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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中华民族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日本人出兵东北,旋即侵占长春、哈尔滨等多个大中城市;接着,南方发生了特大洪水,十三四个省受灾,难民成群,饿殍遍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一时间,国民政府岌岌可危。
到了1932年1月,形势更是如箭在弦,东北暂时撇开不讲,单在上海,日本就持有军舰30艘、飞机40多架、装甲车几十辆,陆战队6000人。此时,国民党统辖的主力军大都在湘鄂赣等地“围剿”红军,驻防沪杭的除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外,就仅剩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了。敌我力量一对比,党国要员无不惊悚。上海是南京的海上门户,一旦上海失守,国都南京将不堪设想。
情况还在往坏处发展。1月28日,日军悍然下令陆战队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战争爆发。敌众我寡,求援电报如雪片一样发往南京,当晚,如坐针毡的蒋介石匆忙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改组政府,免去孙科的行政院院长职务,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为了给孙科面子,让他改做有名无实的立法院院长。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非多看中汪精卫,此刻拉拢他的目的,无非是用来抗衡身在南方重权在握的胡汉民。早在半个月前,蒋、汪二人就在杭州烟霞洞有过秘密会晤,“蒋主军,汪主政”是其达成的“共识”。
当时情况有多危急呢?这从蒋本人第二天的日记里可窥见一斑,“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蒋介石以为日本人进攻上海是其“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乎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事实上,这种判断是错误的,日本内阁当时对上海日军的指示是:“尽量避免引起中日战争”,“战场尽量限定于上海附近”,说明白一点,日本人玩的是“障眼法”,其真正目的是转移世人特别是英美列强对其侵略东北的极度关注。
为了“不作城下之盟”,蒋力主迁都。“三十六计”不是有一招嘛,走为上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又岂能不知?
可茫茫华夏,何处立足呢?北平已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比南京更不安全;武汉也好不到哪里,一旦敌人溯江而上,恐怕大伙逃都来不及;重庆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广州那是胡汉民、陈济棠的地盘,他老蒋前往,岂非自投罗网?苦思冥想之后,蒋介石等人的目光盯在了洛阳。
其理由是:洛阳深处中原腹地,离海岸线少说也有千里之遥,南靠嵩山有险可恃,北临黄河天然屏障,东有虎牢关易守难攻,万一情况有变,往西经函谷关直退陕甘,大有余地可以回旋。即便日本人沿陇海线进攻,徐州不是还有重兵把守么?再说了,国都移洛,离鄂豫皖交界的共产党活跃区近在咫尺,顺便也可以将其统统“围剿”。一举数得,何乐不为呢?
如此一分析,党国多数要员纷纷点头。
最后,蒋介石请国府主席林森“定夺”,有职无权而又习惯做“甩手掌柜”的林森当即表示:林某人完全同意。
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由林森与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大院长共同签订的《迁都洛阳宣言》。宣言叙述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呼吁国际列强干预日军的侵略,强调因上海战事威胁到首都南京的安全,才“出此下策”。该宣言最后强调: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洛办公。
这不是弃城而逃吗?宣言见诸报端,人心惶惶,舆论哗然。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蒋介石,不得不站出来解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谈话,说自己“抱玉碎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随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力挺蒋介石,宣称日军已危及首都,重申迁都目的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
当天,铁道部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阳的快车。国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多名军政要员,肩扛手提,由南京下关上船,转乘火车赶赴洛阳。他们前脚刚上岸,日本舰船后脚赶到,“嘭!”,炮弹落在江面,炸起几丈高的水花,要员们回头一看,大声惊呼:“好险!”
