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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与古代农民起义有无區别，此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紫荆山烧炭工是太平天国早期的骨干力量，是破产手工业者的重要代表。明清时期珠三角手工业得到发展，需要大量燃料。由于森林资源不足，上游广西山区成为其柴炭的主要供应地，并在此形成了烧炭工群体，其制成的柴炭主要沿江运往珠三角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因此该群体生计与两广间柴炭贸易和珠三角手工业有重要联系。鸦片战争前后珠三角传统手工业开始衰败，进而对广西烧炭工等诸多与珠三角手工业相关的群体之生计造成影响，加剧了广西的社会矛盾，间接推动了太平天国运动首先在广西地区爆发。
关键词 金田起义 烧炭佬 手工业者 珠三角 太平天国
中图分类号 K254.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3-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运动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显学”，成果层出不穷。“金田起义”作为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多为政治史范式，社会史视角下的解读尚不充分。对农民阶级的研究比较透彻，对于破产手工业者的研究不够充分，以“烧炭工”为焦点的研究则更加匮乏。太平天国首次起义爆发于广西桂平，生活于此以伐薪作炭为生的“烧炭佬”是太平天国早期的骨干力量，在领导层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中期，广东大量无地农民流向广西，部分人以烧炭为生，在紫荆山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烧炭佬”群体，其制成的柴炭主要沿江运往珠三角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这条燃料供应链成为两广手工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支，处于此产业链上游的紫荆山炭工的生计与珠三角手工业息息相关。
一、紫荆山烧炭工群体的形成及其生计
清中期广东人口过盛，大量无地农民流向广西。由于可耕地面积不多，因此大部分“移民”并没有在广西得到耕地，人口持续增长引发了尖锐的人地矛盾和“土来之争”。“许多没有田耕的农民便只好从平原进入山区，去做‘斩山布种’的生活……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金田起义骨干在平在山（平在山原叫鹏隘山……太平天国改为平在山。天兄圣旨简称为平山。）烧炭者，便是这种无田耕种的垦山贫农。”[1]19-20。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桂平紫荆山区一代。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鹏隘山区到处烧炭”[2]125，“旧时山里到处是炭窑”[2]126，“十八山还有以前遗下的炭窑，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把旧炭窑改装炼铁炉。”[2]125且“直到今天，紫荆山中还可找到数以百计的，当年烧炭留下来的旧炭窑。”[3]3可见紫荆山区的炭工人数和柴炭产量均不在少数。
炭工聚集于紫荆山并非偶然。紫荆山属大瑶山余脉，大瑶山位于广西中部偏东，东北至西南走向，南端靠近北回归线，距北部湾约200公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大部分时间受东南季风影响，温暖湿润，林业资源丰富。史料记载“康熙年间，经谭总兵征剿始平。遂于山口设紫荆汛官兵守之，招抚人民，进隘口开辟洞田，渐成村落……嗣是移山口营汛，迁大黄江口之巡检司新圩其隘口之深林，日供砍伐……耕樵商旅，趾相错于道，而隘口遂若通衢矣。”[4]463可见紫荆山得到开发的重要原因就是其丰富的林业资源。
木炭是木材或木质原料经不完全燃烧，或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热解所残留的深褐色或黑色多孔固体燃料。紫荆山的天然林为含有热带成分的常绿阔叶林，木材木质坚硬、含油量高，正宜烧制手工业用炭。此外，桂平县毗邻两广间物资交换的黄金水道，柴炭可沿浔江经梧州进入西江，运至手工业发达的珠三角。正因为这里适于烧炭的森林资源和便利的商路，才聚集起了炭工群体。
木炭的使用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其的烧制主要经历了堆烧法和窑烧法两个阶段。商周时期，作为冶炼青铜的燃料，木炭需求增大，刺激了窑烧法的出现。此后的科技典籍如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虽广泛记载了木炭的使用，但并未详细介绍木炭的烧制方法，可见此技术商周以后基本定型。紫荆山炭工使用的正是古老的窑烧炭技术，由白居易《卖炭翁》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描述，可以想象其烧制过程之辛苦。然炭工要维持生计，仅靠丰富的原料是不够的，其烧制的木炭还需要进入市场中去完成“惊险的一跃”。那么紫荆山区出产的这些柴炭，最终流向何方又作何用途呢？
