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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大清帝国迎来了甲辰科的殿试。当时的人还不知道，延续了1000多年的古老科举，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山东的刘春霖夺取了殿试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故而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人”；而这一科的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则归于从远道而来的广州举子商衍鎏……
“玉莲园旧主人”
商衍鎏（1874-1962），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年又有一个自号“玉莲园旧主人”。这是因为在前清时期他住在广州府城（番禺、南海两县共治）的纸行街（今广州市越秀区纸行路）西侧的小巷里，其家名“玉莲园”。后来商衍鎏高中探花，时人因此称呼其家为“探花第”。抗日战争时期，探花第在战火中被毁，战后复建成街巷，取玉莲园的“莲”、探花第的“花”，成为“莲花巷”。
如今的莲花巷只是一条靠近人民中路的小巷子，但在清代，能够住在这里的居民大抵有着一个特殊身份——“旗人”。康熙二十年（1681），在平定“三藩”后，清廷分遣八旗驻防边腹，广州派京旗汉军三千，挈眷来粤。和全国各地其它的驻防八旗据点（如南京、杭州）一样，清廷推行“满汉分治”，以八旗为单位居住在“城中之城”——“满城”。广州“满城”的大致位置在城里西边靠南的地区。东西线是东自四牌楼（今解放中路）街中心起，西至西门城墙（今人民中路）止；南北线是南自大德街（今大德路）归德门城墙起，北至光塔街（今光塔路）街中心止。商衍鎏的祖上亦在此时随着汉军正白旗部队从东北铁岭前往广州驻防，从此商家便在广州落地生根，生息繁衍。
按说，作为“旗人”（虽然汉军旗比之满洲八旗等而下之），理当秉承清廷鼓吹的所谓“国（清）语骑射”的特色，但到了晚清时期，不但“清语（满语）”早已在广州驻防八旗中踪迹无寻，“骑射”的功夫也与八旗子弟无缘了。就商衍鎏而言，他自幼学习四书五经，与汉人儒生子弟别无二致 。
商衍鎏从6岁起就在玉莲园中读私塾。12岁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他就读于光孝寺的时间最长，还到广州各大书院参加考课，以便获得奖金，借以资生。在粤秀、粤华、羊城书院，他每月考三课，内容是八股文、试贴詩，在菊坡精舍和学海掌，他每月考一课，内容为经、史、诗、赋。商衍鎏后来回忆年少时读书的辛苦与快乐：“终日仆仆……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而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以这句话来形容士子的读书，真是不错。”以至到了晚年，他“犹记谈经讲舍时”。
商衍鎏如此苦读，目标也很明确：“学而优则仕”，也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封建朝廷的官僚阶级。商衍鎏后来说，当时他“不得不仍走此道路，俏若将此少壮苦学的功夫，学习工、农、理、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料学，何尝不可以有成”。
平心而论，这话倒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兴办学校。为吸引人才，北京同文馆规定学成后成绩优秀者授予七、八、九品官，其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分派到朝廷各部，遇缺即补。广州同文馆也规定学生三年学成后可以参加乡试，如有精通洋文、才能出众者，经奏准调到京师授以官职。依照这些规定，商衍鎏假设进入新式学堂就读，至少是可以省去童试的麻烦。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制定学堂章程更加规定，学生毕业后授给进士、举人、贡生等名目，在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就读的学生“毕业考后，再由管学大臣复考如格，带领引见，候旨赏给进士，给予文凭”，这就连“会试”都不用参加了。但商衍鎏当时大概仍是囿于科举出身乃是“正途”的传统观念，执意走上了科举考试这条独木桥。1890年，17岁的商衍鎏在童试中考得第十名中了秀才，四年后参加乡试，与兄长商衍瀛同时中了举人，在当时有“（番）禺由双凤”之称。成为传遍赤县神州的士林佳话。
南国探花
