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小说《抉择》中有这样一句话：“李高成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会丢下那么多人独自走到了这所子弟学校里来。”
作为小说语言，“说不清楚”既可以是市长李高成下意识行为的描述，也可以是《抉择》中许多问题复杂性的隐喻式表述。李高成走到的那所子弟学校，就是中阳纺织集团附属子弟学校。学校里的五层教学大楼，还是李高成在中阳纺织集团担任厂长的时候做主建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了市长的李高成独自走到这所子弟学校，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当初漂亮的校门已经面目全非，大门两旁的报栏，已经被小卖部、小吃部、药店、游艺厅等商业门面取代。校园内，虽是上课时间，学生们却到处都在打闹。几位年轻的教师在发牢骚，已经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就连校长都没人干了。
小说里的叙述很明确，这所子弟学校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工资拖欠，管理不善，商业侵袭，各种有形无形的因素共同推动着学校的毁坏。谁应该对这所子弟学校的乱象负责？按照小说的叙述，应该负责的是以现任中纺集团厂长郭中姚为首的腐败分子。这批腐败分子趁着改革开放的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中饱私囊，致使中纺集团债台高筑，而附属子弟学校随之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困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纺集团子弟学校被腐败分子毁掉了，毁掉的不是学校，而是孩子，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保障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一个社会的未来也就有了保证。但是，当大环境崩坏时，学校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乱糟糟的子弟学校里面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学生，最受伤害的都是普通工人子弟。普通职工对自己孩子糟糕的教育现状完全无能为力。其实，即便是那些最优秀的技工对自己无工可做无钱可领的现状也没有什么办法。然而，最可恶的是毁掉子弟学校教育事业的腐败分子，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好的中学好的大学，却反过来讥嘲普通职工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即便是英雄般的改革者李高成，有时也以自家孩子聪明自诩。
小说叙及李高成的两个孩子时说：“两个孩子都吸收了妈妈的优点，长得都很像那么一回事，而且都聪明过人，升高中、考大学，从未让他们帮过忙。”两个孩子都已经读了大学，李高成自认在孩子读书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帮过忙”。李高成1986年当选为副市长，小说开篇已经写到了1995年，这时候李高成的孩子已经读大学两年多，由此大概可推知李高成的两个孩子没有在这所子弟学校读过中学。作为中纺最优秀的高级技工之一的胡辉中，工厂停工后，只能靠在路边修鞋谋生，他对到中纺调查情况的李高成说：“公司里的学校老师好几个月也发不了工资，工人们的孩子连书也念不起了，公司干部的子女却能一次花17万到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去念书。”更熟悉学校教育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则说：“有人还说那个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也有市长的股，要不公司的头头们咋就把自个的孩子全放到那兒上学去了……”胡辉中和子弟学校老师所说的虽是传言，这些传言却都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事实的真相。李高成自己虽然没有入股国际学校，但是他的妻子和昔日的部下却使他成了许多公司机构的董事或股东。子弟学校与国际高级私立学校成了社会分层的象征。想要给自家孩子读书帮忙的普通工人们，除了将孩子送进乱糟糟的子弟学校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对子弟学校的乱象亦是无可奈何；有能力送孩子去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的，却只觉得自家孩子本来就很优秀。郭中姚对李高成说：“别的不说，只你的女儿梅梅上一个好大学，上一个好专业，前前后后我们就花了三四万块。”李高成原本自以为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没有“帮过忙”，但是随着中纺集团腐败问题调查的深入，对自己妻子贪腐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后，李高成对自家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毋庸置疑，家庭对她的影响实在太大太大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她仍是一个市长的女儿，仍是一个局长的女儿，那摆在她面前的将会是一个布满鲜花的锦绣前程。至少在她前程上的阻力将会少得多，小得多。反过来，如若她是一个工人农民的女儿，是一个普通干部的女儿，或者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的女儿，甚至是一个罪犯的女儿，那摆在她面前的前程则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