木炭除用于取暖外更主要的用途是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广西气候温暖，全年大部分时间不需要柴炭来取暖。据当地老人回忆：“因本地山多，树木多，柴火不缺，不需用炭，烧出来的炭都是挑到新圩去卖，商人收购后运到梧州去。”[2]125又“紫荆山的烧炭佬，每逢圩日就挑炭出新圩卖。”[2]125据当地祖上从事炭贸易的老人口述：“在一百多年前，梧州就有了柴炭行业的经济行，我的祖父就是那时候做柴炭业经纪的。那时候在三角咀有很多柴炭经纪，捂河有十间八间。”[2]31
炭的销路和用途主要是“运销广州用来烧炼、烤饼……运销广东的九江德顺一代，用来烘烤蚕茧。”[2]31可见所烧之炭主要是挑到附近的圩市上由商人收购，再通过梧州这一集散地运往珠三角各工商业市镇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
烧炭需排干木料水分，因此受气候限制。广西年降雨量的75%集中在四到九月间，气候潮湿不宜烧炭，因此“每年四到八月是柴炭业的淡季……九月以后为旺季”[2]31每年有一半时间不适于生产，使炭工生计更加不稳定。由于“炭只用来打铁，加上山区路陡，难于运出，所以烧炭出路不大。”[2]125因此炭工的生活水平清贫且艰苦，杨秀清的生活状态可以反映出炭工生活的艰难。《天情道理书》记载“乃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5]370“杨秀清是个烧炭人，家很穷苦，靠烧炭养活一家老小。他住的房屋是自己亲手盖的茅寮，没有墙基的。”[2]55
综上所述，可对紫荆山炭工的生产生活有大致了解。这一群体主要由广东失地农民构成。尽管也在山间开辟小块空地种植一些甘薯类作物，但其依赖的主要生计是“烧炭”，将制成的炭挑到圩镇卖给收购商。其所从事的手工业不是从属于农业的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也不是由于家庭生产有剩余而进行的区域内小规模贩卖的手工业，而是以出售为目的，需要作为商品与市场发生关系的，通过长途贩运以外销为目的的手工业。 二、珠三角手工业兴盛与两广柴炭贸易繁荣
明清時期，珠三角手工业得到发展，其中冶金、桑丝、制瓷、煮盐等行业均需消耗大量燃料，当时主要能源结构是柴薪和木炭，其中以冶金业和桑丝业对木炭的依赖程度最高。
广东盛产优质铁矿，“铁莫良于广铁。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寻其脉络，深入掘之，斯得多铁矣。”[6]408由于清政府严格的官准专利制度，“诸炉之铁冶即成，皆输佛山之埠”[6]409，各地铁矿均运往佛山统一铸造销售，因此有“广州之佛山多冶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弗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6]458的记载。从明嘉靖年间至清嘉庆前，佛山的冶铁业逐渐发展到全盛阶段。[7]44-51
“下铁矿时，以坚炭相杂”[6]409木炭作为燃料在冶铁竖炉中主要起燃料、还原剂和料柱骨架的作用，是制铁业中不可或缺的燃料，每年需消耗数量巨大。在桑丝业中木炭也是不可或缺的燃料，《天工开物》上卷《乃服·治丝》中就记载：“丝美之法有六字，一曰出口干，即结茧时用炭火烘；一曰出水干，则治丝登车时用炭火四五两……”此外加上制瓷、煮盐等行业，珠三角有很高的柴炭需求。
然三角洲地带森林资源本就不足，加上当地人口增加和工商业发展造成的过度开发，柴炭资源早已几近枯竭。为解决燃料短缺问题，从三角洲以外地区输入燃料是必然选择。[8]54-56“珠江三角洲为冲积平原，林地较少……其所需柴炭全仰赖广西及省内各江上游山区。”[9]130上游广西山区以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及便利的水路交通，成为珠三角柴炭的主要供应地。[8]56-58“梧州在清代是柴炭集散地……清中叶前，‘梧州每年有大量柴炭东运’。”[9]130每年大批柴炭集中于梧州，经粤商运往广东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明清时期，商人将薪炭通过水运从各地运到珠三角后，并非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而是由设立在这些城镇的柴炭埠、柴栏行、炭行等行会把持垄断…… 道光年间，与广东毗邻的广西梧州也设立柴炭业的经纪行，以此为中心收购周边藤县、容县、岑溪、昭平等柴炭，运送到设在广州、南海、佛山、顺德等城柴炭行，每年从广西运销到广东的柴炭多达一千数百万斤。”[8]58由此形成了两广间的一条“能源产业链”，而紫荆山炭工正处于“产业链”最上游，生计与两广间的柴炭贸易进而与珠三角地区的手工业都密切相关。
三、珠三角手工业的衰落及其对紫荆山炭工生计的影响