但接下来的科举之路就不是那么好走了。清代科举的录取率，较之今日北大清华的本科录取率尚远远不及，金榜题名的艰难程度实在是不问可知。譬如蔡元培，先后参加两次童生试、三次乡试、一次会试及殿试、朝考、散馆考试，实在是将前半生都消磨于科举考试之中。多少才华之士，都是像邓廷桢一样下定了孤注一掷的决心：“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商衍鎏当然更是如此。清代的进士高度集中在江苏（当时包括上海）、浙江两省。所谓“我朝学术之盛，超逸前代，综其人物，大约不外江浙数省，地实江南一隅”。江浙两省在清代一共出了193名状元、榜眼、探花，而有清一代全国“三鼎甲”一共不过才产生了336名而已。反观广东，在清代科举考试的表现却不甚突出。清代共录取进士26849人，其中广东进士965人，仅占全国总人数的3.59%，这一数字不但不能望江、浙之项背，甚至与地处中原地区的山东及京畿之地直隶（河北）等省都有较大差距。由于清代举人名额是分配到各省，广东进士数量的寡薄其实就代表了广东举子们的科场竞争力稍为薄弱。商衍鎏在会试中对手的水平远比乡试中的高得多。
此外，商衍鎏参加会试，还有一个额外的不利因素——路程。会试在京城举行，全国各地的举人都必须赴京应考。在这方面，广东考生自然更加不利。按晚清时期的说法，“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即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和樊城路。其中走沙井路最快，因为沙井路陆地多、河川少，而马车比较快，船比较慢，所以坐车时间多的沙井路到北京大约需要70天；而中江路坐船比较多，差不多要3个月才能到达。所以时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70多天，最慢的则需要3个月。清代规定，会试考生一定要在三月九号（阴历）前报道，这样广东的考生就必须赶在春节前后出发，着实是一次相当辛苦的旅行。
对于商衍鎏而言，他的幸运在于终于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农历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清廷特开“恩科”会试。31岁的商衍鎏参加了这次科举考试，实在是值得庆幸——翌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清廷从谏如流，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样一来，甲辰恩科也就成了从隋朝开创以来的最后一届科举考试。 末代科举的内容其实已与以往有所不同。被无数人诟病的“八股文”在两年前宣告废止，改乡、会试首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比如，甲辰恩科会试中“各国政治艺学策论”的题目就是“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在会试里，商衍鎏表现一般，只获得第129名贡士。而获得会试第一名则是位日后的民国名人——谭延闿。
但在接下来的殿试里，商衍鎏倒是交了好运后来居上，成为了末科探花，赐进士及第。由于其兄商衍瀛已于前一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癸卯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短短两年间兄弟二人得入翰林，实在令士人钦羡无比，也给当时风雨飘摇的清廷朝野带来了几缕轻松的花絮。除此之外，坊间又有传言末代状元本是另一位广东考生朱汝珍的，结果由于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粤人皆是她的对头），一见朱是广东人就不高兴，非拉下不可，而第二名刘春霖名字有吉祥之兆，所以加以互易，遂使得刘春霖成就了“末代状元”之名。查清代史实，对于读卷官所拟定的名次，皇帝“或如所拟，或有更定”，并不罕见。比如乾隆时的王杰就是由于“江浙多状元，不足为奇，而我朝陕西还没有出过状元”的原因，才越过了原本的赵翼（常州人）与胡高望（杭州人），成了大清300年间唯一的陕西籍状元。以此看来，朱汝珍与刘春霖名次互易的传言，倒未必是空穴来风。
两度留洋
商衍鎏中探花后，循例授任翰林院编修，后任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等职，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过两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逢朝廷推行新政，派遣公派留学生。顺势而下，商衍鎏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他的同窗中有谭延闿和与沈钧儒。在日本，商衍鎏一时眼界大开，他从过去的四书五经中脱出，埋首于前所未有的新学：经济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乃至破产法、外交史无不一一研习涉猎。其间，他还聆听过孙中山、章炳麟等革命人的演说。两年后学成归来，清廷又行一次考核，商衍鎏被评为最为优列一等，任翰林院侍讲。宣统三年（1911）商衍鎏又出任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同时又任协办院理、实录馆总校、国史馆编修、文渊阁校理，重任在肩，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短短几个月内就摧毁了封建帝制。随着溥仪退位，进入民国时代的商衍鎏突然沦为“前朝遗老”。
