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口问题是民国初年险峻的危机。清初人口1亿，民初人口4.5亿，粮食生产却原地踏步，严重不足，约60%国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总有三万万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穷弱的国家。”1923年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演说，生动说明民族存亡困局。
广东是人口问题最严重的一省。民初广东年产食米不到6800万担，人口却逼近3300万。每人每日吃米12两，一年需米9000余万担。湘皖赣各埠每年销粤食米仅约150万担，必须大量进口安南（越南）、暹逻（泰国）与小吕宋（菲律宾）的“洋米”。广东年均进口洋米860余万担，外溢现银高达1亿银元，白鹅潭南岸的洋行仓库区渣甸仓与太古仓，经常屯满刚卸船的东南亚大米，但每年仍缺米1200万担，米价居高不下。
省城基本工人每月工资银元9元，最便宜的大米每元9斤，人均月消耗大米22.5斤，买米基本所费即达2.5元。上有高堂，下有妻儿，五口之家的米钱超过工资，只能杂粮稀粥凑合度日。而在广大农村，农民收入又远低于工人，终岁勤劳，不得一饱，只好远离家乡，下南洋、闯金山、当兵吃粮。全球华侨通讲“唐话”（粤语），粤军征战半个中国，都是缺粮逼出来的人口外流辛酸史。
解决缺粮问题，关键在粮食增产。一战后流行的化学肥料是增产的快捷方式。饥困百年的广东农民抢先接纳化肥，但洋商唯利是图，化肥配用不当，几乎摧毁广东农业。广东军政领袖陈济棠痛定思痛，火速推动化肥改良。到了1937年，已摸索出使用化肥的正确道路，数千年未解的缺粮危机见到曙光。若能普及，一个富强的中国指日可待。
然而，抗战爆发，化肥改良的盛业戛然而止。
短视近利的肥田粉
1893年，美国开始商业化生产硫酸铵，开启化肥新纪元。
植物成长需要十余种元素，其中以氮、磷、钾为重要，通称“肥料三要素”。传统农业以人畜粪尿、绿肥与油粕豆饼为土地补氮，以兽骨磨粉为土地补磷，以草木烧灰为土地补钾。但粪尿、骨粉与草木灰来自大自然循环，数量固定，粮产不可能出现突破性增长。越陌度阡，同样田野，产量千年不变，若人口出生超过土力，就会因缺粮造成战乱，合久必分的盛衰兴亡，因此循环无解。
由氮与氢化合的“氨”（NH3）改变了无解的缺粮循环。美国厂商将煤干馏，析出氮素，溶于水成为俗称“阿摩尼亚”的氨水。加入石灰，导入硫酸化合，蒸发干燥后结晶为硫酸铵。这貌不惊人的硫酸铵，是人类首次能人工生产的氮素，而氮正是“肥料三要素”之首。1910年，德国化学家哈伯（FritzHaber）又发明了能直接合成氮气与氢气为氨气的“哈伯法”，从此，人类可以无限量产廉价氮素，制造氮肥，世界粮产翻倍成长，人口激增。1900年全球人口约16亿，今日已增加到75亿。但哈伯法也能大量减少人口，若将氨化合为硝酸铵，就是火药。人类从此能甩开硝矿，无限生产火药，一战中的欧陆列强就竞相以哈伯法量产火药。战争结束后，氨产能过剩，各国纷纷回头生产硫酸铵化肥，欧美市场迅速饱和，肥料大厂瞄准中国市场。
硫酸铵来华之初，译为“硫酸铔”，俗称“肥田粉”。一战后全球硫酸铔氮肥唯两家大公司马首是瞻：英国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在华分公司称为卜内门洋行，其“娥眉月牌”肥田粉畅销一时，几乎成了化肥的代名词。首创合成氨技术的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则由捷成洋行代理，其“狮马牌”后来居上，与“娥眉月牌”分庭抗礼。