新的社会分层带来了新的教育上的差异，不同的人对教育差异所持观点不同。小说《抉择》叙述的重点不是教育，但是作家却敏锐地把握到了改革浪潮下教育工作面临的种种难题。工厂企业的改革，牵扯到的绝不仅仅只是企业效益、工作岗位等，还有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问题。小说对中纺集团子弟学校教育问题的叙述，撇不开叙事伦理，但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更关注叙事伦理问题的，是由小说《抉择》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小说《抉择》中，隐含着李高成的孩子与普通工人的孩子读书的差异问题，电影《生死抉择》直接删除了市长李高成孩子的正常教育问题。之所以说正常教育，乃是因为电影《生死抉择》中的李高成只有一个弱智女儿，自然不存在去子弟学校或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读书的问题。小说《抉择》对学校教育的关注，也被弱智女儿梅梅的伦理叙事所取代。
导演于正本拿到《生死抉择》的剧本时，提出了一些修改设想。在于正本看来，“在小说《抉择》中，李高成的妻子吴蔼珍是一个反贪局局长，又是一个已经完全参与进贪污集团中去的堕落分子。在性格上，她是一个凶悍跋扈、十分霸道的女人。”对于李高成有这样一个夫人，导演于正本觉得非常不舒服，认为这样的一个女性对主要人物形象有很大的损害，需要加以重大修改。“李高成的夫人吴蔼珍，从原小说里的悍妇和腐化分子，改变成贤妻良母式的善良女子。她对李高成的感情很深，为了李高成的工作和他们的弱智女儿梅梅的培养，呕心沥血……”吴蔼珍成了被动卷入贪污集团陷阱的失足者，但是道德没有沦丧，同时她的身份也由反贪局长变成了中学校长。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吴蔼珍进退两难的人生选择，剧本“设计了女儿梅梅这个人物，母爱的深情和培养的困难交织在一起”，从而加深了对吴蔼珍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表现。
为了更好地塑造李高成这个人物形象，电影剧本修改了小说中吴蔼珍的形象，而为了“更好地呈现吴蔼珍进退两难的人生选择”，于是设计了弱智女儿梅梅这个人物，这样的修改设计，很有点三突出的色彩。小说中李高成和吴蔼珍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孩子，在电影中不存在了，普通工人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出现的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在电影中也就不见了。小说中的吴蔼珍是一个堕落了的腐化女性，电影中却变成了贤妻良母。吴蔼珍不仅要照顾弱智女儿梅梅，还努力地创造条件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少受委屈。此外，她还要照顾李高成的母亲和弟弟一家。小说中青苹果娱乐城的总经理是吴蔼珍的弟弟，电影中青苹果娱乐城的总经理却成了李高成的弟弟，为了解决李高成老家的生活问题，吴蔼珍在李高成不知情的情况下找人办事，而李高成的老部下趁机进行腐蚀贿赂。在错误的贪污腐化问题上，电影添加了不得不承担的家庭伦理问题，与其说是增加了人物的深度，毋宁说更多地是来自电影导演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愿意让李高成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有一个“凶悍跋扈、十分霸道的女人”。对于电影这样的设定，有人指出自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也许正是出于对吴蔼珍的同情和对李高成的保护，这一对夫妻的相敬相爱和分忧奉献，达到了做妻子的长期不对丈夫吐露家庭经济的困难真情，而作丈夫的也从未察觉这样大的开支缺口，究竟是用什么来源在填补和支持”，一些人为的设定使得影片离“真正的现实主义文艺”“还有距离”。小说《抉择》中，上述不合理之处不存在，因为李高成家的经济问题，全都由强悍“能干”的妻子解决了，一切顺顺利利，自然不需要劳驾李高成关心。李高成对自家经济问题的陌生，这个问题由小说中的反面人物郭中姚当面向李高成提出：“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妻子一个人一手操办的，但我确实有些不太相信，对这些你真的从来都没过问过？一点儿都不知内情？”郭中姚的质询，一方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李高成担任市长后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多少有些脱节。
底层干起，长期担任纺织厂厂长的李高成对家中各种生活物品价值没有任何概念，不能不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李高成到底对家庭开支等问题知不知情，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不仅仅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真实性的追问，还蕴藏着人们对人民公仆的想象。人们渴盼的不是那种在办公室里居于云端之上却硬要对人们的生活指手画脚的官员。小说中的李高成自我反省时，就曾感慨终日在会议室里开会，远离了人民群众。
