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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局
“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文艺中年汉成帝吟罢司马相如的赋，长长叹了口气：他年纪渐长，却无子嗣。自己的生育能力不成问题，也曾有过子女，而且数量也不少，但不是病死，就是死于宫廷斗法……年近不惑，太子还没着落，让人如何不急？思来想去，成帝决定向上天求嗣。
四年来，成帝先后拜过甘泉泰峙、汾阴后土、雍五峙、陈仓陈宝四柯，还隔年举行一次祭祀活动。只是，如此折腾，妃子们的肚子却总不见动静，让他不免有点儿沮丧。早知如此，他还不如找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文人直播一下祭祀盛况，好歹还能宣扬宣扬国威，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
宿值郎杨庄在旁侍候多时了，他见成帝一脸倦意，便小声道：“皇上，臣这儿有一首新赋，臣给皇上诵诵？”成帝打起精神，点点头。
杨庄是蜀人，他吟诵的是《绵竹颂》。这辞章中有家乡景、爱国情，文字弘丽温雅，文意气势磅礴，听得成帝两眼放光：“这怎么像司马相如的文章啊？”杨庄恭敬地回答：“不是的，这是我老乡扬雄写的啊。”
未见其面，先闻其声，这就是玄学奠基人扬雄的首次出场。
这是杨庄精心设计的局：扬雄有文才，却难以上达天听，四十几岁了还在江湖漂，他是自己的老乡，自己不帮他一把，谁还会帮？于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杨庄导演了一场剧。这是三赢，成帝得人才，他举贤不避乡，扬雄前途大放光。
在这场剧里，扬雄虽自始至终是个缺席者，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在他身后，可能还有一个局中局的设计者——辅政的大司马大将军王音。王音是成帝的堂舅，他某日偶遇了京漂扬雄，对他很是欣赏，就先把他召到自己门下，以便为国家、更为王氏笼络人才。正因为是皇帝堂舅的人，杨庄才会冒死力荐，否则，单单一个老乡好像不值得费这么大劲。
对于最终被举荐，扬雄也觉得侥幸。汉代选士有两种，察举和征辟。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向朝廷推荐辖区内的人才，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但扬雄不是高族，家境也不好，想让地方长官推荐很难；所幸，他还能以才学被征辟。走过这条路的司马相如就是榜样：以诗文为砖，以老乡为媒，上达天听——自己蹉跎岁月，功名难就，再不出山，就真的老了。
司马相如也是蜀人，条件比扬雄好不到哪儿去，因才学高、喜辞赋，某日被汉武帝看中，从此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司马相如去世六十多年来，一直是蜀人的励志偶像，尤其是扬雄的偶像。扬雄每日研读司马相如的辞赋，模仿其语感、意境、格调，时间一长，竟然颇得司马相如的真传，这不，连文艺中年成帝都差点儿被蒙了。
成帝对扬雄很感兴趣。有这样的人才在，何愁大汉文化不兴、国威不扬？于是，四十岁出头的布衣扬雄变成了给事黄门郎。扬雄觉得，这场局中局是出喜剧，而此时的他不会知道，这个黄门郎，他一当就是N年。
屏风
黄门郎是一个薪俸只有600石的低级官职，人员也很杂，有武士，有儒生，有贵族，有寒士。不过，虽说级位不高，但近水楼台，往往是高官的蓄水池——哪里要人，从池里捞一个便是。远者如东方朔，近者则有王莽、刘歆、董贤等人，王莽是后来的新朝皇帝，刘歆是新朝国师，董贤则是哀帝的宠臣，他们都是扬雄的同事，或长袖善舞，或善解人意，衣袂飘飘，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风景。
