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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听彭德怀一说，感觉这封信不比寻常／杨家沟会议商议党的领导核心东移计划／毛泽东批评说：“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1947年6月，杨尚昆到中央前委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向中央汇报后委的工作。他到小河村后，得知毛泽东正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
就在这当口，毛泽东委派杨尚昆，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送往靖边县张家畔彭德怀驻地。杨尚昆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信，告诉杨尚昆：“主席信里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
杨尚昆听彭德怀这么一说，感觉到这封信不比寻常，是毛泽东去苏联前所作的特别托付。彭德怀顺嘴说道：“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重用韩信与萧何，一个指挥作战，一个经营后方，彭德怀遂出此言。这是杨尚昆第一次当毛泽东的信使，直接把毛泽东的指示传递给某位高层领导人。后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上的杨尚昆，又多次受毛泽东的委派，担当这样的角色。
然而，斯大林在接到毛泽东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提醒说：鉴于目前中国的战事，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因此建议毛泽东赴苏一事还是推迟为好。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因此毛泽东就没有走。
7月下旬，中共中央前委召集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军区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在小河村开了3天会。会议对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进行了筹划，杨尚昆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会议商定由贺龙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随后，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杨尚昆才领悟到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亲笔信还有更重要的内涵，透露了他已在酝酿安排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信息，而彭德怀当时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
西北野战军所属的大多数部队原来一直是贺龙带领的，彭德怀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这使杨尚昆感到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在小河村会议上第一次说了这样的话：对蒋介石的斗争（指解放战争）可以用5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结果不能实现，又一再改嘴。战事的发展，正如毛泽东的预料。到了1947年底，西北野战军歼敌9．9万多人，在外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向中原大踏步推进，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因此，毛泽东的那番话让杨尚昆特别难忘。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中商议了党的领导核心东移到河北省，与已在建屏县（后改为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汇合的事。当中共中央有东移的意向后，杨尚昆随即意识到中央办公厅应该着手准备，必须提前行动起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杨尚昆注意到在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是一刻也不可以中断的。因此，在1948年1月初，他和后委的领导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先行到河北省建屏县同中央工委接头，开始布置通信接转方面的工作。1月下旬，军委二局、三局的先遣组30余人，携带着必需的通信器材从后委所在地三交镇出发。紧接着，第二批520多人的队伍携带更多物资也开拔了。这样的安排，保障了中共中央核心在搬迁期间通信联络的顺畅。
1948年1月中旬，杨尚昆等又派军委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迁移沿途的食宿问题，商定了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负责接应的方案。同时还议定了中央后委机关迁移的路线。
1月20日，当中央后委收到周恩来和任弼时关于中共中央核心东移的正式通电时，杨尚昆等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央机关第二次“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和部署工作。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电报的指示，中央后委的搬家行动于3月中旬开始。
3月12日，中央后委领导成员中的叶剑英、李涛、李克农等离开三交镇。此时，迁移期间的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都已沟通启动。中央后委的领导只有杨尚昆在三交镇留守，做最后的结束扫尾工作。
3月24日，中共中央前委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三交镇双塔村。那天晚上，毛泽东等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看望了在三交镇留守的后委工作人员。
随后，几位领导人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第二天即带部分警卫人员和一部电台先走，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然后赴建屏县西柏坡。前委的其他人员交由杨尚昆带领，和后委留守三交镇的最后一批人员一起，徒步行军前往建屏县西柏坡。
毛泽东在三交镇的时间并不长，但有两件事让杨尚昆难以忘怀。一是毛泽东批评了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太“左”，而且语涉杨尚昆。虽说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是康生、陈伯达直接指挥的，杨尚昆并没有丝毫插手，但毛泽东说：“你们后委就驻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建制正规化以后，各地各部门的情况汇总并转呈中共中央核心层，就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了，也就是杨尚昆主管的分内之事。因此，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杨尚昆并没有简单地作为就事论事来听的，而是引起了他更深层的思考：要当好中央核心的耳目，要及时地反映情况，特别是涉及政策性的和有倾向性的情况。
另一件事，就是他再次聆听了毛泽东对战争发展形势所作的估计。毛泽东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到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杨尚昆曾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