为什么李高成要到那所子弟学校去，小说中没有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读大学的梅梅回来了，杨诚对李高成说：“现在的人什么也不怕，就怕孩子。”看着熟睡中的梅梅，李高成想：“其实还应该改动几个字，凡是那些干坏事的人，最怕的就是孩子。”为什么怕孩子？是怕孩子也会“干坏事”，怕自己干的坏事会牵连到孩子，还是怕孩子知道自己“干坏事”？我觉得作家的本意应是后者。“怕孩子”不是怕真理的辩论，而是怕不能正确地指导和引领孩子走向未来，因为孩子才是“真理”的代表，正如冰心在《繁星·43》中所说：
真理，
在婴儿的沉默中，
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
对于孩子，对于未来，作家无疑怀抱希望，将纯洁的孩子当成了成人世界的审判官。小说中李高成的两个孩子在读书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了一些“照顾”，但他们本质上都是单纯正直的孩子。梅梅问李高成：“爸爸，这都是为什么？爸爸，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梅梅的追问构成了小说强有力的结尾。对于梅梅的追问，李高成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梅梅的追问，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代表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对现状的追问。
电影中的梅梅，是个弱智，她自然不会向李高成发出这样的追问。但是电影中吴蔼珍对李高成的发问同样值得深思：“高成，你想过吗，我们不在人世后梅梅怎么办？她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对此，李高成无言以答。若是父母过于忧虑健康的后代的生活，实际上也就对孩子所拥有的未来构成了束缚；若是父母忧虑弱智孩子未来的生活，无论怎样为其準备日后生活的条件都不过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吴蔼珍都为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付出了许多许多，结果却都不能真正保障孩子的未来。小说与电影，都是叙事的艺术。将梅梅塑造成一个正常的孩子，还是一个弱智孩子，显示了作者（导演）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在寓言的层面上把握和理解不同的叙述方式，就会发现对孩子的叙述不仅隐含着对孩子教育与成长的思考，还隐藏着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系的思索。这些带有浓郁的寓言色彩的叙述，相关的思考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李高成面对相关问题的追问时，屡屡无言以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都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正因为找不到，没有找到，所以才更应该努力地去寻找。只要寻找，国家就有希望，孩子就有希望。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为小说语言，“说不清楚”既可以是市长李高成下意识行为的描述，也可以是《抉择》中许多问题复杂性的隐喻式表述。李高成走到的那所子弟学校，就是中阳纺织集团附属子弟学校。学校里的五层教学大楼，还是李高成在中阳纺织集团担任厂长的时候做主建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了市长的李高成独自走到这所子弟学校，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当初漂亮的校门已经面目全非，大门两旁的报栏，已经被小卖部、小吃部、药店、游艺厅等商业门面取代。校园内，虽是上课时间，学生们却到处都在打闹。几位年轻的教师在发牢骚，已经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就连校长都没人干了。
小说里的叙述很明确，这所子弟学校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工资拖欠，管理不善，商业侵袭，各种有形无形的因素共同推动着学校的毁坏。谁应该对这所子弟学校的乱象负责？按照小说的叙述，应该负责的是以现任中纺集团厂长郭中姚为首的腐败分子。这批腐败分子趁着改革开放的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中饱私囊，致使中纺集团债台高筑，而附属子弟学校随之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困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纺集团子弟学校被腐败分子毁掉了，毁掉的不是学校，而是孩子，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保障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一个社会的未来也就有了保证。但是，当大环境崩坏时，学校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乱糟糟的子弟学校里面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学生，最受伤害的都是普通工人子弟。普通职工对自己孩子糟糕的教育现状完全无能为力。其实，即便是那些最优秀的技工对自己无工可做无钱可领的现状也没有什么办法。然而，最可恶的是毁掉子弟学校教育事业的腐败分子，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好的中学好的大学，却反过来讥嘲普通职工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即便是英雄般的改革者李高成，有时也以自家孩子聪明自诩。