使用硫酸铔施肥，作物长势出奇，枝繁叶茂，增产立竿见影。农民原本不信任肥田粉，卜内门与捷成找乡下商店经销。小商店不是肥料专家，常在肥田粉的快速效用上大做文章，打出“无效不收钱”的诱人保证。在山东桓台的索镇，本地大商店“人和栈”代售“娥眉月牌”与“狮马牌”，放电影宣传，而后“采取先赊用得利再付款的取信办法”，农民取货不需付钱，见到增产成效再结账。少数农户大胆施用，果然“入秋甜菜增收數倍，一个个甜菜疙瘩大如小罐”，一举打开销路。在湖北孝感，卜内门委托县城大绸缎店“祝新盛”代销。祝新盛与农民签包用合同，减产保证照价赔偿，又与卜内门约定无效退钱。卜内门自信签约，施用一季，孝感农民成了硫酸铔的忠实客户。
广东农民采用化肥，更是开风气之先。1921年卜内门与捷成倾销硫酸铔化肥之初，首站就是广东，农村各墟镇的分销商店大多与代理商签下不要成本的代销合同。“固有现钱取货者，然较少数，而以抵押取货者为多，即以现银若干交代理商号作按，而取肥料若干包，售罄后即缴款。”成本低，获益快，硫酸铔很快成为广东农民不可或缺的增产法宝。
1923年，广东进口硫酸铔氮肥与桶装亚莫尼亚等氮肥原料共24万1729担，1930年激增到176万9237担，硫酸铔风行草偃，势不可挡，却很快展现出破坏农作物与土壤的狰狞面貌。1931年，广东使用肥田粉满十周年之时，硫酸铔已全面冲击农村经济与生态。在闽南，割据长泰县的小军阀叶文龙认为肥田粉“拔田格”（破坏土壤），愤然出榜禁化肥，哄传一时。
1932年，陈济棠决心铁腕解决化肥灾难。他下令对进口肥田粉征收肥料捐，所得税款拨给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全面调查化肥使用状况，结果触目惊心——硫酸铔在施用的前两年固然能达到增产功效，但两年之后却使农作减产，进而造成生态浩劫，若不制止，将由根本毁灭农业。
土壤调查触目惊心
1933年10月，中山大学出版《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系统说明化肥浩劫，“各地农民施用化学肥料于水稻者，在初一二年间，水稻之成长及结实，颇能令人满意。运用第三年以上，谷米之质量渐劣”。
化肥对水稻的残害触目惊心。施用化肥的稻田虽然长势茂盛，稻谷却华而不实，“组织不如施用麸粪者之致密。即假若其收获谷之容积，同为二箩，若施用麸粪者，则得重一百斤。而单施硫酸铔者，其重量较少三斤至五斤”。化肥稻谷不但减产，而且质量劣化。碾谷成米，“断碎米碌较多”，“其色浊白无透白油色”。煮米成饭，黏性及香味远逊于传统以粪尿豆饼施肥的米饭。 稻米不是唯一受害者，广东各种主要作物全面遭受化肥残害。广东盛产的广柑与砂糖橘“香甜之味稍逊，又似觉稍易腐坏”；黄瓜“皮青色而不黄”；芋头“久煮不烂”；甘蔗“蔗汁产量相同，但煮汁的糖量却略低……颜色较黑，甚之者糖胶多而结晶少，不能制作沙松之片糖”；蔬菜更是灾情惨重，“化学肥施用于叶菜类，如菜心、白菜、芥兰等，若在施用五日内采摘，其色深绿而茎质硬脆，菜之原味较淡，不及施用粪尿之软滑香味”，腌成咸菜，“头菜、梅菜、潮芥菜及咸萝卜……不能耐久贮藏，在短期即变稍黑色，继而腐坏变质”。
梅干菜腌萝卜上市就烂，农民损失惨重，哀鸿遍野。但农作损失只是皮相，土壤的劣化使农民真正不寒而栗。“水旱田地连续使用两年化肥，土地必较硬质，耕耙较为困难。”更可怕的是，在化肥田落田的牲畜与田间啄食的鸭子常无端倒毙，农村盛传“近年牲畜瘟疫增加，亦归究于化学肥所致，甚之者，更怀疑用化学肥所栽之作物，人食之或亦有害”。