在毛泽东等到达三交镇的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召集后委留守人员进行东移动员，周恩来和任弼时到场讲了话。
临行前，杨尚昆与后委的部分干部商定：由作战部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前站，一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殿后，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条筐里，一头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食宿和骡马的草料。
杨尚昆一家4口，也随后委的队伍同行。一路上，他们不断地收到来自前方的捷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威海，中原野战军再克洛阳，收复偃师、许昌……到达西柏坡时，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的消息也传来了。因而这次大搬迁，感觉比撤离延安那次顺畅多了。
夹峪与西柏坡相隔约2．5公里，可谓西柏坡的大门。中央领导机构迁来后，书记处的领导和部分军委机关就驻在西柏坡，那是在山沟里面，相对安全一些。中直机关的警卫、后勤供应等机关以及中央青委等就驻在了夹峪。还有一些机关分散驻在滹沱河两岸的村子里。当时，各地来人汇报工作，邮寄文件、报刊等都是先到夹峪，并不是什么都直通到西柏坡。
杨尚昆的家安在了夹峪。他白天到西柏坡去办公、开会，晚上再返回夹峪住宿，往返约5公里的路程都是步行。因为时不时有开会到深夜的情况，他回不了家，就在叶剑英的院子里找了一间房子临时过夜。
杨尚昆率队到达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还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他比周恩来、任弼时等晚到西柏坡一个多月。因此，直到杨尚昆日记记载的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才再次聚齐。
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式任命的发布晚了一年多／着手拟订文件、电报和日常会议办理的程序和规范／从战时散乱状态转入规范轨道的一份开端性文件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委，先后汇合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一带之后，这3个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恢复和调整中央机关各部门的人事、建制和功能，随即提上日程。
在这方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在陕北转战期间分散了的或自然撤销了的为党中央服务的班子重新搭建起来，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这些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予以正式任命。5月15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和前线党委的电报，毛泽东随即签发，宣布任命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继续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正式下发了一份《通知》，《通知》的甲项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中央及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略有调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由杨尚昆同志负责”。伍云甫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叶子龙为第一副处长，赖祖烈为第二副处长等文字，写进了《通知》的乙项。这是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更名为中央办公厅的正式文字记载。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虽然此前一年多就从李富春手里接了主任一职，但当时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口头通知，直到此刻他才第一次得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正式任命。“那时候，组织上分配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计较这些手续。”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另一项还说：“以杨尚昆同志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直属机关警卫司令部，以杨尚昆同志兼司令员，方志纯同志为参谋长。”这个“司令部”和“司令员”，与在撤离延安时宣布的那个“司令部”和“司令员”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也是以文字形式，把中央的警卫工作固定于中央办公厅管辖之下。与此同时，秘书处、机要处等机构也都得到恢复和调整。
得到正式任命的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恢复和正式命名之际，面对的工作头绪很多，而他在此时首先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针对为中央服务的文件、电报往来和日常会议事务拟订办理的程序和规范，使之从战争背景下的动荡状态逐渐转入稳定环境下的规范运作。
为此，杨尚昆亲自拟稿或指定有关人员拟稿制订了不少文件，随后就交由周恩来修改核批，最后以中央或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下去。1948年6月，下发了《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细则》；1948年7月，下发了《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1948年9月30日，又下发了《中央办公厅电报处理程序》。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机要工作暂行条例》、《中共中央秘书处发借文件办法》等等，也相继拟就执行。这一系列文件，初步规范了中央办公厅和各级机构处理文件、电报的做法，在消除战时文件、电报处理混乱状态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是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文书处理从战时散乱状态纳入规范轨道开端的一份重要文件。它还涉及中央和中央部委领导人办文和决策程序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份文件是杨尚昆亲笔起草的，经过周恩来仔细修改后，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如今看来，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规定了文件的批阅批办制度和中央发文的签署制度，由此可以避免来文无人批、无人办或多人批、多人办的现象。尤其规定了中央指示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产生“概由主管人签署”再由办公室处理这一条，既可以避免政出多门，又可以提高中央发文的权威性。