商衍鎏的人生在此时又迎来了另一个转机。1912年德国汉堡大学派员来华延聘汉文教授。商衍鎏慨然应聘出国，与该校签订四年合约，年薪6000马克，旅费1200马克（当时一马克不到五角大洋），应该算是待遇颇丰了。拜西伯利亚大铁路所赐，是年5月，商衍鎏乘火车取道俄国转达汉堡，行程不过半月。
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是德国高校中的第一个汉学系。其负责人福兰阁博士（Otto Franke，1863-1946）多次来访中国。1908年，他被德国海军部派往中国，談判在青岛设立德国资助的“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一事。在与清廷学部总监张之洞会面时，福兰阁有意显示了他的汉学家身份，特地送给张之洞一篇他写的论文《吐鲁番出土的一个佛教碑刻》，张之洞阅后对其汉学造诣极为叹赏。福兰阁称，初建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为“中国语言和文化系”。它以语言为基础，包括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学院给他配备两名助教名额，可以聘用一名德国人和一名中国人。商衍鎏因此有机会成为这个当时规模还很小的中国研究团队成员，负责书籍的征订和整理。汉堡大学董事会专拨2万马克，由商衍鎏与福兰阁采购中文图书。末代探花当然极具眼光，非常会选择珍本图书。由他挑选的《古今图书集成》及《永乐大典》等一批明清古籍是德国所购得的最有价值的中国图书，其中一些珍本如今在国内都极难觅得，德国汉学界至今还视之为里程碑事件。
在汉堡大学，商衍鎏还为德国汉学教师即一些年轻的汉学家讲授高级汉学课程。如他刚一到校，就应教师们的要求讲解《列子》。德国汉学家在汉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都一一被商衍鎏解释清楚。此外，商衍鎏还协助福兰阁开展学术研究，研究宋代作品《耕织图诗》，对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和注释，最终发表在《汉堡殖民学院学报》上。这也是中德学者首次合作汉学研究成果的亮相。
到了1916年，商衍鎏与汉堡大学的合约期满。商衍鎏与福兰阁合作愉快，校方有意续约。但当时一战已经进入中期，北洋政府在首鼠两端了一段时间后，战争天平日益倾向协约国一方，坊间纷纷传闻中德不日即将断交，故商衍鎏觉得德国不宜久留，于是决定归国。四年留德生涯就此算是功德圆满。福兰阁认为商衍鎏是“我们从中国争取到的杰出助手”，“是一位知识极为丰富又最可信赖的中国帮手，他为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帮助”。
回国后，商衍鎏出任副总统府顾问（当时副总统为冯国璋）兼江苏督军署内秘书。1917年冯为代理总统，乃任总统府咨议。这是个闲职，不用全日上班，不理实际政务，只是处理一些礼节性的应酬文字而已。其后商衍鎏曾任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虽然重回民国仕途，但商衍鎏还是保有旧时代士大夫的风骨。一位大商人得悉他主持财政部修改条文工作，曾托人以5万元贿赂他改动某些条文，遭到商衍鎏的严辞拒绝，此事一时成为美谈。
乱世沉浮
1927年，商衍鎏脱离政事，留居南京，钟情书画写作。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由青年走向中年，又从中年迈入老年，经历了一生中较为清贫、动荡和苦闷的时光。抗日战争爆发后，商衍鎏一家转徙流离，辗转入川。初居重庆、成都，后为躲避日机轰炸，先后移居眉山、夹江、嘉州等地。
这一时期，商衍鎏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卖文鬻字。商衍鎏的书法极好。他幼学褚、颜，功力很深。中年以后，从章草下手，转攻草书。1949年他在香港举办个人书画展，评者以为他的书法兼有颜鲁公的沉着端庄、褚河南的秀劲超逸，尤以他的行书“神韵潇洒，意趣盎然”。值得一提的是，晚清科举取士，首重书法。所谓“近数十年，殿试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以致空疏浅陋，竞列清班”。如此一来，清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绝大多数的书法自然均是一时之选。末代状元刘春霖曾拒绝伪满洲国政府的招邀，也曾拒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等人的聘请，隐居不出，同样以卖字为生。