研究人员很快查出原因。施肥应该氮、磷、钾三要素均衡，而广东农民却只施用硫酸铔氮肥。
民初硫酸铔风行，磷与钾化肥却尚未出现廉价产品。当时的西洋磷肥是加工骨粉或海鸟粪的过磷酸钙，钾肥则是开采钾矿化合的氯化钾，原料采矿而来，成本高昂。由南美鸟粪提炼的礼和洋行“鹿牌骨精”磷肥，一担银元21元，由德国施塔斯富尔特钾矿提炼的“耕牛牌”钾肥，一担银元19元。相比之下，以哈伯法直接化合氮氢气体的硫酸铔价格低廉，卜内门的“娥眉月牌”与捷成的“狮马牌”在广东售价最高每担14元，最低压到6元。若不讲究质量，日本八达公司以落后的煤干馏技术生产的硫酸铔杂质虽多，均价每担只需6元，最低时仅3元。
氮肥使农作物的外观茂盛，磷肥与钾肥却默默滋补作物的内在质量，外观看不出增产迹象。所以农民普遍只乐用“价廉物美”的硫酸铔，不愿混用看不出速效的昂贵磷肥与钾肥。“化学肥料输入广东省，硫酸铔占额百分之九十九有奇，而磷肥、钾肥及混合肥等数种相加，亦不及总额百分之一。”中山大学报告指出：“因硫酸铔为滋长植物之茎叶肥料，功效迅速，而农民之智识甚低，只以为植物生长良佳，即为好现象，而不计其收获之质量故也。”
爱用硫酸铔的广东农民，在旱田将硫酸铔溶入水中后淋施，水田则直接播撒粒状结晶之硫酸铔。原本农民只以硫酸铔为追肥，但求速效的蔬菜田缺乏粪尿，心急的菜农索性专撒硫酸铔。稻田的基肥原以东北豆饼为贵，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豆饼价格疯涨，只好全用硫酸铔。
大量使用硫酸铔使土壤酸化，花生与蔗糖首先被酸度激增的土壤打垮。硫酸铔又造成石灰流失，破坏黏土颗粒，使土壤固结，耕犁不易。而且硫酸铔只是气体化合物，缺乏有机物。作物单靠硫酸铔滋养，一旦改回粪尿粕饼天然肥，土壤首先要补回有机物，“第一二年施用化学肥以后，第三年欲复麸粪，非多加一倍不可，否则生长不佳”。农民买不起一倍的天然肥，只能年年忍痛继续使用硫酸铔。
要矫正错误的施肥法，只能靠政府。而政府要引导施肥，首先需全面了解土壤。1930年10月，陈济棠成立广东土壤调查所，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兼任所长，分区调查全省土壤。1933年春，完成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与东莞5县11土系的土壤调查，发现广东土壤钾含量丰富，却普遍缺乏氮与磷。以“珠江土系表土”来说，钾含量1.7722%最丰富，氮含量0.1325%居中，磷0.05443%最缺乏。
广东土壤也不适合单独补氮。广东温暖多雨，雨水冲刷土壤酸性高，普遍缺乏有机物。以硫酸铔补氮时，必需同时施用石灰中和土性，施用有机肥增强土力。
洋商短视近利，只求产量过剩的硫酸铔卖得好，破坏土壤在所不惜。要拯救广东农业，只有毅然建立本国的化肥工业，但这一步却非常艰难。
中国人的化肥工业
1930年代，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推动全国农业调查，结论同样是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化肥工业。1931年夏，实业部筹建中国氮气公司，卜内门与德国巴斯夫两大巨头联手封锁。两巨头年产硫酸铔700万吨，占全球氮肥消费量85%，在中国几乎独占市场，不乐见中国建立化肥工业。化工巨子范旭东募资1200万大洋，突破两大巨头抵制，找美国的工程顾问公司设计建厂，采购机台，于南京卸甲甸建立永利公司硫酸铔厂。
