲临终前对遗孤的不舍与不忍，要如何用言语来表达，一句“莫我儿饥且寒”，字字泣血，不忍卒读。《孤儿行》写备受兄嫂奴役，受尽委屈虐待还“不敢自言苦”的孤儿，常年行贾在外，腊月归家后“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即便如此劳作，到头来还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诗中还记载了孤儿卖瓜途中“瓜车反覆”的意外事故，结果“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终究也是世态炎凉，只能感慨“孤儿遇生，命独当苦”。《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就是广大底层民众的“缩影”，他们不仅要面临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更要忍受精神、情感世界的创伤，他们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为了“活着”而呻吟呼号，读来尽是血泪文字。
王褒的寓言赋《僮约》用谐谑的手法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杨氏的僮仆名叫便了，桀骜不驯，拒绝为王褒沽酒，王褒一气之下决定重新立券买仆，并订下各种条约宣读，便了听后悔恨不已，最终屈服。值得注意的是券文上的各项条款，洋洋洒洒七百来字，一口气把能想到的从早到晚从春到冬的活计全都写上券，表面上看似是新主人为教训便了而故意为之，但实际上也真实反映了当时奴隶的生存状态。券文上记载的各项活计正是汉代奴隶的劳作日常，他们不仅可以被任意买卖而且必须严格遵从“卖身契”上的各项条款，从券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奴隶劳作几乎涵盖了家中所有的事务，包括“晨起洒扫，食了洗涤”“粪除堂庑，馁食马牛”“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夜半无事，浣衣当白”“绵亭买席，往来都雒”“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等；此外，还要做到因时耕作，不得有误，如“二月春分，被堤杜疆，落桑皮棕。种瓜作瓠，别茄披葱。焚槎发畴，垄集破封”“四月当披，五月当获。十月收豆，抡麦窖芋”；而且还有诸多禁令如“出入不得骑马载车，踑坐大呶”“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不得晨出夜入，交关伴偶”“果熟收敛，不得吮尝”“勤心疾作，不得遨游”等，将奴隶所受种种非人待遇悉数罗列，汉代的家庭奴隶非常普遍，上至贵族官僚，下至商人富民，家中都蓄有奴隶。大凡豪富之家，往往“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仲长统《昌言》）。此外，史书中多见“嫁妻鬻子”“自卖为奴婢”的现象，买卖奴婢在当时非常普遍，甚至有“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汉书·王莽传》）的情况，据居延汉简所载当地小奴一人值一万五，大婢值两万（《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三七·三五简），四川郸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有“五人，直二十万，牛一头，直万五千”（《文物》1974年第4期）的记载，奴隶不仅可以自由买卖，还随意被施以私刑，《僮约》中就有“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的规定，有甚者随意虐杀奴隶。王褒的《僮约》虽然以谐谑的手法讲述了主人教训奴隶的故事，但文中七百字的券文是对汉代奴隶劳作的真实呈现，较之史料文献更加全面、详细地展现了汉代奴隶的生存状态。
可以得见，汉代的“劳动”书写刻画了更多经典的个体劳动者形象，他们以“勤于稼穑”的勤劳品质以及真实、淳朴的个性特征在文学史中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也因此成为“汉代记忆”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更多来自底层民众的“声音”，感受到了他们的艰辛、疾苦和不幸。通过这些“劳动”书写，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汉代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汉代社会的民风民情。所以，“劳动”永远值得被书写！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罗敷喜蚕桑”—“劳动”与“审美”的结合
汉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家族）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庄园经济，形成了相对独立、自给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男耕女织”的社会角色设定以及家庭分工更为清晰明确。所以汉代的劳动书写很少见到像《诗经》中“十千维耦”“播厥百谷”这样集体劳作的场面，更多的是以“劳动个体”的形象出现，个体劳动者“勤于稼穑”的品质成为其书写的重点。
乐府民歌《陌上桑》在铺陈罗敷的美貌之前，先点明“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甚至又不惜笔墨交代了采桑工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一位“采桑女子”的形象便呈现在了读者眼前。采桑养蚕在古代一直是女子的专职劳动，《孟子·梁惠王上》有“五畝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之说，《管子·牧民》曰：“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礼记·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作为蚕桑启动仪式，后妃们需要在季春之月亲临东乡躬桑，以做示范，劝勉天下女子勤于蚕桑。到了汉代，上自朝廷下自庶民，对蚕桑业都极为重视，朝廷经常颁布劝课农桑的诏令，汉文帝、景帝、昭帝、成帝、元帝、明帝等都曾下诏劝功蚕桑。汉代农书《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在书中专门总结了当时最先进的蚕桑养殖技术和经验。