当时的港、澳、南洋书画界，多以能得到甲辰科三鼎甲及传胪所写的条屏为珍，将四人各写一条幅合为四屏，珍藏鉴赏。一时之间，登门求字者甚多。问题在于，探花郎的字固然珍贵，但由于战时经济不景气，终日挥毫下令润金却不理想。商衍鎏在《戏题润格后》云：“伯虎才华艰苦日，俟斋风雪闭门时，楚山和璧千行泪，留待连城万古知。”细品此诗，可见其彼时的心情。这无疑是商衍鎏人生中的一段黑暗时期，如他所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我灰心失望，我再也不过问政治，整天过着清高的隐居生活。”
抗战胜利后，商衍鎏回到首都南京，本以为可以求安稳，但不料“政府毫无振作，钳制更甚，肆捕有志青年，学生游行请愿，社会纷然”。1947年国民党发行面值20万至500万大钞四种（“万钞纷落似剧雨”），物价腾涌，民不聊生，商衍鎏痛而写下《发大钞》一诗，最后质问当政者“民心去尽国何在”，实在也是对于国民党政权失望透顶了。
倦鸟思归。1948年冬，商衍鎏返回故乡广州，第二年在这里迎来了解放。他目睹祖国一扫百年沉疴，遂以“云开宇宙清”“解冻共争鸣”的诗句，热情讴歌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商衍鎏重获新生，历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3年8月28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
晚年的商衍鎏最重要的成就是撰写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与其姊妹篇《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版）。彼时科举已废半个世纪，国内却尚无一部系统论述清代科举制度的论著。而商衍鎏恰拥有一甲探花的功名和亲历亲闻之优势（能够凭记忆默写当年考题），加之深厚的国学功力，历经三年撰写的23万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可以说是贡献匪浅。而商衍鎏本人经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活的历史见证人。正如其次子、中山大学教授商承柞所言：“我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少年艰辛，青年得志，中年迍邅，晚年幸福美满，可谓否极泰来，红霞满天。”
（作者系文史学者）
“玉莲园旧主人”
商衍鎏（1874-1962），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年又有一个自号“玉莲园旧主人”。这是因为在前清时期他住在广州府城（番禺、南海两县共治）的纸行街（今广州市越秀区纸行路）西侧的小巷里，其家名“玉莲园”。后来商衍鎏高中探花，时人因此称呼其家为“探花第”。抗日战争时期，探花第在战火中被毁，战后复建成街巷，取玉莲园的“莲”、探花第的“花”，成为“莲花巷”。
如今的莲花巷只是一条靠近人民中路的小巷子，但在清代，能够住在这里的居民大抵有着一个特殊身份——“旗人”。康熙二十年（1681），在平定“三藩”后，清廷分遣八旗驻防边腹，广州派京旗汉军三千，挈眷来粤。和全国各地其它的驻防八旗据点（如南京、杭州）一样，清廷推行“满汉分治”，以八旗为单位居住在“城中之城”——“满城”。广州“满城”的大致位置在城里西边靠南的地区。东西线是东自四牌楼（今解放中路）街中心起，西至西门城墙（今人民中路）止；南北线是南自大德街（今大德路）归德门城墙起，北至光塔街（今光塔路）街中心止。商衍鎏的祖上亦在此时随着汉军正白旗部队从东北铁岭前往广州驻防，从此商家便在广州落地生根，生息繁衍。
按说，作为“旗人”（虽然汉军旗比之满洲八旗等而下之），理当秉承清廷鼓吹的所谓“国（清）语骑射”的特色，但到了晚清时期，不但“清语（满语）”早已在广州驻防八旗中踪迹无寻，“骑射”的功夫也与八旗子弟无缘了。就商衍鎏而言，他自幼学习四书五经，与汉人儒生子弟别无二致 。
商衍鎏从6岁起就在玉莲园中读私塾。12岁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他就读于光孝寺的时间最长，还到广州各大书院参加考课，以便获得奖金，借以资生。在粤秀、粤华、羊城书院，他每月考三课，内容是八股文、试贴詩，在菊坡精舍和学海掌，他每月考一课，内容为经、史、诗、赋。商衍鎏后来回忆年少时读书的辛苦与快乐：“终日仆仆……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而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以这句话来形容士子的读书，真是不错。”以至到了晚年，他“犹记谈经讲舍时”。