化肥厂的工程非常庞大，合成塔重达100吨，必需自建码头起卸。化工工场更是昂贵精密，不锈钢的硝酸罐价格超出等重白银，触媒用白金网更比黄金昂贵。永利硫酸铔厂的建厂资金过巨，必须破天荒发动中国、交通、上海、金城、中南与浙江兴业等六家大银行联贷才能募足。工厂建成连绵数公里，非常壮观。“长江边一个农村，已经修筑了沿江码头，可以停泊行驶海洋的万吨轮船，起卸重达百吨的机器。收购的一千三百多亩农田，也已经成造了硕大的厂房，修筑了马路。”积极推动联贷的上海商银副总经理邹秉文非常自豪，这座工厂不仅是化工结晶，更是银行业用钱堆出来的联贷典范。
一家化肥厂的建设需倾江南银行业之力，广东一省财力原本难以望其项背，但陈济棠却以高妙的生意经，破解资金难题。
1929年，陈济棠辟建广州西村工业区，建立24个民生必需品工厂。省方缺乏资金，于是集中力量兴建西村士敏土厂。广东每日需消费水泥5000桶，日商低价倾销，几乎独占市场。陈济棠对进口水泥课以重税，强制规定所有建设一律采用西村厂五羊牌。廉价傾销的日本水泥每桶4元，五羊牌一桶10元，垄断水泥生意每年获利百余万，苦了建商，却快速筹齐西村20余厂的建厂资金。
有了资金，广东肥田料厂火速上马。陈济棠取法南京经验，聘请美国的工程顾问公司设计建厂，科技走在尖端。据工业区建厂元老谢英明回忆，肥田料厂是西村仅次于士敏土厂的第二大厂，两厂占地在1300亩以上。机器“新式而又精密，全是英国产品”。在肥田厂外，又同时兴建广东阿摩尼亚厂与硫酸厂，要一举夺回硫酸铔化肥市场。
虽然硫酸铔是赚钱捷径，但陈济棠更重视农民的长远生计，所以肥田料厂优先上马的化肥工场不是氮肥，而是广东土壤最缺乏的磷肥。
磷肥的生产需要鸟粪富矿，陈济棠又锐意规复富藏鸟粪的西沙群岛。民初不肖商人勾结日人擅采西沙鸟粪，法国则主张西沙为越南领土，南海风云诡谲。陈济棠不惧强权，“陈认为（西沙群岛）隶属广东版图有悠久历史……法国人擅自划归安南边界，毫无理由……曾经向沙面法领事交涉两个月，迄不得要领”。陈济棠总部上校参谋陈明经回忆，陈济棠最终放弃交涉，毅然派军舰宣扬主权，“嗣后陈罗致东北舰队海圻、海琛两只军舰归附指挥，遂令该军舰在琼崖西沙海面游曳试探，继而由该军舰运送陆军一团兵力，护卫登诸岛上。兵不血刃，而收回西沙群岛矣。这大概1932年春末事也”。
1932年收复西沙后，广东省建设厅于同年招标西沙鸟粪开采，已在西沙开采多年的中华国产肥田公司以21.27万元得标，制成“双鸟牌”磷肥。鸟粪制肥必需加工，磨碎后与硫酸化合成过磷酸钙，成为可溶性磷酸，才能溶入土壤。广东缺磷，“双鸟牌”产能急待扩张，肥田料厂火速赶造磷肥工场。据谢英明回忆，全厂只有磷肥机台由本地自制。厂长陈宗南又到粤北英德县开采磷矿，积极寻求扩产之途。
约于1937年，广东肥田料厂的磷肥上市。“双鸟牌”每担5元，相比之下，中国发展农业公司由香港进口的南美海鸟粪肥“雀旗牌”要价12元。磷肥成功之时，硫酸铔工场已近完工，陈厂长又积极推动氮、磷、钾兼备的混合肥，但未及上市便遇抗战爆发。
广东的化肥改良，由化肥调查、土壤调查到实际产出价廉物美的实用磷肥，费时仅6年，田野调查论证扎实，化肥工业目光长远，假以时日，必能解决百年无解的粮食问题。南京政府原拟技术支援，全国稻麦改进所稻作组主任赵连芳于1936年实地考察，赫然发现广东农业改革灿然有成，只能以补助经费锦上添花。
于1937年先后落成的南京卸马甸硫酸铔厂与广东肥田料厂，是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两大发动机。抗战军兴，两厂为日军掠夺，运回日本，南北同步的化肥增产盛业化为乌有。直到1947年美援化肥来华，化肥增产才真正起步。