古代手工业长期受到政府的限制不能自由发展，近代又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一直处于畸形发展状态。以佛山铁业为例，其兴起与衰落均由政府因素主导。佛山铁业兴起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实行的“官准专利”制，各地铁块统一运往佛山加工销售。“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总督卢绅向全省开放了铁锅铸造发售政策，……失去了广东政府特许制度的依托，佛山冶铁业独霸岭南的地位开始动摇，并逐步走向衰落。其衰落主要标志是炉户数量和铁锅产值大大减少。”[10]42-43五口通商后，传统手工业受到西方工业品的冲击，很多行业开始衰落。而广东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为五口通商之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这种冲击并不是从五口通商以后才开始的。以金属为例，五口通商之前英商输入中国的金属品价值就已经呈上升之势。
五口通商之后的这种冲击更加猛烈，佛山冶铁业开始走向衰落，产业链上游炭工的生计也随之受到影响。据估计，古代冶铁中对木炭的需求量是很大的，1t生铁需要消耗3-4t木炭甚至更多……考古发掘的河南‘河一’冶铁作坊，如日产0.5t或1t生铁，则日耗15-20t木料（或3-4t木炭）。”[12]38可推算珠三角铁业衰落所导致的生铁需求每减少1t，则会使3-4t木炭成为过盛产能。这还没有将锻造、铸造等环节所消耗的木炭计算在内。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凡一炉场……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6]409由此可对各环节所需劳动力的比例做出推算，即铁业衰落所导致的每二百司炉工失业将可能对产业链上游三百余矿工、二百余炭工、五十艘船上的船工之生计造成波及。而这还没有计算其他手工业衰落导致的燃料需求下降及对炭工的波及。自洋货进入广东，珠三角传统手工业便一直处在与洋货的竞争中，至五口通商、协定关税进而失去关税保护后，传统手工业转入劣势。五口通商后洋商无需再经过广州购买丝绸，转由上海直接获取丝绸，珠三角的桑丝业也因此受到了冲击。
传统手工业无法通过技术革新来应对竞争，面对质优价低的洋货挑战只能以降低价格、压低成本的方式应对，以求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利润由整条产业链分享，风险也由整条产业链分担，并层层向上游转嫁压力。紫荆山炭工作为这一产业链中最上游的弱势群体，无从转嫁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产量，而在需求量逐渐减少的同时，产量越是增加所造之炭越不值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的传教活动得到了炭工的广泛认同。“冯云山在圩上认识了许多烧炭佬，并向他们宣传拜上帝教的好处，他们都参加了拜上帝会。”[2]125“杨秀清和萧朝贵是老相识。冯云山认识杨秀清后，杨秀清带萧朝贵去认识冯云山，两人在大冲加入了拜上帝会。从那时起，冯云山便常到鹏隘山去找烧炭人加入拜上帝会。”[2]125-126拜上帝教在生计艰难的炭工中间更易被接受，紫荆山区的炭工群体几乎全部加入了拜上帝教。“鹏隘山里……住的熊姓、朱姓、陈姓、杨姓和卢姓的人，他们很多人都烧炭。后来他们参加了太平军，这里就没有这些姓的人了。……拜上帝会时，古和村的萧姓和江口村的李姓，都到紫荆山去烧炭。后来在那里参加了拜上帝会。”[2]126大量炭工加入拜上帝教使之迅速发展壮大，炭工群体也成为后来金田起义的骨干力量，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以炭工群体为缩影看金田起义与珠三角手工业之联系
珠三角手工业的衰落对广西炭工的生计造成影响，间接推动太平天国首义在广西地区爆发。而炭工也只是广西破产手工业者的一个缩影。 随着明清时期珠三角手工业的发展兴起和广东相对过盛人口大量流入广西，两广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紧密乃至于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沿珠江形成了一条繁忙的商路。广西流向广东的主要为粮食作物（如大米等）、经济作物（如甘蔗、蓝靛、棉花等）和手工业原料（如矿石、柴炭等）。广东流向广西的主要是手工业制成品（如铁器、瓷器、土布等）以及各类洋货。实际在明清时期，广西成为了珠三角手工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两广的经济生活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广东手工业的兴盛和衰败都会对广西众多群体造成影响，两广之间形成了多条手工业产业链组成的手工业产业网。广东冶铁业衰败，会对广西炭工、矿工的生计造成影响；广东土布行业衰败会对广西蓝靛种植业和棉花种植业造成影响。两广间贸易的衰落又会导致船工、纤夫生计的艰难。珠三角手工业的衰败又会导致更多的失业人口涌向广西，加剧广西地区的社会矛盾。
