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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剩菜事件”不应泛道德化
欧木华
在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4年的洗碗工将客人留下的剩菜打包，打算带回家给正读大三的儿子补营养。酒店发现此事后以盗窃财物为由将其开除，称扔掉食物是正常耗材，员工不得带剩饭菜回家。
企业眼中的废品、废物，很多时候确实是另外一些人迫切需要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企业的规定就是错的。据说在美国，麦当劳的汉堡做出来超过10分钟没有卖掉，是要被扔掉的，我们能因为这样的规定，就指责麦当劳不道德吗？企业家张瑞敏当年对有瑕疵的冰箱宁可砸掉也不分发给员工，能说这是不人性化吗？
五星级酒店与生活处境不佳的洗碗工，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在判断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沼。
能不能带剩菜回家，不是一个道德命题，剩菜事件的关键不在于这个规定是否人性化，也不在于处理员工是否过严。如果相关规章制度已经规定了员工带剩菜就应该被开除，那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这个规定严不严呢？
(摘自《燕赵晚报》)
“丢马”和“丢自行车”的异与同
刘昌海
美国人龙安志在度假村养的两匹马跑丢后到北京雁栖派出所报案，两名警察当天就将其马匹找回。警察称，有村民看见马匹向一处旅游区跑去，因为去往该方向的全是山路、土路，不能开车，于是两名警察叫上几名村民一路小跑20余公里寻找走失的马匹。
同样是外国人，同样是在中国丢了东西，同样是空前地调动起了中国警察的办案热情。从日本人在武汉丢的那辆自行车，到美国人在北京丢的这两匹马，切切实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VIP待遇。
当然，对国际友人热情服务，这是应该的，也是警方素质的体现。网友之所以觉不出自豪反而感到忿忿不平，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如果换成自己人却难以受到同样的礼遇。我们不希望外国人到咱这儿就得受欺负，但我们也看不惯警察对外国人和自己人是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我们不是希望把外国人的待遇降下来，而是希望把国人的待遇提上去。在警察的眼里，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该是VIP，因为这是警察的责任。
（摘自四川在线）
总统曾是光脚的孩子
薛涌
最近，美国发生了一次颇具历史意义的争论。国际知名建筑师FrankGehry应邀设计在首都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纪念公园。他提出了耳目一新的方案：公园的核心是艾森豪威尔的雕像，这个雕像是一个光着脚的农村孩子，面对着一幅有八层楼之高的金属壁画。这壁画上展现了艾森豪威尔一生的业绩：盟军统帅，美国总统，创建宇航局，废止种族隔离……这个光脚孩子望着自己未来一生的业绩，眼中充满了惊异。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后人认为，FrankGehry把艾森豪威尔的形象表现得过于低微，没有突出他一生的伟大业绩。
这场争议，反映着美国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艾森豪威尔时代无疑是美国的黄金岁月。当时美国不仅贫富分化甚低，而且是主宰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工人的天堂，所谓“美国梦”，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社会。
如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已经大大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穷孩子越来越难摆脱贫困，富孩子越来越容易待在父母的阶层中养尊处优。
评论家们指出，FrankGehry的设计无疑是在重申一种正在消失的“美国价值”：一个社会不管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其核心理念永远应该建筑于给每一个人（不管他出身贵贱）以平等的机会之上。
（摘自《新闻晨报》）
教育的“刀刃“在哪里
冯雪梅
前不久，江苏江阴农村的一个中学，让参观的人傻眼了。教室里不光有电子显示屏，还有温度、湿度等显示，各种硬件设施，令很多城市中学羡慕。宁夏的一个乡村学校，也让前去采访的记者吃惊。撤点并校，一个乡的孩子们集中住校，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大通铺。他们从家里带的馍，只够吃三天。每个星期，父母都要走三个小时，给孩子们送一次馍……
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个侧面描画出中国教育的现状。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口号喊了很久之后，终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4%的目标，今年有望实现。
“追4”目标从开始行动到最终实现，20年的艰难不易，大家看得到。而每每谈到“分蛋糕”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钱要花在刀刃上”。但究竟哪儿是“刀刃”，却让人困惑。
大学教授要求科研经费更多一些，为孩子入托发愁的父母希望公立幼儿园更多一些，走几个小时山路上学的孩子们期盼免费安全的校车……这些迫切需求，对他们而言，都是应该花钱的“刀刃”。