抗战胜利后，外交部交涉运回两厂机台，卸马甸厂得以重建，西村肥田料厂却无力恢复，消逝于历史风尘之中，不复为国人记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广东是人口问题最严重的一省。民初广东年产食米不到6800万担，人口却逼近3300万。每人每日吃米12两，一年需米9000余万担。湘皖赣各埠每年销粤食米仅约150万担，必须大量进口安南（越南）、暹逻（泰国）与小吕宋（菲律宾）的“洋米”。广东年均进口洋米860余万担，外溢现银高达1亿银元，白鹅潭南岸的洋行仓库区渣甸仓与太古仓，经常屯满刚卸船的东南亚大米，但每年仍缺米1200万担，米价居高不下。
省城基本工人每月工资银元9元，最便宜的大米每元9斤，人均月消耗大米22.5斤，买米基本所费即达2.5元。上有高堂，下有妻儿，五口之家的米钱超过工资，只能杂粮稀粥凑合度日。而在广大农村，农民收入又远低于工人，终岁勤劳，不得一饱，只好远离家乡，下南洋、闯金山、当兵吃粮。全球华侨通讲“唐话”（粤语），粤军征战半个中国，都是缺粮逼出来的人口外流辛酸史。
解决缺粮问题，关键在粮食增产。一战后流行的化学肥料是增产的快捷方式。饥困百年的广东农民抢先接纳化肥，但洋商唯利是图，化肥配用不当，几乎摧毁广东农业。广东军政领袖陈济棠痛定思痛，火速推动化肥改良。到了1937年，已摸索出使用化肥的正确道路，数千年未解的缺粮危机见到曙光。若能普及，一个富强的中国指日可待。
然而，抗战爆发，化肥改良的盛业戛然而止。
短视近利的肥田粉
1893年，美国开始商业化生产硫酸铵，开启化肥新纪元。
植物成长需要十余种元素，其中以氮、磷、钾为重要，通称“肥料三要素”。传统农业以人畜粪尿、绿肥与油粕豆饼为土地补氮，以兽骨磨粉为土地补磷，以草木烧灰为土地补钾。但粪尿、骨粉与草木灰来自大自然循环，数量固定，粮产不可能出现突破性增长。越陌度阡，同样田野，产量千年不变，若人口出生超过土力，就会因缺粮造成战乱，合久必分的盛衰兴亡，因此循环无解。
由氮与氢化合的“氨”（NH3）改变了无解的缺粮循环。美国厂商将煤干馏，析出氮素，溶于水成为俗称“阿摩尼亚”的氨水。加入石灰，导入硫酸化合，蒸发干燥后结晶为硫酸铵。这貌不惊人的硫酸铵，是人类首次能人工生产的氮素，而氮正是“肥料三要素”之首。1910年，德国化学家哈伯（FritzHaber）又发明了能直接合成氮气与氢气为氨气的“哈伯法”，从此，人类可以无限量产廉价氮素，制造氮肥，世界粮产翻倍成长，人口激增。1900年全球人口约16亿，今日已增加到75亿。但哈伯法也能大量减少人口，若将氨化合为硝酸铵，就是火药。人类从此能甩开硝矿，无限生产火药，一战中的欧陆列强就竞相以哈伯法量产火药。战争结束后，氨产能过剩，各国纷纷回头生产硫酸铵化肥，欧美市场迅速饱和，肥料大厂瞄准中国市场。
硫酸铵来华之初，译为“硫酸铔”，俗称“肥田粉”。一战后全球硫酸铔氮肥唯两家大公司马首是瞻：英国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在华分公司称为卜内门洋行，其“娥眉月牌”肥田粉畅销一时，几乎成了化肥的代名词。首创合成氨技术的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则由捷成洋行代理，其“狮马牌”后来居上，与“娥眉月牌”分庭抗礼。