同样，汉代文学作品对女性题材的书写，往往也离不开“蚕桑”，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桑女”形象，如秦罗敷、秋胡妻、董娇饶等。此外，蚕体柔嫩纤细，与女性体态较为相似，所以文学作品常将采桑与女子的形态相结合进行描写，宋子侯的《董娇饶》就有“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两”。曹植《美女篇》也有“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枚乘在《梁王菟园赋》中也有“若乃夫郊采桑之妇人兮，桂裼错纡，连袖方路，摩她长蔑。便娟数顾，芳温往来接。神连未结，已诺不分。漂并进靖，侯笑连便，不可忍视也”。这种将女性的形态审美与“蚕桑”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超越实际生活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娇媚婀娜的女性形态与采桑劳作的结合反映了两汉时期独特的审美取向，对女性的审美是建立在其“勤于蚕桑”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劳动”变成了人们的审美对象，而“勤于劳作”则成为文学书写中最值得赞美的品质。
此外，作者为了衬托罗敷的美貌，写下了这样一幅田间景象：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罗敷的出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动态的“田耕图”，路上的行人放下担子故意装作在捋胡须，少年看见罗敷赶紧摘下帽子重整头巾，田里耕作的人看见罗敷后“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自然而又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淳朴和可爱，通过众人的反应让读者对罗敷的美貌有更为直观的审美体验，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增加了诗歌的艺术容量，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加深了读者对汉代的“田耕印象”。此外，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绘有很多“农耕图”，以图画的形式再现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历史原貌，对我们了解当时的耕种方式、耕作技术、劳动工具和生产力水平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代文学作品中除了“桑女”形象以外，还有很多“织女”形象。《迢迢牵牛星》中的织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上山采蘼芜》记述了弃妇和故夫偶然重逢时的对话，当弃妇问及“新人复何如”的时候，故夫的对比视角很是独特：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将新人和弃妇二人的织布速度与质量拿来做对比，最后得出“新人不如故”的结论。这种对比角度值得我们深思，同样作为弃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讲述自己被弃的原因时说到“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见在当时“女织”与女性的社会角色认同以及家庭地位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女织”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对女性进行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之一。
王逸的咏物赋《机赋》将劳动工具“机杼”作为描写对象，历数机杼的发明来源和实际功效，同时关照到机杼的操作者，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女子织布的动态过程“屈膝推移，一往一来，匪劳匪疲”“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垂轻杼，览床帷”，将织布劳作与女子的形态服饰相结合写得美轮美奂。班伃倢的《捣素赋》，用赋体铺排的方式描写了制寒衣从“捣素”到“染色”再到“裁制缝衣”的过程。赋中也是先写女主人公的服饰容貌，再写其“捣素”，在作者笔下，女主人公似乎不是在捣素，而是在敲奏着音乐，将“捣素”之声写成了美妙的音乐，给人听觉上的审美体验。
总之，不管是“桑女”还是“织女”形象的刻画，都是女性特定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分工的体现，“勤于蚕桑”“工于织布”是对其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的最大认同，同时也是构成女性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书写方式体现了汉代社会对个体劳动者身上勤劳、本分、淳朴等品质的认同和赞美。此外，这种书写方式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书写传统。
“莫我儿饥且寒”——为底层民众“代言”发声
