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虚无”之一种，笔者这一两年沉迷于故纸堆，在几十年前的字缝深处，总觉得隐藏着“今天”的故事。现在关于“80后”在当下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办”，似乎讨论得很热烈。这场讨论背后还是“青年的出路”这个老问题，当代中国的历史不过六十多年，这个问题已经几番沉浮，背后牵扯出多少于无声处的大戏，念之令人慨叹。具体到杨庆祥的长文《80后，怎么办？》，笔者写过《反讽者说》一类小文章予以唱和也予以商榷。这一次不再重复，还是回到历史，谈一些故纸堆中的零散片段。这也谈不上“以史为鉴”，因为我们其实还在那段“历史”之中。
　　在蒋子龙发表于1977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中，有一个青年工人叫杜佳，这是乔厂长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工人，关于这两个人的相遇，小说是这么写的：
　　乔光朴在一个青年工人的机床前停住了。那小伙子干活不管不顾，把加工好的叶片随便往地上一丢，嘴里还哼着一支流行的外国歌曲。乔光朴拾起他加工好的零件检查着，大部分都有磕碰。他盯住小伙子，压住火气说： “别唱了。”
　　工人不认识他，流气地朝童贞挤挤眼，声音更大了：“哎呀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改革者乔厂长整顿山河，在小说中既要挑战官僚主义者冀申，又要说服杜佳这样的青年。杜佳这样的青年和冀申这样的官僚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提不起半点兴趣了。冀申们不信，但总要做出一副相信的样子，说起话来冠冕堂皇，在这套官话下进行着利益交换的勾当。冀申们的行径，杜佳们其实是看在眼里的，这更加剧了这些青年的虚无。
　　这种虚无如果要在当代史中找一个标志性的起源，就起源于“林彪事件”。1970年代是灰色的，开场时分就是“副帅”的覆灭。深夜时分的蒙古草原上这一声巨响，“无产阶级革命家”旋即变成“资产阶级野心家”，“文革”的修辞怎样铿锵，到此都难免要顿一顿。强敌环伺，私心难灭，官僚制几番还魂，浩浩荡荡的一番革命理想，最终沦为广播中的高音与社论上的空谈。和激烈紧张的60年代相比，70年代变得松弛疲沓，尽管理论小组都开进了杜佳们的车间，“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得好不热烈，但盯着车床上空的马克思，杜佳们的眼神渐渐散了。
　　“改革”的起源阶段，怎么说服杜佳这样虚无的青年？乔厂长回厂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杜佳，这安排有深意存焉。有意味的是，乔厂长不讲半句“大道理”，而是就机床闸把的用法和杜佳展开具体的辩论。小说下一段安排怒气冲冲的乔厂长走进隔壁的七车间，迎面一台从德国进口的二百六镗床，西门子公司派来的德国小青年台尔忙上忙下。这个小青年不是什么正面典型，从德国来中国的中途偷偷跑到日本游山玩水，到厂子报到的时候晚了一周。台尔自知理亏，卖力工作，以高超的技术不到三天时间就把十天的工作都做完了。蒋子龙叙述到此特谓点题：“他的特点就是专、精。下班会玩，玩起来胆子大得很；上班会干，真能干；工作态度也很好。”
　　“下班/上班”、“玩/干”的分离，表明乔厂长尽管是从五十年代来到七十年代的尾声，但已经不准备重复当年的老办法——依赖政治动员与思想工作将“业余生活”转化为劳动时间。天翻地覆慨而慷，七十年代末的车间，乔厂长已经自觉地向工人的“私生活”让步，困扰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公”与“私”的辩论在此偃旗息鼓。乔厂长所关切的是，怎么让杜佳们在工作时间尊重职业伦理，提高生产效率，变成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新时期这种“红”与“专”的转化，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中被第一次道破。不了解七十年代的读者，会以为《哥德巴赫猜想》的主人公陈景润在“文革”期间饱受委屈，殊不知陈景润是第四届人大代表，享受颇高的政治待遇。在五一劳动节游园欢庆、十一国庆节招待宴请中，陈景润作为“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界人士代表”都有出席。好出惊人语的江青，更是批示过“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这在各种公开出版的陈景润传记中都有清楚的记载。