使用硫酸铔施肥，作物长势出奇，枝繁叶茂，增产立竿见影。农民原本不信任肥田粉，卜内门与捷成找乡下商店经销。小商店不是肥料专家，常在肥田粉的快速效用上大做文章，打出“无效不收钱”的诱人保证。在山东桓台的索镇，本地大商店“人和栈”代售“娥眉月牌”与“狮马牌”，放电影宣传，而后“采取先赊用得利再付款的取信办法”，农民取货不需付钱，见到增产成效再结账。少数农户大胆施用，果然“入秋甜菜增收數倍，一个个甜菜疙瘩大如小罐”，一举打开销路。在湖北孝感，卜内门委托县城大绸缎店“祝新盛”代销。祝新盛与农民签包用合同，减产保证照价赔偿，又与卜内门约定无效退钱。卜内门自信签约，施用一季，孝感农民成了硫酸铔的忠实客户。
广东农民采用化肥，更是开风气之先。1921年卜内门与捷成倾销硫酸铔化肥之初，首站就是广东，农村各墟镇的分销商店大多与代理商签下不要成本的代销合同。“固有现钱取货者，然较少数，而以抵押取货者为多，即以现银若干交代理商号作按，而取肥料若干包，售罄后即缴款。”成本低，获益快，硫酸铔很快成为广东农民不可或缺的增产法宝。
1923年，广东进口硫酸铔氮肥与桶装亚莫尼亚等氮肥原料共24万1729担，1930年激增到176万9237担，硫酸铔风行草偃，势不可挡，却很快展现出破坏农作物与土壤的狰狞面貌。1931年，广东使用肥田粉满十周年之时，硫酸铔已全面冲击农村经济与生态。在闽南，割据长泰县的小军阀叶文龙认为肥田粉“拔田格”（破坏土壤），愤然出榜禁化肥，哄传一时。
1932年，陈济棠决心铁腕解决化肥灾难。他下令对进口肥田粉征收肥料捐，所得税款拨给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全面调查化肥使用状况，结果触目惊心——硫酸铔在施用的前两年固然能达到增产功效，但两年之后却使农作减产，进而造成生态浩劫，若不制止，将由根本毁灭农业。
土壤调查触目惊心
1933年10月，中山大学出版《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系统说明化肥浩劫，“各地农民施用化学肥料于水稻者，在初一二年间，水稻之成长及结实，颇能令人满意。运用第三年以上，谷米之质量渐劣”。
化肥对水稻的残害触目惊心。施用化肥的稻田虽然长势茂盛，稻谷却华而不实，“组织不如施用麸粪者之致密。即假若其收获谷之容积，同为二箩，若施用麸粪者，则得重一百斤。而单施硫酸铔者，其重量较少三斤至五斤”。化肥稻谷不但减产，而且质量劣化。碾谷成米，“断碎米碌较多”，“其色浊白无透白油色”。煮米成饭，黏性及香味远逊于传统以粪尿豆饼施肥的米饭。 稻米不是唯一受害者，广东各种主要作物全面遭受化肥残害。广东盛产的广柑与砂糖橘“香甜之味稍逊，又似觉稍易腐坏”；黄瓜“皮青色而不黄”；芋头“久煮不烂”；甘蔗“蔗汁产量相同，但煮汁的糖量却略低……颜色较黑，甚之者糖胶多而结晶少，不能制作沙松之片糖”；蔬菜更是灾情惨重，“化学肥施用于叶菜类，如菜心、白菜、芥兰等，若在施用五日内采摘，其色深绿而茎质硬脆，菜之原味较淡，不及施用粪尿之软滑香味”，腌成咸菜，“头菜、梅菜、潮芥菜及咸萝卜……不能耐久贮藏，在短期即变稍黑色，继而腐坏变质”。
梅干菜腌萝卜上市就烂，农民损失惨重，哀鸿遍野。但农作损失只是皮相，土壤的劣化使农民真正不寒而栗。“水旱田地连续使用两年化肥，土地必较硬质，耕耙较为困难。”更可怕的是，在化肥田落田的牲畜与田间啄食的鸭子常无端倒毙，农村盛传“近年牲畜瘟疫增加，亦归究于化学肥所致，甚之者，更怀疑用化学肥所栽之作物，人食之或亦有害”。
研究人员很快查出原因。施肥应该氮、磷、钾三要素均衡，而广东农民却只施用硫酸铔氮肥。