宫廷的午后，黄门郎扬雄正伏案疾书，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幕幔和时隐时现的阳光。与荷戟保卫皇宫的郎官不同，扬雄拿的是一支笔。这支笔很沉重，要直播、转播汉帝国的国威，要体现自己的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要讽谏，而且这讽谏得把握一个度，既得让成帝虚心接受，又得体现自己进谏的诚意与坚定。
于是，这段时间里，扬雄写下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史称“四大赋”。写这些文章，扬雄很费劲，模仿司马相如，当一次敲门砖可以，但若一直搞这种真人秀，不仅讨人嫌，对自己也交代不过去。
写作要有主旋律基调，这是肯定的，这是文学侍从的职责嘛；但要把主旋律搞成文艺范儿，而且不输给司马相如，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年，司马相如直播的是汉帝国的盛世图景，那种顾盼自雄、飘逸俊朗是身处西汉没落时代的扬雄写不来的，扬雄更多的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和正襟危坐的愀然。还有，司马相如比较圆滑，文章经常是劝百讽一，曲终雅奏；扬雄更耿直，文章往往是开门见山，直接说明讽谏意图。
这四大赋不仅是文章，更是谏书，是扬雄的政见，也是他干预朝政的方式。如此思虑深远、用力过猛，身体自然受不了，常常一篇赋下来，他就大病一场。
成帝很欣赏扬雄，然而，在赋里，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文人对帝国、对君主的忠诚。而扬雄开篇就提出的讽谏，成帝往往视而不见，即使见了，也只当作是扬雄的自以为是罢了。
扬雄自然很难受，却也无计可施。西汉的没落不是通过他一个人、几篇赋就能力挽狂澜的。君主不稀罕他的谏言，他还能怎么办？
如果不出意外，或许扬雄会将这黄门郎一直勉力当下去。但意外发生了：王音去世了。
靠山没有了，自己该何去何从？恰好此时，轮到地方官三年考核，扬雄很快做出了选择：他不当官了，他要停薪留职，做学者。成帝见他如此知趣，心里倒过意不去，不仅工资照发，让其终身享受朝廷津贴，还赐给他六万钱经费，准许其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读书，让他做一个皇家学者、做汉朝的屏风——屏风没什么实际作用，却能让居室锦上添花，富丽堂皇。
在石室金柜，扬雄看清楚了自己的屏风地位，一杯茶，一卷书，一支笔，他闭上眼，把自己埋在硕大的坐榻上，深深地吁了口气。以才学进，以知趣退，进退有据，不得不说，他是个明白人。而这些韬略，都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
自保术
扬雄是蜀人，周王室庶支。别看名头唬人，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祖先为避乱逃到巴郡江州（今重庆），父祖以上五代都是单传，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没落得很。 幸运的是，蜀地的文化教育氛围好。当地官府办学，蜀地学风甚炽，从而祛蜀地之蛮夷，得齐鲁之文雅。扬雄30岁前的资料不详，但从其身世和所处的环境来看，他的经历应该很励志，儒家的修齐学一直激励着他。后来，他以司马相如为师，研读其文赋。二三十岁时，扬雄文名已盛，写了不少文赋，十几年后，这些文赋被时间烧成了一块块砖，凭着它们，扬雄愣是敲开了皇宫的门。