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动了身。他于1月31日下午7时,到达河南省当时的省会开封。省主席刘峙忙不迭地前去迎接,汪报告说南京危急,迁都情非得已,打扰贵府了。刘表示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鄙人将倾尽全力,在人、财、物上支持中央政府,这责无旁贷。
第二天,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军政巨头”齐聚洛阳。家国危难之际可不比国泰民安之时,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按照国民党当局事先的布置,除何应钦、罗文干所领导的军政部与陈铭枢所领导的外交部留守南京外,其他国民政府下辖的各院、部、会统统迁洛。由于国民政府财政与税收多在东南,特别是上海,因此,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孔祥熙、孙科等人常驻上海。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与上海设立办事处。
2月1日,国民政府又将所有印信及卷宗输送到了洛阳。
人们好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洛阳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党国要人会对它情有独钟?事实上,此时的洛阳早非汉唐市列珠玑、楼宇林立的旧都,因为自宋元以后,洛阳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明清,已降为河南府所在地。当时市区面积仅仅四五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寥寥数万人。鼓楼高耸、城墙连绵,俨然一座平遥古城。
当然,洛阳也绝非一无是处。“窃国大盗”袁世凯、“秀才军阀”吴佩孚先后在洛阳屯兵练兵,单就兵营,就撇下了12000多间,耗资数以千万计。位于洛阳东面的巩县兵工厂,生产出的军械比起大名鼎鼎的“汉阳造”,有过之无不及!
一下子涌出成千上万达官贵人,弹丸小城哪里受得了!位于今天老城青年宫一带的河南府衙门还算宽敞,于是国民政府便鸠占鹊巢。吴佩孚当年修建的“天字第一号”馆舍,自然归了“国府名誉第一人”林森。国民党中央党部驻吴佩孚西工兵营司令部旧址,蒋介石驻第四师范学院,另外,在著名的龙门石窟旁边,还为其辟有一处“行宫”。训练总监设在洛阳师范附小,国民党中委驻洛阳职业学校,汪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与洛阳农校,考试院驻周公庙,监察院最差,驻的是南关贴廓巷庄姓民宅。交通部、教育部、航空署驻省立第八中学,司法、铁道、内政、实业等部均驻西工兵营。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扰乱的尽是当地的秩序。由于公车不够用,洛阳县县长郭平只好将人力车分组编队,派赴各院部服务。那些局长、司长们,不得不靠脚板步行上下班。没了昔日的排场,党国要员们个个垂头丧气。由于洛阳当时没有商用照明,入夜后,各府院大门口只好挂上两盏罩着红纱的当地特产——洛阳宫灯。堂堂国民政府,寒酸至此。
人心涣散,当务之急就是鼓舞士气、聚敛人心。国府初到洛阳,即发出一道勉励全国将士的电报:以大无畏之精神,做长期之奋斗,以黜暴力而伸张正义,保国家之人格,为民族争生存。——它像一支强心针,勉强支撑起了民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多病之躯。蒋介石、汪精卫都害怕战事升级,当外电报道中国拟向日本“宣战”时,他们迅速指示外交部,要外交部长罗文干(此时陈铭枢已改任它职)向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发电,称:中国对上海事件并非向日宣战,不过是采取了正当防卫,此项行动为中国主权之应有之权利。蒋甚至于2月13日亲往上海,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的胜利,及早收事,避免再战为主”。
2月3日,林森在洛阳通电全国各省市政府,称“现值国难方殷,财政奇窘……自即日起,所有在国府各机关服务人员,一律停止薪俸,每月仅酌发生活费若干,以维持个人生活。”
当政者头痛,老百姓头更痛。城市狭小,必然导致拥挤;物资匮乏,肯定促使其价格飞涨。有鉴于此,国民党元老张继建议,以洛阳为行都,集政治经济中心于陇海线上,这为国民党中央欣然采纳。2月29日,汪精卫主持行政院会议,决定成立洛阳行政设备委员会,负责洛阳的建设与管理,并将远在上海的国际电台迁往洛阳,改为第二国际电台。
2月7日,国民政府任命陈继承为洛阳卫戍司令。由于中枢在洛,这个职务就显得异常重要。稍后,陈前去向林森“谢恩”,林却拒而不见,只让贴身秘书传出话来,说:“武官直接去见蒋介石,文官直接去见汪精卫,别到我这里来。”这显然是林森的高明之处,蒋、汪都是嗜权如命之人,两虎在侧,岂容他林某人前去分一杯羹?林森的“垂拱而治”很获蒋介石好感,加之后来在西安事变中他强烈呼吁和平解决,最终使他一连当了12年的国府主席,直到1946年出车祸身亡。