小说叙及李高成的两个孩子时说：“两个孩子都吸收了妈妈的优点，长得都很像那么一回事，而且都聪明过人，升高中、考大学，从未让他们帮过忙。”两个孩子都已经读了大学，李高成自认在孩子读书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帮过忙”。李高成1986年当选为副市长，小说开篇已经写到了1995年，这时候李高成的孩子已经读大学两年多，由此大概可推知李高成的两个孩子没有在这所子弟学校读过中学。作为中纺最优秀的高级技工之一的胡辉中，工厂停工后，只能靠在路边修鞋谋生，他对到中纺调查情况的李高成说：“公司里的学校老师好几个月也发不了工资，工人们的孩子连书也念不起了，公司干部的子女却能一次花17万到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去念书。”更熟悉学校教育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则说：“有人还说那个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也有市长的股，要不公司的头头们咋就把自个的孩子全放到那兒上学去了……”胡辉中和子弟学校老师所说的虽是传言，这些传言却都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事实的真相。李高成自己虽然没有入股国际学校，但是他的妻子和昔日的部下却使他成了许多公司机构的董事或股东。子弟学校与国际高级私立学校成了社会分层的象征。想要给自家孩子读书帮忙的普通工人们，除了将孩子送进乱糟糟的子弟学校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对子弟学校的乱象亦是无可奈何；有能力送孩子去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的，却只觉得自家孩子本来就很优秀。郭中姚对李高成说：“别的不说，只你的女儿梅梅上一个好大学，上一个好专业，前前后后我们就花了三四万块。”李高成原本自以为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没有“帮过忙”，但是随着中纺集团腐败问题调查的深入，对自己妻子贪腐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后，李高成对自家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毋庸置疑，家庭对她的影响实在太大太大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她仍是一个市长的女儿，仍是一个局长的女儿，那摆在她面前的将会是一个布满鲜花的锦绣前程。至少在她前程上的阻力将会少得多，小得多。反过来，如若她是一个工人农民的女儿，是一个普通干部的女儿，或者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的女儿，甚至是一个罪犯的女儿，那摆在她面前的前程则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
新的社会分层带来了新的教育上的差异，不同的人对教育差异所持观点不同。小说《抉择》叙述的重点不是教育，但是作家却敏锐地把握到了改革浪潮下教育工作面临的种种难题。工厂企业的改革，牵扯到的绝不仅仅只是企业效益、工作岗位等，还有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问题。小说对中纺集团子弟学校教育问题的叙述，撇不开叙事伦理，但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更关注叙事伦理问题的，是由小说《抉择》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小说《抉择》中，隐含着李高成的孩子与普通工人的孩子读书的差异问题，电影《生死抉择》直接删除了市长李高成孩子的正常教育问题。之所以说正常教育，乃是因为电影《生死抉择》中的李高成只有一个弱智女儿，自然不存在去子弟学校或太平洋国际高级私立学校读书的问题。小说《抉择》对学校教育的关注，也被弱智女儿梅梅的伦理叙事所取代。
导演于正本拿到《生死抉择》的剧本时，提出了一些修改设想。在于正本看来，“在小说《抉择》中，李高成的妻子吴蔼珍是一个反贪局局长，又是一个已经完全参与进贪污集团中去的堕落分子。在性格上，她是一个凶悍跋扈、十分霸道的女人。”对于李高成有这样一个夫人，导演于正本觉得非常不舒服，认为这样的一个女性对主要人物形象有很大的损害，需要加以重大修改。“李高成的夫人吴蔼珍，从原小说里的悍妇和腐化分子，改变成贤妻良母式的善良女子。她对李高成的感情很深，为了李高成的工作和他们的弱智女儿梅梅的培养，呕心沥血……”吴蔼珍成了被动卷入贪污集团陷阱的失足者，但是道德没有沦丧，同时她的身份也由反贪局长变成了中学校长。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吴蔼珍进退两难的人生选择，剧本“设计了女儿梅梅这个人物，母爱的深情和培养的困难交织在一起”，从而加深了对吴蔼珍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表现。