除了未曾谋面的恩师司马相如，扬雄还有一个师傅，一位道家学者。此人终生不仕，以卜筮为业，仙风道骨，卓尔不群，清虚自守，甘于淡泊，让扬雄高山仰止。在道家师傅的影响下，扬雄的文赋有儒生的济世，更有道家的影子。譬如《反离骚》，扬雄写文祭屈原，同情之余也有批评，认为屈原走文青路线，太极端，应进退有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儒家的积极入世，道家的逍遥遁世，使扬雄像秋千一样荡来荡去。因此，拖到四十几岁，他才进京走上仕途之路。可是，他虽说在蜀地有点儿名气，在京城里却是个蚁族。幸好，王家向他示好，投来了橄榄枝。这对王音来说无足轻重，对扬雄这个举目无亲的京漂来说则无疑是恩重如山。因此，扬雄的一生都活在王家的恩泽里，对王音、王莽和王太后等人肝脑涂地。王音去世后，扬雄主动隐退，当然有避祸的意思，更深一层，也有对伯乐的忠贞和默悼。
几年后，成帝去世，哀帝即位，朝廷重新洗牌：新晋外戚丁氏、傅氏粉墨登场，老牌外戚王氏不仅被迫退出，而且退得很难看。王氏被清算，连早逝的王音也不例外，更遑论其推荐的官员了。还好，扬雄并非王氏的嫡系，又只是个吃空饷的学者，并没受到多大冲击。
饶是如此，扬雄也很不安：哀帝和成帝不一样，不仅不是文青，还认为赋是郑卫靡靡之音，对赋深恶痛绝。以赋晋身的扬雄自然就焦虑了。他自我批评，深刻反省：自己早年所写的赋太过于风花雪月，非大丈夫所为。
为洗白自己，扬雄两次上书哀帝，发表政见：一是力谏朱博不宜为相——朱博是个政治投机家，靠王氏起家，后又投靠丁、傅集团，扬雄最见不得这种人；二是力谏哀帝要搞好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后来，朱博自杀，汉朝恩威并施，重新搞掂了和匈奴的关系。扬雄大获全胜。
这两次谏言的胜利并不是扬雄要重新介入朝廷政坛的号角，而恰恰是他继续隐退的征兆。这是他的自保术，儒道兼修，达则现，穷则隐，隐现之间，重要的是姿态——对朝廷表忠心。表完忠心，该干吗干吗。其时，哀帝的外戚丁氏、傅氏和宠臣董贤正把天下弄成一团乱麻，为安全计，自己还是在家里写《太玄》吧，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顺势而为
历史如过山车，充满了戏剧性。几年后，哀帝早逝，丁氏、傅氏外戚失势，董贤自杀，平帝即位，王氏又夺回失地，王莽成为大司马，位至三公，把好友刘歆也提拔成京兆尹，却没扬雄什么事。扬雄和王莽、刘歆、董贤曾同为黄门郎，但另外三人都已经或曾经如日中天，扬雄却还是一个黄门郎，从成帝到哀帝、再到平帝，雷打不动。
扬雄秉承着道家精神，倒也不气馁，不当官的日子便著述，这期间他仍然著《太玄》，日子虽清苦，还好有两个佳儿，他们不仅承欢膝下，小小年纪还参与了父亲的著作。不幸的是，天妒英才，两子都早夭，扬雄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人微言轻，除了写作，又能如何？于是，继讲述天人关系的《太玄》后，他又开始书写阐述政治伦理的《法言》。
时间过得飞快，公元9年，复古家王莽受东汉禅让，当了皇帝，建立新朝。王莽很会造势，以加官晋爵拉拢官员，以符谶搞定君权神授，以复古改制笼络儒生。新皇帝如此善解人意，大家如何不喜，当然山呼万岁，齐刷刷地跪下去。
这跪下去的人中，就有扬雄。王莽属王氏，是扬雄的恩主，道义上理应支持；何况王莽还给了扬雄实惠，让扬雄由600石雷打不动的黄门郎变成了2000石的中散大夫。以扬雄儒生的立场，他未免要替汉朝唏嘘，但更要替新朝欢呼雀跃，歌功颂德。于是，他写了《剧秦美新》，意即以秦为恶、以新为善。这篇文章有点儿肉麻，但扬雄必须写。
扬雄的诚意，王莽自然懂得，唯其懂得，王莽才仅仅只任命他为中散大夫，而非更高的官职：扬雄不讲符谶，不懂政治，只是一个学者，能吹喇叭，却不会抬轿子，这样的人重用不得，只能礼节性地升个闲职。
正当扬雄兢兢业业地做着他的“莽大夫”（后人蔑称）时，老同事刘歆死了。刘歆是王莽的开国功臣，用符谶为王莽开路，其子却在新朝建立后继续使用符谶。这种事，用一次是功臣，用多了就是别有用心。王莽一发怒，将这帮别有用心的人杀的杀、流放的流放。