只有当纷繁复杂、差异明显的诉求得到充分的商讨、论争、博弈时，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刀刃”。教育投入如此，财政支出的每一分钱，亦如此。
（摘自《中国青年报》）
“反对”的力量
李纲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好皇帝，有着魏征这样的反对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反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科学家们对“反对”的真正作用进行了实验。
他们找来一些人，让这些被试者就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进行讨论。结果，那些看似一团和气、全体一致的讨论，得出的结果距离答案差得很远；而那些各有各的意见、表面上很喧嚣的讨论，居然距离正确答案越来越近。于是，科学家们恍然大悟，所谓“反对”其实并不是一种冲突，而更多的是一种防止偏执和错误的有力保证。
放至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意见纷呈，众说纷纭。但是当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更好地解决一个问题时，即使各自水平参差不齐，而最终的主流答案，也往往是能够带来更好结果的选项。这，就是互联的精髓所在。
相反，如果没有制约，那么拥有强大话语权的人物，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那就是滥权！
（摘自《广州日报》）
明德与格物
闾丘露薇
2006年，在接受了李嘉诚10亿港元的捐款之后，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把港大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年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就是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决定遭到了很多医学院毕业生的反对。他们拿出港大的校训“明德格物”来质问校方，一个勉励学生进德修业的学校，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告诉学生们：钱才是成功的标准？
让港大一直骄傲的是孙中山。1923年，他在陆佑堂，也就是这次港大举行百年庆典的地方发表过演讲。当年，孙中山的演讲由港大学生会主办。在演讲结束之后，孙中山被学生们抬出了讲堂，要求他和场外的师生们合影。对比当年的历史，再看这次百年庆典中的陆佑堂，同样的地方，会发现达官贵人高朋满座，学生却寥寥无几。因为这样，一个讨论展开：港大曾经引以为荣的价值还在吗？
质疑、反思和讨论，或许才是成就一所大学最根本的精神和气质。
（摘自《知识窗》）
欧木华
在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4年的洗碗工将客人留下的剩菜打包，打算带回家给正读大三的儿子补营养。酒店发现此事后以盗窃财物为由将其开除，称扔掉食物是正常耗材，员工不得带剩饭菜回家。
企业眼中的废品、废物，很多时候确实是另外一些人迫切需要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企业的规定就是错的。据说在美国，麦当劳的汉堡做出来超过10分钟没有卖掉，是要被扔掉的，我们能因为这样的规定，就指责麦当劳不道德吗？企业家张瑞敏当年对有瑕疵的冰箱宁可砸掉也不分发给员工，能说这是不人性化吗？
五星级酒店与生活处境不佳的洗碗工，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在判断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沼。
能不能带剩菜回家，不是一个道德命题，剩菜事件的关键不在于这个规定是否人性化，也不在于处理员工是否过严。如果相关规章制度已经规定了员工带剩菜就应该被开除，那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这个规定严不严呢？
(摘自《燕赵晚报》)
“丢马”和“丢自行车”的异与同
刘昌海
美国人龙安志在度假村养的两匹马跑丢后到北京雁栖派出所报案，两名警察当天就将其马匹找回。警察称，有村民看见马匹向一处旅游区跑去，因为去往该方向的全是山路、土路，不能开车，于是两名警察叫上几名村民一路小跑20余公里寻找走失的马匹。
同样是外国人，同样是在中国丢了东西，同样是空前地调动起了中国警察的办案热情。从日本人在武汉丢的那辆自行车，到美国人在北京丢的这两匹马，切切实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VIP待遇。
当然，对国际友人热情服务，这是应该的，也是警方素质的体现。网友之所以觉不出自豪反而感到忿忿不平，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如果换成自己人却难以受到同样的礼遇。我们不希望外国人到咱这儿就得受欺负，但我们也看不惯警察对外国人和自己人是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我们不是希望把外国人的待遇降下来，而是希望把国人的待遇提上去。在警察的眼里，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该是VIP，因为这是警察的责任。
（摘自四川在线）
总统曾是光脚的孩子
薛涌