五口通商之后传统手工行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冲击而走向衰落。广西作为珠三角手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属于弱势群体，无从转嫁压力。加上广西本身经济基础差、社会结构不稳定，承受压力的能力低，因此广东地区传统手工业的萎缩反而对广西地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更大。明清以来广西长期消化来自广东的过盛人口，这些流动人口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广西地区的承载力，这些流动人口得以暂时安定，但并不是农业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安定，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土地，而是从事烧炭、伐木、种蓝、采矿等生计高度依赖于珠三角手工业且生活水平十分不稳定的职业。这使广西发展成为了一个流动人口的“堰塞湖”，一旦超过其承载力或者经济结构平衡被打破，则这些人口就会变成洪流。太平天国前夜广西社会的动荡，一定程度是由于珠三角传统手工业开始走向衰败进而使广西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结构更加失衡。由于两广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珠三角传统手工业走向衰落是太平天国运动首义爆发于广西的重要社会背景之一。太平天国运动与古代史上的农民起义相比，其特殊性之一就在于，运动早期破产手工业者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农民阶级，运动的爆发与工商业贸易的衰败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衰败是在西方冲击下产生的，间接推动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此之前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是由来自国门之外的力量触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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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伟.我国古代冶铁燃料问题浅析[C].第七届中国钢铁年会论文集：补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
Abstract It remains a long-term controversial issue whether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peasant uprising in ancient China. The charcoal workers in Zijing Mount is the main for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bankrupt handicraft worke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needed to consume large amounts of industrial fuels. Due to the lack of forest resourc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Guangxi，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Pearl River， became the main supplier of wood and charcoal. Here formed a group of charcoal workers， who produced charcoal that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rough the Pearl River as handicraft industrial fuel. So their livelihood and charcoal trade and the PRD handicraft industry are closely linked.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dustr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egan to decline， which affected the livelihood of the Guangxi charcoal workers and other relevant handicraft workers in the delta region， exacerbate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Guangxi， and indirectly promoted the Taiping movement’s outbreak in Guangxi.