本来，任何发文必须有签署才能生效，才能发出，这在中共建党初期就有规定。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就规定一切文电“由委员长和秘书签字”。但是，这个规定并没有被执行，此后的行文仍是散乱无章，特别是1927年后更是如此。这些，都是当时残酷艰险的特定环境造成的。1937年12月25日发布的《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1938年发布的《机要规则》，虽都规定了只有领导人签字，文件、电报才能生效，但在尔后的战争环境中，各级领导人、各级领导机关仍常常是不经主管负责人签批，就将文件、电报发出。《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重申签批制度无疑对强化文件的权威性和办文规范的严肃性是很必要的。
第二，规定中央发文的传阅决策制度和具体的签发手续。传阅决策，也许是中共领导机关决策手段的一项发明。在1930年以前，特别明显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就有党的领导人批的文件上有“某某人阅后发”字样。例如在1936年到1938年的档案中，就不断看到毛泽东批的“某某某同志阅后发”的文件原稿。
各级领导人在他们的活动中，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搬到会上去讨论，这样做除了时间急迫外，在白色恐怖时期，在战争年代，还有个环境不允许的问题。由主管领导人批上某某人阅后发，这个某某人若有意见就写在上边，没有意见就签画圈阅，这样就完成了一项事务的决策，既不是个人独断专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三，规划了归档制度，而且相当具体。文件（电报）按时归档才能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本来，1931年周恩来、瞿秋白拟就审定的《文书处置办法》，就规定了文件必须分类和存档。有了《文书处置办法》，才有了中共“地下文库”的奇迹。
但是，由于地下环境和战时状态，文件、电报存档问题常常被忽视了。这一方面有正常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的不当做法。比如，有时把保密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说文件和电报过目就应烧掉。这在地下斗争中是必要的，在战时就应分别情况而言了。除了情报工作方针和派遣情况外，一些战斗、战役部署的政策性行动性指令，只在短时间有保密价值，一旦那些指令在行动中体现出来，文件、电报（也是文件）就没有多少保密价值了，但仍不失其保存价值。
当时还有人说及时销毁文、电是为了保护密码。事实上世界最通常的保密电文都是实行一文一密的，而且底码也是短期更换的，电报原稿对推断密码没有多大作用。延安时期，康生曾冒充内行，提出机要译电员在同一张桌上翻译电报应隔一挡板，以免互相看到。在康生乱加干涉下，战时许多重要电报原稿（包括毛泽东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手稿）被烧掉了，使我们党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重要档案。而新确立的归档制度和要求，就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
特别是由中央办公厅制定的《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和《机要工作暂行条例》里都明确规定：多余而不必要保存的事务性文件电报，必须登记造册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实行双人“监烧”，没有登记目录和相应领导审批，“不得滥烧文件”。这对文件档案的保存和档案事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对中共党政军公文制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以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地下斗争时期，或在战争环境中，党政军各级领导向上行文，不管是报告还是请示，不管作战、土改还是经济工作，都不分性质、类别，一股脑儿写在一个文件（电报）里，使收文一方很难分门别类分别批示有关人及有关单位处理，增大了办文难度，影响了办文效率。
在战争时期，要求一文一事比较困难，而到了1948年，大片根据地已连在一起，中央所在地相对安稳，文件、电报又多起来。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长文占很大分量，实行一文一事已成迫切需要。
1947年6月，杨尚昆到中央前委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向中央汇报后委的工作。他到小河村后，得知毛泽东正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
就在这当口，毛泽东委派杨尚昆，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送往靖边县张家畔彭德怀驻地。杨尚昆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信，告诉杨尚昆：“主席信里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
杨尚昆听彭德怀这么一说，感觉到这封信不比寻常，是毛泽东去苏联前所作的特别托付。彭德怀顺嘴说道：“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重用韩信与萧何，一个指挥作战，一个经营后方，彭德怀遂出此言。这是杨尚昆第一次当毛泽东的信使，直接把毛泽东的指示传递给某位高层领导人。后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上的杨尚昆，又多次受毛泽东的委派，担当这样的角色。
然而，斯大林在接到毛泽东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提醒说：鉴于目前中国的战事，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因此建议毛泽东赴苏一事还是推迟为好。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因此毛泽东就没有走。
7月下旬，中共中央前委召集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军区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在小河村开了3天会。会议对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进行了筹划，杨尚昆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会议商定由贺龙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随后，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杨尚昆才领悟到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亲笔信还有更重要的内涵，透露了他已在酝酿安排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信息，而彭德怀当时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
西北野战军所属的大多数部队原来一直是贺龙带领的，彭德怀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这使杨尚昆感到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在小河村会议上第一次说了这样的话：对蒋介石的斗争（指解放战争）可以用5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结果不能实现，又一再改嘴。战事的发展，正如毛泽东的预料。到了1947年底，西北野战军歼敌9．9万多人，在外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向中原大踏步推进，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因此，毛泽东的那番话让杨尚昆特别难忘。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中商议了党的领导核心东移到河北省，与已在建屏县（后改为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汇合的事。当中共中央有东移的意向后，杨尚昆随即意识到中央办公厅应该着手准备，必须提前行动起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杨尚昆注意到在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是一刻也不可以中断的。因此，在1948年1月初，他和后委的领导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先行到河北省建屏县同中央工委接头，开始布置通信接转方面的工作。1月下旬，军委二局、三局的先遣组30余人，携带着必需的通信器材从后委所在地三交镇出发。紧接着，第二批520多人的队伍携带更多物资也开拔了。这样的安排，保障了中共中央核心在搬迁期间通信联络的顺畅。