商衍鎏如此苦读，目标也很明确：“学而优则仕”，也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封建朝廷的官僚阶级。商衍鎏后来说，当时他“不得不仍走此道路，俏若将此少壮苦学的功夫，学习工、农、理、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料学，何尝不可以有成”。
平心而论，这话倒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兴办学校。为吸引人才，北京同文馆规定学成后成绩优秀者授予七、八、九品官，其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分派到朝廷各部，遇缺即补。广州同文馆也规定学生三年学成后可以参加乡试，如有精通洋文、才能出众者，经奏准调到京师授以官职。依照这些规定，商衍鎏假设进入新式学堂就读，至少是可以省去童试的麻烦。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制定学堂章程更加规定，学生毕业后授给进士、举人、贡生等名目，在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就读的学生“毕业考后，再由管学大臣复考如格，带领引见，候旨赏给进士，给予文凭”，这就连“会试”都不用参加了。但商衍鎏当时大概仍是囿于科举出身乃是“正途”的传统观念，执意走上了科举考试这条独木桥。1890年，17岁的商衍鎏在童试中考得第十名中了秀才，四年后参加乡试，与兄长商衍瀛同时中了举人，在当时有“（番）禺由双凤”之称。成为传遍赤县神州的士林佳话。
南国探花
但接下来的科举之路就不是那么好走了。清代科举的录取率，较之今日北大清华的本科录取率尚远远不及，金榜题名的艰难程度实在是不问可知。譬如蔡元培，先后参加两次童生试、三次乡试、一次会试及殿试、朝考、散馆考试，实在是将前半生都消磨于科举考试之中。多少才华之士，都是像邓廷桢一样下定了孤注一掷的决心：“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商衍鎏当然更是如此。清代的进士高度集中在江苏（当时包括上海）、浙江两省。所谓“我朝学术之盛，超逸前代，综其人物，大约不外江浙数省，地实江南一隅”。江浙两省在清代一共出了193名状元、榜眼、探花，而有清一代全国“三鼎甲”一共不过才产生了336名而已。反观广东，在清代科举考试的表现却不甚突出。清代共录取进士26849人，其中广东进士965人，仅占全国总人数的3.59%，这一数字不但不能望江、浙之项背，甚至与地处中原地区的山东及京畿之地直隶（河北）等省都有较大差距。由于清代举人名额是分配到各省，广东进士数量的寡薄其实就代表了广东举子们的科场竞争力稍为薄弱。商衍鎏在会试中对手的水平远比乡试中的高得多。
此外，商衍鎏参加会试，还有一个额外的不利因素——路程。会试在京城举行，全国各地的举人都必须赴京应考。在这方面，广东考生自然更加不利。按晚清时期的说法，“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即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和樊城路。其中走沙井路最快，因为沙井路陆地多、河川少，而马车比较快，船比较慢，所以坐车时间多的沙井路到北京大约需要70天；而中江路坐船比较多，差不多要3个月才能到达。所以时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70多天，最慢的则需要3个月。清代规定，会试考生一定要在三月九号（阴历）前报道，这样广东的考生就必须赶在春节前后出发，着实是一次相当辛苦的旅行。
对于商衍鎏而言，他的幸运在于终于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农历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清廷特开“恩科”会试。31岁的商衍鎏参加了这次科举考试，实在是值得庆幸——翌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清廷从谏如流，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样一来，甲辰恩科也就成了从隋朝开创以来的最后一届科举考试。 末代科举的内容其实已与以往有所不同。被无数人诟病的“八股文”在两年前宣告废止，改乡、会试首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比如，甲辰恩科会试中“各国政治艺学策论”的题目就是“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在会试里，商衍鎏表现一般，只获得第129名贡士。而获得会试第一名则是位日后的民国名人——谭延闿。
