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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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采用自编人口学调查表、Sternberg爱情三角量表(STLS)、"Olson婚姻质量问卷"之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对我国已婚者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855份有效问卷,测量了已婚者爱情心理特点、变化规律,并探讨了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 (1) 已婚者承诺得分显著高于亲密和激情;(2) 男性承诺得分显著高于女性;(3) 爱情三元素对婚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亲密显著大于激情和承诺;(4) 爱情三元素得分,各年龄段男性、女性差异均显著,不同婚龄和家庭阶段女性差异均显著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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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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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采用自编人口学调查表、Sternberg爱情三角量表(STLS)、"Olson婚姻质量问卷"之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对我国已婚者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855份有效问卷,测量了已婚者爱情心理特点、变化规律,并探讨了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 (1) 已婚者承诺得分显著高于亲密和激情;(2) 男性承诺得分显著高于女性;(3) 爱情三元素对婚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亲密显著大于激情和承诺;(4) 爱情三元素得分,各年龄段男性、女性差异均显著,不同婚龄和家庭阶段女性差异均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已婚者爱情心理以承诺为主要特征,亲密最影响婚姻满意度.爱情心理婚内变化趋势和特点,为"七年之痒"等婚姻现象,首次提供了爱情视角的实证研究证据.
其他文献
<正> (一)佳峻小说创作一瞥习作阶段——佳峻十六岁开始创作,处女作短篇小说《号手》,发表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期《包头文艺》。那时候他还是个高中学生,当时《包头文艺的“伯乐”编辑是郭超和许淇,佳峻至今记忆犹新。在高中时还写过一篇《凹凸不平的启示》,但未能发表。内蒙二十年大庆之前,佳峻写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神马》,“十年动乱”中为此遭了噩运。此后数年,命乖运骞,屡遭劫难。第一个波峰——直至一九八○年,佳峻重新执笔挥毫,在《十月》上发表《报春兰》,在《绿原》上发表《蚌壳·珍珠》。一九八二年先后发表短篇
<正>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描写英雄岭·格萨尔的传奇巨著。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广泛流传。从十八世纪以来,已有蒙、英、法、德、日、印地等文的译本。几十年前,已有汉文的部分译本。解放后,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有关单位,在搜集、翻译、整理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以来,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四省区的民研会,大力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四省区的出版单位,先后出版了好多部藏文本和一些汉译本,畅销于广大藏族地区和其它地区。本文主要根据所见的藏文木刻本、手抄本和铅印本,并参照
<正> 卡尔·耶特马尔(Kari Jettmer)证实史诗《格萨尔传》也流传于巴尔底斯坦(Battistan)之后,第十二特别研究组就决定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将各种巴尔底版本录制下来。1980年夏末和1982年初秋,蕾娜特·泽恩(Renate Rohnen)博士夫人(美因兹市)和我分别两次去巴尔底斯坦实施这一计划。每次行程均为2—3个月。1981年10月,巴尔底斯坦的同事赛义德·巴哈杜尔·阿里·萨里克(Syed Bahadur Ali Salik)单独在
<正> 来源于西藏的《格斯尔》史诗始终是蒙古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丰富源泉,直到今天,它还向17和18世纪蒙古语言和蒙古文学的研究者们提出非常重要的问题。《格斯尔》史诗有许多手抄本变体,有印刷的,有民间文学学者记录的,这些变体对研究蒙藏人民之间,甚至不同地区的蒙古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文学的、民俗和民族学的等,都能提供丰富的资料。在众多的古代蒙文变体中,我们知道仅
<正> 党啊,您是我们幸福的源泉, 在您的爱抚下我象不倦歌唱的百灵鸟; 每当提到您光辉的名字, 我的心中就汹涌着爱的海洋。——《如果太阳不射出赐予生命的光芒》这是诗人铁木尔·达瓦买提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地由衷地歌唱。热情歌颂党的诗章在他的诗集《心中的歌》中占有极重的分量。如《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向最高
<正> 八十余高龄的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写的《玉龙旧话新编》,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著名作客彭荆风为它作了热情洋溢的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本诗文集,可以说是她生命轨迹的纪录,熔铸着她对生活、对文学的深沉的思考。早在四十年代后期,作者撰写并印行过《玉龙旧话》一书。建国以来,辛勤笔耕,源源抽出诗丝,编织着对于祖国和自已民族的挚爱的感情,进行着不倦的探索和追求。本书为新老作品的合集,故谓之“新编”。集中有诗有文,有叙有议,有奇丽神话,有
<正> 由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及北京的《格萨尔》专家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国藏文本《格萨尔》审稿及“七·五”出版规划会,1987年4月1日——13日在成都召开。会议期间,专家们分五个组对各省区及北京全国《格萨尔》办公室带来的71部《格萨尔》手抄本、木刻本进行了审阅。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对未出版的本子进行了认真的鉴定工作,尤其对同部的几种不同的异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提出了整理及出版意见。经过审定,将其中质量较好、有价值的38部本子列入“七·五”期间的出版计划。
<正> 在《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里提到的人物共有四百多个。《秘史》的作者把绝大多数人放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加以叙述或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成吉思合罕的生活和斗争是全篇的主干部分。在成吉思合罕时代,蒙古社会出现了统一和封建化两大社会变革。统一各部落的斗争震撼着整个社会。封建化的过程则与之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将蒙古社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秘史》里出现的人物,分成
<正> 一随着藏族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走向世界范围,《格萨尔》研究也便成了世界范畴的课题。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二百余年以来,从事格萨尔研究的,有国内人员,也有国外人员,为数不下百名之多,其中不乏素负声望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发表了众多的论文和专著,从而形成了一个专门性的研究学科。从国内《格萨尔》的研究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两大时期。建国前,以藏族学者松巴·益喜班觉(公元1704——1788年)开其端,接着又有江杰·锐白多吉(“江杰”,传统上
<正> 民族文学研究是伴随着民族文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不仅有举世公认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还有用各种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家文学和文论,出现过写有长篇巨著的大作家和评论家。但是解放以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民族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尽管也曾有过有志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致力于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然而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科研成果,如同被他们研究的民族文学的命运一样,几乎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文学事业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