2月1日至2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会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4个防区:黄河以北为第一区,由张学良任司令官,徐永昌副之;黄河以南及长江流域为第二区,由蒋介石兼任,韩复榘副之;长江以南及闽浙二省,为第三区,由何应钦统帅,陈铭枢副之;两广为第四区,则由地方军阀陈济棠掌管,白崇禧副之;还有四川预备队,由刘湘任司令,刘文辉副之。
3月中旬,陈继承陪同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视察孟津黄河河防,顺道参观了汉光武帝陵及龙马负图寺。路上,有中共孟津地下党组织书写的标语,内容有“打倒蒋介石”字样,蒋大为不满。
国民政府虽在洛阳,蒋介石的专列却经常在陇海线上来回奔驰,他既不需向林主席请示,更不必向汪院长报告。神龙见首不见尾,今天洛阳、郑州,明天开封、徐州,谁都难知其根底,有人称其为“火车上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也是如此,不是去上海视察,就是到南京开会,或者去滁州小憩,完全由他自己做主。长时间呆在洛阳的,只有林森一人。
国民党当局在洛阳召开的会议,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一个是“国难会议”。
前者于1932年3月1日在洛阳西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78人参加,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居正、顾孟余组成主席团,叶楚伧任大会秘书长。蒋介石因为忙于军务未参加。汪精卫致开幕词,他说要国民党内全体同仁“精诚团结,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前3天,因为出席会议者严重不足,只好开预备会议,分别由汪精卫、居正主持,讨论并通过了《国难时期临时党务工作纲要案》,并决议密电在粤中央委员催促粤军出赣接防及致电慰问上海前方将士。
3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顾孟余主持,会议开幕前,全场起立,为抗日殉国的将士及人民默哀3分钟,之后汪精卫、何应钦分别做政治、军事报告。大会否认了东北伪政权,并通过了《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官之规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地方军阀纷纷请辞所兼的省主席职务。枪顶在脑门子上,省主席算个屁,“有枪就是爷”,大小军阀们都认这个死理儿。
3月5日,大会通过了《颁布大赦案》《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案》《以长安为配都以洛阳为行都案》等决议。
3月6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政要等600多人参加。汪精卫致闭幕词,说什么“国内共匪的捣乱,比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更加厉害”,要讲什么“政治上主张民主集权”,最后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随后,叶楚伧宣读《大会宣言》,他代表国民党中央表示:暴日不受制裁,东亚即无宁日,任何屈服难堪之条约,绝无承认签订之理。
言犹在耳,不过才过了两个月,当局就与日寇签下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闭幕才3天,伪“满洲国”就在长春宣布建立,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总理”,年号“大同”,一切听命于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东北彻底沦陷。
同日,中政会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这时的军事委员会是按新通过的中央决议设立的,委员长全权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与海军部长当然都是该会委员,由此可见权力之大、职位之高。蒋对汪投之以李,汪对蒋报之以桃,宁汉合二为一。也自此始,“蒋委员长”的称号铺天盖地,响彻华夏大地十几年。
3月18日,全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洛阳西工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再说“国难会议”。早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就已提出,并定于1932年2月1日在南京举行。由于国府内迁,又改于4月1日,后因战局混乱,再拖至4月7日,一波三折,几近难产。
