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动一场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变革，推动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已经成为一种普世共识，富于生态智慧的中国传统思想也因而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从生态的维度谈论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毋庸讳言，这些文字大都是泛泛之谈，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很有限。一种来自前现代的话语真的能有助于当下生态问题的解决吗？很多人持有这样的疑虑。鲁东大学卢政教授等人完成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一书很好地对此作出了回答。
　　《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是卢政教授主持的同题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结项成果，近五十万字，全书分七章，分别从发展历程、范畴、言说方式、流派、典籍、中西比较与当代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就系统性、全面性、深入性而言，当前学术界无有与之相匹者。
　　以往研究者们在言说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生态维度时，谈论最多的是先秦的几部经典和汉代的《礼记》，汉代以后则较少为人关注。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只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的产物。《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则把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看作一个“不断显现生态智慧的过程”，在其所划分的五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自觉期、成熟期、深化期）中，先秦属于萌芽期，秦汉属于发展期。显然，这样的划分充分凸显了以前被忽视的汉代以后的生态观念。虽然，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在萌芽期和发展期，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一些核心范畴、命题都已出现，后世的突破其实不大。但该书所做的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依然非常有价值。笔者以为，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献读本，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蓬勃而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指出：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之所以高妙不仅在于其超卓的观念，更在于他们把生态观念变成了一种伦理态度和审美态度，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富于生态内涵的文化人格。而这也是他们即便在有能力征服自然时也始终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和敬畏的重要原因。
　　对古典美学进行“现代转换”曾被学术界认为是摆脱“失语症”的一剂药方，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现代转换，不过是操持着西方美学话语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解译”。当某个范畴在西方美学中找不到可与之对应的表述时，转换就无法进行；而能够转换的，其精神实质又在“解译”中流失了。所谓的现代转换，始料不及地把中国古典美学变成了西方美学的附庸。可不进行转换，“失语”的问题又无法解决。《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则解开了这一悖论。书中指出，不同的言说方式表达了言说者之于言说对象的不同态度，蕴含着不同种群或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思想认识。的确如此，对一个概念作出严格界定，是建立在对这一概念与其它概念进行区分之上的，也就是说，关联着一种重差异的思维方式。逻辑语言和现代科学，从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共同塑造了西方人占有、统治自然的态度。西方人借助一套界定清晰、逻辑严密的概念对世界展开言说，就把世界分解成了一堆碎片，很难再重新组装成一个整体。《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一书则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言说方式——直觉感悟、模糊多义、浑然一体——不仅不是缺陷，相反，有着逻辑语言无法企及的长处，蕴涵了非常深刻的生态智慧。比如，对语言言说限度的认识，表达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谦卑；放弃逻辑语言追求的那种客观性、准确性，是对从观念上控制自然的企图的放弃。（第128页）而在西方美学中，诸如形式主义美学、生理主义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等，都先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然后再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以此来解释美感的产生，终不免流于片面和机械，无法真正揭示美感产生的机制。环境美学的代表人物阿诺德·柏林特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他提出“参与美学”的概念，认为自然审美不是主体对于客体的“鉴赏”，而是一种“体验”。构成人的生命存在的一切（身体、文化、记忆）等都参与到对于自然的审美中，人与自然不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人之外的自然，也没有自然之外的人。”（[美]阿诺德·柏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但即便柏林特的美学已经很接近中国古典美学了，我们依然会发现，他从来没有谈論过自然的“神韵”“风神”，——这是逻辑语言、理性语言无法传达的，也在他的视野之外，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对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正确的路径并非经过现代话语的重新阐释，让其适用于当下的审美经验——那样只会导致其美学精神的流失。就此而言，《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一书在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上迈出了堪称表率的一步。
　　作者简介：
　　杨文臣（1980—），男，汉族，山东省兖州市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