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已年近九旬的江苏老作家马春阳诚邀一些文艺理论界的朋友，对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进行一番回顾与总结。我在读他写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反映农村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时，真的是心情激动，浮想联翩。我想用一个词说明这位老作家对文学的态度，反复推敲，思考再三，最后选定了“虔诚”。我觉得，用“痴情”不够庄重，用“忠诚”份量不足，唯“虔诚”二字庶几近之。作为一名在文坛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作家，马春阳此生对文学的追求与热爱，比之佛教徒之于如来，基督教徒之于上帝，其虔诚程度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在文学早就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社会上能像马春阳这样始终热爱文学、钟情文学的不说绝无仅有，恐怕也已是不多了。
　　生性乐观开朗的马春阳，自因被老画家顾伯逵及江苏文艺界同行戏誉为“三杆子”之故——是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幼就拿起放鸭的竹杆子为富人放鸭；稍大些投身革命打游击，他拿起枪杆子；解放了，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写下不少通俗文艺宣传材料。幸运的是，上级领导从他的这些略显稚拙，却不乏真诚的作品中，发现其中蕴藏着的难能可贵的文学创作的潜能，鼓励他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生活出发进行文学创作。马春阳就这样拿起了笔杆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无论是碰到何种困难和困惑，都没有放弃，并一直坚持到今天。
　　在马春阳这位出身于贫苦农家的作家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从基层脱颖而出的工农作家一样，当作家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热爱与追求，而是因为党的号召，时代的需要。因此，虔诚地为党唱赞歌，就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和终身不变的主题。这种虔诚几乎不带个人的功利成分，真的完全出自内心。正因如此，我认为，包括马春阳在内的那一批工农作家创作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中所包涵的史料价值要高于文学价值。时至今日，再读这些作品，我们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有了反思历史的依据和可能。即如在马春阳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我国农村解放后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过程，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作者笔下的当年苏北里下河地区农村解放后数十年，尤其是某些历史阶段在错误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的现实生活，既可看到解放初期农民翻身成了土地主人后的喜悦，又看到走互助合作道路渴望早日富裕起来的强烈愿望，也看到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以及学大寨运动的民无宁日……这些作品有点像已经发黄的黑白老照片，真实地记录着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身影，又有点像得到妥善保存的胶木老唱片，打开后依然可以辨听出有点嘶哑，却不乏真诚的歌声。
　　试读《三九姑娘》。两个哥哥舍不得妹妹，特意约好一道在兴化城聚合，准备合资为小妹买一件新衣裳。可是，妹妹到了百货公司后，却一眼看中一架紫金山牌闹钟，立即放弃买新衣裳，缠着哥哥改买闹钟。原来这个一心为集体的好姑娘，每天早起喊人上工，全靠看天上的“乌儿星”，有了闹钟，从此就可以准确掌握时间了。哪个年轻姑娘不爱美？可是，三九姑娘连穿一件新衣也要哥哥资助。而在新衣即将买下时，她却又宁可不穿新衣服，也要买一架用于集体的闹钟。比之三九姑娘，《最后的时刻》中的生产队长顾仁山的经历与命运，更让我们的心绪难以平静。这位一心想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的生产队长，正当壮年，不幸的是，他经上海大医院确诊身患不治之症，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生死面前，顾仁山考虑再三，下定决心：“与其躺在床上死，不如倒在场上亡”，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返回家乡，让自己的生命为家乡作最后的燃烧。此前，公社领导特批他400元治病，回乡后，他将余下的342元立即交还生产队会计入账，舍不得多花集体的一分钱。这些让今天年轻人不可理解，还可能当作荒诞故事的事实，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那个特定时代的普通农民身上。当年马春阳饱含敬意写下的这些人物那些事，其最初的创作意图是在歌颂，但他却于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幅幅当年农村的真实画面留给后人品味。这些作品让我们首先清晰地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党的始终不渝的虔诚。另一方面，从作者的真实描绘中也不难领悟到，农村的繁荣发展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否则，所造成的将只能是苦难与折腾。