扬雄不玩符谶，本没有他什么事，奈何刘歆之子曾向他学过奇字，办案的人“举一反三”，稍加联想，便将奇字和符谶扯上了关系，要捉拿扬雄。看到兵吏汹汹而来，正在天禄阁上校书的扬雄想都没想，犹如一只大鸟，跳下了楼。
跳楼是为表忠心还是逃避审判，没人知道。此刻，扬雄的耳边，汨罗江的水声隔着遥远的时空源源不断地漫过来，直至最后将他完全淹没……
可扬雄没死成，只是摔得不轻。倒是王莽过意不去，说自己了解扬雄，这人一向不参与此事，才算把他撇清，不久，王莽又恢复了他大夫的官职。之后，元帝的皇后、太皇太后王政君去世，王莽还让扬雄写悼文，是为《元后诔》。在《元后诔》里，扬雄使出浑身解数，旁征博引，明赞元后，实拍王氏，以大量符瑞试图证明王莽受禅让的合法性、正义性。
奈何新朝短命，《剧秦美新》《元后诔》也因此成为扬雄一生的污点，毁者污之，誉者隐之。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扬雄又能如何？他已经做了一次屈原，尽力了，既然他没死成，剩下的只有顺势而为，报答王莽这个对自己不薄的旧恩主了。
一代宗师
莽大夫扬雄在新朝虽然升了职，但过得并不如意。当先是经济上捉襟见肘：他虽被升为中散大夫，但由于新朝经济不景气，王莽加官封爵又多，水涨船高，官爵有名无实，扬雄的家境还不如以前。加上汉朝重死轻生，两子的丧葬费也耗费了不少家财。然后是他对新朝的困惑：激进的王莽食古不化，改制只求形式，改来改去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最后，则是深深的失望：王莽迷信方术，其严酷的统治与扬雄的理想越来越远；国师、嘉新公刘歆更让扬雄齿寒。 当初在黄门郎圈子里混时，刘歆和扬雄意气相投，惺惺相惜，算得上好友。但此一时彼一时，刘歆以符谶得意，其子又以符谶得罪，并牵涉扬雄，自然让扬雄很不爽。此外，刘歆霸道，向他索看著作《方言》也是先晓以利害——扬雄举荐了一个人，那人后来犯事了，刘歆就以摆平这件事为筹码。这种胁迫搞得扬雄很反感，他不仅不认为自己荐人有错，还以著作未定稿为由拒绝了他。刘歆为给自己台阶下，竟然讥讽道：“老兄的文章怕不适合让人看，只适合盖酱坛子吧？”
丧子，伤病，贫窘，失意……生活这一系列组合拳重重地击垮了年近古稀的扬雄。他只好把自己泡在酒坛子里，买酒缺钱，就教人古文字以换酒。于是，常出现这样一个奇观：在通往扬家的路上，经常走动着几个儒生，他们谈笑风生，肩上是一坛或大或小的酒坛，风一吹，酒香四溢；隔着院墙，扬雄闭目，陶醉着深深吸了一口气。
天凤五年（18年），扬雄去世，终年70岁。此时，距新朝灭亡还有五年时间。对扬雄的死，王莽没有什么表态，饶是老同事，这种低级官员却远远入不了皇帝的法眼；刘歆也没有，他俩早已形同陌路。
好在还有一位弟子替他善后——这弟子追随他学习，和他一道喝酒，并为其守丧，让他身后保留了一定尊严。
好在还有著作表明他的心迹。他的著作主要是仿作，其拘谨的性格、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学者，而非创新者。他的早期著作主要是赋，这些赋虽然有所创新，总的来说还是仿司马相如；他的《太玄》模仿《易经》；《法言》则模仿孔子的《论语》；只有研究西汉语言的《方言》是原创。
因此，在扬雄身后，贬者有之，或认为其是低能的模仿者，或认为其学问夹杂不纯；但褒者更多，将其认证为儒、道两宗的大家。《方言》这本被刘歆称为只能盖酱坛子的作品，在扬雄死后几十年就风行于世。两三百年后，妙于道数、穷幽探赜的阴阳家、数术家扬雄特别合谈玄论道的魏晋人口味，成了魏晋玄学的奠基者。唐宋以降，扬雄则被视为和孟子、荀子、董仲舒并列的大师，并因其反对天命神学、符谶迷信的特质而与那些大师们一起奠定了正统儒学的根基。
模仿只是表层，更重要的是内里的新意。扬雄起于模仿，善于模仿，他并没有止于模仿，而是悉心修炼，打通任督二脉，将各种真气融于一体，从而成为儒道两宗的宗师。至于他生前的寂寞和种种不得意，只能说是命运不济，这反而给他身后的光辉增添了一道旖旎的霞光。