为了更好地塑造李高成这个人物形象，电影剧本修改了小说中吴蔼珍的形象，而为了“更好地呈现吴蔼珍进退两难的人生选择”，于是设计了弱智女儿梅梅这个人物，这样的修改设计，很有点三突出的色彩。小说中李高成和吴蔼珍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孩子，在电影中不存在了，普通工人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出现的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在电影中也就不见了。小说中的吴蔼珍是一个堕落了的腐化女性，电影中却变成了贤妻良母。吴蔼珍不仅要照顾弱智女儿梅梅，还努力地创造条件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少受委屈。此外，她还要照顾李高成的母亲和弟弟一家。小说中青苹果娱乐城的总经理是吴蔼珍的弟弟，电影中青苹果娱乐城的总经理却成了李高成的弟弟，为了解决李高成老家的生活问题，吴蔼珍在李高成不知情的情况下找人办事，而李高成的老部下趁机进行腐蚀贿赂。在错误的贪污腐化问题上，电影添加了不得不承担的家庭伦理问题，与其说是增加了人物的深度，毋宁说更多地是来自电影导演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愿意让李高成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有一个“凶悍跋扈、十分霸道的女人”。对于电影这样的设定，有人指出自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也许正是出于对吴蔼珍的同情和对李高成的保护，这一对夫妻的相敬相爱和分忧奉献，达到了做妻子的长期不对丈夫吐露家庭经济的困难真情，而作丈夫的也从未察觉这样大的开支缺口，究竟是用什么来源在填补和支持”，一些人为的设定使得影片离“真正的现实主义文艺”“还有距离”。小说《抉择》中，上述不合理之处不存在，因为李高成家的经济问题，全都由强悍“能干”的妻子解决了，一切顺顺利利，自然不需要劳驾李高成关心。李高成对自家经济问题的陌生，这个问题由小说中的反面人物郭中姚当面向李高成提出：“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妻子一个人一手操办的，但我确实有些不太相信，对这些你真的从来都没过问过？一点儿都不知内情？”郭中姚的质询，一方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李高成担任市长后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多少有些脱节。
底层干起，长期担任纺织厂厂长的李高成对家中各种生活物品价值没有任何概念，不能不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李高成到底对家庭开支等问题知不知情，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不仅仅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真实性的追问，还蕴藏着人们对人民公仆的想象。人们渴盼的不是那种在办公室里居于云端之上却硬要对人们的生活指手画脚的官员。小说中的李高成自我反省时，就曾感慨终日在会议室里开会，远离了人民群众。
为什么李高成要到那所子弟学校去，小说中没有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读大学的梅梅回来了，杨诚对李高成说：“现在的人什么也不怕，就怕孩子。”看着熟睡中的梅梅，李高成想：“其实还应该改动几个字，凡是那些干坏事的人，最怕的就是孩子。”为什么怕孩子？是怕孩子也会“干坏事”，怕自己干的坏事会牵连到孩子，还是怕孩子知道自己“干坏事”？我觉得作家的本意应是后者。“怕孩子”不是怕真理的辩论，而是怕不能正确地指导和引领孩子走向未来，因为孩子才是“真理”的代表，正如冰心在《繁星·43》中所说：
真理，
在婴儿的沉默中，
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
对于孩子，对于未来，作家无疑怀抱希望，将纯洁的孩子当成了成人世界的审判官。小说中李高成的两个孩子在读书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了一些“照顾”，但他们本质上都是单纯正直的孩子。梅梅问李高成：“爸爸，这都是为什么？爸爸，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梅梅的追问构成了小说强有力的结尾。对于梅梅的追问，李高成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梅梅的追问，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代表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对现状的追问。
电影中的梅梅，是个弱智，她自然不会向李高成发出这样的追问。但是电影中吴蔼珍对李高成的发问同样值得深思：“高成，你想过吗，我们不在人世后梅梅怎么办？她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对此，李高成无言以答。若是父母过于忧虑健康的后代的生活，实际上也就对孩子所拥有的未来构成了束缚；若是父母忧虑弱智孩子未来的生活，无论怎样为其準备日后生活的条件都不过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吴蔼珍都为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付出了许多许多，结果却都不能真正保障孩子的未来。小说与电影，都是叙事的艺术。将梅梅塑造成一个正常的孩子，还是一个弱智孩子，显示了作者（导演）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在寓言的层面上把握和理解不同的叙述方式，就会发现对孩子的叙述不仅隐含着对孩子教育与成长的思考，还隐藏着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系的思索。这些带有浓郁的寓言色彩的叙述，相关的思考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李高成面对相关问题的追问时，屡屡无言以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都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正因为找不到，没有找到，所以才更应该努力地去寻找。只要寻找，国家就有希望，孩子就有希望。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