“国难会议”的会员共计520名,国民党当局分四批公布。会员可谓鱼龙混杂、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吴佩孚、孙传芳等北伐对象,亦有陈寅恪、马寅初等学问大家,更不乏王晓籁、黄金荣等财团大佬。事先,国民党当局给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御侮、救灾、绥靖。这是命题作文,你可以自由发挥,但不可跑题,如果扯到其他事项,那对不起,判你零分。开幕当天,汪精卫重申:“如果在范围以外的问题,则恕非行政院权所能负责答复了”,以示婉拒其他议案。话说到这份上,有些会员还是“不识时务”,比如陶孟和、胡大纲、萧训等人,提出新闻、人身、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方面自由;比如王晓籁、张耀曾、胡廷銮提出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提前设立国民大会等。汪精卫当即表示不满,别说我是一个区区行政院院长,就是中央委员,也没资格答复你一定可以采纳。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一些人早就有先见之明,比如王造时、沈钧儒就说:“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徵车”,拒绝赴会。
520名会员中,出席会议的仅有马寅初、何思源、谷正鼎等142人。林森、蒋介石、胡适、柳亚子、诸辅成等国民党党员在座。像以往开大会一样,进行老套路:奏乐,向孙中山遗像及国民党党旗三鞠躬,请人恭读《总理遗训》。随后,重头戏上演,汪精卫致开幕词,他说:“我对国难会议的前途是抱着无限希望的,对于诸位先生的热诚,不惜牺牲宝贵光阴,长途跋涉,来此开会,我尤其是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大会选出王晓籁、张伯苓、高一涵、刘衡静、童冠贤组成主席团。由于张伯苓请假,按得票多少,由臧其芳候补,为了拉拢少数民族,汪精卫提议由蒙古宗教领袖章嘉图克图担任名誉主席。
8日晚,汪精卫在宴请国难会议会员时发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句,“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口号听上去挺振奋人心,私下里,汪自有他的鬼主意: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早在当年的2月3日,他就在徐州表示,不失国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办法。他用巧如簧舌之口,为自己的屈膝投降狡辩。
12日,“国难会议”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汪精卫致闭幕词,他说:“中国国民党的各种政策,虽然有时候有些变更,但是,我们对于根本的政策,唤起民众,即所谓的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则自始至终。”还说没有达到目的是“由于经验太少,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以前共产党的从中挑拨离间”。大会通过了政府克日将张学良撤职查办,所属部队着军事委员会处理以备收复东北等议案。会议发表宣言,历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国难会议”充满瑕疵。它由国民党当局一手操办,但大多数会员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不满,并呼吁切实尊重人权,枪口一致对外。但尽管如此,它还是确立了从“一·二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之间的一些国民党治国方略,尤其是会议通过的《移民垦殖案》,提出向东北、西北移民巩固国防,可谓影响深远。
5月5日,中国代表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在上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共5条、附件3件,规定自当日起,双方停止在上海的敌对行为,中国军队只能留在苏州、昆山一带,不能进驻上海,设立中国和英美、法、意等国代表参加的共同委员会与中国警察接管有关事务。除正式协定外,还有3项谅解:(一)中国取消抗日;(二)十九路军换防;(三)中国不得在浦东及苏州河南岸驻军。协定出卖了十九路军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抗战成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9日,李宗仁通电指出,协定等同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发出通电否认此项屈辱协定,号召国人保卫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随着中日罢兵,南京情况日渐好转。见没了“灭顶之灾”,待在洛阳的权贵们便坐不住了,贪图物质享受的欲望促使他们纷纷提议还都南京。
见形势有可能失控,汪精卫、居正等党国要员赶紧致电洛阳,说国难严重,政府此时不宜迁回南京,回迁问题须经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新贵们闻讯,如一瓢冷水浇头,他们破口大骂:“凭什么你们就能在南京花天酒地,偏让老子在这鬼地方受苦遭罪?还有没有天理了?”