　　如果不了解“文革政治”征用陈景润的这段“前史”，那么很难理解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历史内涵。从“文革政治”到“改革政治”，不仅仅在于是否重视“知识”，也在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在“文革政治”的框架中，对于“知识”并非全然不重视，但始终强调“政治挂帅”，以“政治方向”统领具体的专业探索。江青及其背后的“文革政治”是从“独立自主”这个角度来阐释陈景润的数学成就。但是在新时期开始之后，这套逻辑被予以颠覆，“知识”与“政治”开始分离，开始变得纯粹化与专业化，对应于去政治的、专业化的“新人”。一言以概况的话，二者的核心差异，落实在“红”与“专”的辩证。
　　《哥德巴赫猜想》潜在的对话对象，正是上世纪50-70年代“又红又专”这套论述。徐迟扭转了陈景润“白专”的形象，将“红”从“政治方向”转化到“为生产服务”，“红”本身变得技术化了，“红”与“专”的等级次序发生了微妙的颠倒。《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对于“新时期”极为重要，在于通过塑造陈景润这个典型，将“政治的人”转化为“专业的人”。
　　如果说要为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就是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其意义不仅针对知识分子与科学研究，更是将“文革政治”的“政治的人”，转化为“改革政治”的“专业的人”，扭转了我们对于“人性”的想象，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建设”以及背后的科层制社会，生产出对应的感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陈景润成为了“新时期”的“典型”。
　　正是在“专业”这一点上，乔厂长对于德国青年大为赞叹，并以此作为杜佳们的榜样。陈景润的“专业”依赖于怪癖一般的数学天赋，难以普遍推广，真正可以普遍化的做法，是利用“竞争”机制，将原来的共同体打散，将“集体”转化为竞争关系中的“个体”。这正是乔厂长治厂的第一招，小说这样写道：
　　他首先把九千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通过考核评议，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汗的，占着茅坑不屙屎的，溜奸滑蹭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都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一下子变成了有对比、有竞争的热烈紧张气氛。
　　与之相匹配，乔厂长以“物质刺激”维系这套竞争机制，对于优胜者许诺以丰厚的物质回报，这是乔厂长治厂的第二招：
　　他说全面完成任务就实行物质奖励，八月份电机厂工人第一次接到了奖金。黄玉辉小组提前十天完成任务，他写去一封表扬信，里面附了一百五十元钱。凡是那些技术上有一套，生产上肯卖劲，总之是正儿八经的工人，都说乔光朴是再好没有的厂长了。
　　不要小看乔厂长的这两招，回望过去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人性上的核心驱动就集于此。杜佳似乎也不再幻灭了，在《乔厂长后传》里，杜佳从政治漫画的能手转变为产品设计的专家，“美术”被转化为“技术”，这种技术化的大转身，对于后来的“文学”与“政治”也莫不如此。乔厂长似乎相信，只要找到杜佳们的专业岗位，并且给予有效刺激的物质回报，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乔厂长上任记》姊妹篇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里，蒋子龙更是不惜将团支部书记解净推到“落后青年”刘思佳的怀抱，刘思佳也不负厚望，设计出一套工厂的技术化管理。在小说里党委书记祝同康不再是指引道路的巨人了；相反，却是一个有着“像婴儿的头发”的虚弱的老人，内心犹疑、惶惑，“越来越感到难以适应自己的工作了”。当他面对解净的时候，心头感到压抑，“反而不敢看她了”。他省悟到：“他在她的眼里不再是党的化身，也不是父亲式的人物了。”
　　“专业技术—物质刺激”这套逻辑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然而作为官僚主义化身的冀申们隐匿在文本的深处，冷眼看着乔厂长的折腾与杜佳们的奋起。在未来，冀申将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不断在乔厂长这套机制内部膨胀，以他密密麻麻的关系网堵塞住杜佳们的上升空间。当未来的杜佳有一天发现，尽管他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优等生，在单位里也是专业能手，素质出色，却无论怎么努力也换不回感到满足的物质回报，他恐怕会慢慢地考虑“思想”问题。在那一刻，他恐怕要再一次地穿越“虚无”。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