Keyword Jintian uprising， Zijing Mount； handicraft workers； the Pearl River Delta；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关键词 金田起义 烧炭佬 手工业者 珠三角 太平天国
中图分类号 K254.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3-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运动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显学”，成果层出不穷。“金田起义”作为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多为政治史范式，社会史视角下的解读尚不充分。对农民阶级的研究比较透彻，对于破产手工业者的研究不够充分，以“烧炭工”为焦点的研究则更加匮乏。太平天国首次起义爆发于广西桂平，生活于此以伐薪作炭为生的“烧炭佬”是太平天国早期的骨干力量，在领导层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中期，广东大量无地农民流向广西，部分人以烧炭为生，在紫荆山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烧炭佬”群体，其制成的柴炭主要沿江运往珠三角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这条燃料供应链成为两广手工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支，处于此产业链上游的紫荆山炭工的生计与珠三角手工业息息相关。
一、紫荆山烧炭工群体的形成及其生计
清中期广东人口过盛，大量无地农民流向广西。由于可耕地面积不多，因此大部分“移民”并没有在广西得到耕地，人口持续增长引发了尖锐的人地矛盾和“土来之争”。“许多没有田耕的农民便只好从平原进入山区，去做‘斩山布种’的生活……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金田起义骨干在平在山（平在山原叫鹏隘山……太平天国改为平在山。天兄圣旨简称为平山。）烧炭者，便是这种无田耕种的垦山贫农。”[1]19-20。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桂平紫荆山区一代。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鹏隘山区到处烧炭”[2]125，“旧时山里到处是炭窑”[2]126，“十八山还有以前遗下的炭窑，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把旧炭窑改装炼铁炉。”[2]125且“直到今天，紫荆山中还可找到数以百计的，当年烧炭留下来的旧炭窑。”[3]3可见紫荆山区的炭工人数和柴炭产量均不在少数。
炭工聚集于紫荆山并非偶然。紫荆山属大瑶山余脉，大瑶山位于广西中部偏东，东北至西南走向，南端靠近北回归线，距北部湾约200公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大部分时间受东南季风影响，温暖湿润，林业资源丰富。史料记载“康熙年间，经谭总兵征剿始平。遂于山口设紫荆汛官兵守之，招抚人民，进隘口开辟洞田，渐成村落……嗣是移山口营汛，迁大黄江口之巡检司新圩其隘口之深林，日供砍伐……耕樵商旅，趾相错于道，而隘口遂若通衢矣。”[4]463可见紫荆山得到开发的重要原因就是其丰富的林业资源。
木炭是木材或木质原料经不完全燃烧，或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热解所残留的深褐色或黑色多孔固体燃料。紫荆山的天然林为含有热带成分的常绿阔叶林，木材木质坚硬、含油量高，正宜烧制手工业用炭。此外，桂平县毗邻两广间物资交换的黄金水道，柴炭可沿浔江经梧州进入西江，运至手工业发达的珠三角。正因为这里适于烧炭的森林资源和便利的商路，才聚集起了炭工群体。
木炭的使用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其的烧制主要经历了堆烧法和窑烧法两个阶段。商周时期，作为冶炼青铜的燃料，木炭需求增大，刺激了窑烧法的出现。此后的科技典籍如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虽广泛记载了木炭的使用，但并未详细介绍木炭的烧制方法，可见此技术商周以后基本定型。紫荆山炭工使用的正是古老的窑烧炭技术，由白居易《卖炭翁》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描述，可以想象其烧制过程之辛苦。然炭工要维持生计，仅靠丰富的原料是不够的，其烧制的木炭还需要进入市场中去完成“惊险的一跃”。那么紫荆山区出产的这些柴炭，最终流向何方又作何用途呢？