1948年1月中旬，杨尚昆等又派军委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迁移沿途的食宿问题，商定了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负责接应的方案。同时还议定了中央后委机关迁移的路线。
1月20日，当中央后委收到周恩来和任弼时关于中共中央核心东移的正式通电时，杨尚昆等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央机关第二次“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和部署工作。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电报的指示，中央后委的搬家行动于3月中旬开始。
3月12日，中央后委领导成员中的叶剑英、李涛、李克农等离开三交镇。此时，迁移期间的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都已沟通启动。中央后委的领导只有杨尚昆在三交镇留守，做最后的结束扫尾工作。
3月24日，中共中央前委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三交镇双塔村。那天晚上，毛泽东等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看望了在三交镇留守的后委工作人员。
随后，几位领导人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第二天即带部分警卫人员和一部电台先走，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然后赴建屏县西柏坡。前委的其他人员交由杨尚昆带领，和后委留守三交镇的最后一批人员一起，徒步行军前往建屏县西柏坡。
毛泽东在三交镇的时间并不长，但有两件事让杨尚昆难以忘怀。一是毛泽东批评了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太“左”，而且语涉杨尚昆。虽说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是康生、陈伯达直接指挥的，杨尚昆并没有丝毫插手，但毛泽东说：“你们后委就驻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建制正规化以后，各地各部门的情况汇总并转呈中共中央核心层，就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了，也就是杨尚昆主管的分内之事。因此，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杨尚昆并没有简单地作为就事论事来听的，而是引起了他更深层的思考：要当好中央核心的耳目，要及时地反映情况，特别是涉及政策性的和有倾向性的情况。
另一件事，就是他再次聆听了毛泽东对战争发展形势所作的估计。毛泽东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到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杨尚昆曾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
在毛泽东等到达三交镇的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召集后委留守人员进行东移动员，周恩来和任弼时到场讲了话。
临行前，杨尚昆与后委的部分干部商定：由作战部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前站，一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殿后，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条筐里，一头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食宿和骡马的草料。
杨尚昆一家4口，也随后委的队伍同行。一路上，他们不断地收到来自前方的捷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威海，中原野战军再克洛阳，收复偃师、许昌……到达西柏坡时，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的消息也传来了。因而这次大搬迁，感觉比撤离延安那次顺畅多了。
夹峪与西柏坡相隔约2．5公里，可谓西柏坡的大门。中央领导机构迁来后，书记处的领导和部分军委机关就驻在西柏坡，那是在山沟里面，相对安全一些。中直机关的警卫、后勤供应等机关以及中央青委等就驻在了夹峪。还有一些机关分散驻在滹沱河两岸的村子里。当时，各地来人汇报工作，邮寄文件、报刊等都是先到夹峪，并不是什么都直通到西柏坡。
杨尚昆的家安在了夹峪。他白天到西柏坡去办公、开会，晚上再返回夹峪住宿，往返约5公里的路程都是步行。因为时不时有开会到深夜的情况，他回不了家，就在叶剑英的院子里找了一间房子临时过夜。
杨尚昆率队到达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还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他比周恩来、任弼时等晚到西柏坡一个多月。因此，直到杨尚昆日记记载的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才再次聚齐。
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式任命的发布晚了一年多／着手拟订文件、电报和日常会议办理的程序和规范／从战时散乱状态转入规范轨道的一份开端性文件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委，先后汇合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一带之后，这3个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恢复和调整中央机关各部门的人事、建制和功能，随即提上日程。
在这方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在陕北转战期间分散了的或自然撤销了的为党中央服务的班子重新搭建起来，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这些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予以正式任命。5月15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和前线党委的电报，毛泽东随即签发，宣布任命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继续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正式下发了一份《通知》，《通知》的甲项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中央及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略有调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由杨尚昆同志负责”。伍云甫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叶子龙为第一副处长，赖祖烈为第二副处长等文字，写进了《通知》的乙项。