　　工农作家因其在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生活中长大，他们不可能自幼饱读诗书，因此，就当一名作家来说，其文学基础和能量的准备有点不够充分。但是，一旦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们就会自觉地以百倍的努力和勤奋拼命追赶，以实际行动印证勤能补拙这条生活真理。他们与生俱来就有的长处和优势，即对现实生活的超乎常人的熟悉与理解，便会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发挥，并且大大地弥补了原先文学功底有所欠缺的不足。渐渐地随着他们对文学创作理解的加深，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就慢慢地从最初的本色写作中，逐渐升华为提炼生活，更深刻地表现生活。这时，他们除了继续用文学对党作虔诚的歌颂，更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样以虔诚的态度赞美他们熟悉得如兄弟姐妹般的人民群众。读马春阳那些书写苏北里下河地区父老乡亲的现实生活的作品，我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总是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农村兄弟姐妹们的一举一动，他欣赏乡亲们蕴藏于憨厚朴实外表内的美好的心灵。他善于用看起来很“土”，其实是不施粉黛的纯真自然的文字进行叙述。读他的作品，如在河边垂柳下听老农边叭哒叭哒地吸着自制的旱烟，边兴致勃勃地向来访者说着家长里短。其提炼自农民日常口语中的富于幽默感、充满智慧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信手拈来。像农妇韦赛英夸她那个身为县委书记，却严于律己的丈夫，自述乍从农村来到城市，一下子不适应，必须勤俭过日子：
　　……住在城里……时间一长，便有了问题。一是闲得难过，二是经济发生了恐慌。过去嘛，我在乡下，忙忙自留地，有菜吃；养养老母鸡，生蛋买盐。如今呢，开门七件事，连吃水用水都得花钱。钱从哪儿来？天上不掉，地上不冒，全靠他的低工资，每月五六十块，顾头不着，顾尾不着，更何况他是个硬汉，不吃碗外饭，不用袋外钱，收入不多，我只得针尖上削铁，一钱剖作两钱用（《韦赛英夸夫》）……
　　马春阳还长于从生活中精选一些能准确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情节与细节，如三九姑娘缠着哥哥买闹钟；如生产队长顾仁山主动退还看病款，正是这些来自生活的让人心动的情节与细节，让马春阳笔下的众多人物长留在读者的脑海中久久难忘。由此，我想起《楚辞·卜居》中的一段话：“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不妨说，许多工农作家的作品因其对现实生活的了如指掌和准确把握，大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水准，增强了文学再现生活的美感与魅力，也给更多非工农出身的作家以深刻启示：要想写出好作品，除了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尽可能高超的写作技巧。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坚持扎根生活的土壤，并不断从人民群众生活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样，方能保持长久的旺盛的创作生命力。
　　在江苏文学界，马春阳是名副其实的老作家。从他1961年调省搞专业创作算起，迄今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其中虽经两下三上省城，断断续续仅当八年专业创作员，但自调离省作家协会后，去任他职的时间里，照旧笔耕不辍，所以他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作品集。加上他主编的报纸、杂志、书籍，堆在一起也称得上著作等身了。五十年文坛变幻，五十年风雨沧桑，即便在“文革”动乱期间，马春阳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这位至今仍憨厚朴实得像庄稼汉的老人，有一副令人羡慕的好身骨，年近九十了，除了耳朵有点背，思维仍然敏捷，声若洪钟，健步如飞。我与他多次交谈中，清楚地感觉到他决无青史留名的野心，他也从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经典永留人间，当然更不是为了稿费，但他就是热爱文学创作。他至今没有学会电脑写作，最多把钢笔换成时下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名目繁多的圆珠笔，所写的字也因年老有些变形，但他就是不停地写，顽强地写，而且是快乐地写。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努力用手中的笔为他所处的时代留影，为他所赞赏的先进人物造像，他是真心实意地为党唱赞歌。作为一名老作家、老党员，他目睹当今不良的党风、社会风气忧心如焚，还责无旁贷地以笔作武器去进行谴责与抗争。
　　我们应该向始终对文学持如此虔诚态度的老一辈工农作家，表示我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