木炭除用于取暖外更主要的用途是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广西气候温暖，全年大部分时间不需要柴炭来取暖。据当地老人回忆：“因本地山多，树木多，柴火不缺，不需用炭，烧出来的炭都是挑到新圩去卖，商人收购后运到梧州去。”[2]125又“紫荆山的烧炭佬，每逢圩日就挑炭出新圩卖。”[2]125据当地祖上从事炭贸易的老人口述：“在一百多年前，梧州就有了柴炭行业的经济行，我的祖父就是那时候做柴炭业经纪的。那时候在三角咀有很多柴炭经纪，捂河有十间八间。”[2]31
炭的销路和用途主要是“运销广州用来烧炼、烤饼……运销广东的九江德顺一代，用来烘烤蚕茧。”[2]31可见所烧之炭主要是挑到附近的圩市上由商人收购，再通过梧州这一集散地运往珠三角各工商业市镇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
烧炭需排干木料水分，因此受气候限制。广西年降雨量的75%集中在四到九月间，气候潮湿不宜烧炭，因此“每年四到八月是柴炭业的淡季……九月以后为旺季”[2]31每年有一半时间不适于生产，使炭工生计更加不稳定。由于“炭只用来打铁，加上山区路陡，难于运出，所以烧炭出路不大。”[2]125因此炭工的生活水平清贫且艰苦，杨秀清的生活状态可以反映出炭工生活的艰难。《天情道理书》记载“乃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5]370“杨秀清是个烧炭人，家很穷苦，靠烧炭养活一家老小。他住的房屋是自己亲手盖的茅寮，没有墙基的。”[2]55
综上所述，可对紫荆山炭工的生产生活有大致了解。这一群体主要由广东失地农民构成。尽管也在山间开辟小块空地种植一些甘薯类作物，但其依赖的主要生计是“烧炭”，将制成的炭挑到圩镇卖给收购商。其所从事的手工业不是从属于农业的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也不是由于家庭生产有剩余而进行的区域内小规模贩卖的手工业，而是以出售为目的，需要作为商品与市场发生关系的，通过长途贩运以外销为目的的手工业。 二、珠三角手工业兴盛与两广柴炭贸易繁荣
明清時期，珠三角手工业得到发展，其中冶金、桑丝、制瓷、煮盐等行业均需消耗大量燃料，当时主要能源结构是柴薪和木炭，其中以冶金业和桑丝业对木炭的依赖程度最高。
广东盛产优质铁矿，“铁莫良于广铁。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寻其脉络，深入掘之，斯得多铁矣。”[6]408由于清政府严格的官准专利制度，“诸炉之铁冶即成，皆输佛山之埠”[6]409，各地铁矿均运往佛山统一铸造销售，因此有“广州之佛山多冶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弗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6]458的记载。从明嘉靖年间至清嘉庆前，佛山的冶铁业逐渐发展到全盛阶段。[7]44-51
“下铁矿时，以坚炭相杂”[6]409木炭作为燃料在冶铁竖炉中主要起燃料、还原剂和料柱骨架的作用，是制铁业中不可或缺的燃料，每年需消耗数量巨大。在桑丝业中木炭也是不可或缺的燃料，《天工开物》上卷《乃服·治丝》中就记载：“丝美之法有六字，一曰出口干，即结茧时用炭火烘；一曰出水干，则治丝登车时用炭火四五两……”此外加上制瓷、煮盐等行业，珠三角有很高的柴炭需求。
然三角洲地带森林资源本就不足，加上当地人口增加和工商业发展造成的过度开发，柴炭资源早已几近枯竭。为解决燃料短缺问题，从三角洲以外地区输入燃料是必然选择。[8]54-56“珠江三角洲为冲积平原，林地较少……其所需柴炭全仰赖广西及省内各江上游山区。”[9]130上游广西山区以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及便利的水路交通，成为珠三角柴炭的主要供应地。[8]56-58“梧州在清代是柴炭集散地……清中叶前，‘梧州每年有大量柴炭东运’。”[9]130每年大批柴炭集中于梧州，经粤商运往广东作为手工业燃料使用。“明清时期，商人将薪炭通过水运从各地运到珠三角后，并非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而是由设立在这些城镇的柴炭埠、柴栏行、炭行等行会把持垄断…… 道光年间，与广东毗邻的广西梧州也设立柴炭业的经纪行，以此为中心收购周边藤县、容县、岑溪、昭平等柴炭，运送到设在广州、南海、佛山、顺德等城柴炭行，每年从广西运销到广东的柴炭多达一千数百万斤。”[8]58由此形成了两广间的一条“能源产业链”，而紫荆山炭工正处于“产业链”最上游，生计与两广间的柴炭贸易进而与珠三角地区的手工业都密切相关。
三、珠三角手工业的衰落及其对紫荆山炭工生计的影响
古代手工业长期受到政府的限制不能自由发展，近代又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一直处于畸形发展状态。以佛山铁业为例，其兴起与衰落均由政府因素主导。佛山铁业兴起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实行的“官准专利”制，各地铁块统一运往佛山加工销售。“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总督卢绅向全省开放了铁锅铸造发售政策，……失去了广东政府特许制度的依托，佛山冶铁业独霸岭南的地位开始动摇，并逐步走向衰落。其衰落主要标志是炉户数量和铁锅产值大大减少。”[10]42-43五口通商后，传统手工业受到西方工业品的冲击，很多行业开始衰落。而广东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为五口通商之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这种冲击并不是从五口通商以后才开始的。以金属为例，五口通商之前英商输入中国的金属品价值就已经呈上升之势。