5月底,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繁荣行都计划》,对洛阳未来做了如下安排:第一,筹建洛阳电厂;第二,设立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第三,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第四,修建洛河、伊河大桥,分别取名“林森桥”与“中正桥”。行都建设委员会在洛阳东车站建成了电报电话局,两年后还扩建了西工飞机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鼎盛时,学员多达三四千人,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当然,这是后话。
6月以后,南京局势逐渐平稳,行政院便常驻南京办公,但牌子还挂在洛阳。政府签署的文件,都要到洛阳“旅游”一遭,但不过是用印盖章而已。
入夏,林森前去庐山养病,洛阳更是群龙无首。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第四十七次常委会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部院于12月1日迁回南京。6天后,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建设陪都西京行都洛阳案》,并通过了保留行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现有地址等案。
久居洛阳的党国官吏们闻讯大喜,他们急不可耐,于11月29日,在林森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启程,12月1日便赶回南京。为庆祝国都还宁,南京地方政府要求全市张灯结彩,遍挂青天白日旗,中山陵还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一天。
从此,九朝古都洛阳便结束了它昙花一现式的行都史。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满打满算,也只有可怜的10个月。
到了1932年1月,形势更是如箭在弦,东北暂时撇开不讲,单在上海,日本就持有军舰30艘、飞机40多架、装甲车几十辆,陆战队6000人。此时,国民党统辖的主力军大都在湘鄂赣等地“围剿”红军,驻防沪杭的除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外,就仅剩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了。敌我力量一对比,党国要员无不惊悚。上海是南京的海上门户,一旦上海失守,国都南京将不堪设想。
情况还在往坏处发展。1月28日,日军悍然下令陆战队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战争爆发。敌众我寡,求援电报如雪片一样发往南京,当晚,如坐针毡的蒋介石匆忙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改组政府,免去孙科的行政院院长职务,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为了给孙科面子,让他改做有名无实的立法院院长。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非多看中汪精卫,此刻拉拢他的目的,无非是用来抗衡身在南方重权在握的胡汉民。早在半个月前,蒋、汪二人就在杭州烟霞洞有过秘密会晤,“蒋主军,汪主政”是其达成的“共识”。
当时情况有多危急呢?这从蒋本人第二天的日记里可窥见一斑,“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蒋介石以为日本人进攻上海是其“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乎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事实上,这种判断是错误的,日本内阁当时对上海日军的指示是:“尽量避免引起中日战争”,“战场尽量限定于上海附近”,说明白一点,日本人玩的是“障眼法”,其真正目的是转移世人特别是英美列强对其侵略东北的极度关注。
为了“不作城下之盟”,蒋力主迁都。“三十六计”不是有一招嘛,走为上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又岂能不知?
可茫茫华夏,何处立足呢?北平已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比南京更不安全;武汉也好不到哪里,一旦敌人溯江而上,恐怕大伙逃都来不及;重庆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广州那是胡汉民、陈济棠的地盘,他老蒋前往,岂非自投罗网?苦思冥想之后,蒋介石等人的目光盯在了洛阳。
其理由是:洛阳深处中原腹地,离海岸线少说也有千里之遥,南靠嵩山有险可恃,北临黄河天然屏障,东有虎牢关易守难攻,万一情况有变,往西经函谷关直退陕甘,大有余地可以回旋。即便日本人沿陇海线进攻,徐州不是还有重兵把守么?再说了,国都移洛,离鄂豫皖交界的共产党活跃区近在咫尺,顺便也可以将其统统“围剿”。一举数得,何乐不为呢?
如此一分析,党国多数要员纷纷点头。
最后,蒋介石请国府主席林森“定夺”,有职无权而又习惯做“甩手掌柜”的林森当即表示:林某人完全同意。
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由林森与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大院长共同签订的《迁都洛阳宣言》。宣言叙述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呼吁国际列强干预日军的侵略,强调因上海战事威胁到首都南京的安全,才“出此下策”。该宣言最后强调: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洛办公。
这不是弃城而逃吗?宣言见诸报端,人心惶惶,舆论哗然。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蒋介石,不得不站出来解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谈话,说自己“抱玉碎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随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力挺蒋介石,宣称日军已危及首都,重申迁都目的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
当天,铁道部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阳的快车。国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多名军政要员,肩扛手提,由南京下关上船,转乘火车赶赴洛阳。他们前脚刚上岸,日本舰船后脚赶到,“嘭!”,炮弹落在江面,炸起几丈高的水花,要员们回头一看,大声惊呼:“好险!”
