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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后的中國，在获得了“制造业大国”称号的同时，又成为公认的贸易摩擦“重灾区”。造成这种尴尬身份的原因何在？是欧美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还是中国自身出口增长方式的宿命？中国出口政策是否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
报道
年初，由国家海关总署发布的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统计显示，去年我国的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大大高于2004年320亿美元的顺差额，为历年之最。
与此同时，据世贸组织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亦为历年来最多。
2006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品更是接连遭遇来自欧美各国的反倾销诉讼：家具、皮鞋、彩电甚至制药行业。
三月更是一个多事之月：3月23日欧委会正式批准了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反倾销案的初裁方案；3月30日，美国和欧盟首次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指责中国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维持非法贸易壁垒；4月1日，欧盟发表公报称，将对中国7家彩电企业恢复征收44.6%的反倾销税。
而美国和欧盟对于中国的“市场准入投诉”更是将贸易摩擦推向了新的高度。
欧美车商联合抗“法”
2005年4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下简称“《整车办法》”）。该办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如果进口车零部件价值超过整车价值的比例60%，就要对零部件征收约28%的关税，和进口整车关税相同；零部件占整车价值比例低于60%的，则仅有10%－14％的关税。
《整车办法》的出台目的是打击CKD(全散件进口组装汽车)。CKD多年以来就是汽车行业公开的秘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深圳和香港一带就冒出了很多CKD模式的汽车拆解工厂，致使国家税收流失非常严重。
当时整车进口最低关税为43.7%，而零部件进口关税仅为25%，关税差产生的利润明显，助长了CKD生产模式。
《整车办法》出台后，涉及的新关税政策则使组装企业的生产成本至少要提高10%左右，因此可以有效控制CKD现象。
但是，欧美认为，此举迫使汽车制造商从中国本土采购大量的轿车零部件，违反了WTO的贸易协议。
“目前国外一些高档汽车的零部件还没有在中国开始生产，那些在中国生产的高档汽车的零部件，绝大多数还要从国外进口到中国，然后再组装，”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吴家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汽车零部件征税，是遵照世界海关组织所确定的已经构成整机特征的汽车零部件去归类的。
“中国不可能对构成整车特征的一个个零部件来征税，如果那样，税收的损失就太大了，”吴家煌解释道，《整车办法》是为了防止汽车生产商通过把整车作为零配件进口，规避适用于整车的较高税率，因此并没有违背WTO协议。
面对同样的中国汽车政策，为何日韩汽车厂商没有像欧美这样抗议？
“欧洲汽车企业的零部件采购大多依赖完全独立的零部件制造商，整车制造商对零部件制造商没有绝对控制权，一些零部件不得不主要依赖进口；而日韩系汽车整车制造商对零部件生产商起很大的主导作用，陆续将全套零部件生产体系搬到了中国。”英国皇家建造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沈家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国家信息中心资料显示，目前广州本田雅阁、奥德赛、飞度的国产化率分别达到了70%、60%和80%。
“对于欧美汽车厂商而言，由于在成本和市场风险的控制上有难度，他们目前还很难短时间内实现其零配件在中国的本地化生产；如果通过CKD或者SKD组装一下就拿到市场去卖，这样赚钱很快，利润也很高。现在，《整车办法》无疑限制了原来的这些做法。”沈家文表示，《整车办法》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欧美汽车制造商而言，影响了他们抢占中国汽车市场的计划和预期收益，因此抱怨声不断。
“重灾区”原因之一：“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欧美与中国之间的汽车贸易争端，只是近年来中国遭遇的诸多贸易摩擦事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六分之一针对中国。
“应该看到，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吴家煌副会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国内难以遏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致，”他说，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总体还不平衡，全球有将近两亿失业者，由此，美国、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高涨。
对世界经济中的“新保护主义”现象，国际社会亦有诸多评论。其中《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世界经济笼罩“新保护主义”阴影》的文章，认为“新保护主义”阴影正悄悄临近。
据了解，“新保护主义”除了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国家干预等传统保护手段外，还采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手段。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甚至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
“中国的贸易连年快速增长，给很多国家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带来很大压力，新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何茂春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提示。
“重灾区”原因之二：出口增长方式的宿命
“我们应该用一个正常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摩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则认为，贸易摩擦并不是总带有某种针对性。其实不仅是美、欧和中国之间，美、欧之间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摩擦也非常多。
目前中国出口贸易竞争中，依靠数量和价格的竞争较多，企业科技创新和营销能力发展滞后。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日渐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却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