但在接下来的殿试里，商衍鎏倒是交了好运后来居上，成为了末科探花，赐进士及第。由于其兄商衍瀛已于前一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癸卯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短短两年间兄弟二人得入翰林，实在令士人钦羡无比，也给当时风雨飘摇的清廷朝野带来了几缕轻松的花絮。除此之外，坊间又有传言末代状元本是另一位广东考生朱汝珍的，结果由于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粤人皆是她的对头），一见朱是广东人就不高兴，非拉下不可，而第二名刘春霖名字有吉祥之兆，所以加以互易，遂使得刘春霖成就了“末代状元”之名。查清代史实，对于读卷官所拟定的名次，皇帝“或如所拟，或有更定”，并不罕见。比如乾隆时的王杰就是由于“江浙多状元，不足为奇，而我朝陕西还没有出过状元”的原因，才越过了原本的赵翼（常州人）与胡高望（杭州人），成了大清300年间唯一的陕西籍状元。以此看来，朱汝珍与刘春霖名次互易的传言，倒未必是空穴来风。
两度留洋
商衍鎏中探花后，循例授任翰林院编修，后任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等职，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过两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逢朝廷推行新政，派遣公派留学生。顺势而下，商衍鎏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他的同窗中有谭延闿和与沈钧儒。在日本，商衍鎏一时眼界大开，他从过去的四书五经中脱出，埋首于前所未有的新学：经济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乃至破产法、外交史无不一一研习涉猎。其间，他还聆听过孙中山、章炳麟等革命人的演说。两年后学成归来，清廷又行一次考核，商衍鎏被评为最为优列一等，任翰林院侍讲。宣统三年（1911）商衍鎏又出任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同时又任协办院理、实录馆总校、国史馆编修、文渊阁校理，重任在肩，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短短几个月内就摧毁了封建帝制。随着溥仪退位，进入民国时代的商衍鎏突然沦为“前朝遗老”。
商衍鎏的人生在此时又迎来了另一个转机。1912年德国汉堡大学派员来华延聘汉文教授。商衍鎏慨然应聘出国，与该校签订四年合约，年薪6000马克，旅费1200马克（当时一马克不到五角大洋），应该算是待遇颇丰了。拜西伯利亚大铁路所赐，是年5月，商衍鎏乘火车取道俄国转达汉堡，行程不过半月。
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是德国高校中的第一个汉学系。其负责人福兰阁博士（Otto Franke，1863-1946）多次来访中国。1908年，他被德国海军部派往中国，談判在青岛设立德国资助的“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一事。在与清廷学部总监张之洞会面时，福兰阁有意显示了他的汉学家身份，特地送给张之洞一篇他写的论文《吐鲁番出土的一个佛教碑刻》，张之洞阅后对其汉学造诣极为叹赏。福兰阁称，初建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为“中国语言和文化系”。它以语言为基础，包括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学院给他配备两名助教名额，可以聘用一名德国人和一名中国人。商衍鎏因此有机会成为这个当时规模还很小的中国研究团队成员，负责书籍的征订和整理。汉堡大学董事会专拨2万马克，由商衍鎏与福兰阁采购中文图书。末代探花当然极具眼光，非常会选择珍本图书。由他挑选的《古今图书集成》及《永乐大典》等一批明清古籍是德国所购得的最有价值的中国图书，其中一些珍本如今在国内都极难觅得，德国汉学界至今还视之为里程碑事件。
在汉堡大学，商衍鎏还为德国汉学教师即一些年轻的汉学家讲授高级汉学课程。如他刚一到校，就应教师们的要求讲解《列子》。德国汉学家在汉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都一一被商衍鎏解释清楚。此外，商衍鎏还协助福兰阁开展学术研究，研究宋代作品《耕织图诗》，对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和注释，最终发表在《汉堡殖民学院学报》上。这也是中德学者首次合作汉学研究成果的亮相。