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动了身。他于1月31日下午7时,到达河南省当时的省会开封。省主席刘峙忙不迭地前去迎接,汪报告说南京危急,迁都情非得已,打扰贵府了。刘表示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鄙人将倾尽全力,在人、财、物上支持中央政府,这责无旁贷。
第二天,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军政巨头”齐聚洛阳。家国危难之际可不比国泰民安之时,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按照国民党当局事先的布置,除何应钦、罗文干所领导的军政部与陈铭枢所领导的外交部留守南京外,其他国民政府下辖的各院、部、会统统迁洛。由于国民政府财政与税收多在东南,特别是上海,因此,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孔祥熙、孙科等人常驻上海。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与上海设立办事处。
2月1日,国民政府又将所有印信及卷宗输送到了洛阳。
人们好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洛阳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党国要人会对它情有独钟?事实上,此时的洛阳早非汉唐市列珠玑、楼宇林立的旧都,因为自宋元以后,洛阳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明清,已降为河南府所在地。当时市区面积仅仅四五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寥寥数万人。鼓楼高耸、城墙连绵,俨然一座平遥古城。
当然,洛阳也绝非一无是处。“窃国大盗”袁世凯、“秀才军阀”吴佩孚先后在洛阳屯兵练兵,单就兵营,就撇下了12000多间,耗资数以千万计。位于洛阳东面的巩县兵工厂,生产出的军械比起大名鼎鼎的“汉阳造”,有过之无不及!
一下子涌出成千上万达官贵人,弹丸小城哪里受得了!位于今天老城青年宫一带的河南府衙门还算宽敞,于是国民政府便鸠占鹊巢。吴佩孚当年修建的“天字第一号”馆舍,自然归了“国府名誉第一人”林森。国民党中央党部驻吴佩孚西工兵营司令部旧址,蒋介石驻第四师范学院,另外,在著名的龙门石窟旁边,还为其辟有一处“行宫”。训练总监设在洛阳师范附小,国民党中委驻洛阳职业学校,汪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与洛阳农校,考试院驻周公庙,监察院最差,驻的是南关贴廓巷庄姓民宅。交通部、教育部、航空署驻省立第八中学,司法、铁道、内政、实业等部均驻西工兵营。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扰乱的尽是当地的秩序。由于公车不够用,洛阳县县长郭平只好将人力车分组编队,派赴各院部服务。那些局长、司长们,不得不靠脚板步行上下班。没了昔日的排场,党国要员们个个垂头丧气。由于洛阳当时没有商用照明,入夜后,各府院大门口只好挂上两盏罩着红纱的当地特产——洛阳宫灯。堂堂国民政府,寒酸至此。
人心涣散,当务之急就是鼓舞士气、聚敛人心。国府初到洛阳,即发出一道勉励全国将士的电报:以大无畏之精神,做长期之奋斗,以黜暴力而伸张正义,保国家之人格,为民族争生存。——它像一支强心针,勉强支撑起了民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多病之躯。蒋介石、汪精卫都害怕战事升级,当外电报道中国拟向日本“宣战”时,他们迅速指示外交部,要外交部长罗文干(此时陈铭枢已改任它职)向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发电,称:中国对上海事件并非向日宣战,不过是采取了正当防卫,此项行动为中国主权之应有之权利。蒋甚至于2月13日亲往上海,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的胜利,及早收事,避免再战为主”。
2月3日,林森在洛阳通电全国各省市政府,称“现值国难方殷,财政奇窘……自即日起,所有在国府各机关服务人员,一律停止薪俸,每月仅酌发生活费若干,以维持个人生活。”
当政者头痛,老百姓头更痛。城市狭小,必然导致拥挤;物资匮乏,肯定促使其价格飞涨。有鉴于此,国民党元老张继建议,以洛阳为行都,集政治经济中心于陇海线上,这为国民党中央欣然采纳。2月29日,汪精卫主持行政院会议,决定成立洛阳行政设备委员会,负责洛阳的建设与管理,并将远在上海的国际电台迁往洛阳,改为第二国际电台。
2月7日,国民政府任命陈继承为洛阳卫戍司令。由于中枢在洛,这个职务就显得异常重要。稍后,陈前去向林森“谢恩”,林却拒而不见,只让贴身秘书传出话来,说:“武官直接去见蒋介石,文官直接去见汪精卫,别到我这里来。”这显然是林森的高明之处,蒋、汪都是嗜权如命之人,两虎在侧,岂容他林某人前去分一杯羹?林森的“垂拱而治”很获蒋介石好感,加之后来在西安事变中他强烈呼吁和平解决,最终使他一连当了12年的国府主席,直到1946年出车祸身亡。
2月1日至2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会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4个防区:黄河以北为第一区,由张学良任司令官,徐永昌副之;黄河以南及长江流域为第二区,由蒋介石兼任,韩复榘副之;长江以南及闽浙二省,为第三区,由何应钦统帅,陈铭枢副之;两广为第四区,则由地方军阀陈济棠掌管,白崇禧副之;还有四川预备队,由刘湘任司令,刘文辉副之。
3月中旬,陈继承陪同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视察孟津黄河河防,顺道参观了汉光武帝陵及龙马负图寺。路上,有中共孟津地下党组织书写的标语,内容有“打倒蒋介石”字样,蒋大为不满。