而且当前中国贸易摩擦涉案产品范围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机电等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方式需要转变？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已经转变很多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较多了，但总体看，仍处于低附加价值加工阶段。”李雨时副院长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关于外贸增长方式落后，吴敬琏教授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外资企业生产的一个价格为40美元的鼠标中，外企得20%，分销商和零售商得37.5%，零件供应商得35%，而加工环节仅得7.5%。
由此可见，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落后的情况依然存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以制造而不是以创造见长等现象，依然有待改善。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霍建国对此评论：“过去我们国家的外贸政策总是以出口为导向，把出口创汇当成第一要务来抓，对于进口却认识不足，这种‘出大于进’的观念要尽快转变。”
他表示，今年我国将调整多项外贸出口政策——对部分进口产品提供优惠信贷，小轿车等进口产品的关税还将进一步下调，多渠道鼓励企业进口，从上游环节治理贸易摩擦。目前，商务部门正积极筹划对企业进口资源型、国储型和高科技型产品，尽快出台进口优惠信贷政策，并扩大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进口。
“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搞好中国的品牌，实际上就是在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上，政府宜加大力度，支持企业搞创新和技术研发，支持品牌建设。”李雨时副院长说。
嘉宾：
吴家煌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李雨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何茂春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观点
专家称：中国出口政策已合乎国际标准
采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中国加入WTO以后，一直在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调整本国的出口政策，并日臻完善。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多位专家认为，根源不在于中国的出口政策，因为“中国外贸出口政策已经没有太多回旋余地。”
“重灾区”的深层次原因
吴家煌：首要原因就是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国内难以遏制的贸易保护主义。
其次，全球投资者和中国的出口产业共同造成了我国目前比较汹涌的出口浪潮。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来，外贸出口每年是以20%到30%这样的高速度增长，而且商品价格十分低廉。但是在中国大量出口到全球市场的产品中，有一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而加工贸易绝大多数是外商在投资，所以造就中国难以想象的出口浪潮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欧洲人。
另外，中国入世条款中不得已接受的歧视性倾销价格标准条款被别人滥用了。
李雨时：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出口增长很快，所占世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客观上等于挤占了别人的市场，影响了别的国家的就业，别人就会告你反倾销，我们用平常心态看待就可以了。一个国家外贸的高速成长，肯定会与其他国家产生矛盾。其实这也是全球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
何茂春：中国贸易争端现在呈上升狀态，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占世界的40%左右，跟一些发展中国家原来的互补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跟发达国家的部分产品也变成了竞争关系。所以，由于基数增多增加的贸易摩擦和矛盾是很自然的。
贸易摩擦争端增加在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和落实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确存在一些差异，各个国家都存在对贸易摩擦和游戏规则的自我解释，WTO的规则跟每个国家各自的法律还有很多冲突没有解决，这也是形成贸易摩擦增加的原因。
重塑外贸环境
吴家煌：中国的外贸环境，不仅是我们境内，也包含我们的很多贸易伙伴。解决问题的渠道之一还是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顺利进行，而谈判是要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根本。只有把国际贸易环境调整得更加顺当，各国的贸易产品才能够进一步顺畅发展。
同时我们国内产业结构还要调整，不能完全满足于轻纺、家电，还要增加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多一点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多一些我们自己的品牌，把价格标准完善起来，这些都是很好的措施。
李雨时：实际上，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不仅是反倾销，虽然这些年来中国是所谓的“世界上最大受害国”，大概有六分之一的反倾销是针对中国产品的，但这些产品占中国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是很大。
而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是，有的国家定的技术标准很高，按照中国现有的企业生产和技术能力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何茂春：通过政治途径改善外贸环境是有可能的，但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应付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规则。可喜的是，很多企业现在知道了要获得国际认证和国际市场经济标准，在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本身就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企业还是有所作为的。所以，改变外贸环境，要政府有作为，各地方有作为，行业协会有作为，企业也有作为。
中国出口政策已无多大调整空间
李雨时：对一些资源性短缺产品、一些耗能大的产品、一些有污染的产品、甚至一些低附加值产品，我们都采取了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加收出口关税等，实际上是在调整出口结构。
目前我们的出口政策需要调整的已经不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承诺取消了一些出口补贴。总体说来，我们现在的出口政策，包括配额、许可证的管理，都比较规范了。
现在的进出口贸易实际上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调控所起的作用已经不是很大。当然，在一些配额的分配，配额招标等方面可能还有不太规范的地方，政府还可做些调整。
总体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贸政策基本上是朝着中性政策方向发展的，这实际上也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方向在走。
何茂春：中国外贸出口政策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因为各个国家现在都在WTO框架范围之内，无外乎按照WTO规则，内部进行无条件的落实，我们要进行的也是一些小的调整。