民初硫酸铔风行，磷与钾化肥却尚未出现廉价产品。当时的西洋磷肥是加工骨粉或海鸟粪的过磷酸钙，钾肥则是开采钾矿化合的氯化钾，原料采矿而来，成本高昂。由南美鸟粪提炼的礼和洋行“鹿牌骨精”磷肥，一担银元21元，由德国施塔斯富尔特钾矿提炼的“耕牛牌”钾肥，一担银元19元。相比之下，以哈伯法直接化合氮氢气体的硫酸铔价格低廉，卜内门的“娥眉月牌”与捷成的“狮马牌”在广东售价最高每担14元，最低压到6元。若不讲究质量，日本八达公司以落后的煤干馏技术生产的硫酸铔杂质虽多，均价每担只需6元，最低时仅3元。
氮肥使农作物的外观茂盛，磷肥与钾肥却默默滋补作物的内在质量，外观看不出增产迹象。所以农民普遍只乐用“价廉物美”的硫酸铔，不愿混用看不出速效的昂贵磷肥与钾肥。“化学肥料输入广东省，硫酸铔占额百分之九十九有奇，而磷肥、钾肥及混合肥等数种相加，亦不及总额百分之一。”中山大学报告指出：“因硫酸铔为滋长植物之茎叶肥料，功效迅速，而农民之智识甚低，只以为植物生长良佳，即为好现象，而不计其收获之质量故也。”
爱用硫酸铔的广东农民，在旱田将硫酸铔溶入水中后淋施，水田则直接播撒粒状结晶之硫酸铔。原本农民只以硫酸铔为追肥，但求速效的蔬菜田缺乏粪尿，心急的菜农索性专撒硫酸铔。稻田的基肥原以东北豆饼为贵，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豆饼价格疯涨，只好全用硫酸铔。
大量使用硫酸铔使土壤酸化，花生与蔗糖首先被酸度激增的土壤打垮。硫酸铔又造成石灰流失，破坏黏土颗粒，使土壤固结，耕犁不易。而且硫酸铔只是气体化合物，缺乏有机物。作物单靠硫酸铔滋养，一旦改回粪尿粕饼天然肥，土壤首先要补回有机物，“第一二年施用化学肥以后，第三年欲复麸粪，非多加一倍不可，否则生长不佳”。农民买不起一倍的天然肥，只能年年忍痛继续使用硫酸铔。
要矫正错误的施肥法，只能靠政府。而政府要引导施肥，首先需全面了解土壤。1930年10月，陈济棠成立广东土壤调查所，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兼任所长，分区调查全省土壤。1933年春，完成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与东莞5县11土系的土壤调查，发现广东土壤钾含量丰富，却普遍缺乏氮与磷。以“珠江土系表土”来说，钾含量1.7722%最丰富，氮含量0.1325%居中，磷0.05443%最缺乏。
广东土壤也不适合单独补氮。广东温暖多雨，雨水冲刷土壤酸性高，普遍缺乏有机物。以硫酸铔补氮时，必需同时施用石灰中和土性，施用有机肥增强土力。
洋商短视近利，只求产量过剩的硫酸铔卖得好，破坏土壤在所不惜。要拯救广东农业，只有毅然建立本国的化肥工业，但这一步却非常艰难。
中国人的化肥工业
1930年代，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推动全国农业调查，结论同样是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化肥工业。1931年夏，实业部筹建中国氮气公司，卜内门与德国巴斯夫两大巨头联手封锁。两巨头年产硫酸铔700万吨，占全球氮肥消费量85%，在中国几乎独占市场，不乐见中国建立化肥工业。化工巨子范旭东募资1200万大洋，突破两大巨头抵制，找美国的工程顾问公司设计建厂，采购机台，于南京卸甲甸建立永利公司硫酸铔厂。