国民政府虽在洛阳,蒋介石的专列却经常在陇海线上来回奔驰,他既不需向林主席请示,更不必向汪院长报告。神龙见首不见尾,今天洛阳、郑州,明天开封、徐州,谁都难知其根底,有人称其为“火车上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也是如此,不是去上海视察,就是到南京开会,或者去滁州小憩,完全由他自己做主。长时间呆在洛阳的,只有林森一人。
国民党当局在洛阳召开的会议,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一个是“国难会议”。
前者于1932年3月1日在洛阳西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78人参加,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居正、顾孟余组成主席团,叶楚伧任大会秘书长。蒋介石因为忙于军务未参加。汪精卫致开幕词,他说要国民党内全体同仁“精诚团结,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前3天,因为出席会议者严重不足,只好开预备会议,分别由汪精卫、居正主持,讨论并通过了《国难时期临时党务工作纲要案》,并决议密电在粤中央委员催促粤军出赣接防及致电慰问上海前方将士。
3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顾孟余主持,会议开幕前,全场起立,为抗日殉国的将士及人民默哀3分钟,之后汪精卫、何应钦分别做政治、军事报告。大会否认了东北伪政权,并通过了《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官之规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地方军阀纷纷请辞所兼的省主席职务。枪顶在脑门子上,省主席算个屁,“有枪就是爷”,大小军阀们都认这个死理儿。
3月5日,大会通过了《颁布大赦案》《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案》《以长安为配都以洛阳为行都案》等决议。
3月6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政要等600多人参加。汪精卫致闭幕词,说什么“国内共匪的捣乱,比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更加厉害”,要讲什么“政治上主张民主集权”,最后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随后,叶楚伧宣读《大会宣言》,他代表国民党中央表示:暴日不受制裁,东亚即无宁日,任何屈服难堪之条约,绝无承认签订之理。
言犹在耳,不过才过了两个月,当局就与日寇签下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闭幕才3天,伪“满洲国”就在长春宣布建立,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总理”,年号“大同”,一切听命于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东北彻底沦陷。
同日,中政会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这时的军事委员会是按新通过的中央决议设立的,委员长全权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与海军部长当然都是该会委员,由此可见权力之大、职位之高。蒋对汪投之以李,汪对蒋报之以桃,宁汉合二为一。也自此始,“蒋委员长”的称号铺天盖地,响彻华夏大地十几年。
3月18日,全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洛阳西工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再说“国难会议”。早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就已提出,并定于1932年2月1日在南京举行。由于国府内迁,又改于4月1日,后因战局混乱,再拖至4月7日,一波三折,几近难产。
“国难会议”的会员共计520名,国民党当局分四批公布。会员可谓鱼龙混杂、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吴佩孚、孙传芳等北伐对象,亦有陈寅恪、马寅初等学问大家,更不乏王晓籁、黄金荣等财团大佬。事先,国民党当局给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御侮、救灾、绥靖。这是命题作文,你可以自由发挥,但不可跑题,如果扯到其他事项,那对不起,判你零分。开幕当天,汪精卫重申:“如果在范围以外的问题,则恕非行政院权所能负责答复了”,以示婉拒其他议案。话说到这份上,有些会员还是“不识时务”,比如陶孟和、胡大纲、萧训等人,提出新闻、人身、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方面自由;比如王晓籁、张耀曾、胡廷銮提出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提前设立国民大会等。汪精卫当即表示不满,别说我是一个区区行政院院长,就是中央委员,也没资格答复你一定可以采纳。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一些人早就有先见之明,比如王造时、沈钧儒就说:“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徵车”,拒绝赴会。
520名会员中,出席会议的仅有马寅初、何思源、谷正鼎等142人。林森、蒋介石、胡适、柳亚子、诸辅成等国民党党员在座。像以往开大会一样,进行老套路:奏乐,向孙中山遗像及国民党党旗三鞠躬,请人恭读《总理遗训》。随后,重头戏上演,汪精卫致开幕词,他说:“我对国难会议的前途是抱着无限希望的,对于诸位先生的热诚,不惜牺牲宝贵光阴,长途跋涉,来此开会,我尤其是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大会选出王晓籁、张伯苓、高一涵、刘衡静、童冠贤组成主席团。由于张伯苓请假,按得票多少,由臧其芳候补,为了拉拢少数民族,汪精卫提议由蒙古宗教领袖章嘉图克图担任名誉主席。