这是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更名为中央办公厅的正式文字记载。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虽然此前一年多就从李富春手里接了主任一职，但当时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口头通知，直到此刻他才第一次得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正式任命。“那时候，组织上分配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计较这些手续。”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另一项还说：“以杨尚昆同志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直属机关警卫司令部，以杨尚昆同志兼司令员，方志纯同志为参谋长。”这个“司令部”和“司令员”，与在撤离延安时宣布的那个“司令部”和“司令员”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也是以文字形式，把中央的警卫工作固定于中央办公厅管辖之下。与此同时，秘书处、机要处等机构也都得到恢复和调整。
得到正式任命的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恢复和正式命名之际，面对的工作头绪很多，而他在此时首先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针对为中央服务的文件、电报往来和日常会议事务拟订办理的程序和规范，使之从战争背景下的动荡状态逐渐转入稳定环境下的规范运作。
为此，杨尚昆亲自拟稿或指定有关人员拟稿制订了不少文件，随后就交由周恩来修改核批，最后以中央或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下去。1948年6月，下发了《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细则》；1948年7月，下发了《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1948年9月30日，又下发了《中央办公厅电报处理程序》。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机要工作暂行条例》、《中共中央秘书处发借文件办法》等等，也相继拟就执行。这一系列文件，初步规范了中央办公厅和各级机构处理文件、电报的做法，在消除战时文件、电报处理混乱状态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是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文书处理从战时散乱状态纳入规范轨道开端的一份重要文件。它还涉及中央和中央部委领导人办文和决策程序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份文件是杨尚昆亲笔起草的，经过周恩来仔细修改后，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如今看来，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规定了文件的批阅批办制度和中央发文的签署制度，由此可以避免来文无人批、无人办或多人批、多人办的现象。尤其规定了中央指示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产生“概由主管人签署”再由办公室处理这一条，既可以避免政出多门，又可以提高中央发文的权威性。
本来，任何发文必须有签署才能生效，才能发出，这在中共建党初期就有规定。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就规定一切文电“由委员长和秘书签字”。但是，这个规定并没有被执行，此后的行文仍是散乱无章，特别是1927年后更是如此。这些，都是当时残酷艰险的特定环境造成的。1937年12月25日发布的《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1938年发布的《机要规则》，虽都规定了只有领导人签字，文件、电报才能生效，但在尔后的战争环境中，各级领导人、各级领导机关仍常常是不经主管负责人签批，就将文件、电报发出。《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重申签批制度无疑对强化文件的权威性和办文规范的严肃性是很必要的。
第二，规定中央发文的传阅决策制度和具体的签发手续。传阅决策，也许是中共领导机关决策手段的一项发明。在1930年以前，特别明显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就有党的领导人批的文件上有“某某人阅后发”字样。例如在1936年到1938年的档案中，就不断看到毛泽东批的“某某某同志阅后发”的文件原稿。
各级领导人在他们的活动中，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搬到会上去讨论，这样做除了时间急迫外，在白色恐怖时期，在战争年代，还有个环境不允许的问题。由主管领导人批上某某人阅后发，这个某某人若有意见就写在上边，没有意见就签画圈阅，这样就完成了一项事务的决策，既不是个人独断专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三，规划了归档制度，而且相当具体。文件（电报）按时归档才能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本来，1931年周恩来、瞿秋白拟就审定的《文书处置办法》，就规定了文件必须分类和存档。有了《文书处置办法》，才有了中共“地下文库”的奇迹。
但是，由于地下环境和战时状态，文件、电报存档问题常常被忽视了。这一方面有正常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的不当做法。比如，有时把保密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说文件和电报过目就应烧掉。这在地下斗争中是必要的，在战时就应分别情况而言了。除了情报工作方针和派遣情况外，一些战斗、战役部署的政策性行动性指令，只在短时间有保密价值，一旦那些指令在行动中体现出来，文件、电报（也是文件）就没有多少保密价值了，但仍不失其保存价值。
当时还有人说及时销毁文、电是为了保护密码。事实上世界最通常的保密电文都是实行一文一密的，而且底码也是短期更换的，电报原稿对推断密码没有多大作用。延安时期，康生曾冒充内行，提出机要译电员在同一张桌上翻译电报应隔一挡板，以免互相看到。在康生乱加干涉下，战时许多重要电报原稿（包括毛泽东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手稿）被烧掉了，使我们党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重要档案。而新确立的归档制度和要求，就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
特别是由中央办公厅制定的《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和《机要工作暂行条例》里都明确规定：多余而不必要保存的事务性文件电报，必须登记造册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实行双人“监烧”，没有登记目录和相应领导审批，“不得滥烧文件”。这对文件档案的保存和档案事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对中共党政军公文制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以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地下斗争时期，或在战争环境中，党政军各级领导向上行文，不管是报告还是请示，不管作战、土改还是经济工作，都不分性质、类别，一股脑儿写在一个文件（电报）里，使收文一方很难分门别类分别批示有关人及有关单位处理，增大了办文难度，影响了办文效率。
在战争时期，要求一文一事比较困难，而到了1948年，大片根据地已连在一起，中央所在地相对安稳，文件、电报又多起来。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长文占很大分量，实行一文一事已成迫切需要。