汉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部分“劳动”书写，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当中，为他们“代言”发声，对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真实展现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 《史记·优孟传》载歌云“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农夫常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春不避风尘，夏不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冬”（《汉书·食货志》），勤劳如此，“尚复披水旱之灾”，贾谊的《旱云赋》写天遇旱灾后“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耨而下泪。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惟稚穑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面对旱灾，农夫束手无策，一整年的辛劳付诸东流，惟有“释其锄耨而下泪”，令人极为痛心，稼穑何其艰辛！所以《吕氏春秋·审时》有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据学者统计，两汉400年间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557次（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水旱虫蝗，风雹疠疫，地震山崩，应有尽有，轻则颗粒无收，流离失所，重则“民多饿死”“人相食”。生民多艰，何其不幸！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具有很強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和疾苦，《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便是他们的呻吟呼号。《东门行》诗中男主人公家里“盎中无斗米储”“架上无悬衣”，几乎一无所有，已经是走投无路，被逼拔剑反抗的地步了。《妇病行》写“妇病连年累成岁”，临终遗言嘱托丈夫“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我们经常说“常恨言语浅，不及人意深”（《视刀环歌》），母亲临终前对遗孤的不舍与不忍，要如何用言语来表达，一句“莫我儿饥且寒”，字字泣血，不忍卒读。《孤儿行》写备受兄嫂奴役，受尽委屈虐待还“不敢自言苦”的孤儿，常年行贾在外，腊月归家后“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即便如此劳作，到头来还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诗中还记载了孤儿卖瓜途中“瓜车反覆”的意外事故，结果“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终究也是世态炎凉，只能感慨“孤儿遇生，命独当苦”。《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就是广大底层民众的“缩影”，他们不仅要面临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更要忍受精神、情感世界的创伤，他们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为了“活着”而呻吟呼号，读来尽是血泪文字。
王褒的寓言赋《僮约》用谐谑的手法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杨氏的僮仆名叫便了，桀骜不驯，拒绝为王褒沽酒，王褒一气之下决定重新立券买仆，并订下各种条约宣读，便了听后悔恨不已，最终屈服。值得注意的是券文上的各项条款，洋洋洒洒七百来字，一口气把能想到的从早到晚从春到冬的活计全都写上券，表面上看似是新主人为教训便了而故意为之，但实际上也真实反映了当时奴隶的生存状态。券文上记载的各项活计正是汉代奴隶的劳作日常，他们不仅可以被任意买卖而且必须严格遵从“卖身契”上的各项条款，从券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奴隶劳作几乎涵盖了家中所有的事务，包括“晨起洒扫，食了洗涤”“粪除堂庑，馁食马牛”“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夜半无事，浣衣当白”“绵亭买席，往来都雒”“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等；此外，还要做到因时耕作，不得有误，如“二月春分，被堤杜疆，落桑皮棕。种瓜作瓠，别茄披葱。焚槎发畴，垄集破封”“四月当披，五月当获。十月收豆，抡麦窖芋”；而且还有诸多禁令如“出入不得骑马载车，踑坐大呶”“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不得晨出夜入，交关伴偶”“果熟收敛，不得吮尝”“勤心疾作，不得遨游”等，将奴隶所受种种非人待遇悉数罗列，汉代的家庭奴隶非常普遍，上至贵族官僚，下至商人富民，家中都蓄有奴隶。大凡豪富之家，往往“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仲长统《昌言》）。此外，史书中多见“嫁妻鬻子”“自卖为奴婢”的现象，买卖奴婢在当时非常普遍，甚至有“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汉书·王莽传》）的情况，据居延汉简所载当地小奴一人值一万五，大婢值两万（《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三七·三五简），四川郸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有“五人，直二十万，牛一头，直万五千”（《文物》1974年第4期）的记载，奴隶不仅可以自由买卖，还随意被施以私刑，《僮约》中就有“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的规定，有甚者随意虐杀奴隶。王褒的《僮约》虽然以谐谑的手法讲述了主人教训奴隶的故事，但文中七百字的券文是对汉代奴隶劳作的真实呈现，较之史料文献更加全面、详细地展现了汉代奴隶的生存状态。
可以得见，汉代的“劳动”书写刻画了更多经典的个体劳动者形象，他们以“勤于稼穑”的勤劳品质以及真实、淳朴的个性特征在文学史中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也因此成为“汉代记忆”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更多来自底层民众的“声音”，感受到了他们的艰辛、疾苦和不幸。通过这些“劳动”书写，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汉代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汉代社会的民风民情。所以，“劳动”永远值得被书写！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