8日晚,汪精卫在宴请国难会议会员时发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句,“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口号听上去挺振奋人心,私下里,汪自有他的鬼主意: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早在当年的2月3日,他就在徐州表示,不失国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办法。他用巧如簧舌之口,为自己的屈膝投降狡辩。
12日,“国难会议”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汪精卫致闭幕词,他说:“中国国民党的各种政策,虽然有时候有些变更,但是,我们对于根本的政策,唤起民众,即所谓的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则自始至终。”还说没有达到目的是“由于经验太少,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以前共产党的从中挑拨离间”。大会通过了政府克日将张学良撤职查办,所属部队着军事委员会处理以备收复东北等议案。会议发表宣言,历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国难会议”充满瑕疵。它由国民党当局一手操办,但大多数会员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不满,并呼吁切实尊重人权,枪口一致对外。但尽管如此,它还是确立了从“一·二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之间的一些国民党治国方略,尤其是会议通过的《移民垦殖案》,提出向东北、西北移民巩固国防,可谓影响深远。
5月5日,中国代表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在上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共5条、附件3件,规定自当日起,双方停止在上海的敌对行为,中国军队只能留在苏州、昆山一带,不能进驻上海,设立中国和英美、法、意等国代表参加的共同委员会与中国警察接管有关事务。除正式协定外,还有3项谅解:(一)中国取消抗日;(二)十九路军换防;(三)中国不得在浦东及苏州河南岸驻军。协定出卖了十九路军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抗战成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9日,李宗仁通电指出,协定等同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发出通电否认此项屈辱协定,号召国人保卫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随着中日罢兵,南京情况日渐好转。见没了“灭顶之灾”,待在洛阳的权贵们便坐不住了,贪图物质享受的欲望促使他们纷纷提议还都南京。
见形势有可能失控,汪精卫、居正等党国要员赶紧致电洛阳,说国难严重,政府此时不宜迁回南京,回迁问题须经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新贵们闻讯,如一瓢冷水浇头,他们破口大骂:“凭什么你们就能在南京花天酒地,偏让老子在这鬼地方受苦遭罪?还有没有天理了?”
5月底,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繁荣行都计划》,对洛阳未来做了如下安排:第一,筹建洛阳电厂;第二,设立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第三,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第四,修建洛河、伊河大桥,分别取名“林森桥”与“中正桥”。行都建设委员会在洛阳东车站建成了电报电话局,两年后还扩建了西工飞机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鼎盛时,学员多达三四千人,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当然,这是后话。
6月以后,南京局势逐渐平稳,行政院便常驻南京办公,但牌子还挂在洛阳。政府签署的文件,都要到洛阳“旅游”一遭,但不过是用印盖章而已。
入夏,林森前去庐山养病,洛阳更是群龙无首。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第四十七次常委会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部院于12月1日迁回南京。6天后,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建设陪都西京行都洛阳案》,并通过了保留行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现有地址等案。
久居洛阳的党国官吏们闻讯大喜,他们急不可耐,于11月29日,在林森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启程,12月1日便赶回南京。为庆祝国都还宁,南京地方政府要求全市张灯结彩,遍挂青天白日旗,中山陵还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一天。
从此,九朝古都洛阳便结束了它昙花一现式的行都史。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满打满算,也只有可怜的10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