化肥厂的工程非常庞大，合成塔重达100吨，必需自建码头起卸。化工工场更是昂贵精密，不锈钢的硝酸罐价格超出等重白银，触媒用白金网更比黄金昂贵。永利硫酸铔厂的建厂资金过巨，必须破天荒发动中国、交通、上海、金城、中南与浙江兴业等六家大银行联贷才能募足。工厂建成连绵数公里，非常壮观。“长江边一个农村，已经修筑了沿江码头，可以停泊行驶海洋的万吨轮船，起卸重达百吨的机器。收购的一千三百多亩农田，也已经成造了硕大的厂房，修筑了马路。”积极推动联贷的上海商银副总经理邹秉文非常自豪，这座工厂不仅是化工结晶，更是银行业用钱堆出来的联贷典范。
一家化肥厂的建设需倾江南银行业之力，广东一省财力原本难以望其项背，但陈济棠却以高妙的生意经，破解资金难题。
1929年，陈济棠辟建广州西村工业区，建立24个民生必需品工厂。省方缺乏资金，于是集中力量兴建西村士敏土厂。广东每日需消费水泥5000桶，日商低价倾销，几乎独占市场。陈济棠对进口水泥课以重税，强制规定所有建设一律采用西村厂五羊牌。廉价傾销的日本水泥每桶4元，五羊牌一桶10元，垄断水泥生意每年获利百余万，苦了建商，却快速筹齐西村20余厂的建厂资金。
有了资金，广东肥田料厂火速上马。陈济棠取法南京经验，聘请美国的工程顾问公司设计建厂，科技走在尖端。据工业区建厂元老谢英明回忆，肥田料厂是西村仅次于士敏土厂的第二大厂，两厂占地在1300亩以上。机器“新式而又精密，全是英国产品”。在肥田厂外，又同时兴建广东阿摩尼亚厂与硫酸厂，要一举夺回硫酸铔化肥市场。
虽然硫酸铔是赚钱捷径，但陈济棠更重视农民的长远生计，所以肥田料厂优先上马的化肥工场不是氮肥，而是广东土壤最缺乏的磷肥。
磷肥的生产需要鸟粪富矿，陈济棠又锐意规复富藏鸟粪的西沙群岛。民初不肖商人勾结日人擅采西沙鸟粪，法国则主张西沙为越南领土，南海风云诡谲。陈济棠不惧强权，“陈认为（西沙群岛）隶属广东版图有悠久历史……法国人擅自划归安南边界，毫无理由……曾经向沙面法领事交涉两个月，迄不得要领”。陈济棠总部上校参谋陈明经回忆，陈济棠最终放弃交涉，毅然派军舰宣扬主权，“嗣后陈罗致东北舰队海圻、海琛两只军舰归附指挥，遂令该军舰在琼崖西沙海面游曳试探，继而由该军舰运送陆军一团兵力，护卫登诸岛上。兵不血刃，而收回西沙群岛矣。这大概1932年春末事也”。
1932年收复西沙后，广东省建设厅于同年招标西沙鸟粪开采，已在西沙开采多年的中华国产肥田公司以21.27万元得标，制成“双鸟牌”磷肥。鸟粪制肥必需加工，磨碎后与硫酸化合成过磷酸钙，成为可溶性磷酸，才能溶入土壤。广东缺磷，“双鸟牌”产能急待扩张，肥田料厂火速赶造磷肥工场。据谢英明回忆，全厂只有磷肥机台由本地自制。厂长陈宗南又到粤北英德县开采磷矿，积极寻求扩产之途。
约于1937年，广东肥田料厂的磷肥上市。“双鸟牌”每担5元，相比之下，中国发展农业公司由香港进口的南美海鸟粪肥“雀旗牌”要价12元。磷肥成功之时，硫酸铔工场已近完工，陈厂长又积极推动氮、磷、钾兼备的混合肥，但未及上市便遇抗战爆发。
广东的化肥改良，由化肥调查、土壤调查到实际产出价廉物美的实用磷肥，费时仅6年，田野调查论证扎实，化肥工业目光长远，假以时日，必能解决百年无解的粮食问题。南京政府原拟技术支援，全国稻麦改进所稻作组主任赵连芳于1936年实地考察，赫然发现广东农业改革灿然有成，只能以补助经费锦上添花。
于1937年先后落成的南京卸马甸硫酸铔厂与广东肥田料厂，是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两大发动机。抗战军兴，两厂为日军掠夺，运回日本，南北同步的化肥增产盛业化为乌有。直到1947年美援化肥来华，化肥增产才真正起步。
抗战胜利后，外交部交涉运回两厂机台，卸马甸厂得以重建，西村肥田料厂却无力恢复，消逝于历史风尘之中，不复为国人记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