按照我们的承诺，出口补贴要主动降下来或者减少；纺织品现在不能执行自由化，因为这对别的国家有效，对我国无效。所以，我们应自己主动限制，不要等别人制裁我们，这样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
报道
年初，由国家海关总署发布的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统计显示，去年我国的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大大高于2004年320亿美元的顺差额，为历年之最。
与此同时，据世贸组织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亦为历年来最多。
2006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品更是接连遭遇来自欧美各国的反倾销诉讼：家具、皮鞋、彩电甚至制药行业。
三月更是一个多事之月：3月23日欧委会正式批准了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反倾销案的初裁方案；3月30日，美国和欧盟首次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指责中国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维持非法贸易壁垒；4月1日，欧盟发表公报称，将对中国7家彩电企业恢复征收44.6%的反倾销税。
而美国和欧盟对于中国的“市场准入投诉”更是将贸易摩擦推向了新的高度。
欧美车商联合抗“法”
2005年4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下简称“《整车办法》”）。该办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如果进口车零部件价值超过整车价值的比例60%，就要对零部件征收约28%的关税，和进口整车关税相同；零部件占整车价值比例低于60%的，则仅有10%－14％的关税。
《整车办法》的出台目的是打击CKD(全散件进口组装汽车)。CKD多年以来就是汽车行业公开的秘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深圳和香港一带就冒出了很多CKD模式的汽车拆解工厂，致使国家税收流失非常严重。
当时整车进口最低关税为43.7%，而零部件进口关税仅为25%，关税差产生的利润明显，助长了CKD生产模式。
《整车办法》出台后，涉及的新关税政策则使组装企业的生产成本至少要提高10%左右，因此可以有效控制CKD现象。
但是，欧美认为，此举迫使汽车制造商从中国本土采购大量的轿车零部件，违反了WTO的贸易协议。
“目前国外一些高档汽车的零部件还没有在中国开始生产，那些在中国生产的高档汽车的零部件，绝大多数还要从国外进口到中国，然后再组装，”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吴家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汽车零部件征税，是遵照世界海关组织所确定的已经构成整机特征的汽车零部件去归类的。
“中国不可能对构成整车特征的一个个零部件来征税，如果那样，税收的损失就太大了，”吴家煌解释道，《整车办法》是为了防止汽车生产商通过把整车作为零配件进口，规避适用于整车的较高税率，因此并没有违背WTO协议。
面对同样的中国汽车政策，为何日韩汽车厂商没有像欧美这样抗议？
“欧洲汽车企业的零部件采购大多依赖完全独立的零部件制造商，整车制造商对零部件制造商没有绝对控制权，一些零部件不得不主要依赖进口；而日韩系汽车整车制造商对零部件生产商起很大的主导作用，陆续将全套零部件生产体系搬到了中国。”英国皇家建造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沈家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国家信息中心资料显示，目前广州本田雅阁、奥德赛、飞度的国产化率分别达到了70%、60%和80%。
“对于欧美汽车厂商而言，由于在成本和市场风险的控制上有难度，他们目前还很难短时间内实现其零配件在中国的本地化生产；如果通过CKD或者SKD组装一下就拿到市场去卖，这样赚钱很快，利润也很高。现在，《整车办法》无疑限制了原来的这些做法。”沈家文表示，《整车办法》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欧美汽车制造商而言，影响了他们抢占中国汽车市场的计划和预期收益，因此抱怨声不断。
“重灾区”原因之一：“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欧美与中国之间的汽车贸易争端，只是近年来中国遭遇的诸多贸易摩擦事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六分之一针对中国。
“应该看到，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吴家煌副会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国内难以遏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致，”他说，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总体还不平衡，全球有将近两亿失业者，由此，美国、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高涨。
对世界经济中的“新保护主义”现象，国际社会亦有诸多评论。其中《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世界经济笼罩“新保护主义”阴影》的文章，认为“新保护主义”阴影正悄悄临近。
据了解，“新保护主义”除了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国家干预等传统保护手段外，还采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手段。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甚至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
“中国的贸易连年快速增长，给很多国家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带来很大压力，新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何茂春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提示。
“重灾区”原因之二：出口增长方式的宿命
“我们应该用一个正常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摩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则认为，贸易摩擦并不是总带有某种针对性。其实不仅是美、欧和中国之间，美、欧之间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摩擦也非常多。
目前中国出口贸易竞争中，依靠数量和价格的竞争较多，企业科技创新和营销能力发展滞后。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日渐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却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
而且当前中国贸易摩擦涉案产品范围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机电等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方式需要转变？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已经转变很多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较多了，但总体看，仍处于低附加价值加工阶段。”李雨时副院长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关于外贸增长方式落后，吴敬琏教授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外资企业生产的一个价格为40美元的鼠标中，外企得20%，分销商和零售商得37.5%，零件供应商得35%，而加工环节仅得7.5%。