五口通商之后的这种冲击更加猛烈，佛山冶铁业开始走向衰落，产业链上游炭工的生计也随之受到影响。据估计，古代冶铁中对木炭的需求量是很大的，1t生铁需要消耗3-4t木炭甚至更多……考古发掘的河南‘河一’冶铁作坊，如日产0.5t或1t生铁，则日耗15-20t木料（或3-4t木炭）。”[12]38可推算珠三角铁业衰落所导致的生铁需求每减少1t，则会使3-4t木炭成为过盛产能。这还没有将锻造、铸造等环节所消耗的木炭计算在内。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凡一炉场……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6]409由此可对各环节所需劳动力的比例做出推算，即铁业衰落所导致的每二百司炉工失业将可能对产业链上游三百余矿工、二百余炭工、五十艘船上的船工之生计造成波及。而这还没有计算其他手工业衰落导致的燃料需求下降及对炭工的波及。自洋货进入广东，珠三角传统手工业便一直处在与洋货的竞争中，至五口通商、协定关税进而失去关税保护后，传统手工业转入劣势。五口通商后洋商无需再经过广州购买丝绸，转由上海直接获取丝绸，珠三角的桑丝业也因此受到了冲击。
传统手工业无法通过技术革新来应对竞争，面对质优价低的洋货挑战只能以降低价格、压低成本的方式应对，以求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利润由整条产业链分享，风险也由整条产业链分担，并层层向上游转嫁压力。紫荆山炭工作为这一产业链中最上游的弱势群体，无从转嫁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产量，而在需求量逐渐减少的同时，产量越是增加所造之炭越不值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的传教活动得到了炭工的广泛认同。“冯云山在圩上认识了许多烧炭佬，并向他们宣传拜上帝教的好处，他们都参加了拜上帝会。”[2]125“杨秀清和萧朝贵是老相识。冯云山认识杨秀清后，杨秀清带萧朝贵去认识冯云山，两人在大冲加入了拜上帝会。从那时起，冯云山便常到鹏隘山去找烧炭人加入拜上帝会。”[2]125-126拜上帝教在生计艰难的炭工中间更易被接受，紫荆山区的炭工群体几乎全部加入了拜上帝教。“鹏隘山里……住的熊姓、朱姓、陈姓、杨姓和卢姓的人，他们很多人都烧炭。后来他们参加了太平军，这里就没有这些姓的人了。……拜上帝会时，古和村的萧姓和江口村的李姓，都到紫荆山去烧炭。后来在那里参加了拜上帝会。”[2]126大量炭工加入拜上帝教使之迅速发展壮大，炭工群体也成为后来金田起义的骨干力量，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以炭工群体为缩影看金田起义与珠三角手工业之联系
珠三角手工业的衰落对广西炭工的生计造成影响，间接推动太平天国首义在广西地区爆发。而炭工也只是广西破产手工业者的一个缩影。 随着明清时期珠三角手工业的发展兴起和广东相对过盛人口大量流入广西，两广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紧密乃至于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沿珠江形成了一条繁忙的商路。广西流向广东的主要为粮食作物（如大米等）、经济作物（如甘蔗、蓝靛、棉花等）和手工业原料（如矿石、柴炭等）。广东流向广西的主要是手工业制成品（如铁器、瓷器、土布等）以及各类洋货。实际在明清时期，广西成为了珠三角手工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两广的经济生活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广东手工业的兴盛和衰败都会对广西众多群体造成影响，两广之间形成了多条手工业产业链组成的手工业产业网。广东冶铁业衰败，会对广西炭工、矿工的生计造成影响；广东土布行业衰败会对广西蓝靛种植业和棉花种植业造成影响。两广间贸易的衰落又会导致船工、纤夫生计的艰难。珠三角手工业的衰败又会导致更多的失业人口涌向广西，加剧广西地区的社会矛盾。