到了1916年，商衍鎏与汉堡大学的合约期满。商衍鎏与福兰阁合作愉快，校方有意续约。但当时一战已经进入中期，北洋政府在首鼠两端了一段时间后，战争天平日益倾向协约国一方，坊间纷纷传闻中德不日即将断交，故商衍鎏觉得德国不宜久留，于是决定归国。四年留德生涯就此算是功德圆满。福兰阁认为商衍鎏是“我们从中国争取到的杰出助手”，“是一位知识极为丰富又最可信赖的中国帮手，他为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帮助”。
回国后，商衍鎏出任副总统府顾问（当时副总统为冯国璋）兼江苏督军署内秘书。1917年冯为代理总统，乃任总统府咨议。这是个闲职，不用全日上班，不理实际政务，只是处理一些礼节性的应酬文字而已。其后商衍鎏曾任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虽然重回民国仕途，但商衍鎏还是保有旧时代士大夫的风骨。一位大商人得悉他主持财政部修改条文工作，曾托人以5万元贿赂他改动某些条文，遭到商衍鎏的严辞拒绝，此事一时成为美谈。
乱世沉浮
1927年，商衍鎏脱离政事，留居南京，钟情书画写作。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由青年走向中年，又从中年迈入老年，经历了一生中较为清贫、动荡和苦闷的时光。抗日战争爆发后，商衍鎏一家转徙流离，辗转入川。初居重庆、成都，后为躲避日机轰炸，先后移居眉山、夹江、嘉州等地。
这一时期，商衍鎏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卖文鬻字。商衍鎏的书法极好。他幼学褚、颜，功力很深。中年以后，从章草下手，转攻草书。1949年他在香港举办个人书画展，评者以为他的书法兼有颜鲁公的沉着端庄、褚河南的秀劲超逸，尤以他的行书“神韵潇洒，意趣盎然”。值得一提的是，晚清科举取士，首重书法。所谓“近数十年，殿试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以致空疏浅陋，竞列清班”。如此一来，清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绝大多数的书法自然均是一时之选。末代状元刘春霖曾拒绝伪满洲国政府的招邀，也曾拒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等人的聘请，隐居不出，同样以卖字为生。
当时的港、澳、南洋书画界，多以能得到甲辰科三鼎甲及传胪所写的条屏为珍，将四人各写一条幅合为四屏，珍藏鉴赏。一时之间，登门求字者甚多。问题在于，探花郎的字固然珍贵，但由于战时经济不景气，终日挥毫下令润金却不理想。商衍鎏在《戏题润格后》云：“伯虎才华艰苦日，俟斋风雪闭门时，楚山和璧千行泪，留待连城万古知。”细品此诗，可见其彼时的心情。这无疑是商衍鎏人生中的一段黑暗时期，如他所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我灰心失望，我再也不过问政治，整天过着清高的隐居生活。”
抗战胜利后，商衍鎏回到首都南京，本以为可以求安稳，但不料“政府毫无振作，钳制更甚，肆捕有志青年，学生游行请愿，社会纷然”。1947年国民党发行面值20万至500万大钞四种（“万钞纷落似剧雨”），物价腾涌，民不聊生，商衍鎏痛而写下《发大钞》一诗，最后质问当政者“民心去尽国何在”，实在也是对于国民党政权失望透顶了。
倦鸟思归。1948年冬，商衍鎏返回故乡广州，第二年在这里迎来了解放。他目睹祖国一扫百年沉疴，遂以“云开宇宙清”“解冻共争鸣”的诗句，热情讴歌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商衍鎏重获新生，历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3年8月28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
晚年的商衍鎏最重要的成就是撰写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与其姊妹篇《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版）。彼时科举已废半个世纪，国内却尚无一部系统论述清代科举制度的论著。而商衍鎏恰拥有一甲探花的功名和亲历亲闻之优势（能够凭记忆默写当年考题），加之深厚的国学功力，历经三年撰写的23万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可以说是贡献匪浅。而商衍鎏本人经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活的历史见证人。正如其次子、中山大学教授商承柞所言：“我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少年艰辛，青年得志，中年迍邅，晚年幸福美满，可谓否极泰来，红霞满天。”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