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现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是指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建立的社会形态。工业化浪潮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通常认为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其主要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利用机器替换、补充、扩大了人的自然能力，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取代了千百年效率低下的个体作业，高效率、高产出当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短缺不再成为主题，过剩成为常态，工业革命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极大满足了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发展不再是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剩余劳动的积累，财富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由此产生的问题在很长时间段比不发展时期还严重。
　　中国没有与西方的工业化同步，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中国与英国共振，还值得研究。不过从价值伦理上有一点必须注意，中国人的理念中，从来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至少自孔子以来，中国人并不担心财富不足，而是担心分配不均；不是担心贫穷，而是担心动荡；安贫乐道，自足常乐，成为传统中国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或许正是这种原因，与西方社会并不缺少交流的中国社会一方面营造自己的18世纪盛世，另一方面完全无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没有跟进，更没有共振。
　　当马戛尔尼带着初步工业化的成就东来，寻求扩大贸易时，中国很坦然地予以拒绝。20多年后，阿美士德使团旧话重提，依然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工业化一拖再拖，直至1860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后100年方才发生。这是至关重要的100年，假如没有这样的耽搁，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与大不列颠帝国对接，不仅中国历史改写，人类历史也必将重塑。
　　弯道超车
　　如果说18世纪后半叶中国人不太理解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价值，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甚至到了鸦片战争被打败后依然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就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了。
　　據蒋廷黻研究，鸦片战争后，中国不仅无意利用五个通商口岸引进工业革命的成果，建构自己的工业，而且很快忘记了被打的苦痛，根本不想魏源等人叮嘱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之后继续沉沦，当然也可以举出很多理由，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为的耽搁、非人为的耽搁，最终都会寻找一种补偿方式。
　　甲午战后，朝野各界似乎都对洋务新政畸形现代化路径极为不满，严复、梁启超等人都有严厉批评。其实，往前追溯，也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人比如王韬、郑观应等，几乎一直以日本为参照，敦促朝廷以及那些洋务重臣注意体用本末的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不急不躁，从容不迫，重构中国社会，推进中国进步。然而，不论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事后检讨，还是王韬、郑观应等人及时提出的那些没有被采纳的现代化方案，其实都忽略了中国“迟到的现代化”这一前提
　　“迟到”已经注定了，“后发”也不必怀疑。面对前人的失误、耽搁，后人究竟应该怎样弥补、处理呢？这是中国1860年之后30年必须面对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继续耽搁当然不对，也不可能。按部就班，从容不迫，也只是一种理想、理论，政治发展的逻辑当然不是因循，不是步趋，不是重走西方先发国家已经走过的那些完整的路，而是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后来居上，因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没有像同时代的日本那样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普及教育，启蒙大众，重构阶级，再造社会。此时的中国选择了“弯道超车”，能省则省，能减则减。举一个教育的例子。
　　教育是现代化的中心议题，也是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近代之前的中国“学在民间”，政府并不过多干预教育，教育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通过科举制度予以解决。这是一种精英教育式的制度安排，古典中国的阶级分层，知识人的身份鉴别，非常简单、容易。但是到了近代，所谓工业化，当然不再是少数人的知识特权，工业化需要大量有知识的劳动者，如何将古典中国的精英教育体制转型为适合工业化目标的近代教育，从历史上看，除了接纳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别无他途。日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迅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而日本的工业化尽管注意到了产业振兴、富国、贸易等，但对教育日本从一开始就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并迅速改变了日本的人才结构，对于日本工业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为什么没有在1860年洋务之初大力发展近代教育，为什么没有像日本那样，或者没有像自己50年之后那样兴办从幼儿园至研究院的一系列新教育？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关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取径。从戊戌到辛丑，新教育渐次开展，但难度确实出乎想象，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清廷之所以被推翻，某种程度上新教育困境起到了相当作用。
　　弯道超车，使中国没有在现代化开始时致力于近代教育的推广，而是将这个问题押后了半个世纪。中国在现代化开始时注意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文馆、广方言馆等类似的教育机构尽了现代化人才培养之责，而且更便捷更经济。可惜，现代化需要的现代素养，知识的、外国语言文字，固然重要，但毕竟无法满足一个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中国在耽搁了半个世纪之后，重走日本的路，1898年的戊戌维新，说到底就是全面开启新教育。弯道超车不仅没有让中国迎头赶上，反而欲速则不达，让中国失去了一段宝贵的时间。
　　洋务运动缺少权威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让洋务运动承担了许多原本不属于它的责任。一个普遍认同的指责，就是严复、梁启超所说的洋务运动“中体西用”路径依赖，只变其末不变其本，没有体制上的改革，经济增长便无法维持。
　　这个指责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的。中国工业化在19世纪60～90年代的30年间增长迅猛，从零到有，从小到大，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工业基础，铁路矿山资源的建设、开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的增加，国际化程度的提升，都有非凡的成绩。在这种情形下，政治架构、社会组织方式当然都应该调整，比如但凡《马关条约》之后的措施，如果能在1860年之后的洋务进程中逐步释放，比如社会的自组织、地方自治，比如商业行会，还有中国经济自由加入国际大循环，资本的自由进出，不是让《马关条约》约束，让外国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而是中国自主放开，重构经济形态，步入世界，那么即便发生中日甲午冲突，结局肯定不一样。
　　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历史可以复盘，可以思考。洋务运动鉴于之前100年的耽搁，太期望迎头赶上了，因而缺少整体性的考量，缺少制度性的调整。比如中国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事件后，在步入工业化进程后，无论如何必须改变各自为政的政治格局，必须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重构统一的公平的国内市场，以市场去配置资源，完成社会转型。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仅厘金这类畸形经济制度无法废弃，而整个洋务新政，或许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中央政府层面太缺少权威，缺少整体布局，缺少顶层构想，没有办法与明治初年日本政治家集团提出的思路相比较。
　　洋务新政没有制度性的变革，当然不是认同此时的中国就应该进行根本体制的变动，比如帝制的退出。历史发展可能与许多人的期待不一致，工业化确实要催生一个全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只是与先前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相比较的工业文明，并不意味着必然要走出帝制。事实上，从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看，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坚持君主体制，但确实应该根据工业化进程，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变动，改善君主体制。这是洋务新政的主流思想，曾国藩、文祥，直至李鸿章、恭亲王，他们的思维重点莫不如此，他们都强调三千年，或数千年未有之巨变，而不是秦王朝之后的两千年。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帝制并不是问题，工业化、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帝制的全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