编辑/葡萄
“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文艺中年汉成帝吟罢司马相如的赋，长长叹了口气：他年纪渐长，却无子嗣。自己的生育能力不成问题，也曾有过子女，而且数量也不少，但不是病死，就是死于宫廷斗法……年近不惑，太子还没着落，让人如何不急？思来想去，成帝决定向上天求嗣。
四年来，成帝先后拜过甘泉泰峙、汾阴后土、雍五峙、陈仓陈宝四柯，还隔年举行一次祭祀活动。只是，如此折腾，妃子们的肚子却总不见动静，让他不免有点儿沮丧。早知如此，他还不如找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文人直播一下祭祀盛况，好歹还能宣扬宣扬国威，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
宿值郎杨庄在旁侍候多时了，他见成帝一脸倦意，便小声道：“皇上，臣这儿有一首新赋，臣给皇上诵诵？”成帝打起精神，点点头。
杨庄是蜀人，他吟诵的是《绵竹颂》。这辞章中有家乡景、爱国情，文字弘丽温雅，文意气势磅礴，听得成帝两眼放光：“这怎么像司马相如的文章啊？”杨庄恭敬地回答：“不是的，这是我老乡扬雄写的啊。”
未见其面，先闻其声，这就是玄学奠基人扬雄的首次出场。
这是杨庄精心设计的局：扬雄有文才，却难以上达天听，四十几岁了还在江湖漂，他是自己的老乡，自己不帮他一把，谁还会帮？于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杨庄导演了一场剧。这是三赢，成帝得人才，他举贤不避乡，扬雄前途大放光。
在这场剧里，扬雄虽自始至终是个缺席者，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在他身后，可能还有一个局中局的设计者——辅政的大司马大将军王音。王音是成帝的堂舅，他某日偶遇了京漂扬雄，对他很是欣赏，就先把他召到自己门下，以便为国家、更为王氏笼络人才。正因为是皇帝堂舅的人，杨庄才会冒死力荐，否则，单单一个老乡好像不值得费这么大劲。
对于最终被举荐，扬雄也觉得侥幸。汉代选士有两种，察举和征辟。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向朝廷推荐辖区内的人才，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但扬雄不是高族，家境也不好，想让地方长官推荐很难；所幸，他还能以才学被征辟。走过这条路的司马相如就是榜样：以诗文为砖，以老乡为媒，上达天听——自己蹉跎岁月，功名难就，再不出山，就真的老了。
司马相如也是蜀人，条件比扬雄好不到哪儿去，因才学高、喜辞赋，某日被汉武帝看中，从此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司马相如去世六十多年来，一直是蜀人的励志偶像，尤其是扬雄的偶像。扬雄每日研读司马相如的辞赋，模仿其语感、意境、格调，时间一长，竟然颇得司马相如的真传，这不，连文艺中年成帝都差点儿被蒙了。
成帝对扬雄很感兴趣。有这样的人才在，何愁大汉文化不兴、国威不扬？于是，四十岁出头的布衣扬雄变成了给事黄门郎。扬雄觉得，这场局中局是出喜剧，而此时的他不会知道，这个黄门郎，他一当就是N年。
屏风
黄门郎是一个薪俸只有600石的低级官职，人员也很杂，有武士，有儒生，有贵族，有寒士。不过，虽说级位不高，但近水楼台，往往是高官的蓄水池——哪里要人，从池里捞一个便是。远者如东方朔，近者则有王莽、刘歆、董贤等人，王莽是后来的新朝皇帝，刘歆是新朝国师，董贤则是哀帝的宠臣，他们都是扬雄的同事，或长袖善舞，或善解人意，衣袂飘飘，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风景。