最近，美国发生了一次颇具历史意义的争论。国际知名建筑师FrankGehry应邀设计在首都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纪念公园。他提出了耳目一新的方案：公园的核心是艾森豪威尔的雕像，这个雕像是一个光着脚的农村孩子，面对着一幅有八层楼之高的金属壁画。这壁画上展现了艾森豪威尔一生的业绩：盟军统帅，美国总统，创建宇航局，废止种族隔离……这个光脚孩子望着自己未来一生的业绩，眼中充满了惊异。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后人认为，FrankGehry把艾森豪威尔的形象表现得过于低微，没有突出他一生的伟大业绩。
这场争议，反映着美国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艾森豪威尔时代无疑是美国的黄金岁月。当时美国不仅贫富分化甚低，而且是主宰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工人的天堂，所谓“美国梦”，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社会。
如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已经大大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穷孩子越来越难摆脱贫困，富孩子越来越容易待在父母的阶层中养尊处优。
评论家们指出，FrankGehry的设计无疑是在重申一种正在消失的“美国价值”：一个社会不管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其核心理念永远应该建筑于给每一个人（不管他出身贵贱）以平等的机会之上。
（摘自《新闻晨报》）
教育的“刀刃“在哪里
冯雪梅
前不久，江苏江阴农村的一个中学，让参观的人傻眼了。教室里不光有电子显示屏，还有温度、湿度等显示，各种硬件设施，令很多城市中学羡慕。宁夏的一个乡村学校，也让前去采访的记者吃惊。撤点并校，一个乡的孩子们集中住校，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大通铺。他们从家里带的馍，只够吃三天。每个星期，父母都要走三个小时，给孩子们送一次馍……
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个侧面描画出中国教育的现状。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口号喊了很久之后，终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4%的目标，今年有望实现。
“追4”目标从开始行动到最终实现，20年的艰难不易，大家看得到。而每每谈到“分蛋糕”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钱要花在刀刃上”。但究竟哪儿是“刀刃”，却让人困惑。
大学教授要求科研经费更多一些，为孩子入托发愁的父母希望公立幼儿园更多一些，走几个小时山路上学的孩子们期盼免费安全的校车……这些迫切需求，对他们而言，都是应该花钱的“刀刃”。
只有当纷繁复杂、差异明显的诉求得到充分的商讨、论争、博弈时，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刀刃”。教育投入如此，财政支出的每一分钱，亦如此。
（摘自《中国青年报》）
“反对”的力量
李纲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好皇帝，有着魏征这样的反对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反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科学家们对“反对”的真正作用进行了实验。
他们找来一些人，让这些被试者就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进行讨论。结果，那些看似一团和气、全体一致的讨论，得出的结果距离答案差得很远；而那些各有各的意见、表面上很喧嚣的讨论，居然距离正确答案越来越近。于是，科学家们恍然大悟，所谓“反对”其实并不是一种冲突，而更多的是一种防止偏执和错误的有力保证。
放至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意见纷呈，众说纷纭。但是当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更好地解决一个问题时，即使各自水平参差不齐，而最终的主流答案，也往往是能够带来更好结果的选项。这，就是互联的精髓所在。
相反，如果没有制约，那么拥有强大话语权的人物，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那就是滥权！
（摘自《广州日报》）
明德与格物
闾丘露薇
2006年，在接受了李嘉诚10亿港元的捐款之后，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把港大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年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就是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决定遭到了很多医学院毕业生的反对。他们拿出港大的校训“明德格物”来质问校方，一个勉励学生进德修业的学校，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告诉学生们：钱才是成功的标准？
让港大一直骄傲的是孙中山。1923年，他在陆佑堂，也就是这次港大举行百年庆典的地方发表过演讲。当年，孙中山的演讲由港大学生会主办。在演讲结束之后，孙中山被学生们抬出了讲堂，要求他和场外的师生们合影。对比当年的历史，再看这次百年庆典中的陆佑堂，同样的地方，会发现达官贵人高朋满座，学生却寥寥无几。因为这样，一个讨论展开：港大曾经引以为荣的价值还在吗？
质疑、反思和讨论，或许才是成就一所大学最根本的精神和气质。
（摘自《知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