由此可见，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落后的情况依然存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以制造而不是以创造见长等现象，依然有待改善。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霍建国对此评论：“过去我们国家的外贸政策总是以出口为导向，把出口创汇当成第一要务来抓，对于进口却认识不足，这种‘出大于进’的观念要尽快转变。”
他表示，今年我国将调整多项外贸出口政策——对部分进口产品提供优惠信贷，小轿车等进口产品的关税还将进一步下调，多渠道鼓励企业进口，从上游环节治理贸易摩擦。目前，商务部门正积极筹划对企业进口资源型、国储型和高科技型产品，尽快出台进口优惠信贷政策，并扩大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进口。
“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搞好中国的品牌，实际上就是在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上，政府宜加大力度，支持企业搞创新和技术研发，支持品牌建设。”李雨时副院长说。
嘉宾：
吴家煌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李雨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何茂春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观点
专家称：中国出口政策已合乎国际标准
采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中国加入WTO以后，一直在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调整本国的出口政策，并日臻完善。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多位专家认为，根源不在于中国的出口政策，因为“中国外贸出口政策已经没有太多回旋余地。”
“重灾区”的深层次原因
吴家煌：首要原因就是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国内难以遏制的贸易保护主义。
其次，全球投资者和中国的出口产业共同造成了我国目前比较汹涌的出口浪潮。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来，外贸出口每年是以20%到30%这样的高速度增长，而且商品价格十分低廉。但是在中国大量出口到全球市场的产品中，有一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而加工贸易绝大多数是外商在投资，所以造就中国难以想象的出口浪潮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欧洲人。
另外，中国入世条款中不得已接受的歧视性倾销价格标准条款被别人滥用了。
李雨时：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出口增长很快，所占世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客观上等于挤占了别人的市场，影响了别的国家的就业，别人就会告你反倾销，我们用平常心态看待就可以了。一个国家外贸的高速成长，肯定会与其他国家产生矛盾。其实这也是全球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
何茂春：中国贸易争端现在呈上升狀态，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占世界的40%左右，跟一些发展中国家原来的互补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跟发达国家的部分产品也变成了竞争关系。所以，由于基数增多增加的贸易摩擦和矛盾是很自然的。
贸易摩擦争端增加在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和落实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确存在一些差异，各个国家都存在对贸易摩擦和游戏规则的自我解释，WTO的规则跟每个国家各自的法律还有很多冲突没有解决，这也是形成贸易摩擦增加的原因。
重塑外贸环境
吴家煌：中国的外贸环境，不仅是我们境内，也包含我们的很多贸易伙伴。解决问题的渠道之一还是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顺利进行，而谈判是要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根本。只有把国际贸易环境调整得更加顺当，各国的贸易产品才能够进一步顺畅发展。
同时我们国内产业结构还要调整，不能完全满足于轻纺、家电，还要增加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多一点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多一些我们自己的品牌，把价格标准完善起来，这些都是很好的措施。
李雨时：实际上，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不仅是反倾销，虽然这些年来中国是所谓的“世界上最大受害国”，大概有六分之一的反倾销是针对中国产品的，但这些产品占中国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是很大。
而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是，有的国家定的技术标准很高，按照中国现有的企业生产和技术能力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何茂春：通过政治途径改善外贸环境是有可能的，但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应付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规则。可喜的是，很多企业现在知道了要获得国际认证和国际市场经济标准，在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本身就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企业还是有所作为的。所以，改变外贸环境，要政府有作为，各地方有作为，行业协会有作为，企业也有作为。
中国出口政策已无多大调整空间
李雨时：对一些资源性短缺产品、一些耗能大的产品、一些有污染的产品、甚至一些低附加值产品，我们都采取了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加收出口关税等，实际上是在调整出口结构。
目前我们的出口政策需要调整的已经不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承诺取消了一些出口补贴。总体说来，我们现在的出口政策，包括配额、许可证的管理，都比较规范了。
现在的进出口贸易实际上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调控所起的作用已经不是很大。当然，在一些配额的分配，配额招标等方面可能还有不太规范的地方，政府还可做些调整。
总体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贸政策基本上是朝着中性政策方向发展的，这实际上也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方向在走。
何茂春：中国外贸出口政策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因为各个国家现在都在WTO框架范围之内，无外乎按照WTO规则，内部进行无条件的落实，我们要进行的也是一些小的调整。
按照我们的承诺，出口补贴要主动降下来或者减少；纺织品现在不能执行自由化，因为这对别的国家有效，对我国无效。所以，我们应自己主动限制，不要等别人制裁我们，这样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