宫廷的午后，黄门郎扬雄正伏案疾书，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幕幔和时隐时现的阳光。与荷戟保卫皇宫的郎官不同，扬雄拿的是一支笔。这支笔很沉重，要直播、转播汉帝国的国威，要体现自己的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要讽谏，而且这讽谏得把握一个度，既得让成帝虚心接受，又得体现自己进谏的诚意与坚定。
于是，这段时间里，扬雄写下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史称“四大赋”。写这些文章，扬雄很费劲，模仿司马相如，当一次敲门砖可以，但若一直搞这种真人秀，不仅讨人嫌，对自己也交代不过去。
写作要有主旋律基调，这是肯定的，这是文学侍从的职责嘛；但要把主旋律搞成文艺范儿，而且不输给司马相如，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年，司马相如直播的是汉帝国的盛世图景，那种顾盼自雄、飘逸俊朗是身处西汉没落时代的扬雄写不来的，扬雄更多的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和正襟危坐的愀然。还有，司马相如比较圆滑，文章经常是劝百讽一，曲终雅奏；扬雄更耿直，文章往往是开门见山，直接说明讽谏意图。
这四大赋不仅是文章，更是谏书，是扬雄的政见，也是他干预朝政的方式。如此思虑深远、用力过猛，身体自然受不了，常常一篇赋下来，他就大病一场。
成帝很欣赏扬雄，然而，在赋里，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文人对帝国、对君主的忠诚。而扬雄开篇就提出的讽谏，成帝往往视而不见，即使见了，也只当作是扬雄的自以为是罢了。
扬雄自然很难受，却也无计可施。西汉的没落不是通过他一个人、几篇赋就能力挽狂澜的。君主不稀罕他的谏言，他还能怎么办？
如果不出意外，或许扬雄会将这黄门郎一直勉力当下去。但意外发生了：王音去世了。
靠山没有了，自己该何去何从？恰好此时，轮到地方官三年考核，扬雄很快做出了选择：他不当官了，他要停薪留职，做学者。成帝见他如此知趣，心里倒过意不去，不仅工资照发，让其终身享受朝廷津贴，还赐给他六万钱经费，准许其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读书，让他做一个皇家学者、做汉朝的屏风——屏风没什么实际作用，却能让居室锦上添花，富丽堂皇。
在石室金柜，扬雄看清楚了自己的屏风地位，一杯茶，一卷书，一支笔，他闭上眼，把自己埋在硕大的坐榻上，深深地吁了口气。以才学进，以知趣退，进退有据，不得不说，他是个明白人。而这些韬略，都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
自保术
扬雄是蜀人，周王室庶支。别看名头唬人，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祖先为避乱逃到巴郡江州（今重庆），父祖以上五代都是单传，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没落得很。 幸运的是，蜀地的文化教育氛围好。当地官府办学，蜀地学风甚炽，从而祛蜀地之蛮夷，得齐鲁之文雅。扬雄30岁前的资料不详，但从其身世和所处的环境来看，他的经历应该很励志，儒家的修齐学一直激励着他。后来，他以司马相如为师，研读其文赋。二三十岁时，扬雄文名已盛，写了不少文赋，十几年后，这些文赋被时间烧成了一块块砖，凭着它们，扬雄愣是敲开了皇宫的门。