五口通商之后传统手工行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冲击而走向衰落。广西作为珠三角手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属于弱势群体，无从转嫁压力。加上广西本身经济基础差、社会结构不稳定，承受压力的能力低，因此广东地区传统手工业的萎缩反而对广西地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更大。明清以来广西长期消化来自广东的过盛人口，这些流动人口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广西地区的承载力，这些流动人口得以暂时安定，但并不是农业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安定，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土地，而是从事烧炭、伐木、种蓝、采矿等生计高度依赖于珠三角手工业且生活水平十分不稳定的职业。这使广西发展成为了一个流动人口的“堰塞湖”，一旦超过其承载力或者经济结构平衡被打破，则这些人口就会变成洪流。太平天国前夜广西社会的动荡，一定程度是由于珠三角传统手工业开始走向衰败进而使广西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结构更加失衡。由于两广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珠三角传统手工业走向衰落是太平天国运动首义爆发于广西的重要社会背景之一。太平天国运动与古代史上的农民起义相比，其特殊性之一就在于，运动早期破产手工业者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农民阶级，运动的爆发与工商业贸易的衰败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衰败是在西方冲击下产生的，间接推动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此之前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是由来自国门之外的力量触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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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remains a long-term controversial issue whether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peasant uprising in ancient China. The charcoal workers in Zijing Mount is the main for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bankrupt handicraft worke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needed to consume large amounts of industrial fuels. Due to the lack of forest resourc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Guangxi，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Pearl River， became the main supplier of wood and charcoal. Here formed a group of charcoal workers， who produced charcoal that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rough the Pearl River as handicraft industrial fuel. So their livelihood and charcoal trade and the PRD handicraft industry are closely linked.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dustr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egan to decline， which affected the livelihood of the Guangxi charcoal workers and other relevant handicraft workers in the delta region， exacerbate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Guangxi， and indirectly promoted the Taiping movement’s outbreak in Guangxi.
Keyword Jintian uprising， Zijing Mount； handicraft workers； the Pearl River Delta；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