除了未曾谋面的恩师司马相如，扬雄还有一个师傅，一位道家学者。此人终生不仕，以卜筮为业，仙风道骨，卓尔不群，清虚自守，甘于淡泊，让扬雄高山仰止。在道家师傅的影响下，扬雄的文赋有儒生的济世，更有道家的影子。譬如《反离骚》，扬雄写文祭屈原，同情之余也有批评，认为屈原走文青路线，太极端，应进退有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儒家的积极入世，道家的逍遥遁世，使扬雄像秋千一样荡来荡去。因此，拖到四十几岁，他才进京走上仕途之路。可是，他虽说在蜀地有点儿名气，在京城里却是个蚁族。幸好，王家向他示好，投来了橄榄枝。这对王音来说无足轻重，对扬雄这个举目无亲的京漂来说则无疑是恩重如山。因此，扬雄的一生都活在王家的恩泽里，对王音、王莽和王太后等人肝脑涂地。王音去世后，扬雄主动隐退，当然有避祸的意思，更深一层，也有对伯乐的忠贞和默悼。
几年后，成帝去世，哀帝即位，朝廷重新洗牌：新晋外戚丁氏、傅氏粉墨登场，老牌外戚王氏不仅被迫退出，而且退得很难看。王氏被清算，连早逝的王音也不例外，更遑论其推荐的官员了。还好，扬雄并非王氏的嫡系，又只是个吃空饷的学者，并没受到多大冲击。
饶是如此，扬雄也很不安：哀帝和成帝不一样，不仅不是文青，还认为赋是郑卫靡靡之音，对赋深恶痛绝。以赋晋身的扬雄自然就焦虑了。他自我批评，深刻反省：自己早年所写的赋太过于风花雪月，非大丈夫所为。
为洗白自己，扬雄两次上书哀帝，发表政见：一是力谏朱博不宜为相——朱博是个政治投机家，靠王氏起家，后又投靠丁、傅集团，扬雄最见不得这种人；二是力谏哀帝要搞好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后来，朱博自杀，汉朝恩威并施，重新搞掂了和匈奴的关系。扬雄大获全胜。
这两次谏言的胜利并不是扬雄要重新介入朝廷政坛的号角，而恰恰是他继续隐退的征兆。这是他的自保术，儒道兼修，达则现，穷则隐，隐现之间，重要的是姿态——对朝廷表忠心。表完忠心，该干吗干吗。其时，哀帝的外戚丁氏、傅氏和宠臣董贤正把天下弄成一团乱麻，为安全计，自己还是在家里写《太玄》吧，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顺势而为
历史如过山车，充满了戏剧性。几年后，哀帝早逝，丁氏、傅氏外戚失势，董贤自杀，平帝即位，王氏又夺回失地，王莽成为大司马，位至三公，把好友刘歆也提拔成京兆尹，却没扬雄什么事。扬雄和王莽、刘歆、董贤曾同为黄门郎，但另外三人都已经或曾经如日中天，扬雄却还是一个黄门郎，从成帝到哀帝、再到平帝，雷打不动。
扬雄秉承着道家精神，倒也不气馁，不当官的日子便著述，这期间他仍然著《太玄》，日子虽清苦，还好有两个佳儿，他们不仅承欢膝下，小小年纪还参与了父亲的著作。不幸的是，天妒英才，两子都早夭，扬雄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人微言轻，除了写作，又能如何？于是，继讲述天人关系的《太玄》后，他又开始书写阐述政治伦理的《法言》。
时间过得飞快，公元9年，复古家王莽受东汉禅让，当了皇帝，建立新朝。王莽很会造势，以加官晋爵拉拢官员，以符谶搞定君权神授，以复古改制笼络儒生。新皇帝如此善解人意，大家如何不喜，当然山呼万岁，齐刷刷地跪下去。
这跪下去的人中，就有扬雄。王莽属王氏，是扬雄的恩主，道义上理应支持；何况王莽还给了扬雄实惠，让扬雄由600石雷打不动的黄门郎变成了2000石的中散大夫。以扬雄儒生的立场，他未免要替汉朝唏嘘，但更要替新朝欢呼雀跃，歌功颂德。于是，他写了《剧秦美新》，意即以秦为恶、以新为善。这篇文章有点儿肉麻，但扬雄必须写。
扬雄的诚意，王莽自然懂得，唯其懂得，王莽才仅仅只任命他为中散大夫，而非更高的官职：扬雄不讲符谶，不懂政治，只是一个学者，能吹喇叭，却不会抬轿子，这样的人重用不得，只能礼节性地升个闲职。
正当扬雄兢兢业业地做着他的“莽大夫”（后人蔑称）时，老同事刘歆死了。刘歆是王莽的开国功臣，用符谶为王莽开路，其子却在新朝建立后继续使用符谶。这种事，用一次是功臣，用多了就是别有用心。王莽一发怒，将这帮别有用心的人杀的杀、流放的流放。
扬雄不玩符谶，本没有他什么事，奈何刘歆之子曾向他学过奇字，办案的人“举一反三”，稍加联想，便将奇字和符谶扯上了关系，要捉拿扬雄。看到兵吏汹汹而来，正在天禄阁上校书的扬雄想都没想，犹如一只大鸟，跳下了楼。
跳楼是为表忠心还是逃避审判，没人知道。此刻，扬雄的耳边，汨罗江的水声隔着遥远的时空源源不断地漫过来，直至最后将他完全淹没……
可扬雄没死成，只是摔得不轻。倒是王莽过意不去，说自己了解扬雄，这人一向不参与此事，才算把他撇清，不久，王莽又恢复了他大夫的官职。之后，元帝的皇后、太皇太后王政君去世，王莽还让扬雄写悼文，是为《元后诔》。在《元后诔》里，扬雄使出浑身解数，旁征博引，明赞元后，实拍王氏，以大量符瑞试图证明王莽受禅让的合法性、正义性。
奈何新朝短命，《剧秦美新》《元后诔》也因此成为扬雄一生的污点，毁者污之，誉者隐之。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扬雄又能如何？他已经做了一次屈原，尽力了，既然他没死成，剩下的只有顺势而为，报答王莽这个对自己不薄的旧恩主了。
一代宗师
莽大夫扬雄在新朝虽然升了职，但过得并不如意。当先是经济上捉襟见肘：他虽被升为中散大夫，但由于新朝经济不景气，王莽加官封爵又多，水涨船高，官爵有名无实，扬雄的家境还不如以前。加上汉朝重死轻生，两子的丧葬费也耗费了不少家财。然后是他对新朝的困惑：激进的王莽食古不化，改制只求形式，改来改去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最后，则是深深的失望：王莽迷信方术，其严酷的统治与扬雄的理想越来越远；国师、嘉新公刘歆更让扬雄齿寒。 当初在黄门郎圈子里混时，刘歆和扬雄意气相投，惺惺相惜，算得上好友。但此一时彼一时，刘歆以符谶得意，其子又以符谶得罪，并牵涉扬雄，自然让扬雄很不爽。此外，刘歆霸道，向他索看著作《方言》也是先晓以利害——扬雄举荐了一个人，那人后来犯事了，刘歆就以摆平这件事为筹码。这种胁迫搞得扬雄很反感，他不仅不认为自己荐人有错，还以著作未定稿为由拒绝了他。刘歆为给自己台阶下，竟然讥讽道：“老兄的文章怕不适合让人看，只适合盖酱坛子吧？”
丧子，伤病，贫窘，失意……生活这一系列组合拳重重地击垮了年近古稀的扬雄。他只好把自己泡在酒坛子里，买酒缺钱，就教人古文字以换酒。于是，常出现这样一个奇观：在通往扬家的路上，经常走动着几个儒生，他们谈笑风生，肩上是一坛或大或小的酒坛，风一吹，酒香四溢；隔着院墙，扬雄闭目，陶醉着深深吸了一口气。
天凤五年（18年），扬雄去世，终年70岁。此时，距新朝灭亡还有五年时间。对扬雄的死，王莽没有什么表态，饶是老同事，这种低级官员却远远入不了皇帝的法眼；刘歆也没有，他俩早已形同陌路。
好在还有一位弟子替他善后——这弟子追随他学习，和他一道喝酒，并为其守丧，让他身后保留了一定尊严。
好在还有著作表明他的心迹。他的著作主要是仿作，其拘谨的性格、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学者，而非创新者。他的早期著作主要是赋，这些赋虽然有所创新，总的来说还是仿司马相如；他的《太玄》模仿《易经》；《法言》则模仿孔子的《论语》；只有研究西汉语言的《方言》是原创。
因此，在扬雄身后，贬者有之，或认为其是低能的模仿者，或认为其学问夹杂不纯；但褒者更多，将其认证为儒、道两宗的大家。《方言》这本被刘歆称为只能盖酱坛子的作品，在扬雄死后几十年就风行于世。两三百年后，妙于道数、穷幽探赜的阴阳家、数术家扬雄特别合谈玄论道的魏晋人口味，成了魏晋玄学的奠基者。唐宋以降，扬雄则被视为和孟子、荀子、董仲舒并列的大师，并因其反对天命神学、符谶迷信的特质而与那些大师们一起奠定了正统儒学的根基。
模仿只是表层，更重要的是内里的新意。扬雄起于模仿，善于模仿，他并没有止于模仿，而是悉心修炼，打通任督二脉，将各种真气融于一体，从而成为儒道两宗的宗师。至于他生前的寂寞和种种不得意，只能说是命运不济，这反而给他身后的光辉增添了一道旖旎的霞光。
编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